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功高震主的人就算是小心翼翼也逃不過被猜疑的命運，而作為一名功高震主而不自知，絲毫不知收斂的人，最終也只能走向滅亡。
而歷史上有名的年羹堯就是如此，從盛極一時逐漸走向衰亡，最終落得個在監(jiān)獄中自盡的下場，結束了他這囂張的一生，而且死后家里還被抄了個干干凈凈，家人也無一幸免被處罰了。
可是在他死后也算是為自己扳回了一局，書房里面隨意放的一本書，居然還能將雍正氣到口吐鮮血，他或許也沒有想到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
而這書也并不簡單，它是汪景祺所作的《西征隨筆》，如果你以為里面只是簡單的記錄行軍打仗的故事那你就錯了，若真是如此，雍正看過之后也不會被氣得口吐鮮血了，最終還把汪景祺以“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的罪名而被梟首示眾了。
汪景祺一書引怒火
那這個汪景祺又是什么人呢？為什么他作出的書會引得雍正如此大怒呢？年羹堯的府內又為何會留有他所作的書呢？
汪景祺在1672年出生在浙江錢塘的一戶官宦之家，父親是汪霖，曾經擔任過戶部侍郎，他的兄長是汪見祺，擔任過禮部主事，當時在朝野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一定的地位。
在家人的悉心栽培和文學氛圍的熏陶之下，汪景祺自小便表現(xiàn)出了對文學的天分，他天資聰穎，不久便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奇才。
可是因為從小便生活在周圍人的贊美聲中，他逐漸變得恃才傲物，有些目中無人，“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對于身邊的同齡之人，他也是不屑與之為伍。
盡管他滿腹經綸，才華橫溢，可是面對一場場科舉考試，他卻是一再失利，但是除了科考他也沒有了其他的出路，因此在他一次次的參加考試，直到42歲的時候才考中舉人。
在1724年，已經過了半輩子的汪景祺實在不甘心就此糊里糊涂地過完這一生，就想辦法從京城去到了西安，投奔了當時的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也就是年羹堯的親信，
在胡期恒的一番交涉之下，他見到了正擔任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的年羹堯，兩人就此搭上了線。
或許是認識到了自己性格的不足之處，亦或許是察覺自己有了翻身的機會，此時的汪景祺，在初次面見年羹堯時，一改之前的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的習性，對年羹堯也是極盡吹捧，說盡好話，哄得年羹堯十分舒坦。
他也借此機會成為了年羹堯的一名幕僚，開始跟隨年羹堯四處奔走在征戰(zhàn)的路上。
在汪景祺跟隨年羹堯征戰(zhàn)期間，就將途中的所見所聞，以及親身經歷的事情寫成《西征隨筆》一書，同時也將自己滿意的詩文也放在了里面。
而年羹堯因為欣賞汪景祺的才華，就收藏了一部《西征隨筆》，沒想到竟給幕僚帶來殺身之禍。
由于雍正在那時極為看重年羹堯，而汪景祺作為年羹堯的一名幕僚，自然得借著寫文章詩詞一類來表一表忠心，也哄一哄年羹堯，因此他在書中還加入了很多對年羹堯的夸獎奉承之詞。
文中甚至還有稱頌年羹堯是“宇宙第一偉人”的詞句，夸贊他比之郭子儀、裴度等人，也是“不啻螢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滄溟?！?；稱贊他為“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于今日之大將軍哉！”
這些話自然讓年羹堯很是受用，可是對于當時掌權的雍正來說，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雖然年羹堯那時已經死了，但是雍正看到這種文章，自然也是覺得威嚴受到了挑釁，氣不打一處來了。
