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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工：王安石

蘇軾

王安石

繆鉞先生說：“唐詩技術(shù)，已甚精美，宋人則欲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蓋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無意之間，宋人則純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奪天工矣?！盵《論宋詩》]在這個方面，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北宋中后葉的詩人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他們還互相爭奇斗勝，宋人的詩話中對這種情形也津津樂道。然而在“以人巧奪天工”的道路上走得最遠(yuǎn)，并且常常被人認(rèn)為走得太遠(yuǎn)的詩人則首推王安石。宋人或稱贊王詩“雅麗精絕”、“精深華妙”、“詩律尤精嚴(yán)，造語用字，間不容發(fā)”[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漫叟詩話》、《石林詩話》卷上]；或批評王安石：“荊公晚年詩傷工”，“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歲寒堂詩話》卷上]，都是著眼于此。[參看拙文《論王荊公體》]

蘇軾則不同。蘇軾對于具體的藝術(shù)技巧雖也極為留意，且達(dá)到了得心應(yīng)手的純熟程度，但他更著意追求的是平淡自然的藝術(shù)境界，所以蘇詩新穎而不至于奇險，精麗而不至于工巧，在“人巧”與“天工”之間把握了恰到好處的“度”，從而避免了王詩的缺點。下文從用字、對仗、用典三個方面作些論證。

清綺齋刻本《王荊公詩箋注》

王安石對文字學(xué)深有研究，對奇字尤感興趣，他有詩云：“能言奇字世已少?！盵《過劉貢甫》]又云：“數(shù)能過我論奇字?！盵《過劉全美所居》]雖是對別人的稱揚，也體現(xiàn)出他自己的趣尚。王安石作詩則極重?zé)捵?，且喜用奇字，所以宋人贊嘆說：“王介甫最善下字。”[嚴(yán)有翼《藝苑雌黃》引翁行可語]但王安石有時煉字過度，詩就顯得雕琢而不夠自然，例如：

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雁拂塞垣飛。宿雨驚沙靜，晴云漏晝稀。卻愁春夢短，燈火著征衣。（《宿雨》）

方回將此詩選入《瀛奎律髓》卷一〇，在“攪”、“爭”、“吹”、“拂”、“驚”、“漏”六字旁皆加圈，且稱贊說：“未有名為好詩而句中無眼者，請以此觀。”其實此詩的煉字就有過火之病，紀(jì)昀批評說：“‘?dāng)嚒蛛U而纖，不及‘綠稍還幽草，紅應(yīng)動故林’二句自然。”[《瀛奎律髓匯評》卷一〇。紀(jì)昀提到的“綠稍”二句亦王安石詩句，見于《欲歸》]賀裳更譏諷說：“余意人生好眼，只須兩只。何必盡作大悲相乎？……六只眼睛，未免太多?！盵《載酒園詩話》卷一]賀氏此言雖系針對方回批語而發(fā)，但也說出了王詩太講究煉字的缺點，而紀(jì)昀所言更是深中其病。類似的情形在王詩中相當(dāng)常見，例如“苔爭菴徑路，云補衲穿空”[《白云然師》]，“紫莧凌風(fēng)怯，青苔挾雨驕”[《雨中》]，“樹凍裹春深”[《次韻朱昌叔歲暮》]，“日月跳何急”[《秋露》]，凡加點的字都是所謂“詩眼”，它們的用法確實烹煉新奇，但總覺得用力太狠，不夠自然。

蘇軾作詩也講究用字，《唐子西文錄》載：“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shù)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笨梢娞K軾對自己的煉字之工也甚為得意。但“閣”字奇而不險，工而不纖，很生動地形容了病鶴無精打采的神態(tài)，所以“儼然如見病鶴也”。蘇詩中煉字較工的句子很多。例如“西來為我風(fēng)黧面，獨臥無人雪縞廬”[《和劉景文見贈》]，“殘燈翳復(fù)吐”[《秋懷二首》之二]，“沖風(fēng)振河朔……下馬須眉黃”[《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黧”、“縞”二字是名詞用作動詞，“吐”字是擬人法，都是運用合適的修辭手段來達(dá)到煉字的目的。最后一例在字面上非常平實，粗看根本不覺得有什么奇妙，但生動地寫出了太行山區(qū)大風(fēng)后的情景，故紀(jì)昀贊曰：“非經(jīng)行者，不知‘黃’字之妙?！盵《蘇軾詩集》卷三七]由此可見，王、蘇兩人都善于煉字，但王安石刻意求奇，不免有用力太狠不夠自然之病，而蘇詩則比較平易妥帖，出新意于自然之中。

王安石手跡《過從帖》

王詩對仗非常工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引《雪浪齋日記》，舉出王詩中對仗精工的五個例子，且稱：“世皆不及其工?！比~夢得亦云：“荊公詩用法甚嚴(yán)，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纭凰o(hù)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颙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自是數(shù)?！w以十干數(shù)之也。”[《石林詩話》卷中]葉氏論詩最推崇王安石，所以認(rèn)為王詩“不覺拘窘卑凡”，可是南宋葛立方在《韻語陽秋》卷二中也引了葉氏所舉的最后一例王詩，卻說：“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绷⒄撜c葉氏相反。我們認(rèn)為王詩對仗工整自有其藝術(shù)價值，但過于講求對仗工整也會產(chǎn)生一些缺點，除了“拘窘”以外，還含有纖巧、生硬之病。王詩中如“世事但如吹劍首，官身難即問刀頭”、“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之四、五]，“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dāng)窗室久虛”[《和楊樂道見寄》]等就是如此。

