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命去殉我，殉我之執(zhí)念
人間盡是滄桑事
1926年，軍閥混戰(zhàn),山河破碎。
1927年， “四一二”政變,殺意凜然。4月，北大教授李大釗命喪絞刑，天地動容。
殺戮與血腥，充斥著這個國度，迷茫與恐懼在沉默中滋生著、蔓延著。一時間，知識分子紛紛逃離北平避難。
此時的清華導師梁啟超再次做好了流亡日本的打算，并邀請王國維一同避難。而那位曾因辛亥革命避難日本的王國維，此次反倒不慌了，也越發(fā)淡定了，似乎也沒有任何避難的想法。也許在冥冥之中，王國維已經(jīng)看破了生死。
1927年的6月2日，離端午節(jié)還有兩天，王國維在北平頤和園魚藻軒縱身一躍，選擇了自沉。大師忽然先去，只徒留一腔國學絕唱。事后，一封遺囑呈現(xiàn)天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寥寥數(shù)語，字字泣血。一時滿城熱議，卻也道出了王國維多年來一直縈繞于心的困惑與苦澀。一代國學大師自此駕鶴而去，也留予世人更多的是漫天猜測，難有定論。
窮者獨善其身
王國維的自沉，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類比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齊。在這易代鼎革的時代，以前朝遺民自居的文人拿著民國政府國立大學的俸祿，我們可能難以想象王國維當時內心的煎熬。就在王國維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后兩年，內心郁悶的情緒應該從未離去，“自沉”思想一直隱隱發(fā)作
而在這段內憂外患的歷史時期，奔赴在殺身成仁路上的仁人志士，應該比歷朝歷代都多。而對于王國維的自沉，清末一些著名人士獨特的生死觀來剖析王維的“死”由，也許是個獨特的視角。
回到1918年，著名學者梁漱溟父親梁濟在北平積水潭投湖自盡，當年也同樣掀起了一陣熱議。但梁濟在遺言中卻對自己的自沉，留有這樣一句話：“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shù)千年先圣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于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保ā读簼z書錄》）
從梁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漱溟父親自沉遺言中的“數(shù)千年先圣之詩禮綱?！?，是非常契合王國維遺書“義無再辱”傳統(tǒng)文化的自覺思維，且這種生死觀本身就源于儒學“氣節(jié)”的衍生精神思維。而王國維與梁濟身份上也有很多共同之處，兩人同為儒學大家，傳統(tǒng)文化理念亦根深蒂固。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兩人都有共同為清廷效力的經(jīng)歷。
但梁濟遺言話鋒一轉，又有看似非常矛盾的說法：“此身之死，系為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保ā读簼z書錄》）
說明梁濟內心是認可共和制的，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帝制”的思維枷鎖。而王國維呢？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思想上也屬于維新派，以新學為尚，又深刻研究叔本華哲學且有自己見解，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自然是了然于胸。而在辛亥革命后東渡日本，才開始真正深入研究舊學。所以他們都存有“西學”再生思維的，并認可西學。
雖然兩人都兼有“儒學”和“西學”思想烙印，尤其在生死的抉擇上無疑是忠于儒學的，但在“殉”的目的上是有所區(qū)別的。
“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梁濟遺書錄》）
就“殉”的目的上而言，梁濟的思維或說是“殉國”，或說是“兼濟天下”。我們這個國度的輿論慣性，太需要用死亡去吸引眼球，太需要用死亡去重新審視這個社會，進而去喚醒國民。所以，梁濟的自沉是“殉”和喚醒兼而有之，是存在兩種自我實現(xiàn)的目的性。雖看似矛盾，其“兼濟天下”的追求也是十分明晰。
