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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書的獨特優(yōu)勢是我先民在制造中自覺賦予的

簡策,是華夏先民為書寫文字、傳遞信息而專門設計制造的。在古代史上,許多民族長期用樹皮、樹葉之類書寫文字,到很晚還是如此。我先民在極端困難的環(huán)境中,通過加工竹木發(fā)明了簡策,用于書寫文字,用于傳播信息。從商王命以簡冊為傳播工具,可知我先民使用簡策與使用文字一樣,最初主要是作為治國工具,以滿足國家的政治需要。其結(jié)果,簡策成為官府民間、社會上下共同使用的書寫材料與傳播工具。在實際應用中,簡策兼?zhèn)鋬纱髢?yōu)勢:一、既可書寫,又可攜帶;二、原料豐富,制作簡便,成本低廉。簡策這兩大優(yōu)勢,歸納起來說就是價廉而物美,足以令所有文字載體相形見絀,望塵莫及。我先民發(fā)明簡策對華夏文明影響之深遠,意義之重大,與漢代發(fā)明紙相似。今人從紙的作用,可以大體了解簡策在先秦歷史上的偉大意義。

簡策,是華夏先民制造的一種人工產(chǎn)品。它在應用中具有的獨特優(yōu)勢,首先源于產(chǎn)品的制造,是我先民在制造過程中有意識地賦予的。深入了解簡策,不可不知如何加工制造。下面,主要根據(jù)文獻資料介紹簡策如何制作。這些資料時間都較晚,可是商周簡冊實物尚未發(fā)現(xiàn),從這些較晚資料可以獲得有關(guān)簡策的一般知識,從中體會制造者的豐富智慧與良苦用心。

古人講簡策,其中往往包括牘。簡以竹木為原料,牘以木材為原料。簡字從竹,最初的簡大概是用竹子制作的,最初只有竹簡。后來,簡有竹簡、木簡之分。南方產(chǎn)竹,以竹簡為多;不產(chǎn)竹的北方,多用木簡。古籍中一般不分竹簡、木簡,統(tǒng)稱簡。從外形看,簡是狹長的條形,牘是長方形或正方形。牘,先秦稱方,或版,就是因為牘是方形或長方形的木板。木材容易加工成方形或長方形。竹子容易加工成狹長的條形,不能加工成方形,所以竹不能加工為牘。

簡,札,牒,是同一物品的不同名稱?!墩f文解字·五》:“簡,牒也。”《說文解字·七》:“牒,札也?!?sup style="font-size: 13px;">[1]孔穎達也說,簡、札、牒是“同物而異名”。[2]札,從木,或許最早僅指木簡。秦漢所說簡,不分竹木;所說札,也不分竹木。

簡策與牘版的功能有些區(qū)別,應用范圍以簡策最廣。

不論竹簡、木簡,單片稱簡;將若干簡編聯(lián)起來,稱策。唐代孔穎達說:“單執(zhí)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于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sup style="font-size: 13px;">[3]唐代賈公彥說:“簡謂據(jù)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sup style="font-size: 13px;">[4]古籍凡曰“策”,就是簡策。冊與策,古代可通假,簡策就是簡冊。金文多“簡冊”,文獻多“簡策”。把簡編連成策的方法,與現(xiàn)在編竹簾差不多。《說文解字·十三》稱“編,次簡也?!?sup style="font-size: 13px;">[5]編簡的繩線,以絲線或麻線為常,有時用帛帶。絲線或麻線,細而結(jié)實,最宜編簡。孔子讀《易》有“韋編三絕”之說[6],這“韋”是皮繩。皮繩太粗,不宜編簡,用皮繩編簡不能是普遍現(xiàn)象。簡策的編繩,用一道是不行的,至少需兩道,可以用三道或更多。用繩線編連,并非在簡的中間鉆孔;一旦鉆孔,簡必損壞。編連時只在簡的邊上,刻一個三角形小缺口,以容納編繩。如此編簡牢固,不易散脫。