蘇詩的對仗之工整完全可以與王詩相媲美，例如“豈意日斜庚子后，忽驚歲在巳辰年”[《孔長源挽詞二首》之二]，不但字面的對，而且兩句分別用賈誼、鄭玄之典，可謂“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又如“諫苑君方續(xù)承業(yè)，醉鄉(xiāng)我欲訪無功”[《次韻朱光庭初夏》]，“承業(yè)”（隋人樂運字）、“無功”（唐人王績字）不但以人名相對，而且字面上也錙銖不爽，工整之極。但是蘇詩在對仗方面很少有“拘窘”之失，原因有二：一是蘇詩一聯(lián)中的上下句之意往往相去甚遠(yuǎn)，從而以詩意的疏離消解了對仗工整引起的呆滯之感，正如惠洪所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衷唬骸幕暮疅o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衷唬骸Q市風(fēng)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dāng)年?！衷唬骸報J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為‘虱’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杰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盵《冷齋夜話》卷四]二是蘇詩常常用流動的句法來調(diào)節(jié)對仗的板重拘滯。例如“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章質(zhì)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dá)戲作小詩問之》]，“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文長老已卒》]，這兩聯(lián)都以對仗工巧著稱于世，然而前一聯(lián)用流水對法，后一聯(lián)雖非流水對，但也以狀態(tài)與時間的流程增添了語脈的流動感，所以讀來絲毫不覺有“拘窘”之弊。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詩中還常常出現(xiàn)對仗十分靈活的情形，例如“先生卜筑臨清濟(jì)，喬木如今似畫圖”[《傅堯俞濟(jì)源草堂》]，“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龜山》]等，似對非對，句法多變，使整首律詩也因而搖曳生姿。清人翁方綱云：“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于東坡，則更作得出耳?！盵《石洲詩話》卷四]蘇軾七律所以能超越精微而臻于神妙變化之境即翁氏所謂“作得出”，對仗的靈活不拘是一個重要因素。

王、蘇都是讀破萬卷的飽學(xué)之士，作詩都善于用典，先看一個有趣的例子：王安石《送吳仲庶出守潭州》云：“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不知尊前客，更得賈生否？”李壁注：“誼先為河南吳公客，后謫長沙。今公言尊前客，又施之吳姓，用事精切如此?！碧K軾《送喬施州》中用了同一個典故：“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yīng)萬里向長沙?！弊宰ⅲ骸皢淌苤趨秦┫啵┲蒿L(fēng)土，大類長沙。”查慎行補注：“公詩用事，親切如此?！彪m然兩詩用典的角度不同，但精切程度則不相上下。如果全面考察王、蘇詩中用典的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都有既廣博又精切的優(yōu)點，也都有用典過多的缺點。王夫之譏刺蘇、黃為“獺祭魚”[《姜齋詩話》卷中]，其實王安石也有同病，如《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中“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蔌”一節(jié)，使王夫之評之，恐難逃“獺祭”之譏。但是蘇詩用典有一點是勝于王詩的，那就是前者有時達(dá)到了渾然天成、如水中著鹽的妙境，而后者則稍遜一籌。例如蘇軾《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lǐng)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中有句云：“平生漫說古戰(zhàn)場，過眼終迷日五色?！狈謩e用唐人李華善古文、曾作名篇《吊古戰(zhàn)場文》及李程以甲賦佳作《日五色賦》應(yīng)舉而被黜退之典，精切程度無以復(fù)加，然而句法渾成，意脈流轉(zhuǎn)，絲毫沒有受到用典的妨害。又如蘇軾晚年所作《六月二十日夜渡?！分小霸粕⒃旅髡l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一聯(lián)，暗用《晉書·謝重傳》中所載謝重與司馬道子夜坐觀月，謝以為“不如微云點綴”，而司馬曰“卿居心不凈，乃復(fù)強欲滓穢太清耶”的典故，含義深刻，而語言自然天成，典故自身幾乎無跡可睹。王安石的用典似尚未達(dá)到這種境界。

上述三個方面的論證說明，王、蘇二人對詩歌藝術(shù)技巧的掌握都堪稱精熟，但相對而言，王詩對仗精工而時有纖巧、雕琢之痕未泯等病，蘇詩則比較自然渾成。這種差別在他們運用比喻、借鑒古人時也都有體現(xiàn)，試看兩組例子：

水邊無數(shù)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著，強抬青鏡欲妝慵。（王安石《木芙蓉》）

東風(fēng)裊裊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zhuǎn)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蘇軾《海棠》）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繞北山云。（王安石《江雨》）

路轉(zhuǎn)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strong>（蘇軾《與毛令方尉游西善寺二首》之二）

