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所記史實從黃帝到漢武帝，上下三千年。寫作上體大思精，通俗生動，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十歲時離鄉(xiāng)，隨父親到京師長安。父司馬談是一個有廣泛文化修養(yǎng)的讀書人，通曉天文、地理、《易經(jīng)》,武帝初任太史令，著有《論六家要旨》,對先秦諸家作了精當?shù)姆治?。父親的品學(xué)對幼年時的司馬遷影響很深，他“年十歲則誦古文”,到長安后有了更多的學(xué)習(xí)機會，十七八歲時他得董仲舒親授《春秋》，孔安國親授《尚書》,這兩位經(jīng)學(xué)大師對司馬遷后來的著述都有啟迪。二十歲時，開始游訪名山大川。他從長安出發(fā)，南下湖南到汨羅江屈原自沉的地方憑吊，東到齊魯曲阜觀孔子遺風，訪舜禹棲身古跡。秦漢名人活動過的地方，他幾乎無所不至，從而搜集了大量歷史資料，開擴了視野和胸襟，這對他寫《史記》是有很大益處的。
漫游歸來后，在他剛近而立之年時，開始踏上仕途，做了一名“郎中”,成為皇帝的侍從。司馬遷能文善辯，才華出眾，贏得了武帝的重視和信任。他于公元前111年奉皇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大漢王朝去安撫那里的少數(shù)民族。第二年，他又親率十二部將軍北出長城，給匈奴人一大威懾。在漢朝的江山南平北定的形勢下，漢武帝準備東行齊魯進行封禪典禮。這一千載難逢的盛典牽動了滿朝文武，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侍從皇帝同行，不幸的是他病倒在洛陽。當司馬遷從西南回來，匆匆趕到洛陽時，父親已奄奄一息了。他拉著兒子的手，一邊哭，一邊囑咐，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的是事業(yè)和理想：“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眼淚橫流，決心繼承父志，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yè)，他說：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舊聞，弗敢闕。”(《史記·太史公自序》）聽了兒子堅毅的回答，父親瞑目而逝了。
兩年后，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他幾乎息交絕往，忘懷家務(wù)，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編撰《史記》上了。他制訂了一整套著書的計劃，立目的、定形式、處理資料……。然而，天有不測風云，正當他潛心于著作時， “李陵事件”干擾了他的工作。這件事發(fā)生在公元前99年，是司馬遷一生的轉(zhuǎn)折點。
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李廣曾與匈奴七十余戰(zhàn)，司馬遷在后來的《李將軍列傳》中頌揚了他的勇武和品德。司馬遷早年見過李廣，他和李陵也并無深交，為他說話只是為正直之士抱不平罷了。李陵和祖父一樣英勇善戰(zhàn)，天漢二年跟隨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北征匈奴。他主動請戰(zhàn)率兵入敵心腹，開始，李陵獲勝的捷報頻頻傳到朝中。后來李陵與匈奴戰(zhàn)于?；?，他與匈奴主力遭遇，連戰(zhàn)十多日，殺傷了大量敵人，后受匈奴包圍，李陵屢請救援而救援不至，在糧盡援斷的情況下失敗投降。消息傳來，漢武帝“食不甘味，聽朝不怡”，許多朝臣紛紛說李陵敗壞了“李氏世將”的家風，有損國威。而司馬遷則另有看法，他一向看重李陵有“國士之風”，佩服他謙虛剛直的為人，并且認為這次李陵兵敗是有客觀原因的，他安慰漢武帝，說此時李陵戰(zhàn)敗，身陷匈奴，大概是等待時機報答漢朝，他這樣做是無可奈何的。李陵有力地打擊了匈奴，功勞已經(jīng)是不小的了。不料，司馬遷這番話觸怒了漢武帝。他以為司馬遷所以贊揚李陵的功勞，是在證明李廣利無功，為李陵辯護，就等于打擊他寵姬的哥哥。一氣之下，判了司馬遷“誣罔主上”的死罪。
那個時代犯死罪者有兩個辦法可以免死：一是出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因而擺在他面前的不是受腐刑就是死。司馬遷家貧無錢贖罪，而腐刑是所有刑罰中最恥辱的一種，但他想到先父的遺愿 《史記》還未終卷，感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只得忍辱偷生，在公元前98年受了閹割的腐刑。深幽囹圄三年之后，他出獄做中書令，這實際上是一種由宦官充當?shù)幕实勖貢?。他依然深感恥辱，就在這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他想起：“蓋文玉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 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內(nèi)心有所郁結(jié)的圣賢們退論書策，垂文自見的精神深深地鼓舞著司馬遷，他強忍著創(chuàng)傷發(fā)憤著作，在公元前93年左右，終于寫完了《史記》。他寫了十二本記、八書、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十六年含辛茹苦，他終于實現(xiàn)了父親的遺愿，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歷史學(xu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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