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禮》·五卷、《附錄》·一卷（少詹事陸費(fèi)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fù)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fù)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shí)。《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都叶Y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huì)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后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shí)，亦不言其亡而復(fù)得。其《書家禮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cuò)，不可考據(jù)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fù)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jì)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jiǎn)而易曉，今已亡之矣?！瘎t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段募?、《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jīng)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范后》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后。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耋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范》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后之君子，而傳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范》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都叶Y》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shí)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jù)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詳，只敘所聞以為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后二十馀年。其時(shí)《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后》，謂《經(jīng)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fù)為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shí)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yīng)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jù)《三家禮范》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后，而一一詳證之。其應(yīng)氏、邱氏語，亦并附焉。其他所載謬誤亦數(shù)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后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證?！都叶Y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并精核有據(jù)。懋竑之學(xué)，篤信朱子，獨(dú)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龂龂辨論，不肯附會(huì)。則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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