前一組詩都用擬人手法形容花卉，后一組詩都模仿白居易“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寄韜光禪師》]的句法，但只要對照著讀一下，便可看出上文所述的差別來。這也許正是蘇軾的才性比王安石稍勝的表現(xiàn)。

五生新：黃庭堅

蘇軾

黃庭堅

蘇、黃齊名，詩風(fēng)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以文字為詩，以才學(xué)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詩辨》]等宋詩特征方面，兩人更是處于伯仲之間，所以也常常一同受到后人的譏評。但是就藝術(shù)風(fēng)格而言，似乎黃詩的獨特性更為引人注目，以至于人們說起宋詩的生新特色時，往往會認(rèn)為那僅是黃詩的獨特風(fēng)格，其實在以唐詩為參照對象的生新傾向上，蘇、黃二人是如出一轍的，不過蘇軾沒有黃庭堅走得那么遠(yuǎn)而已。

蘇、黃詩的生新首先體現(xiàn)在意象的營造上。一般說來，唐詩中的意象較多地體現(xiàn)出自然屬性，宋詩的意象則較多地體現(xiàn)出人文屬性，蘇、黃在這方面堪稱宋詩的代表。蘇、黃詩的內(nèi)容不可謂不豐富，凡前人詩中所涉及的題材，上自國事、民生，下至個人生活細(xì)節(jié)，在蘇、黃集中都有所表現(xiàn)。但他們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特別愛詠與文化活動有關(guān)的題材，諸如書法、繪畫、音樂、詩歌等藝術(shù)以及筆、墨、紙、硯、扇、杖等文化用品，都反復(fù)見于吟詠，作品數(shù)量之多，前無古人。即使是那些本來屬于自然屬性的題材，蘇、黃也常常用詩筆涂上一層濃厚的人文色彩。

蘇軾初入仕途來到鳳翔，作《鳳翔八觀》，所詠內(nèi)容為石鼓、詛楚文碑、王維吳道子畫、維摩塑像、東湖、真興寺閣、李氏園、秦穆公墓。其中前四項為古代的藝術(shù)作品，后三項是古代的建筑遺跡，都屬文物范圍。即使在《東湖》詩中，詩人也寫下了“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妉。圖書已漫漶，猶復(fù)訪僑郯?！毒戆ⅰ吩娍衫^，此意久已含”等句，給湖光山色注入了深沉的人文意識。可見蘇軾雖也欣賞鳳翔一帶的山川景物，但他興味更濃的則是那里的文化古跡。

黃庭堅對人文意象的偏好更甚于蘇軾，他早年作《演雅》一詩，詠及蠶、蛛、燕、蝶等四十三種動物，這些本來全是自然景象，可是詩人根本沒有到自然界中去觀賞這些禽鳥蟲魚，而是從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間去認(rèn)識它們，例如“氣陵千里蠅附驥，枉過一生蟻旋磨”二句用《后漢書·隗囂傳》和《晉書·天文志》中典故，等等。所以此詩名副其實地題作《演雅》———“推演《爾雅》”。

毫無疑問，唐詩中那些形象鮮明、情韻深永的自然意象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審美興趣，而且早已在蘇、黃之前養(yǎng)成了讀者的審美習(xí)慣，因此以人文意象見長的蘇、黃詩勢必被看作詩國中的“生新”現(xiàn)象了。然而蘇、黃畢竟是同中有異的，試看下面二例：

君不見滹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灶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齏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不自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知江頭千頃雪色蘆，茅檐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蘇軾《豆粥》）

矞云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橋山事嚴(yán)庀百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fēng)流有涇渭?？蠎z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fēng)飽識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zāi)c。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yīng)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黃庭堅《謝送碾壑源揀牙》）

兩詩各詠一種食品，都是用典故等手段賦予所詠對象以文化意義，從而實現(xiàn)以俗為雅的目標(biāo)，然而藝術(shù)效果卻相去甚遠(yuǎn)。蘇詩先寫了與豆粥有關(guān)的兩個歷史故事，情景描寫十分生動，所以雖為用典而不害字句之活潑。而且詩人用此二典既形容了豆粥之美，又反襯出自己在不受干戈與富貴侵?jǐn)_的自然狀態(tài)下享用豆粥的愉悅，與全詩旨意緊密結(jié)合，毫無炫學(xué)夸博之嫌。后面一節(jié)對江村晨景及農(nóng)家生活的刻畫更是生機(jī)盎然，從而沖淡了前半首中較濃的書卷氣。所以此詩既典雅又生動，既有深沉的人文意識又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既體現(xiàn)了宋詩的生新特征又保持了唐詩的豐神情韻，堪稱詠物佳作。

