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聯(lián)合舉辦的“文苑英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珍寶”于3月15日至4月15日在上海圖書館舉行。該展覽是中英文化交流項目“大英圖書館在中國：共享知識與文化”的嶄新延續(xù)。此前，該項目已經(jīng)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過一次大型展覽。后來，它又在江蘇烏鎮(zhèn)的木心美術館舉辦了一次別具一格的展覽，兩個展覽都吸引了數(shù)萬人參觀。
展覽
“文苑英華”是中英聯(lián)合舉辦的展覽，雙方都推出了各自收藏的手稿珍品，但是雙方都聚焦在中英文學和文化交流之上。大英圖書館展出了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五位英國著名作家，即夏洛蒂·勃朗特、D.H.勞倫斯、珀西·比西·雪萊；T.S.艾略特和查爾斯·狄更斯的手稿、信件和圖片。上海圖書館則展出了19-20世紀“西學東漸”過程中，中國對英國文學的翻譯和中英作家交流的具體示例，以及那個時代留下的手稿、譯稿和出版物。
大英圖書館的展品集中展示了手稿和書信在英國文學的欣賞和研究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從勃朗特的手稿中，我們能夠看到《簡·愛》最后一句名言：“讀者，我嫁給他了?！睆膭趥愃沟男偶舟E中，我們看到他的小說《虹》被禁止出版后他為出版該書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從雪萊的《十四行詩：致拜倫》手稿中，我們看到了兩位革命詩人之間的友誼和相互扶持。從艾略特的詩歌《老戒律伯》的打印稿和相關書信中，我們看到了這位現(xiàn)代派大師幽默和休閑的一面。
上海圖書館的展品則強調(diào)了英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和傳播過程，展出了蕭伯納給中國戲劇家黃佐臨的題詞手稿、屠岸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使用的原書、《申報》（1872年5月）刊登的《格列佛游記》的最早譯本《談瀛小錄》、《申報》文學期刊《瀛寰瑣記》（1873年1月）刊登的翻譯小說《昕夕閑談》、《張元濟日記》手稿中關于林紓翻譯英國小說的相關記載、狄更斯的藏書票、勞倫斯詩集《三色紫羅蘭》的限量簽名版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初版的限量簽名版。
“文化交流”應該是該展覽的目的，雙方的展品加深了中英文化交流的歷史記憶，它們以具體的事實說明了兩國文化互通和互鑒的可能。同時，展覽表現(xiàn)出一種良好的中西合作的精神。上海圖書館館長陳超將這次展覽描述為一場文學的“盛宴”，是“中英高級別文化交流機制”下的“首次深入合作，更是兩國人民心靈上的互動?！贝笥D書館首席運營官菲利普·斯賓塞則指出，“上海是歷史上中英關系的重要門戶之一，透過文化、貿(mào)易和外交的雙向交流，兩國人民的關系更加密切。”
為了增加了讀者的參與度和展覽的互動性，展覽還舉辦了“英國文學作品翻譯比賽”“英國文學專題講座”“英國文學作品閱讀專架”，以及上海文化名人“‘我與英國文學’寄語手跡征集”等一系列活動。展覽現(xiàn)場還設置了朗讀亭，舉辦“向英國文學致敬”朗誦大賽。大英圖書館將建立微信公眾號和微博公眾號，建立大英圖書館首個中文網(wǎng)站，展示超過200件數(shù)字化館藏文學珍寶，邀請讀者參與線上活動：“穿越時空，回到英國文學的故鄉(xiāng)”，以探索更多英國文學的故事。
從總體上講，展覽的主題是“英國文學”，中國部分是對英國文學主題的支撐，展示英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展覽再次向人們展示了英國引以為自豪的文化成就，五大作家不僅僅是英國的，他們也是世界的，得到了包括中國讀者在內(nèi)的世界讀者的青睞。而且，五大作家僅僅是英國文學寶庫的一個很小的部分，還沒有包括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等英國文學巨匠，也沒有包括哈代、康拉德、伍爾夫、奧威爾、戈爾丁、麥克尤恩、洛奇等現(xiàn)當代英國作家。如果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與大英圖書館合作，在英國舉辦一次以“中國文學”為主題的展覽，兼顧中國文學在英國的接受和傳播，那么這次“中英高層次文化交流機制”的活動就可以更加完整了。
作家與作品
“文苑英華”展覽的另一個意義在于它展示了五位英國作家的手稿和書信，并通過這些手稿和書信，展示了五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以及在最終文學作品形成之前，他們所經(jīng)歷的喜怒哀樂，甚至是痛苦和折磨。
作家的手跡和真跡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們總能夠讓我們發(fā)現(xiàn)一些最終作品中無法體現(xiàn)的東西，它們向我們展示的其實是杰作和大師是“如何煉成的?！倍@些痛苦和折磨最終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所面對的作家和作品。
