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關隴集團核心利益代表的李唐集團，在高祖時偏重任用關隴集團的政策，到太宗時有了明顯變化。太宗李世民自隨父起兵，到開拓貞觀之治建立全國性的統(tǒng)一政權，其間始終不曾離開山東人的鼎力相助；甚至在其君臨天下二十三年期間（627—649），任宰相者28人，除開沿用高祖時舊相6人，新拔擢的22人中，竟有11人都是山東人，這不得不讓我們在感慨山東英杰輩出的同時，也為太宗對山東人這份“偏愛”而產(chǎn)生好奇。
陰引山東豪杰
唐代所謂“山東”概指崤山、函谷關以東的廣大地區(qū)，包括如今的河南、河北、山東大片區(qū)域。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屢有“山東豪杰”之語。陳寅恪先生稱：“此'山東豪杰’者乃胡漢雜糅，善戰(zhàn)斗，務農(nóng)業(yè)，而有組織之集團，常為當時政治上敵對兩方爭取之對象?！?/span>
唐代“山東”大致范圍。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注/國歷君
在隋末唐初的農(nóng)民起義風潮中，天下群雄并起，相繼打起了反隋的旗號。李淵從太原起兵，在占領長安后，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開始將戰(zhàn)斗的重心逐步向山東轉移。唐高祖李淵與時為秦王的李世民，一方面同以竇建德、劉黑闥集團，和翟讓、徐世績集團等為代表的“山東豪杰”開展了系列斗爭，通過戰(zhàn)勝和兼并，不斷從關中向山東開疆拓土、擴大勢力范圍；另一方面，又在這一進程中吸納了秦瓊（叔寶）、程知節(jié)（咬金）、尉遲敬德、李君羨、徐園朗等“山東豪杰”的加入，在南征北戰(zhàn)中取得赫赫戰(zhàn)功，最終統(tǒng)一了中原，奠定了唐王朝的基礎。
影視劇中的秦瓊與程咬金。來源/電視劇《隋唐英雄》截圖
然而，隨著外部征戰(zhàn)的順利推進，唐王朝內部的矛盾卻日趨尖銳化，集中表現(xiàn)在秦王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之間的矛盾上。“秦王（世民）功蓋天下，中外歸心”，而太子李建成則“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zhèn)服海內”。有鑒于隋文帝次子楊廣奪嫡教訓，以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組成的東宮集團，便與功高震主的李世民秦王集團形成了對立，兩者水火不容，從互相告發(fā)的暗斗演變?yōu)橐幌盗泄_的爭斗，最終導致骨肉相殘的“玄武門之變”爆發(fā)。
這期間，為了壯大各自力量，東宮與秦府都十分注重利用山東豪杰的力量。
當唐王朝面臨山東劉黑闥勢力二次反叛之際，彼時在為太子李建成效力的魏征即建議太子主動出擊平叛立功，建立威望，并“結納山東豪杰，庶可自安”。太子采納意見，主動向李淵請纓出師，謀得征討劉黑闥行軍元帥的位置，不僅順利實現(xiàn)平叛目標，還結交了諸多“山東豪杰”，穩(wěn)定了戰(zhàn)亂地的民心。
可魏征“結納山東豪杰”的建議，不單出于為李建成樹立威望的考慮，恐怕也是出于對李世民結交山東豪杰的忌憚。
《舊唐書》載“秦王左右多是東人”，秦府的秦叔寶、程咬金、段志玄、尉遲敬德四大驍將均為山東人，可謂大將云集、人才濟濟。
在東宮咄咄逼人、與秦府進行激烈對壘之際，秦王李世民也不甘示弱，暗中蓄力。他同時將目光投向山東，以形勝險要的東都洛陽作為據(jù)點，“一朝有變，將出保之”，委派將領張亮前往洛陽，“統(tǒng)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陰引山東豪杰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可見，李世民在逐步為政變進行準備，一旦在與東宮集團斗爭中落敗，便為自己謀求了東都洛陽的退守之地，以便在山東豪杰支持下卷土重來。
可誰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變故卻來得如此之快。
喋血玄武門，功臣山東人
身處京師的秦府相較于東宮，無論在兵力上還是道義中都處于劣勢。李世民雖在歷年的征戰(zhàn)中逐漸產(chǎn)生了覬覦皇位的野心，但面對東宮雄厚的勢力也不敢貿(mào)然行動，顯得相對克制。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突厥騎兵再來犯邊，按慣例都由李世民督軍抵御。為了防止李世民掌握兵權，李建成建議由李元吉率兵出征，并故意提議將秦府尉遲敬德等驍將和精兵帶往前線，以令秦府空虛，以圖對李世民施以謀害。
面對“阽危之兆，其跡已見”的情況，秦府謀士房玄齡、杜如晦和長孫無忌等人建議李世民只有先發(fā)制人，才能轉危為安。經(jīng)過深思熟慮，李世民終于下定決心，開啟了他登頂皇位的周密行動。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亂后宮，李淵決定第二天召建成和元吉入宮詢問。