黃詩則不同，任淵注指出此詩一共用了三十多處典故，除了“橋山”、“右丞”、“肯憐”、“客來”諸句分別用黃帝、李膺、揚雄等故事外，其余的全是用古代典籍或詩文中的成語，例如第一句，任注指出“矞云”出自《西京雜記》，“從龍”出自《周易》，其實“蒼璧”二字也出自《周禮·春官》，這種“無一字無來歷”的造句法，使黃詩語言非常典雅整飾，書卷氣極濃，同時也就損害了它的形象性。此詩文字尚稱流動，但沒有構(gòu)成鮮明生動的意象，前面十六句尤其缺乏生活氣息，所以即使是偏嗜黃詩的方東樹也說：“‘春風(fēng)’以下入妙，前未妙?！盵《昭昧詹言》卷一二]把上述兩首詩對照一下，顯然可見黃詩更典型地體現(xiàn)出宋詩意象之“生新”特色，同時也因“生新”過度而造成了藝術(shù)上的缺點。類似的差別在蘇詩《龍尾石硯寄猶子遠(yuǎn)》與黃詩《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蘇詩《汲江煎茶》與黃詩《雙井茶送子瞻》之間也有鮮明的體現(xiàn)。

清刻本《山谷詩集注》

蘇、黃詩的生新更多地體現(xiàn)在具體的藝術(shù)手段上。黃庭堅論詩，強調(diào)“文章最忌隨人后”[《贈謝敞王博喻》]，時人張耒則認(rèn)為黃“不踐前人舊行跡，獨驚斯世擅風(fēng)流”[《讀魯直詩》]，方東樹更具體地指出：“黃只是求與人遠(yuǎn)，所謂遠(yuǎn)者，合格、境、意、句、字、音響言之?！盵《昭昧詹言》卷一〇]蘇軾論詩也認(rèn)為“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書柳子厚漁翁詩》]，且稱贊他人之詩“每篇輒出新意奇語”[《晁君成詩集引》]，他在創(chuàng)作中也很注意避舊求新，《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七引《復(fù)齋漫錄》云：“東坡作《聚遠(yuǎn)樓詩》，本合用‘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煙水’?！鳖愃频那樾卧谔K詩中很常見，只從他在元豐、元祐年間與黃庭堅反復(fù)唱和的情況就可看出，兩人在追求生新方面各不相讓，爭勝在毫厘之間。例如黃詩《見子瞻粲字韻詩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輒次韻寄彭門三首》與蘇詩《往在東武與人往返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fù)和答之》皆是典型的“新意奇語”之作。當(dāng)然，蘇、黃在理論上并不一味主奇，蘇軾論藝，主張“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書吳道子畫后》]，他最推崇的是“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與謝民師推官書》]的境界。黃庭堅也認(rèn)為：“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盵《與王觀復(fù)書》之一]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也都體現(xiàn)出對平淡美的追求，晚年詩尤其具有歸真返璞的傾向?？墒菑目傮w來說，黃詩的最大特點仍是“語必生造，意必新奇”[清人陳訏語，見《宋十五家詩選·山谷詩選》]，而蘇詩的特點卻是“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甌北詩話》卷五]。為免煩冗，下面僅從比喻、語言和結(jié)構(gòu)三個方面對蘇、黃詩作些比較。

蘇詩善于用比喻，為世人所公認(rèn)。在蘇詩層出不窮的比喻中，有許多是以新奇取勝的，除了為后人所盛贊的《百步洪》中連用七喻以及后來變成成語的“鴻爪雪泥”等著名例證外，讓我們補充幾個不太受讀者注意的例子：“春雨如暗塵”[《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春風(fēng)如系馬，未動意先騁”[《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守歲》]、“相排競進(jìn)頭如黿”[《王維吳道子畫》]，這些比喻都是別出心裁，未見前人道過。

黃詩中也有類似的比喻，如“蜂房各自開戶牖”[《題落星寺》]、“客心如頭垢，日欲撩千篦”[《次韻寄李六弟濟(jì)南郡城橋亭之詩》]等。但是黃詩比喻時有過于生新以至于怪奇的情形，則是蘇詩中很少見的。例如黃詩《以小龍團(tuán)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中形容煎茶：“曲幾蒲團(tuán)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碧K軾評曰：“黃九怎得不窮？”[見《王直方詩話》]雖然此語也許是對黃庭堅思苦語奇的贊嘆而非貶語，但這至少說明黃詩的這種作風(fēng)是與蘇軾不同的。

從總體上說，蘇詩中最為后人推重的比喻多是新穎而妥帖自然的，例如“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送楊杰》]，清賀裳《載酒園詩話》贊曰：“形容泰山日出……刻劃可謂精工?！倍S詩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那些新奇過甚的比喻，例如“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觀王主簿家酴釄》]，雖然惠洪對此大為贊賞：“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盵《冷齋夜話》卷四]但也招致了金人王若虛的譏評：“花比婦人，尚矣，蓋其于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磺螽?dāng)而求新，吾恐他日復(fù)有以白晳武夫比之者矣！”[《滹南詩話》]王氏之語或過于尖刻，但畢竟不是洗垢求瘢，因為黃詩的確有“不求當(dāng)而求新”的傾向。