中國有“文如其人”的說法，這個說法可能有兩層含義：其一，作品的文風和措辭能夠展示作者的為人；其二，手稿的書法和書寫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體現(xiàn)作者的性格特征。正如展覽的英方策劃人亞歷桑德拉·奧特所說，“沒有什么比看到第一手原創(chuàng)手稿更令人興奮的了。無論是夏洛蒂·勃朗特一絲不茍的原稿，還是查爾斯·狄更斯匆忙而凌亂的草稿，他們都展示了作家們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式。”在整潔有序的書法和匆忙凌亂的草稿后面，也許透露著關于作家的某些信息，這些都需要研究者去探討、去研究。
如果我們發(fā)揮想象，也許可以把兩位作家的書法與他們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和不同的想象力運作模式結(jié)合起來。夏洛蒂·勃朗特生活在約克郡一個相對封閉的小村莊，以教書為業(yè)，可能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打磨，把事情做到完美和極致。她書法上的工整和娟秀也許映射著她小說構(gòu)思上的精致和嚴密。而查爾斯·狄更斯生活在倫敦，在這座大都市從事法庭書記員、記者等職業(yè)，生活應該更加忙碌、更加奔波。他的匆忙而凌亂的書法也許映射著他比勃朗特更快的生活節(jié)奏、更大的生活壓力。同時，他匆忙的書寫也可能映射著他的小說想象更加狂放，場面更加宏大，更加波瀾起伏。
人們常常以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是完全自由的，作品就是他們心靈的外現(xiàn)，是他們在紙頁上傾注的真實想法和真實情感。然而，手稿和書信卻在告訴我們，作家的創(chuàng)作并非完全自由，他們的創(chuàng)作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勞倫斯的《虹》（The Rainbow）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部很正常的小說，講述了一家三代的家族歷史，聚焦在第三代女兒厄休拉（Ursula）的成長歷程，特別是她在愛情和事業(yè)上的曲折經(jīng)歷，應該沒有什么讓人大驚小怪的內(nèi)容，但是在成書的1915年，它成了“禁書”。也就是說，出版商和社會道德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是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的。
《虹》并不是給勞倫斯帶來最大麻煩的小說，展覽上展示的初版簽名限量版《查特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也許是勞倫斯最著名的“禁書”。小說講述了一個在一戰(zhàn)中受傷而失去性能力的貴族的妻子與家里雇傭的看林人之間的戀情。勞倫斯在書中對性行為的描寫毫不掩飾，給這本書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雖然1928年該書就在意大利出版，但在英國它一直被定為“禁書”，直到1932年才出版了一套刪節(jié)版。
展覽展出了艾略特的詩歌《老戒律伯》（Old Deuteronomy）的打印初稿，該詩講述了一只老貓的故事，這只貓已經(jīng)四十八九歲，結(jié)過9次以上的婚，兒女成群。詩中說，它“埋葬過9個妻子/或者更多——我很想說，是99個”。該詩來自詩集《擅長裝扮的老貓經(jīng)》（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其中共收集了艾略特創(chuàng)作的關于貓的詩歌15首。
艾略特的15首關于貓的詩歌與他的其他作品有很大區(qū)別。作為現(xiàn)代派的大師，他的詩歌通常是宏大敘事，他的思維寬度橫跨東西方文明，縱深古今時空?！痘脑匪尸F(xiàn)的是一戰(zhàn)后西方文明的衰落，以及他作為詩人為拯救西方文明而進行的求索。這樣的思維寬度給予他的詩歌一種時空跳躍、東西縱橫和碎片化的風格。然而《擅長裝扮的老貓經(jīng)》卻以其幽默、詼諧和輕松展示了現(xiàn)代派大師的另外一面。
艾略特不養(yǎng)狗，卻養(yǎng)了許多貓，是一個貓愛好者。在展覽展出的書信中，他提及他所觀察到的貓的種類：“我目前所見有四種貓：老甘比貓（Old Gumbie Cat）、能干的貓（Practical Cat）、豪豬貓（Porpentine Cat）和勇猛的貓（Big Bravo Cat）?！?nbsp;《擅長裝扮的老貓經(jīng)》就是他于1934—1935年間為朋友的孩子創(chuàng)作的貓詩。在這些詩歌中，各種貓咪粉墨登場，鐵路貓、犯罪貓、小偷貓、領袖貓、魔術貓、劇院貓、富貴貓等構(gòu)成了一幅群貓畫像。它們形象各異，性格分明，都上演了精彩而有趣的表演。有意思的是，最終是這本詩集而非《荒原》成為艾略特最受歡迎的詩集，他朗讀這些“貓詩”的錄音也得到了廣泛流傳。1981年，著名作曲家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將這些“貓詩”改編成音樂劇《貓》（The Cats），在百老匯和倫敦上演后引起轟動，二十年間共在兩地演出約1.6萬場。1988年該音樂劇被拍成電影，2012年它又被搬上了北京世紀劇場的舞臺，贏得了國人的喜愛。
翻譯