單片簡,只能寫十來個字,或數(shù)十個字;將若干簡編連起來,就能寫長篇文字。所以,長篇作品必用簡策。天子封賞諸侯的王命,因為寫在簡冊上,故稱冊或冊命。后來,冊又演變?yōu)闀牧吭~。簡策又稱“篇”,作品因為寫在簡策上,“篇”逐漸演變?yōu)樽髌返牧吭~。簡策本是將簡編連而成,一篇作品因而可稱“一編”,如《漢書·張良傳》“出一編書”。[7]凡此說明,文字作品最初都寫在簡策上。不論王命、政典或其它典籍,都用簡策書寫,以簡策為載體;不論官府、貴族還是民間布衣,都可以使用簡策,將簡策作為書寫材料與傳播工具。

牘版以書寫短篇作品為宜。書信用牘,稱尺牘。先秦古書中的畫圖,如地圖、星象圖、兵陣圖以及醫(yī)書中人體圖等,一般都用牘。牘版是平面,適宜記錄畫圖。簡策由于用一根根簡編連而成,不宜記錄畫圖。到漢代,皇帝詔書也用牘版,稱版詔??偟目矗瑺┌娴膽梅秶怯邢薜?,不如簡策廣泛。不過,簡策加上牘版,不論文字還是圖畫,長篇還是短章,就無不可用、幾乎沒有什么限制了。

竹與木,兩者分布都很廣,取用方便,取之不盡。那么,竹簡為什么比牘版更早?原因可能是,將竹子加工成片狀,比將木材加工成木板要容易。加工木材,必須有鋸、斧、刀、刨等工具。加工竹子,主要工具是一把刀。用刀劈竹,就像成語所說“勢如破竹”,只要順著竹子紋理劈,愈劈愈細,愈劈愈薄,速度很快。關(guān)鍵是要掌握竹子紋理,知道如何用刀劈竹,然而所需工具主要是一把刀,技術(shù)不太復雜。與將木材加工成片狀的牘版相比,加工竹簡容易得多,簡單得多。

20世紀50年代之前,人們只知有屬于殷商后期的殷墟青銅器,已經(jīng)有刀、鉆、鑿等青銅類工具?,F(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比殷墟后期更早的青銅器,就是鄭州二里崗青銅器,與河南偃師二里頭青銅器。二里崗遺址屬殷商前期,這里發(fā)現(xiàn)了制陶、制骨、制銅等工場,出土的青銅器有大量禮器、兵器與工具等。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器比二里崗更早,有些學者認為屬夏朝?!皳?jù)發(fā)掘者統(tǒng)計,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禮器有鼎、爵(數(shù)量最多)、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鏃,工具有鑿、錛、錐、鉆、钁(陶范)、刀、刻刀、魚鉤等?!?sup style="font-size: 13px;">[8]根據(jù)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類工具鑿、刀、刻刀等,如果可斷為夏文化,便知夏代就存在劈竹而成竹簡的可能性。

遠古時代,生產(chǎn)力非常低下。華夏先民克服重重困難,從實際出發(fā),選擇以竹木為原料,加工制造了簡策。簡策的唯一用途是書寫文字,此外沒有別的用途。簡策是專門為書寫文字而制造的,可見我先民發(fā)明簡策懷有自覺目的,就是創(chuàng)造一種既可書寫又可攜帶的新產(chǎn)品,將它作為傳遞文字信息的工具。

隨著早期國家政權(quán)的建立,社會傳播活動不斷擴大,各方面都需要利用文字進行溝通與交流。王命為何以簡策為載體?因為利用簡策傳播王命,速度最快,范圍最廣。史官記言記事為何用簡策?因為簡策價廉物美,既方便,又經(jīng)濟。在殷商時代,在西周時代,簡策成為最方便、最經(jīng)濟的文字載體,成為應用最廣的書寫材料與傳播工具。簡策憑借自身優(yōu)勢,成為傳播應用的主體與主角。其它文字載體如甲骨文,如銅器銘文,以及較晚的刻石等,都無法與簡策爭高下,莫不瞠乎其后,望塵莫及。社會上如果沒有簡策,等于沒有了書寫材料,等于沒有了傳播工具,社會上的傳播與交流就要中斷,就要停止,社會機體就要癱瘓,國家就要分裂,后果之嚴重不堪設想。商周統(tǒng)一國家得以維系與鞏固,華夏文明所以能不斷發(fā)展,不斷進步,簡策作為書寫材料與傳播工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關(guān)鍵因素。

