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文化公案的是與非

關(guān)于老莊、孔子的先后問題，胡適跟他的學生錢穆、馮友蘭爭論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晚年，在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時才對這場曠日持久的論戰(zhàn)做了總結(jié)，他說：“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據(jù)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里，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p>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

學術(shù)一旦上升到信仰，便不好交流了，屈服便意味著心中的‘天’崩塌了，這就是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啦煌幌酁橹\’，豈謂是邪？”難道不是嗎？

可惜的是，胡適于1962年就抱憾離世，他沒有等到10年后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的出土，更沒等到20年后戰(zhàn)國楚簡的出土。好在馮友蘭先生等到了，面對文物，馮先生選擇相信文物。在文物面前，再嚴謹?shù)目紦?jù)都不堪一擊。

為什么會有“道不同不相與謀”之說？

其實所謂的“道”沒什么區(qū)別，個人的理想抱負不同而已，而人背后的那個“道”歸根結(jié)底還是一個“道”，不同是視覺和境界決定的，莊子說“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曲士不可以語道?！彼?，真懂得的，并不會跟不懂得的人計較，這就像一個大人，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對的，所以他不會跟小朋友較真。

那么，“中庸之道”跟道家之“道”真的之一回事嗎？

《四書五經(jīng)》

《中庸》的前世后生

《中庸》出自《禮記》，是西漢禮學家戴圣編著的中國古代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六經(jīng)中的《禮》，記載的是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原文古奧，不便于學習交流，因而很多人會在文種加入解讀。但由于只加載儀式，而沒有儀式背后的“禮義”，儀式變成了空洞沒有價值的虛禮。

為增加《禮》的歷史文化意義，后學們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闡發(fā)經(jīng)義的論文類文章，戴勝把這些論文作為《禮》的附加材料，編在一起，并給它們?nèi)∶坝洝薄?/p>

漢代儒學是儒學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期，以儒家“五經(jīng)”為主，側(cè)重訓詁與詮。到了宋代，理學家們把《禮記》中的“中庸”挑出來，跟《論語》《孟子》《大學》一起，合稱“四書”，儒學宗師朱熹親筆作注。從此，《中庸》從“五經(jīng)”中脫離出來，成為元代以后最主要的儒家經(jīng)典之一。

四書集注

宋代之后的元明清，是儒學（準確地說是新儒學，也即“道學”）發(fā)展的第二個高峰期，這一時期，大儒們改變了漢儒以“五經(jīng)”為主的訓詁詮釋法，而以“四書”為主開展“義理推演”，也就是說，理學家們已經(jīng)不滿足“我注六經(jīng)”式的生搬硬套，而采取更加開放的“六經(jīng)注我”方法，對各家的思想學說，尤其是道、佛兩家思想吸收借鑒，而成煌煌理學。

在宋儒“六經(jīng)注我”之前，在《禮記》成書的漢代，就已經(jīng)廣采博取各家思想了，從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在全國推行，而漢代的“儒術(shù)”是以儒家大一統(tǒng)思想為框架，博采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陰陽家的陰陽讖緯之說，以及法家的嚴刑峻法等為一爐，給倫理綱常和皇權(quán)找到一個恰切的“天理”依據(jù)。

因為漢武帝認為，純粹依靠儒家的仁義禮沒法實現(xiàn)開疆拓土的文治武功。他的異母哥哥、河間王劉德就因為要“實事求是”地恢復孔子學說、不要雜糅之術(shù)，而遭漢武帝的猜忌，郁郁而死。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因此，在此文化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下，戴勝同樣采取了董仲舒的圓融之術(shù)，大膽吸收了道家的天道思想，是《禮記》理論體系更加完備，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正是此意。“萬物一起生長而互不妨害，道路同時并行而互不沖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樣長流不息，大的德行使萬物敦厚純樸。這就是天地的偉大之處??！這些話，明顯是從道家化來的。

臺灣大學傅佩榮先生認為：《中庸》將儒家的人文與道家的天道結(jié)合起來，其思想境界愈加超邁，理論支撐月有力，加之文辭優(yōu)美，朗朗上口，被單獨挑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作為新儒學的《四書》，取代漢代的“五經(jīng)”，也就順理成章了。

中庸

中庸之道的“道”是什么？

《中庸》是對儒家思想的全新整理和詮釋，是儒家思想的新境界，《中庸》第一章開宗明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上天賦予人的品德叫做本性（如同道家的“德”），順著本性去做事叫做道，培養(yǎng)并遵守道叫做教化。

孔子是把中庸作為最高道德境界來贊美的，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境界了！人們已經(jīng)長久缺乏這種道德了。

孔子

世人解讀“中庸”通常帶有“不偏不倚”“中間路線”“和事佬”的色彩，這也難怪，因為大儒程頤和朱熹就是這么說的。程頤的解釋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解釋是“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p>

因此，南懷瑾說這句話一邊抄襲道家的，一邊抄襲佛家的，這是個學術(shù)上的大問題，其功其過，很難講！

但《中庸》對“中庸”的解釋是：“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意思是說：喜怒哀樂是人之常情，但當喜怒哀樂的情感尚未發(fā)動的時候，心是平靜的，所以不存在太過與不及的問題，這就叫做中。當七情六欲一旦發(fā)作，也能做到?jīng)]有太過與不及，沒有失態(tài)失常的不合理言行，而都能恰好中節(jié)，這就叫做和?！爸小笔巧焐厣说拇蟾?；“和”是天下萬物共同的通途。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故能“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君子能達到順道而行的中與和這兩種境界，那么天地都會安居正位，萬物也便蓬勃生發(fā)。
《中庸》認為：人類起源于天（天命），是天的組成部分，“天命”觀沿襲董仲舒的人格神意義，是上帝神。天是主宰，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來。

由此可見，“中庸之道”的“道”是天之道，而這個天之道是人格化的有主觀意志的神，跟道家的自然之道不是一碼事。正像傅佩榮先生所說，《中庸》的思想“肯定是從道家傳承而來”，這說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兼容并蓄、唇齒相依的融合體。儒家思想經(jīng)過戰(zhàn)國的荀子、西漢的董仲舒和兩宋時期的“北宋五子”、宋明理學的兼容并蓄，不斷與時俱進，發(fā)展壯大。至于誰抄誰的，都是無關(guān)緊要的了，反正都是中國文化這根大樹上的果實。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但學者們把“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說成是“天人合一”理論產(chǎn)生的源頭，卻是本末倒置了?！独献印吩趹?zhàn)國楚墓里躲過了焚書的秦火，一面世就帶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原貌，他既沒有與時俱進地“添磚加瓦”，也沒有迎合時勢“削足適履”，他是怎么吸收“性”“道”“教”的思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