汪景祺雖然自己能力不強，但是跟隨在年羹堯的身邊野心也是越來越大，同時也把自己的命運與年羹堯緊緊捆綁在了一起，為了追求更大的富貴，還暗中勸說過年羹堯造反稱帝，但是被年羹堯用“天象不利”為借口給拒絕了。
世事變數(shù)太多，年羹堯最終還是輸了，最終落得個自盡的下場，而汪景祺也為自己所作的文章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年羹堯的作死時刻
作為盛極一時，戰(zhàn)功無數(shù)的年大將軍，怎么落得個自盡被抄家的下場呢？
年羹堯于1679年出生在鳳陽府懷遠縣，原本是進士出身,后來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坐到了四川總督、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的位子,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所謂高官顯爵集于一身。
他的一生都在征戰(zhàn)沙場，保衛(wèi)領土，不僅配合其他軍隊一起平定了西藏亂事,也曾率領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了無數(shù)戰(zhàn)功，因此也得到了雍正的關照和賞識。
身居高位又得到了雍正的一系列榮寵后，年羹堯就開始有些飄飄然，得意忘形了，而且由于他居功自傲、為人囂張跋扈、胡亂的彈劾賢吏，還曾傳出苛待部下的事情。
這一系列操作也漸漸引起朝野上下公憤，為他樹立了很多敵人，可是他自己卻還不自知，更嚴重的是，他任人唯親，在軍中及川陜用人自專，稱為“年選”，形成龐大的年羹堯集團。
其中清朝知名學者和書法家蔣衡，就曾有過體會。
1724年年初,身為大將軍的年羹堯鎮(zhèn)守在西安,用優(yōu)厚的待遇網羅天下英才,有很多人都慕名前往，而作為雍正跟前的“紅人”，年羹堯此時如日中天,很多人都投靠無門。
那時的蔣衡只是一介書生，在聽說年羹堯惜才愛才之后,便約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去投奔。
雖然蔣衡具備真才實學,可是心里也很忐忑，在來到年羹堯府上之后，年羹堯見到他書法飄逸,談吐非凡,很是滿意，蔣衡因此順利入選,這著實讓年過五旬的他感到由衷的慶幸和自豪。
在深入接觸到蔣衡后，年羹堯對他愈加欣賞,閑暇時還會主動找他聊天，可是在與年羹堯的密切接觸中,深深的擔憂不覺取代了蔣衡先前的欣喜。
原來在一次閑聊時,年羹堯竟然說到，只要蔣衡忠心，好好跟隨他，竟然向他許諾讓他當上下一屆的新科狀元。
聽到這些話時，蔣衡心下就是一愣,他深知狀元都是由皇帝欽定,年羹堯如此大的口氣,更何況這話要是讓別人聽到，傳出去又是一番是非，雖然做狀元對他來說也是極好的事情，可是對于這種狂妄自大的話，他也是不敢出聲，只得默默退到一邊。
此時的年羹堯并沒有意識到什么，因為對其他人的印象也不錯,同樣承諾重賞,還指定了下科的榜眼、探花，這也足以看出他的狂妄了。
最重要的是，他在雍正的面前絲毫沒有把自己放在臣子的位置之上，還曾做出過藐視皇權的舉動，這讓雍正深感威脅，一度懷疑他有自立為帝的心思。
在年羹堯擔任西安總督的時候，他就曾做過挑戰(zhàn)皇權的事情。
那時的他住在總督府內，竟然就下令讓當?shù)氐奈奈涔賳T每逢五、逢十就要來到轅門做班，就類似于皇帝的“早朝”，并且他還要求在轅門和鼓廳等地畫上四爪龍，吹鼓手必須穿蟒袍，“五爪為龍，四爪為蟒”，除此之外，這與雍正在皇宮里面的日常生活也并無兩樣了。
不僅如此，他還得寸進尺，竟然要求雍正皇帝派來的侍衛(wèi)對他前引后隨，牽馬墜蹬。
如果按照清代當時的等級制度，只要是皇上圣旨所到之處，各地方官員必須出來迎接，還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以表對皇帝的尊敬與祝愿，但是雍正帝的恩詔曾經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然不以為意，絲毫沒有按照制度來，可以說是不把雍正放在眼里了。
更有甚者，他在與其他人往來的文書之中，直接用令諭，而這也是只有皇上才能用的，就連回復別人的語氣也就如同是皇帝在處理朝事一般，不得不讓人起疑心，懷疑他有奪權的心思。