黃庭堅《跋蘇軾黃州寒食詩》

黃詩的語言有兩大特點，一是追求新奇，二是講求有出處，張戒批評他“專以補綴奇字”[《歲寒堂詩話》卷上]，這話有點言過其實，因為黃詩中的“奇字”其實主要是對常用字作別出心裁的用法，例如“秋水粘天不自多”[《贈陳師道》]，“江雨壓旌旗”[《侯尉之吉水復(fù)按未歸三日泥雨戲成寄之》]，“潤礎(chǔ)鬧蒼蘚”[《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韻》]，“清風(fēng)蕩初日”[《曉起臨汝》]，但黃詩有時也確實是刻意追求奇字，并因此而產(chǎn)生了文理欠通或字義欠妥的錯誤。例如《孟子·梁惠王上》用“觳觫”形容?？謶诸澏吨疇睿稚跣缕?，黃詩用此二字共有六例，其中如“觳觫告主人，實已盡筋力”[《題李亮功戴嵩牛圖》]尚稱穩(wěn)妥，但“兒言觳觫持贈誰”[《六舅以詩來覓銅犀用長句持送舅氏學(xué)古之余復(fù)味禪悅故篇末及之》]中以“觳觫”二字代牛且代指銅牛，就于義欠安了。又如《山谷外集》卷一一《庚申宿觀音院》中有“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二句，史容注云：“老杜《課伐木》詩序云：‘……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焦壬w用此語。而杜詩作于夔州，所謂夔人，蓋夔州之人也?！彼种赋觯骸啊段倪x·魯靈光殿賦》：‘頷欲動而夔跜’?！绶w誤以夔人為夔跜之義也?！钡拇_，黃詩誤用“夔”字多半是因誤讀杜詩而致，但其初因則是欣賞“夔跜”及“昏黑摚突夔人屋壁”用字之新奇而生摹仿之念。

蘇詩則不同，他作詩雖也追求新奇，但主要是通過對詩意的錘煉達(dá)此目的，對字詞則以平易、常用為宗尚，周紫芝《竹坡詩話》載：“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于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jié)節(jié)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zhuǎn)更無交涉?！湟辉疲骸饪诔龀Ｑ?，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碧K軾還曾作書與黃庭堅說：“凡人文字，當(dāng)務(wù)使平和。”[《答黃魯直五首》之二]所以蘇詩中的佳句或以用字準(zhǔn)確新穎見長，如“風(fēng)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次韻沈長官三首》之三]，“歸路春風(fēng)灑面涼”[《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尺書真是髯手跡，起坐熨眼知有無”[《喜劉景文至》]；或以句意凝練精警見長，如“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廬山二勝·棲賢三峽橋》]，“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二]，都是以常言寫新意，并不借助于奇字，所以也沒有黃詩之病。

在詩歌的篇章結(jié)構(gòu)方面，蘇、黃也有較大的差別。朱熹說：“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余意，黃費安排?！盵《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其實蘇詩的章法也奇矯多姿，不過由于意脈的流暢而消解了“安排”之痕，從而不像黃詩那樣引人注目。試看一組例子：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云煙。山耶云耶遠(yuǎn)莫知，煙空云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luò)石隱復(fù)見，下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fēng)搖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應(yīng)有招我歸來篇。（蘇軾《書王定國所藏?zé)熃B嶂圖》）

黃州逐客未賜環(huán)，江南江北飽看山。玉堂臥對郭熙畫，發(fā)興已在青林間。郭熙官畫但荒遠(yuǎn)，短紙曲折開秋晚。江村煙外雨腳明，歸雁行邊余疊山獻(xiàn)。坐思黃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隨陽。熙今頭白有眼力，尚能弄筆映秋光。畫取江南好風(fēng)日，慰此將老鏡中發(fā)。但熙肯畫寬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黃庭堅《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這兩首都是題畫名篇，基本結(jié)構(gòu)都是讓詩思在畫面與實景之間回旋往復(fù)，章法奇妙，但是給讀者的審美感受卻大相徑庭。蘇詩先用十二句描寫畫面，但并不點明詠畫之意，描寫之生動活潑也一如山水詩，正如方東樹所云：“起段以寫為敘，寫得入妙而筆勢又高，氣又遒，神又王?！盵《昭昧詹言》卷一二]接下來兩句點明題畫之旨，但隨即以“不知人間”二句蕩開，轉(zhuǎn)入對真山實水的描繪，且融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轉(zhuǎn)折靈活自如，所以紀(jì)昀評曰：“節(jié)奏之妙，純乎化境。”[《蘇軾詩集》卷三〇]最后兩句重申題畫之意，但“山中故人”云云又以幻為真，讓意脈再一次出現(xiàn)跌宕。全詩章法變化莫測，但詩意層次之間的轉(zhuǎn)折卻極其自然流暢。黃詩起首二句寫蘇軾謫居黃州之情景，三四句轉(zhuǎn)入玉堂觀畫，接下去四句入題詠畫，九十句轉(zhuǎn)而抒寫自己的鄉(xiāng)思，最后六句申明請郭熙作畫之意。此詩篇幅比蘇詩短，層次卻比蘇詩多，而且層層轉(zhuǎn)折，跳躍性很大。當(dāng)然這些轉(zhuǎn)折都以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為基礎(chǔ)，例如三四層之間初讀頗覺突兀，但細(xì)思即可悟出詩人因見畫中歸雁而觸動鄉(xiāng)思，草蛇灰線，似斷實連。就結(jié)構(gòu)藝術(shù)而言，兩詩如春蘭秋菊，難分軒輊。但就風(fēng)格而言，則蘇詩如行云流水，自然暢達(dá)；黃詩如危峰斷岸，勁挺峭拔。蘇詩像是出于天籟，而黃詩則處處可見人工安排之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蘇、黃雖然同樣追求生新，但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的面貌有所不同。若以唐詩為參照標(biāo)準(zhǔn)，那么黃詩的生新程度顯然遠(yuǎn)過于蘇詩，從而形成了其瘦硬廉悍的獨特詩風(fēng)，同時也產(chǎn)生了奇險、生硬、不夠自然等缺點。而蘇詩則生而不澀，新而不怪，從而避免了黃詩的缺點。

