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使原文條理分明、深入滲透的過程，因此譯文可能比原作更細致、更明晰、形象更加具體。翻譯要考慮許多因素，這就使譯文必然要膨脹。一旦確定原作值得翻譯，這就立刻提高了原作的價值。從歷史上來看，無論就文化背景而言還是譯文涉及的讀者而言，譯作都比原作的地位要髙。但在實踐中卻未必如此。試舉漢譯英的一個例子從反面來論證。
《論語·實問篇》孔子有這樣一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毖院喴赓W。在進行語內翻譯時，考慮到古漢語的表達習慣以及整個論語各篇章對“君子”的定義，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君 子向上，通達仁義;小人向下，追求財利。”而理雅各在英語翻譯中以“隔”對“隔”，未能做到明晰完整：'The progress of the superior man is upwards; the progress of the mean man is downwards. ”
翻譯中的不平衡總是存在。譯者要么添枝加葉，要么偷工減料，把礙事的愣角通通磨去。真正的翻譯應尋求平衡，盡管這樣做費功費時，艱難曲折。在譯文不及原文的地方，翻譯可突出原文固有的優(yōu)勢。在譯文超過原文的地方則說明原作具有尚未實現(xiàn)的潛在力量。理想的譯作應和原作完全對等， 然而又不是平庸的重復。盡管這種理想很難達到，但這對譯者明確提出了“尋求平衡”的要求。有了平衡，我們才賦予“忠實”這個重要概念以真實的意義。忠實不是字面上的對應，也不是傳達“精神”的一種技巧。譯者、闡釋者和讀者在他懷著占有的目的來理解一篇作品的時候，便破壞了各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只有當他努力恢復這種平衡的時候，他才忠實于這篇作品。忠實是一種道德觀念，亦是一種經(jīng)濟觀念。一位富有經(jīng)驗的譯者會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既實現(xiàn)交流，又不造成損失。原文和譯文作為這一過程的兩端，都應該是完整的。在語義交換的范疇內，翻譯是一種最生動、最徹底的公平交換。譯者的任務是使思想得到歷時和共時的交流與保存。
翻譯闡釋涉及信任、侵入、吸收和恢復。這一觀點使我們得以克服多年來統(tǒng)治翻譯史和翻譯理論毫無結果的三點論。人們一直試圖區(qū)分直譯、意譯和自由模仿，這種劃分是不精確的，也缺乏哲學根據(jù)。
1962年的科林斯法語會話手冊用逐字通譯的方式將法語中“J'aime la natation”譯為“I love natation' 而實際上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并不這樣講話。在 “I like to go swimming”一句中，“Swimming”一詞在《貝奧武甫》(Beowulf)中首次出現(xiàn)；它的詞根是印歐語中的swem，即整體上的運動。Nager則完全不同:它在古法語和普羅旺斯方言中與表示海船上的掌舵和前 進的“航?！币辉~有明顯的聯(lián)系。會話手冊的譯文是' Je veux aller à la piscine.' ?！癝wimming pool”與“piscine”并非同一種東西，后者是羅馬一種魚池。而“丨want to go ...”和“Je veux aller...'在意義上也有區(qū)別?！皐ant”最初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中表示“缺乏”，“需要”，也表示“想”，“欲”;這層意思在 《牛津英語詞典》中被排在第五。Vouloir—詞的意義繁復眾多，從梵語中表示“意志力”的詞根var派生而來。“I want”不應翻譯成“Je veux”因為在法語中這是一種強勢語，用來表示一種愿意。這種愿望會讓人覺得生硬專橫的命令，而不是有禮貌的請求。在法語中這類意義需要另外幾個詞，如besoin, manque, carence 等來表達；但是，“J'ai besoin d'aller nager ”這種譯文又顯得很不自然。