“文苑英華”展覽的中國部分展示了英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歷史。有意思的是，最早由中國人翻譯的英國文學作品不是莎士比亞，也不是狄更斯或任何一個知名英國作家的作品，而是一本叫《昕夕閑談》的小說。這本1873年由蠡勺居士翻譯、由文學期刊《瀛寰瑣記》連載的小說是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所著的《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據(jù)說，選擇翻譯這本小說是因為“它鼓勵人們揭露虛偽，并以此行善”，并且也與中國知識分子經(jīng)過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渴望探索救亡圖存的理念和道路的努力有密切關聯(lián)。1904年，該書出版了編訂本，目的也是促進“中國的民主觀念”的建立。
可以說，最初中國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實踐往往是啟蒙國人行動的組成部分。翻譯什么、不翻譯什么都可能經(jīng)過精心思考，并且要達到特定的目標。20世紀初，林紓翻譯的《黑奴吁天錄》（Uncle Tom’s Cabin，即《湯姆叔叔的小屋》）反映了世界仍然存在的壓迫現(xiàn)象，同時也在美國黑奴的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受奴役地位。20世紀30年代，蘇曼殊、胡適、聞一多、卞之琳等人都分別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悲嘆希臘這個文明古國業(yè)已消逝的昔日輝煌。然而在希臘人民淪為奧斯曼帝國階下囚的情形中，中國知識分子也許看到了中國人民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命運。這些早期的翻譯實踐很可能有著喚醒國人對國家命運的意識，激發(fā)他們奮發(fā)圖強、謀求復興的目的。
雖然莎士比亞作品在中國不是最早被翻譯的，但卻是“文苑英華”展覽凸顯的重頭戲。展覽展出了朱生豪先生20世紀30年代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時所使用的詞典：H.W.福勒（H.W.Fowler）和F.G.福勒（F.G.Fowler）編輯的《簡明牛津當代英語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1934），同時也展示了屠岸先生20世紀40年代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時所使用的原書，C.C.斯托普斯（C.C.Stopes）編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Shakespearean Sonnets，1904）。中國的翻譯家在“信達雅”的原則指導下，對原著的文化特殊性進行重新闡釋，以使它們能夠在中國被讀者接受。在被譯成中文的英國文學作品中，莎士比亞戲劇和詩歌的版本最多：戲劇有朱生豪（1947、1954、1978）、梁實秋（1970）和最近的辜正坤的譯本（2017），十四行詩有屠岸（1950）、楊熙齡（1980）和最近的黃必康譯本（2018）。黃譯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以仿宋詞的形式呈現(xiàn)，構(gòu)成了莎士比亞中國化和本土化的一次很好的嘗試。
雪萊和拜倫被譯成中文的歷史也是回應當時中國社會需求的典型例子。展覽展出了雪萊的詩歌《十四行詩：致拜倫》（Sonnet：To Lord Byron）的手稿，詩歌表達了雪萊對拜倫的“極度敬意”，他自比“泥土里的蛆蟲”，“能夠僥幸分享/ 一份高不可攀的功勞。”詩歌展示了兩位偉大詩人的友誼和相互尊重。雪萊的《1819年的英國》《給英國人民的歌》《西風頌》和《解放的普羅米修斯》等作品都被理解為反抗獨裁、爭取自由解放的革命詩歌。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特別需要這樣的精神，魯迅視雪萊為一個像“魔”的詩人，他的“摩羅詩力”正好是中國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過程中所急需的精神。
“文苑英華”展覽向讀者展示，作家創(chuàng)作的過程是一種“文化生產(chǎn)”的過程，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完全是自我表達，也不完全是純粹的審美行為，而是深受社會和歷史因素制約的社會實踐。另外，翻譯活動也是一個“文化生產(chǎn)”的過程，翻譯實踐都有社會和歷史的目的，翻譯什么、怎么翻譯都不是隨意的或隨機的，而是為了滿足譯入語社會的需求，滿足讀者對作品的期待。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苑英華”展覽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生產(chǎn)”。
（作者：張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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