六簡樸：陳師道

蘇軾

陳師道

當(dāng)陳師道登上詩壇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人都已詩名煊赫了。但是陳師道對三人的詩風(fēng)卻頗有微詞，他說：“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盵《后山詩話》]這里雖然從贊揚杜詩的角度對“奇常”、“工易”、“新陳”三對詩學(xué)范疇都予肯定，但肯定的側(cè)重點在于“常”、“易”、“陳”，對王、蘇、黃追求“工”、“新”、“奇”的詩風(fēng)則表示出不滿。陳師道還更為明確地表示過：“寧拙毋巧，寧樸毋華?！盵《后山詩話》]他在創(chuàng)作中也確實貫徹了這種美學(xué)追求，從而創(chuàng)造了以“樸拙”為主要特征的獨特風(fēng)格。

當(dāng)然，正如葉燮所指出的，“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為拙?！盵《原詩》卷四]“有意為拙”并不是陳師道的獨得之秘，而是北宋后期詩壇上帶有整體性的審美理想，蘇、黃晚期詩中就體現(xiàn)出歸真返璞的傾向，例如蘇軾的《和陶歸園田居六首》、黃庭堅的《新喻道中寄元明》、《跋子瞻和陶詩》等，都是風(fēng)花落盡、質(zhì)樸平淡的佳作，陳師道所指責(zé)的“新”、“奇”等特征在這些詩中已不復(fù)可睹了。而且蘇軾論詩主張簡練，認(rèn)為“清詩要鍛煉，乃得鉛中銀”[《崔文學(xué)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fù)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他批評秦觀《水龍吟》詞中“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幾句的蕪累：“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他還主張語言要質(zhì)樸，所以把“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的陶詩尊為詩美的典范（見前）。就對于美學(xué)理想的追求而言，蘇軾與陳師道是朝著同一個方向的。然而在“有意為拙”的道路上走得最遠(yuǎn)的仍首推陳師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陳師道自己刪去而被后人輯入《后山逸詩》的早期作品中，頗不乏構(gòu)思新奇或艷語旖旎之作，前者如《十七日觀潮三首》，后者如《放歌行二首》，這說明陳詩的簡樸不是才思枯窘造成的消極結(jié)果，而是經(jīng)過努力達(dá)到的藝術(shù)境界。

清活字本《后山居士詩集》

陳詩風(fēng)格的主要優(yōu)點有兩點，第一是簡潔精練，誠如元人劉塤所云：“后山翁之詩，世或病其艱澀，然揫斂鍛煉之工，自不可及?！Z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尋丈之間，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盵《隱居通議》卷八]第二是質(zhì)樸無華，誠如方回所云：“讀后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盵《瀛奎律髓匯評》卷一六]陳詩的一些代表作如《寄外舅郭大夫》、《登快哉亭》、《懷遠(yuǎn)》、《九日寄秦覯》等，都是語言簡樸而意蘊深厚的好詩，有力地證明了這種詩風(fēng)的審美價值。

但是，陳師道對于簡樸的追求常常趨于極端，由此而使其詩產(chǎn)生了嚴(yán)重的缺陷，主要有兩點：一是過于追求語言的質(zhì)樸無華，從而產(chǎn)生了許多形象枯窘、缺乏風(fēng)神的作品，大大地削弱了詩歌的審美功能。二是過于追求言簡意賅，結(jié)果把字句壓縮過甚，以至于語言破碎不全或艱澀難解。蘇軾則不然，蘇詩雖然也追求簡樸，但這種追求是以自然為最高準(zhǔn)則的，所以不會因用力過度而走入歧途。而且蘇軾的文藝思想具有辯證思維的色彩，他總是自覺地防止對某一種風(fēng)格過于偏愛而走向極端，所以蘇詩就避免了陳詩的上述缺點。

竹杖芒鞋取次行，琳瑯觸目路人驚。當(dāng)年此日仍為客，病目今來喜再明。筋力尚堪供是事，登臨那得總無情。已知名世徒為爾，可復(fù)緣渠太瘦生。（陳師道《和顏生同游南山》）