這樣看來，直譯，或者德萊頓所說的 metaphrase，不是什么最明顯的、最基本的方法，而是最難做到的方法。原文和譯文隔行對照，這是翻譯的最終目標，然而卻又很難實現(xiàn)。它體現(xiàn)了理解與復制的全過程，體現(xiàn)了不同語言間的透明度。嚴格說來，毫不考慮使用者所操語言的正常句法和詞序，隔行對照的譯文不過是一份詞匯表而已，只是純粹解釋詞義、一定程度的移位或發(fā)揮的折衷產物，其目的是使譯文勉強可以接受。如：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Etre，ou ne pas être, c'est la question.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朱生豪譯）
死后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是問題。（梁實 秋譯）
應活嗎？應死嗎？——問題還是……（黃兆杰譯）
如果說上述譯文中與英語語源接近的法語譯文還算勉強表達了原意的話，那么用語源與英語相去甚遠、表意方式與英文迥異的漢語來翻譯莎士比亞這一句名言就顯得捉襟見肘。這句話看似模棱兩可，實際表達了人在進行重大抉擇時強烈尖銳的矛盾、猶疑和困惑。上述幾種漢語譯文中，莎士比亞模糊豐厚的潛臺詞均被譯者用譯文語境中的邏輯或多或少地抹掉了，留下的是蒼白、膽怯和躊躇。
從事詩歌、哲學著作或宗教經(jīng)典的譯者采取或者自稱采 取逐字翻譯的技巧，為的是深入原文，以力求保存意義的完整。譯者極力約束自己，使自己的感情及本族語言的特點都限制在原文的范圍之中。這種情況下，翻譯的第一步即信任便主宰了整個過程。譯者并不致力于掠取或滿載而歸。他希望留在原文的“范圍之內”，但實際情況往往并非如預期的那樣。如葛萊姆(Graham) 譯的杜牧的《念昔游》：
十載飄然繩檢外，
撙前自獻自為酬。
秋山春雨閑吟游，
倚遍江南寺寺樓。
Whirled tea years beyond all bounds,
Treating myself in the tavems, drinking my own health.
In Autumn hills and spring rain in the places where I idly sang,
I lolled against the pillars of every monastery in Chiangnan.
葛氏力圖在文字上復制原文，但卻是太過于“忠實”、完全破壞了原文的詩味與作者的原意。原詩中，詩人游山玩水，似乎悠閑自在，內心卻十分苦悶。原詩雖無一處正面發(fā)泄無可奈何的愁緒，而又處處讓讀者覺察到一股怨氣。原詩妙就妙 在這“弦外之音”。再看葛氏的譯文，粘滯呆板，亦步亦趨， 結果徒然強留住了原詩的形狀，神韻和幽渺的深意卻喪失殆盡。
如果一位作家，尤其是抒情作家翻譯或參與翻譯自己的作品，就特別容易產生一種異國情調，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總要把自己細致的感受充分表達出來，如有可能的話，還要將這種感覺加以拔高，或表達得更為準確。翻譯的有效性在于人類精神中的普遍性或和諧一致性，盡管普遍性與和諧一致性至今無法證實。翻譯的目的就是把原作的內容加以吸收，同時盡可能保存原作的形式。德萊頓對意譯的定義是：“寫出外國詩人如果用譯者的語言進行寫作可能寫出的作品?！眹栏裾f來，大多的翻譯都要超越時間的差距，通常所謂翻譯只是“寫 出外國詩人如果現(xiàn)在或者接近現(xiàn)在用譯者的語言進行寫作可能寫出的作品”。這個所謂“接近”的幅度乃是理解與重述過程中始終發(fā)揮作用的因素。
翻譯史中有一些譯者用原文同時代的語言來翻譯，試圖克服譯語和原文時間上的障礙，結果并不成功，因為譯文的讀者畢竟是生活在當代。然而使用一定程度的古語，追求舊時風格的傾向在翻譯史上倒是屢見不鮮。這樣做原因有二，其一是譯者為了深入理解原作的意思，理解原作的形式，就免不了要追根溯源，設法找出作者最初的動機；其二是策略上的原因。譯者把外來的東西寫到本民族語言一文化環(huán)境中時，希望為它創(chuàng)造適當條件。擬古的文筆可以造成一種錯覺，使人們不覺得它來自異國。杰出的譯作可以使兩種語言在地理方面的距離轉化為人們不易覺察的語言內部在時間方面的距離，從而成功吸收外國作品。
龐德的翻譯便是在追求艾略特所說的“半透明狀態(tài)” 。他將中文原詩中的意象加強，主張用拼湊的方式把不同水平的引喻放在一起以表現(xiàn)更為集中的感情。他善于采用中文作品的形式，善于吸收中國文化的姿色和體裁， 他的獨到之處在于模仿和自我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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