年羹堯的一舉一動自然也沒能逃過雍正的耳目，至于為何沒有直接動手處置年羹堯，那這可能是覺得時機未到。
作為戰(zhàn)功赫赫的大將軍，在朝堂之上只手遮天，或許雍正早就對他有了殺心，一系列的榮寵，這對于年羹堯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捧殺”，或許就是想讓他一步步的迷失，做出僭越的事情來，讓他逐漸失去人心，也避免自己被說成不能容人。
年羹堯并沒有深思，為人行事反而愈加的張揚。
對于雍正原本想要去篆刻的文書，他二話不說直接給做好獻了上去，而這原本雍正帝是想親自去撰寫序言的，卻被年羹堯以不敢惹他煩心為借口，直接代為擬寫了就序言。
他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多么的“大不敬”，不僅直接代替雍正做事，還直接開口要雍正帝直接把那文書頒布天下。
因為他一次次的僭越無度，讓他從得力干將慢慢變成了雍正的眼中釘肉中刺，愈除之而后快。
落馬抄家害幕僚
1725年，在忍無可忍且時機成熟的情況下，雍正終于對年羹堯采取了行動，他撤除了年羹堯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的職務，并且將他調任杭州將軍，年羹堯也就此沒了兵權，而這只是雍正的第一步。
同年，因為年羹堯之前得罪之人眾多，在他失勢之后，朝堂上就出現(xiàn)了大批討伐年羹堯的聲音，就此被押解前往北京會審，
最終在眾人的搜羅之下，最終年羹堯被判決92款大罪，可以說是再無翻身的機會了。
雖然那時的年羹堯已經是他“砧板上的魚肉”了，可是雍正卻遲遲沒有下旨處死他，而是在有了“天令年死”的說法之后，才徹底將年羹堯斬草除根。
在 1725年12月初，有野虎從山上竄到了京城里面，咬傷很多人，而且好巧不巧的就到了年羹堯的家里，后來才被趕來的官兵合力擊殺。
本以為事情就這么結束了，可是因為相傳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便自小被人說成是白虎托生，現(xiàn)在野虎不巧正死在年家，便就此傳出了是老天要年羹堯死，這是天意的說法，雍正也就順勢下了處死年羹堯的旨意。
1726年，年羹堯在獄中被賜死，他之前的親信黨羽也被雍正一網打盡，年羹堯的輝煌時刻也就此過去了。
后來，在年羹堯死后，雍正派浙江巡撫福敏前去查抄年羹堯在杭州的府邸，而那本被年羹堯所收藏的《西征隨筆》也被侍郎福敏所發(fā)現(xiàn)，看到書中內容，褔敏也被嚇得說不出話來，趕忙派人送給雍正查看。
文中除了極盡所能的夸贊年羹堯之外，還在“功臣不可為”一文中有責備人主，為功臣鳴不平，有些詩句還有“譏訕”康熙的意思，還非議康熙的謚號和雍正的年號。
雍正看后被氣得不輕，當即就在首頁上題字：“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闭f完便口吐鮮血，嚇得旁人趕忙叫來了御醫(yī)。
雍正被這書氣得不輕，自然不會輕易放過這書的作者汪景祺了，先不說他本就是年羹堯的幕僚，就單單論這書所言，汪景祺也是沒了活路。
查抄過后，汪景祺就被雍正以“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斬首示眾，至此雍正的怒火還是沒有平息，雍正還下令將汪景祺的腦袋懸掛在菜市口示眾，雖然場面觸目驚心，但是卻無人敢出聲，而這一掛就是十年。
汪景祺的家人也沒能逃脫處罰，
他的妻子被貶為奴仆，而五服之內的親屬倘若在朝堂有職位，都被革職處理，而后發(fā)配外地。
在雍正駕崩之后，乾隆上位，當時朝堂上的左都御史孫國璽向乾隆求情，汪景祺的頭才被取了下來，就此入土為安，而那時已經是1735年，距離汪景祺被殺已過去將近10年時間。
年羹堯因為欣賞汪景祺，便收藏了一部《西征隨筆》，沒想到給自己的幕僚帶來殺身之禍，更沒想到雍正會因此氣得吐血，如果他知道了，不知道會作何感想，而汪景祺因為拍馬屁引來殺身之禍，也著是讓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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