世界上本來只有竹木,并沒有簡策。簡策,乃華夏先民創(chuàng)造的一種人工產(chǎn)品。簡書在應用中的巨大優(yōu)勢,是我先民在加工過程中有意識地賦予的。簡策的發(fā)明與推廣應用,是我先民睿智與聰慧的表現(xiàn),也是自強不息與銳意進取的表現(xiàn)。

從古代社會與信息傳播的關(guān)系看,有兩件事值得關(guān)注。其一,華夏先民的原始漢字出現(xiàn)之后,必須通過擴大文字的應用范圍,進而擴大文字的數(shù)量,這樣,原始漢字才能擺脫圖畫文字,逐步走上成熟之路。擴大原始漢字數(shù)量,沒有別的辦法,唯一途徑是擴大應用范圍,要擴大原始漢字的應用范圍,非有簡策不可。因為我先民的所有文字載體中,唯有簡策價廉物美,使用簡策,最方便,最經(jīng)濟。其二,華夏先民在中原大地建立了領(lǐng)導眾多諸侯與部落的中央王朝之后,要在全國范圍實現(xiàn)交流與溝通,不能不擁有文字,這文字非是漢字不可,拼音文字在此沒有用處。另外,還必須擁有足以負載文字實現(xiàn)溝通與交流任務的物質(zhì)載體,這物質(zhì)載體,非是簡策不可。因為我先民的所有文字載體中,只有簡策可以成為全國范圍傳播交流信息的工具,其它所有載體都無法擔此重任。華夏先民的原始漢字,只有以簡策為載體才能在不斷擴大應用范圍的過程中,逐漸成熟起來;華夏先民在原始部落基礎上建立的中央王朝,只有利用簡策作為傳播工具,才能對全國諸侯與部落實現(xiàn)有效領(lǐng)導,分封的統(tǒng)一國家才能不斷鞏固,不斷發(fā)展。我國的早期文明,是以簡策作為傳播工具發(fā)展起來的,又以簡策作為載體不斷積累,在積累基礎上不斷進步。

從根本上說,沒有簡策的發(fā)明與推廣應用,就不會有甲骨文,也不會有金文。華夏文明,其實就是簡策文明。

參考文獻

[1] 許慎:《說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95、143頁。

[2] 孔穎達《春秋序》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04頁。

[3] 孔穎達《春秋序》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十三經(jīng)注疏》,第1704頁。

[4] 《儀禮注疏》卷24,《十三經(jīng)注疏》,第1072頁。

[5]許慎:《說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276頁。

[6]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薄妒酚洝肪?7, 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第1937頁。

[7] 《漢書》卷40,《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第2024頁。

[8]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9頁。

【責任編輯:張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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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光裕(1936- ),江蘇武進人。中國著名編輯學家,編纂中國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導者之一。1959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中文系,留校執(zhí)教。1970年,借調(diào)至山東省革委寫作組。1973年,全國十家直屬中央的綜合大學學報奉命復刊,山東大學《文史哲》為其中之一。劉光?;氐缴綎|大學,任《文史哲》編輯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權(quán)負責復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東省革委寫作組。1978年,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東大學出任《文史哲》編輯部主任。《文史哲》發(fā)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國同類刊物之首。1984年冬,辭去學校行政職務,回中文系教書,絕意仕途,埋頭讀書。1996年退休。著有《編輯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編輯學理論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歷史與文化論集》(中國文學出版社,2004年);《先秦兩漢出版史論》(齊魯書社,2016年);《蔡倫造紙與紙的早期應用》(齊魯書社,2021年)等學術(shù)著作,另有文藝學、哲學、經(jīng)學、史學、文字學等方面論文數(shù)十萬字,其中數(shù)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zhuǎn)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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