東風(fēng)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蘇軾《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郭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這兩首詩的題材很相似，都是寫與朋友重游舊地的經(jīng)過與感受，語言也都很樸素，但藝術(shù)效果卻相距甚遠(yuǎn)。陳詩首聯(lián)敘述出游情景，但質(zhì)木無文，缺乏情韻。其余六句都沒有展現(xiàn)形象，雖然是一首游山詩，卻純以意行，有骨無肌，難免給人以枯槁之感。這首蘇詩也不以寫景見長，但展現(xiàn)的藝術(shù)形象卻很豐富，首句意謂時已初春而天氣尚寒，但用擬人法說東風(fēng)不肯入城，句極風(fēng)趣，又使意旨化為形象，十分生動。頷聯(lián)說朋友重聚憶及舊游，意思與陳詩頷聯(lián)很接近，但蘇詩連用兩個巧妙的比喻，使內(nèi)心的思緒與蘊含的哲理俱凸現(xiàn)為形象，從而成為警句。頸聯(lián)描寫歡聚暢飲情景，如同一幅速寫，生趣盎然。所以這兩首詩雖有重在寫意和語言質(zhì)樸的共同點，但蘇詩在形象化方面顯然勝于陳詩，換句話說，陳詩質(zhì)木無文，略形枯槁，而蘇詩則絕無此病。當(dāng)然陳集中并不是沒有風(fēng)格質(zhì)樸而形象生動的好詩，例如《次韻李節(jié)推九日登山》等，但類似于《和顏生同游南山》的作品為數(shù)更多，這就從整體上影響了陳詩的藝術(shù)魅力。蘇、陳之間的這種差別并不因詩歌題材而異，例如蘇詩《宿州次韻劉涇》與陳詩《寄答泰州曾侍郎》同為贈答友人之作，蘇詩《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與陳詩《晁無咎畫山水扇》同為題畫詩，也體現(xiàn)出這種差別。

為了追求簡練，陳師道詩不但篇無蕪句，句無蕪字，而且對必要的字句也盡力予以壓縮，例如《送蘇公知杭州》的前四句：“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yuǎn)。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比螠Y注云：“此句與上句若不相屬，而意在言外，叢林所謂活句也?！笊皆椒ǔ鼍?，以送師友，亦放麑之類也?！泵皬V生補箋：“言雖違命，而心不忍不追送也。”[《后山詩注補箋》卷二]此詩省略了交代詩意轉(zhuǎn)折的部分，確有“意在言外”的優(yōu)點，但同時也有難以理解的缺點，所以冒箋針對任注說：“然學(xué)者究不易參?！边@種壓縮字句的做法有時難免過火，就產(chǎn)生了詩意破碎、意脈斷裂的嚴(yán)重后果，例如《秋懷示黃預(yù)》：“窗鳴風(fēng)歷耳，道壞草侵衣。月到千家靜，林昏一鳥歸。冥冥塵外趣，稍稍眼中稀。送老須公等，秋棋未解圍?！贝嗽姷诹?，任淵也覺得難解，注云：“疑用杜詩‘眼前無俗物’之意。《史記·平原君傳》：‘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自姡骸艁硐嘟友壑邢　！盵《后山詩注》卷二]雖然注明了字句出處，但此句意思仍不清楚，與上下文的意思也不相連貫。又如《泛淮》的五六兩句：“平野容回顧，無山會有終。”任淵注曰：“言望鄉(xiāng)之眼，不為重山所隔”，“言雖未有可隱之山，豈終老于行役，而不返故里耶！”[《后山詩注》卷二]雖勉強作了解釋，但這畢竟是增字解經(jīng)，安知沒有誤解了詩人的原意！

蘇詩并不以簡練著稱，但正如趙翼所云，“坡詩不以煉句為工，然亦有研煉之極，而人不覺其煉者。如‘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饑來據(jù)空案，一字不堪煮’，……‘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此等句在他人雖千錘萬杵，尚不能如此爽勁，而坡以揮灑出之，全不見用力之跡，所謂天才也?！盵《甌北詩話》卷五]趙氏所舉例句的最后一例見于《白水山佛跡巖》詩，《唐子西文錄》評曰：“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嬎渖希晕捕持矶」撬?，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浴省瘎t知虎以飲水而召災(zāi)，言‘饑’則蛟食其肉矣。”為什么蘇、陳同是追求簡練而結(jié)果卻有上述差異呢？除了才力大小之外，主要是由于兩個原因：在主觀因素上，陳師道對簡練的追求是竭盡全力的刻意求工，難免有用力過度而欠自然或力不勝任而舉鼎絕臏的缺點；而蘇軾追求簡練本是出于“辭達(dá)而已矣”的文學(xué)思想，[“辭達(dá)而已矣”是孔子的話，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蘇軾在《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卷四九）中引用此語，且發(fā)揮說：“夫言止于達(dá)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fēng)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百人而不一遇焉，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dá)。辭至于能達(dá)，則文不可勝用矣。”]是對于文理自然的崇尚，所以不會有用力過度的情況。在具體手法上，陳師道壓縮文字時常常以省略詩意為代價，就容易產(chǎn)生句意不完整或意脈破碎之弊；而蘇軾的做法是省略字詞而不減損詩意，所以較好地達(dá)到了言簡意賅的效果。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蘇詩與陳詩都有簡樸的特點，然而陳詩簡樸的程度十分突出，陳師道因此自成一家，也因此付出了減損詩歌藝術(shù)造詣的沉重代價。蘇詩則在不損害詩歌形象之鮮明生動與不損害詩意之完整的前提下追求簡樸，所以簡練而不艱澀，質(zhì)樸而不枯槁，探驪得珠地獲得了簡樸風(fēng)格的最佳效果。