六月四日，等待召見的李元吉與李建成，察覺有一絲不妙。來源/紀錄片《激變玄武門》截圖
六月四日，李世民選擇了在皇宮太極宮北門玄武門伏殺李建成和李元吉。當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入朝過玄武門時，李世民以霹靂手段，率領埋伏在玄武門的長孫無忌、尉遲敬德、張公瑾等秦府僚屬射殺了他們，并全力抵御住東宮、齊府部隊對玄武門的攻擊。當尉遲敬德提著建成和元吉首級展現(xiàn)在東宮、齊府將士面前時，將士們頓失斗志、紛紛潰散，方宣告政變的勝利。
陳寅恪先生評說：“玄武門事變?yōu)樘谝簧凶钇D苦之奮斗，其對方之建成、元吉亦是智勇具備之人，謀士斗將皆不減于秦府左右，其結果則太宗勝之而建成、元吉敗者，其關鍵實在太宗能利用守衛(wèi)宮城要隘玄武門之山東豪杰，如常何輩?！?/span>
常何，彼時負責玄武門守備，據(jù)陳寅恪先生考證，出身山東豪杰，武德五年（622）跟從李建成前往河北平定劉黑闥二次反叛，因而李建成視常何為舊部而未曾懷疑，故敢同李元吉單獨行經(jīng)玄武門入朝覲見，未提前采取必要措施。李世民棋高一著，選擇玄武門下手的關鍵，就在于收買了常何以及敬君弘（在玄武門之變中戰(zhàn)亡）、呂世衡等其他將領，才能“預伏其徒黨于玄武門，而守衛(wèi)之將士亦竟不之發(fā)覺”。
李建成墓志，該墓志顯著特征為志文“隱”（謚號）字為重刻，專家認為是修改前謚號“靈”字為“隱”謚，既沒有貶低建成政變失敗者的命運，又有一種對建成結局的憐憫。來源/西安博物院
此外，負責伏擊建成和元吉的尉遲敬德，以及抵御東宮、齊府將士開展報復的張公瑾，均為山東豪杰。陳寅恪先生特別強調：“當此事變迫急之時，（張）公謹能獨閉宮門，以拒東宮齊府死黨之來攻，因得轉危為安，其勇可以想見，此亦山東豪杰集團特點之一也?！?/span>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爭奪皇位繼承權的一場公開廝殺，獲得勝利的李世民成為太子，很快又通過高祖李淵的禪讓，正式即位為太宗。不可忽視，這場內戰(zhàn)中山東豪杰為李世民起到了牢牢掌握玄武門的關鍵作用。李世民得到山東豪杰的助力，著實“較任何其他役如戰(zhàn)勝隋末群雄及摧滅當時外族者為更多也”。
穩(wěn)定山東局勢
太宗剛執(zhí)政時，形勢十分復雜，問題堆積成山。太宗一面靠實行寬大政策、信用東宮僚屬、禮葬李建成等措施，處理政變后遺留的問題，一面又亟需解決穩(wěn)定山東地區(qū)局勢的大問題。
山東地區(qū)是隋末農(nóng)民起義風暴的策源地，也是隋末唐初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點。這一地區(qū)局勢的穩(wěn)定，成為鞏固唐王朝全國統(tǒng)治的關鍵問題。
原來，在李世民平定山東劉黑闥集團首次起兵時，采取了較為殘酷的鎮(zhèn)壓手段；而后李世民以洛陽為據(jù)點，派張亮“陰引山東豪杰”，也收效甚微。
反觀李建成平定劉黑闥二次起兵時，根據(jù)魏征建議，“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得到了山東地區(qū)廣大群眾的好感，也培植起不少勢力。當玄武門之變的消息傳到山東，加上太子黨羽逃至山東，試圖趁唐廷內訌機會興兵作亂者大有人在，勢必對李世民統(tǒng)治構成嚴重隱患。
于是，太宗及時地選派魏征宣慰山東。
玄武門之變后，太宗不計前嫌，封作為李建成太子洗馬的魏征為諫議大夫，令魏征感恩圖報，終成一代名臣。
清人所繪《凌煙閣功臣圖》中的魏征。來源/劉源《凌煙閣功臣圖》
太宗選派魏征前往宣慰，既是給魏征立功機會，同時也考慮到魏征本人也是山東人，在隋末農(nóng)民大起義中與山東地區(qū)各種社會勢力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故“許以便宜從事”。
當魏征到達磁州時，恰好遇上地方官員羈押前東宮、齊府官屬李志安、李思行送往京師，魏征立即下令將其釋放，有力執(zhí)行了太宗的寬大政策，使太宗在山東地區(qū)樹立“信義”，不僅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慮，更為太宗爭取到山東豪杰更廣泛的支持。
魏征宣慰山東期間，還時刻提醒太宗堅持對山東的既定寬大政策不動搖，積極妥善處理了各種關系，山東地區(qū)的局勢逐漸平靜下來。魏征不辱使命，由此獲得太宗極大信任。
