根據(jù)聯(lián)合國統(tǒng)計，販賣人口已經(jīng)成為繼毒品、軍火之后的第三大黑色產(chǎn)業(yè)。
我國作為人口大國，一直以來同樣被人口販賣的問題所困擾著。
自古以來，我國歷朝歷代都有專對拐賣人口者設(shè)立的刑法，并且在賣、買雙方源頭上進行嚴格管理。
拐賣孩童
1983年，在湖北張家山漢墓中，出土了兩千多片竹簡。人們在其中不僅發(fā)現(xiàn)了古老的醫(yī)書、歷法，同樣也發(fā)現(xiàn)了記錄漢代法律的《二年律令》。
在《二年律令》中，西漢政府把販賣人口的行為叫做“略人”，這里的“略”應(yīng)該是通假“掠”字，也就是包含了拐騙、搶掠的行為。
律法規(guī)定，拐賣人口者，無論拐賣之后是否已經(jīng)賣出，都要進行“磔刑”，也就是肢解。對待購買人口者，如果明明知道犯罪過程還要購買的話，那么就與“略人同刑”，同樣會被肢解。
如果買方是被欺騙的、本身并不知情，那么男的會被處以“黥為城”、女的會被判“舂”，就是男的臉上被刺字并且得去從事筑城的體力工作、女的被罰去舂米。
孩童
為了加大對人口販賣的打擊力度，漢政府還發(fā)布命令，對能夠有效告發(fā)的人給予經(jīng)濟獎勵，獎金是十兩黃金。
由此可見，漢代對人口買賣這一犯罪行為已經(jīng)極其重視。
漢代法律是蕭何根據(jù)秦朝的《秦律》加以修正的，而秦朝又以嚴律著稱。同樣，秦帝國對于人販子的處罰同樣嚴格。
因為秦始皇通過戰(zhàn)爭手段統(tǒng)一六國，對于人口數(shù)量的損耗極高的，統(tǒng)一之后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恢復生產(chǎn)，所以秦國一方面鼓勵婦女改嫁、多生多產(chǎn)，另一方面對可以造成人力流失的人口犯罪進行大力打擊。
秦始皇
與漢代處罰刑法不同的是，秦國不僅要把人販子肢解，而且還是先砍頭、后肢解，并且規(guī)定不允許收尸。
秦漢兩朝用肢解、不能入土這樣的殘酷刑罰來震懾犯罪，的確在短時間內(nèi)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從東漢末年開始，各地之間紛爭不斷，政權(quán)反復交替，每個掌權(quán)者都希望能夠迅速增加自己國家人口的數(shù)量，甚至出現(xiàn)過以國家為單位的大批量買人行為。
一直到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之后，國家的法律得以統(tǒng)一，拐賣人口的行為才再度被遏制。
隋文帝
到了唐代，繁榮的社會將人分出了階級，更多的人為了享受開始購買“家奴”。這時的社會上出現(xiàn)了“和賣”的合法現(xiàn)象，也就是買賣雙方都同意的、合法的買賣行為。
但是這時候“奴”的主要來源還主要是“官賣”，真正能夠把自家孩子出來賣掉的情況還很少。
因此社會上合法的勞動力稀缺，所以就有人再次以身犯險，開始從事非法人口買賣行業(yè)。
在《唐律》和《宋刑統(tǒng)》中，同樣也迎合了當時社會上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了“不和為略”，同時根據(jù)被拐者的不同情況來界定拐賣者的判罰輕重。
《宋刑統(tǒng)》
第一種：“為奴婢者絞”。
“奴婢”這個封建制度特有的詞匯，往往意味著這個人的一輩子都要喪失自由，只能聽從主人指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jīng)基本等同于牲畜、工具，極大地剝奪了人類的權(quán)利。
所以，對販賣人口做奴婢的人販子，政府給出的判罰是“絞刑”。
這個“絞”和今天絞肉機的“絞”意思不同，并不是把人弄碎了，而是當時僅次于砍頭的刑法，就是“吊死”，也就是周行車電影里面的“繯首之刑”。
在這條規(guī)定里，特地強調(diào)了“十歲以下，亦同略法”。也就是說，在當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使用十歲以下童工的情況，男童多為奴仆、女童多為婢女。
劇照
第二種：“為部曲，流三千里”。
這里的“部曲”，就要比最卑賤的奴婢等級要高一些，但是同樣是家丁之類的仆從關(guān)系。
