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何秉孟

　　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希臘于2009年底爆發(fā)主權債務危機，緊接著，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qū)普遍爆發(fā)。在過去的五六年中，國際學術界特別是歐洲學術界對歐元區(qū)發(fā)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大量分析，先后提出了美國次貸危機波及論、美國評級機構推動論、歐元區(qū)制度缺陷論、高社會福利論等見解。應該說，這些見解，對于人們從不同角度認識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fā)生的原因是有幫助的。但我認為，學術界包括歐洲學術界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fā)生原因的分析，有兩個方面被忽視了，這就是：“和平演變”蘇東的后遺癥和西式民主制度的功能紊亂癥。

　　所謂“和平演變”蘇東的后遺癥。毫無疑問，超越社會承受力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續(xù)。然而，我們都知道，歐洲大陸諸國的社會經濟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一種改良型的資本主義制度。所謂“改良”，集中體現(xiàn)在經濟的分配領域：主張適度公平，限制資本對勞動者的過度剝削與掠奪，勞動者可分享部分企業(yè)剩余。但由于它沒有改變生產資料資本家占有的經濟制度，所以從本質上看，這種社會經濟模式，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怎么可能建設一個覆蓋全民的“從搖籃到墳墓”的所謂高福利制度呢？回顧一下冷戰(zhàn)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個中原因在于，冷戰(zhàn)期間出于對前蘇東國家“和平演變”的需要。

　　眾所周知，戰(zhàn)后的一二十年，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期”。但直到六七十年代，歐洲廣大勞動人民并沒有享受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所以，當時歐洲的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為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質量所進行的斗爭此起彼伏。以法國為例，僅1976年勞資沖突即達4400余次；而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對峙局面不斷加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于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對蘇東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需要，歐洲大陸諸國大致從70年代開始，加大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希冀借此建設一個對蘇東國家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人間天堂”。如法國，60年代剛剛開始在個體經營者中籌建社會保障，70年代開始在不同行業(yè)、地區(qū)和部門籌建統(tǒng)一的社會保障系統(tǒng)，1978年1月立法規(guī)定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社會保險，使每個人都能享受醫(yī)療和生育保險、退休保險、家庭補助等三大社會保險。也就是說，到70年代末，所謂覆蓋全社會的高福利制度，在法國才初具雛形。歷史已經表明，歐洲這一戰(zhàn)略對于90年代初發(fā)生的蘇東劇變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建設所謂的高福利制度是要錢的。錢從何而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通過提高資本所得稅去籌集，只能靠發(fā)行國家債券以借新債還舊債這種“寅吃卯糧”、“吃子孫”的方式去籌集，從而推動歐洲諸國的主權債務持續(xù)攀升。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歐洲在冷戰(zhàn)時期對原蘇東國家進行“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后遺癥，也是歐洲“和平演變”蘇東所應付出的代價！

　　所謂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紊亂癥。通過選票決定執(zhí)政黨派和執(zhí)政團隊，本意是為防止專制和獨裁的一種制度設計。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趨腐朽，這種西式民主制度逐步異化為資產階級內部的各利益集團爭權奪利、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另類“敲門磚”：每當換屆選舉時，參選的各利益集團的頭面人物，為撈取選票，紛紛登臺，競相對選民許諾，開出為選民謀福利的“空頭支票”。如此循環(huán)往復，將選民對社會福利的胃口越吊越高，社會福利投資越來越多，國家主權債務負擔越積越重，終致不可持續(xù)。至2014年初，18個歐元區(qū)國家的整體債務率已高達92.6%，有的國家甚至達到180%，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60%的安全線。所以，歐洲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的紊亂，是歐元區(qū)諸國主權債務危機的重要推手。

　　由此可見，歐洲爆發(fā)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既有美國的以私有化為基礎、以“金融自由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模式推動的金融危機波及因素，更有歐洲自身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但歐洲各界、主要是決策層對此的認識并不到位，所以推出的反危機措施明顯呈現(xiàn)出不僅反右，而且重在反左的特征：既抵制右的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又著力拋棄社會民主主義中的較為親民（中下層勞動者）的某些價值理念。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