影視劇中的唐太宗與魏征。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貞觀元年山東大旱，太宗下詔賑恤，免去災區(qū)年租，并派遣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征、治書侍御史孫伏伽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做好“賑濟”工作。同年，青州地區(qū)發(fā)生謀反事件，太宗派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前往處理，仁師采用“寬慰”辦法，很快平息了動亂。經(jīng)過君臣們一系列努力，太宗基本鞏固了對山東地區(qū)的統(tǒng)治，進一步夯實了王朝的基礎。
拔擢山東微族
從征戰(zhàn)到奪嫡，再到一統(tǒng)天下的歷程中，山東人對李世民的襄助相伴始終，因此，太宗自然也就注意任用山東人參與治國理政，那么貞觀朝新拔擢的宰相中，山東人數(shù)量占到一半也不足為怪了。
可若進一步探究這11人的家世，會發(fā)現(xiàn)他們大多出于山東微族而非傳統(tǒng)士族。如張亮，農(nóng)夫出身；魏征、戴胄、馬周、張行成的家門都甚為寒微；李勣家門或為土豪，但絕非顯閥；溫彥博的祖或父，雖然歷任過高官，但職位比較清閑，也算不上顯閥。門第最好的兩位山東宰相房玄齡、高季輔，與唐代山東門第最盛的“七姓十家”相比，終是小巫見大巫。
《十八學士圖》（局部），唐太宗時建文學館，收聘賢才，有房玄齡等十八人，命閻立本畫像。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山東高門人才極多，而太宗任用的山東宰相中，沒有一位出身第一流名家，反而大都出身寒微，這在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豪門士族的風氣中，可謂開啟一股清流。
其實太宗“偏愛”山東人，有其深層次的考慮，這得從太宗代表的關隴集團性質說起。
關隴集團本是北方邊境族群對于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所起的反對而行成的群體，集團的中心人物，或者沒有被漢化，或是被他們同化的漢人。他們以能征慣戰(zhàn)聞名，而缺乏懂得文學治道的儒生。經(jīng)過西魏、北周、隋三朝約百年時間，關隴集團一方面不斷擴大中心家族勢力，如李世民般文武兼?zhèn)湔哂鷣碛?，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皇權禪奪紛爭中，自我摧殘內耗也不少，故而集團內部出現(xiàn)了人才不足的遺憾。
山東地區(qū)人才濟濟，西魏、北周時代，宇文氏這個起于北邊的鮮卑族，在制定各項制度時，極力歡迎關東士子如盧辯一流參與協(xié)助。在隋煬帝大業(yè)年間，引入山東人參政情況更盛，甚至出現(xiàn)了“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為朋黨”的局面。那么作為統(tǒng)合華夏江南的唐王朝，為治理廣大的地區(qū)計，為創(chuàng)建宏偉的系統(tǒng)計，勢必也無法阻擋匯集各路人才，特別是山東人的趨勢。
此外，重用山東人，還有經(jīng)濟上的考量。唐初財政上的收入主要依靠租庸調制度，重視谷物、布匹的征收和為朝廷服役。山東人口眾多，其河北地區(qū)盛產(chǎn)布匹，絕非其余地區(qū)可比擬，故在唐初，山東地區(qū)實際上可看作建都關中的唐朝經(jīng)濟上的生命線。
那么太宗又為何喜歡提拔山東人中的微族呢？
首先，山東士族的高門，如崔、盧、李、鄭、王之類，在唐初依舊勢力太大、聲望太高，在世人心目中是凌駕于關隴集團的。太宗對這種歷史遺留問題心懷不滿，又不得不用山東人，從而舍望族而重用微族，以圖對舊有門閥勢力予以打擊，達到加強皇權的目的。
其次，山東微門寒士與山東各種勢力之間天然的密切聯(lián)系，有助于表達山東豪杰及山東普通地主的政治訴求，便于穩(wěn)定山東民心。其對山東施政方略的影響，有助于政策制定更為合理。
最后，太宗忌憚山東士族在朝中結黨。山東士族從南北朝以來，多為姻親聯(lián)結關系，任用士族之人，結黨營私可能性大增，為太宗所不容。
山東微族多孤立進取，如張行成，太宗曾自言：“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比缥赫?，以直言敢諫聞名，得罪太宗時，太宗都要氣罵其為“田舍翁”，卻能始終保持敢說敢言，這種耿直性格不易結黨，或許是屢受重用的原因之一。
陳寅恪先生也評說：“太宗雖痛惡山東貴族，而特重用（魏）征者，正以其非山東盛門。”或許這就是對太宗“偏愛”山東人的最好注解。
參考文獻：
李錦繡：《論“李氏將興”——隋末唐初山東豪杰研究之一》，《山西師范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5
于賡哲：《唐開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人民出版社，2015
汪篯：《唐王朝的崛起與興盛》，北京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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