這樣的人販子是要被流放到三千里外的地方進行終身勞役，相當于先判步行三千里的懲罰，再加上一個無期徒刑。
其實這種刑罰的生存率很低，在當時那種生存條件下，要帶著鐐銬步行穿越半個中國，幾乎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到。
劇照
第三種：“為妻妾、子孫，徒三年”。
這個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就是把拐賣來的孩子賣給對方當童養(yǎng)媳、當子孫，這樣的人販子判有期徒刑三年。別看只是有期徒刑三年，但是誰家都有妻兒老小，對待人販子的憎恨是人人都有的，人販子在監(jiān)獄里的生活可想而知。
在宋代，當時的人們都有厚嫁女兒的風俗，于是人們都“諱養(yǎng)女”。因為不愿意養(yǎng)女兒，甚至一度出現(xiàn)了扼殺女嬰的情況大量出現(xiàn)，最終導致民間大量的男人找不到老婆，這也間接地促使“生口人牙”完整產(chǎn)業(yè)鏈條的出現(xiàn)。
尤其到了北宋末年，金、遼政權(quán)對漢人政權(quán)的多次侵擾，導致北方百姓大量南遷，也給人販子們提供了大量的“貨源”。再加上朝廷無力管控，使得這個行業(yè)曾經(jīng)一度半公開化。
刑罰
蒙古人統(tǒng)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前，蒙古各個部落之間長時間處于相互征伐的狀態(tài)，這就造成了大量的流民。
金國這時候就以人販子的身份出現(xiàn)了，趁機拐賣了大量的蒙古人，從中獲取暴利。
起初元朝在打拐方面的力度，也同樣很大。在《元史刑法一》中，把人販子和強盜、縱火以及金融犯罪列為同等級處罰之列，不論是官是民，只要犯法，統(tǒng)統(tǒng)死刑。
但是，隨著對外的不斷征伐，元人發(fā)現(xiàn)他們同樣可以從外部向內(nèi)部輸入人口，于是便修改了相關(guān)法規(guī)。
元朝
《刑法三》規(guī)定，把“良人”賣成了奴婢者，賣一個人，仗刑一百七并且流放；賣兩個人以上的，死刑。把人賣做妻妾子孫者，仗一百七并且徒刑三年。
元朝的刑法中有一個有意思的小伏筆，就是把“良人”變成“奴婢”，而良人的定義則是對內(nèi)的。也就是說，販賣元朝自己人，是有罪的，但是如果販賣的是外族、外國的流民、俘虜，那么就不構(gòu)成“良人”的條件，販賣者也就不構(gòu)成犯罪。
所以，在元朝鐵蹄四處征伐的時候，一部分軍人就成為了半官方的人販子，在作戰(zhàn)的同時將大量的外來人口販賣到元朝內(nèi)部。
對于軍隊引來的外來人口，元朝政府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但對販賣國內(nèi)人口的人販子可是極其嚴厲，那一百七十仗，基本上就可以要了人的一條命。
元朝
明朝建立之后，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刑法，但是量刑方面卻要低了一些，把“仗一百七”改成了“仗一百”。
這一改動看似變動不大，其實卻是根據(jù)明朝的實際情況出發(fā)。
與元朝不同，明朝規(guī)定了明確的等級待遇制度，幾品官職家中允許有多少個傭人，多了就是逾制，會受到懲罰。
另外明朝幾百年的歷史里有很多官員都被“割韭菜”，可提供的官賣資源充足，所以很少有人會主動去買奴婢。至多就是買來做妻、子。相反的，因為明朝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就有不法分子想發(fā)人們的“慈悲財”。
這些無良的人販子經(jīng)常會“采生折”，就是把拐來的孩子人為地造成殘疾，讓他們出去討飯、騙錢。
明朝官員劇照
對待這樣的人，《大明律》只給出一種判決：犯人死刑，家人流放。
清兵入關(guān)之后，對社會的穩(wěn)定、人口的恢復有著很高的要求，所以對界定上有著明確的規(guī)定，但也無外乎“絞刑”和“絞監(jiān)候”，終究逃不過一個死字。
對有重大過失的官員，清廷同樣嚴厲，罷官回家都是小事，甚至還有人被流放、下獄。嘉慶年間，徽州有一個叫張良碧的老太太，十六年間買了十六個女童當丫環(huán)，奇怪的是這些丫鬟不是活不久，就是體弱多病。
