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讀過《宋史》的，大都為兩宋扼腕，學者王曾瑜著《宋高宗傳》（又名《荒淫無道宋高宗》）一書，尤其對南宋高宗趙構(gòu)屈膝求和，與金人達成所謂“紹興和議”一事，大加撻伐。
何忠禮《宋高宗新論》認為，“紹興和議”雖然“屈辱”，但也是“無奈之舉”，對宋高宗抱有一定的同情。
本文無意于為宋高宗翻案，只是想探討一下，宋高宗趙構(gòu)由戰(zhàn)到和的轉(zhuǎn)捩點，對此，紹興七年無疑是關(guān)鍵一年。
紹興六年（1136）九月，高宗準備北上，出發(fā)前，赴上天竺寺燒香，雖然收到岳飛的捷報，但高宗對“淮上諸將”的消極防御表示出擔憂，此間，岳飛一軍北上，已經(jīng)抵達伊、洛，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陽一帶，而宋軍主力也已經(jīng)做好了“王師渡河”的打算。
高宗一行北上途中，岳飛、韓世忠、楊沂中等名將陸續(xù)抵達行在，準備扈從高宗北伐，高宗下詔在建康（今江蘇南京）修建太廟，似乎表明有意暫時定都建康，但另一方面，還意在表明此時仍不忘收復中原。
但年底，復幸浙西，并在第二年，正式定都臨安府（今浙江杭州），這一切表明高宗再無北伐之意，而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最終形成，隨后，遣使議和，并最終與金朝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
是什么促使高宗做出改變呢？《中興小紀》（卷二十三）記載了趙鼎與高宗的一段對話：
（紹興七年閏十月）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圣意稍異前日。”
但史籍并未對“圣意”究竟指什么做出說明，從語境判斷，首先是指所謂“紹述之謀”，但高宗對金朝以及戰(zhàn)與和的態(tài)度必然也包括在內(nèi)。
趙鼎，字元鎮(zhèn)，山西聞喜人，高宗朝兩次拜相，紹興六年十二月乙巳，趙鼎罷相，紹興七年九月丙子，即這次對話前兩月，趙鼎第二次拜相，因此，作為高宗近臣，趙鼎覺察到高宗內(nèi)心的變化，就發(fā)生在紹興六年十二月至紹興七年九月之間。
在這期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初以道君逺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蘚等往金國通問，至是（正月乙酉，即二十三日）還，始知道君及寧徳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zhí)入見，上號慟擗踴，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紹興七年正月，被女真人擄往北國的宋徽宗死訊傳來，這很可能是最重要的觸發(fā)點，這一年，高宗虛齡三十，所謂“而立之年”，如今，父皇死訊傳來，高宗很快便表示出對依舊身陷虜營的“宣和皇后”的思念。
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
宣和皇后即高宗生母韋賢妃，當然，有人認為，所謂思念母親只是高宗掩蓋求和的幌子，但也屬人之常情，而難以苛責。
或許讓高宗重新思考自己、母親以及國族的命運，但未必一定從抗金轉(zhuǎn)向求和，而接下來發(fā)生了一連串事件很可能才是最終促使高宗決心求和的關(guān)鍵：
其一，“淮西之變”，宰相張浚想削奪劉光世兵權(quán)，借機將其掌控在自己手中，結(jié)果，劉光世部下酈瓊率三萬多淮西宋軍，投降偽齊劉豫；
其二，覬覦淮西宋軍的，不只有張浚，還有名將岳飛，但張浚的計劃讓岳飛想吞并淮西軍的計劃落空，于是，任性一把，“棄軍廬墓”，干脆辭去軍職，躲進廬山，給母親守墓。
這一連串事件無疑進一步觸動高宗，一心北伐的張浚志大才疏，不足依仗，而軍人跋扈，卻是腹心之疾，大約就在徽宗死訊傳來的同時，秦檜再度執(zhí)政，但此時的秦檜的心態(tài)也不約而同地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只是不知道秦檜是否已經(jīng)號準了高宗的脈，而有意迎合，還是另有原因？
（紹興七年六月）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zhí)浚手，曰：“守向言某舊徳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晩節(jié)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為天下深憂?！鄙w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至此，高宗、秦檜不謀而合，而下一個動作，高宗的心跡已昭然若揭。
（紹興七年九月乙酉）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zhí)、大將、從官，從之。
羊祜，晉朝人，泰始五年，都督荊州諸軍事，而吳國陸遜之子陸抗駐守江陵，二人都以德懷柔，相安無事，高宗之所以將《羊祜傳》賜予主管軍政的樞密使秦檜，無疑是希望秦檜學習羊祜、陸抗，與金朝相安無事，而秦檜申請宰執(zhí)、大將、侍從人手一冊，無疑是在將高宗的心意傳達給朝廷上下，于是，議和勢在必行。
當然，對于宋、金達成“紹興和議”，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南、北暫時勢均力敵，即便有意收復，似乎也只能等待時機，但在此之前，南宋也需要休養(yǎng)生息。
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yǎng)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后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
這或許也是張浚罷相之后，高宗召回趙鼎的初衷但此前用張浚，正是有意北伐的表現(xiàn)。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