結(jié)論二

共時性的超越

陳衍云：“余謂詩莫甚于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石遺室詩話》卷一]作為宋詩黃金時代稱號的“元祐”，當(dāng)然不止于哲宗元祐年號所包括的短短八年（1086—1093），它事實上包含整個神宗、哲宗時代。王安石在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處于創(chuàng)作旺盛期，蘇、黃的詩藝到元豐年間臻于成熟，到元祐、紹圣年間（1086—1098）達(dá)到巔峰狀態(tài)，陳師道的創(chuàng)作盛期也在元祐、紹圣年間，王、蘇、黃、陳基本上是處于同一個時代的?！霸v”是繼“慶歷”之后的又一個宋詩高峰期，王、蘇、黃、陳等“元祐”詩人在歐、梅、蘇的基礎(chǔ)上將宋詩藝術(shù)推向了頂峰。

“元祐”詩人對詩歌藝術(shù)的貢獻(xiàn)首先體現(xiàn)在各種藝術(shù)手段的精細(xì)化上?？娿X先生指出：“唐詩技術(shù)，已甚精美，宋人則欲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蓋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無意之間，宋人則純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奪天工矣?！盵《論宋詩》]他還分別從用事、對偶、句法、用韻、聲調(diào)等方面對此作了細(xì)致的論述。我們認(rèn)為繆先生所說的“宋人”，主要是指“元祐”詩人，只要看他在具體論證時所舉的例詩幾乎全出于王、蘇、黃、陳諸人之手，便可明白。當(dāng)然，王、蘇等人的終極化追求并不是詩歌藝術(shù)的精巧細(xì)密，而是詩歌藝術(shù)的陌生化。[“陌生化”是借用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雅各布森等人的說法，我們認(rèn)為它的含義略同于前人所謂的“生新”。限于篇幅，茲不贅述。]王安石詩的“工”，蘇軾詩的“新”，黃庭堅詩的“奇”，乃至陳師道詩的“拙”，其實都是相對于唐詩或宋初詩的陌生化的體現(xiàn)，也就是宋詩獨特風(fēng)貌的個性化表現(xiàn)。

正如上文所述，就風(fēng)格個性的獨特、鮮明而言，也許是王、黃、陳三家更加引人注目，所以黃、陳詩向來被看作宋詩深折透辟、生新瘦勁特征的典型代表，王詩也時常被看作是宋詩風(fēng)氣的開創(chuàng)者。然而在創(chuàng)作成就上，則無疑以蘇軾為第一大家。除了才力高低的因素之外，蘇軾勝過王、黃、陳三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風(fēng)格論方面持一種辯證的觀點，他從古往今來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發(fā)現(xiàn)了許多互相對立的風(fēng)格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認(rèn)為對立的雙方可以互相調(diào)節(jié)、融合，從而取長補短或揚長避短。蘇軾稱贊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稱贊韋、柳詩“發(fā)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書黃子思詩集后》]，稱贊米芾文“清雄絕俗”[《與米元章書二十八首》之二五]，稱贊永禪師的書法“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書唐氏六家書后》]，都是這種文藝觀點的具體表述。這樣，蘇軾在理論上不會把某一種具體的風(fēng)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在創(chuàng)作中更不會朝著某一個方向走到極端。王詩傷于工巧，黃詩傷于生硬，陳詩傷于枯窘，這些缺點都是因風(fēng)格偏至而產(chǎn)生的。而蘇詩“傷于快直，少委屈沉著之意”[李東陽《麓堂詩話》]，卻主要是由于逞才使氣的寫作方式而產(chǎn)生的，當(dāng)蘇軾潛心精思時，作品便沒有“快直”之病。

在“元祐”前后的詩壇上，蘇軾以其絕代才華與王、黃等人馳騁競雄，爭奇斗勝，他對王、黃等人既知其長，也知其短，他說：“字字覓奇險，節(jié)節(jié)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zhuǎn)更無交涉?！盵周紫芝《竹坡詩話》]又說：“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盵《評韓柳詩》]這與后人對王、黃、陳的批評“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呂本中《童蒙詩訓(xùn)》]，陳詩“老硬枯瘦，全乏風(fēng)神”[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卷五]等意思相近，可見蘇軾對當(dāng)時詩壇上的缺點有清楚的認(rèn)識。所以蘇軾雖然與王、黃、陳諸人共同創(chuàng)造了宋詩的獨特外貌，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的兩個主要缺點即尖巧生硬和枯槁乏味。這樣，蘇軾就在總體成就上實現(xiàn)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后人或因風(fēng)格偏嗜而推尊王、黃、陳等人，但最能得后代讀者普遍歡迎的宋代詩人則首推蘇軾。

清人李調(diào)元稱：“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鐘呂，氣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郛。由其天分高，學(xué)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盵《雨村詩話》卷下]這話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說出了蘇軾稱雄宋代詩壇的原因。

>原題《論蘇軾在北宋詩壇上的代表性》，這是下半篇，為方便閱讀，省略了部分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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