有人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了當時的御史方大川。御史這個崗位的主要工作就是給皇帝進言，所以方大川就即刻開始調(diào)查，并且匯報給嘉慶帝。
原來，這個張良碧不知道從哪里聽說的邪法，要吸食女童的腦髓給自己延年益壽。這一下可惹怒了嘉慶帝，下令把這個妖老太太一刀一刀的凌遲處死，當?shù)氐闹椭h也因為玩忽職守和收受賄賂罪被一并下獄。
嘉慶
盡管歷朝歷代都對拐賣人口有著嚴苛的刑法，但是卻始終沒能夠斷絕這一罪惡行為的發(fā)生，究其根源，還是一個“利”字在作怪。
西漢時期，一個人叫竇少君，他四五歲剛剛記事不久就被人販子給騙走了，經(jīng)過幾番倒賣之后落到了一個窯老板手里，從幾歲就開始干苦力，一直干到了二十歲，落下了一身的傷病。
不過他時來運轉(zhuǎn)，先是在礦難中逃脫一命，又跟著窯主遷居長安。
一次偶然的機會聽人說剛剛被冊封的皇后和他一樣都姓竇，也同樣來自河北觀津，就懷疑可能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姐。
竇少君劇照
心里有了想法，人就會做出奇怪行為，他竟然向算命的“賒”了一卦，算命先生估計也是有些真本事，居然同意了，還給了竇少君一卦“鴻運當頭、皇親國戚”的好卦象。
就這樣，竇少君仗著膽子找到了皇宮，頂著“冒認皇親”的危險請求見見皇后。
竇皇后年紀不大就離家，緊接著弟弟就丟了。十多年過去了兩個人的容貌都有一定的變化，也都不敢輕易相認。
最后還是兩個人談?wù)撚洃浝镄r候瑣事，并且對照頭上和身上的疤痕才彼此確認。竇皇后年紀不大就離家，緊接著弟弟就丟了。
十多年過去了兩個人的容貌都有一定的變化，也都不敢輕易相認。
竇皇后
最后還是兩個人談?wù)撚洃浝飪簳r瑣事，并且對照頭上和身上的疤痕才彼此確認。姐弟相認之后，竇少君一夜之間就由低賤的奴役變成為了皇親國戚。
如果按照漢朝的刑法，買下竇少君的窯老板應(yīng)該被肢解，但是竇少君向竇皇后求情，僅僅收取了一筆罰款便了事了。
竇少君能夠原諒窯老板，無外乎他身體還算健全，并且窯老板沒有把他扔在廢窯里自生自滅，還算是個好人。
但是，其他被拐的孩子們，就未必有他一樣的好運。
《紅樓夢》里，通過香菱的描述，講出了被拐女孩子們的悲慘遭遇，或是到大戶人家當女婢，或者被賣到煙花柳巷做起了皮肉生意，總之往往很難有一個好的下場。丟了孩子的甄氏夫妻“日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
香菱劇照
同時，小沙彌也對受過甄家恩惠的賈雨村講起，這人肉行業(yè)已然形成了完備的產(chǎn)業(yè)鏈條：五六歲時先拐來，再養(yǎng)到十二三歲出落出模樣，等到不容易被認出來后再高價轉(zhuǎn)賣。
像薛家那樣的高門大戶，明知道出身不明卻仍敢買來，以至于身在官門的賈雨村同樣不敢深究人販的過錯。
曾經(jīng)無限風光的王熙鳳，在賈府倒臺之后，女兒巧姐也被人賣了，如果不是劉姥姥知恩圖報，不遠萬里地找到巧姐，恐怕也落不得什么好的結(jié)果。
然而，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連王熙鳳的丫環(huán)平兒都知道孩子被拐賣，官府就不知道嗎？
報了官卻沒有人管，不僅僅是因為各掃門前雪，主要是因為這種事情已經(jīng)太多了，官府已經(jīng)司空見慣。
平兒劇照
人販子賣人無外乎就是為了一個“利”字，可在“生”面前，當然選擇生而放棄利。
但是，竇皇后可以徇私、賈雨村和官府可以不聞不問，對《清律》中的官員連坐法視而不見，也正說明了歷朝歷代對犯罪屢禁不止的原因：體制弊端和執(zhí)法不嚴。
如今，在我們的社會里還有這些無良的人販子出現(xiàn)。
我們不僅應(yīng)該加大對買、賣雙方的懲罰力度，同時應(yīng)該全民重視起來，從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度相互監(jiān)督，從根源和苗頭上徹底消滅這種犯罪行為，不斷推動反拐事業(yè)的發(fā)展。
《唐律疏議 卷七》長孫無忌
《大清律例·刑律-賊盜下之一》佚名
《元史· 刑法一》宋濂
《打拐，任重道遠》陳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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