而王國維“殉”的目的性則更為純粹些，或者說很保守，更強調自我修身、愛惜羽毛，是一種傳統(tǒng)文人的思想“固執(zhí)”。王國維除了受任“南書房行走”，受恩于清室，而以后種種際遇幾乎與政治絕緣?！皩W而優(yōu)則仕”，但憑借其國內學術泰斗地位，謀個小官應該不成問題，且當時國內眾多學府可謂是不止一次真誠拋出了橄欖枝，無論北大，還是清華諸高校，但都被王國維一一回絕了。雖然王國維當時經(jīng)濟很是不寬裕,但他旗幟鮮明的義利觀還是深受儒學熏陶，幾乎牢不可破。而最后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也是半推而就，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王對于“貳臣”這個詞眼還是有所忌諱的。當然王國維天生就不是政客，在政治上的覺悟可能略顯滯后些，所以他在里面舉步維艱，并不能左右逢源，更遑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縱觀王國維一生中，唯有和政治搭上邊界也僅有這羅振玉照顧的“南書房行走”。于內心而言，王國維的確將此次的入仕看作人生榮譽頂峰，畢竟這是他曾經(jīng)在科舉體制下孜孜以求的夢。所以在馮玉祥政變“逼宮”之后，王國維毅然決然相約清朝遺老去“殉”，以保全清臣的身前身后名。
但王國維在馮玉祥發(fā)動政變后，1924年第一次“殉”的內容是單一的，是失敗的。就如同1645年,清兵逼進南京，大學士錢謙益相約柳如是一起自沉，不投清室。當然，錢是懦弱的，一句“水太涼”，淪為后世的笑話，而為儒學大家們所詬病。王國維當然熟知這段歷史插曲，也必然從中汲取教訓。“殉”則成全忠義名節(jié)；像錢謙益“逃”則鬧出了笑話，為世人恥笑。
更何況王國維家族有世祖王稟之在靖康元年殉國盛舉，這樣的榮耀和氣節(jié)，對后世子孫有著強大的潛移默化影響力。
王國維在追溯先祖王稟之的忠烈事跡時，寫道：“城陷時，被圍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與金人巷戰(zhàn)，身被數(shù)十創(chuàng)，遂入原廟中負太宗御容，與子合門袛候荀赴汾水死?！?/p>
可見王國維對先祖殉國的事跡，是引以為傲的。誰又能料到七百年后的端午前夕，王國維效仿了與他遠祖王稟之父子同樣的人生終局—投水自沉。
以命去殉我，殉我之執(zhí)念
我們再從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來思考下文人王國維的自沉。
自屈子投江后，中國文人大有出世入世的思想，鮮有文人自殺（除了當代天才詩人居多），可以說是相當惜命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歸功于魏晉風流,一直深刻影響著這個國度文人在政治失意，懷才不遇時回歸桃源的選擇，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在“竹林七賢”身上捕捉出其風采。契合文人騷客的“進則入仕，退則隱世”志趣，尤其是蘇軾將這種生存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作為堪稱近代國學瑰寶的王國維不可能不懂這些，但現(xiàn)實中他為什么無法做到？
我們首先要考慮到王國維的生存狀態(tài)是值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西文化碰撞異常強烈，國民思想混沌迷茫。新文化后，反“傳統(tǒng)”一直是主流，這是歷朝歷代從未出現(xiàn)過的思想文化背景。
電影《建黨大業(yè)》中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在新文化與舊文化辯論中，拖著長辮的北大遺老辜鴻銘，遭遇到了學生強烈的非議與不滿。盡管清華的王國維沒有受到如此“禮遇”，但王國維與辜鴻銘同樣堅守的“辮子”，本質就是堅守一種深刻的傳統(tǒng)文化認同,同樣也必然會接受到不同理念的沖擊和打壓。
據(jù)說，一次王國維的夫人在給他洗頭時，漫不經(jīng)心地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么？”王國維答道：“正是因為已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么？”
“我還剪它做什么？”一個“還”字，似乎也暗示了王國維曾有剪辮子的想法。畢竟新文化運動后，西學漸入人心，“打倒孔家店”是主流，人人都言民主、自由、科學，全盤否定舊文化。大家爭先恐后剪辮子，不敢落下，迫不及待向大家標榜先進。但辮子是王國維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外化，他鐘情于“辮子”，本質就是對內心“文化”的鐘愛。王國維飽讀西方哲理，不可不知新潮，置身思想新潮，而不隨波而逐，又不可不謂獨善其身。所謂的“異類”，總是要付出別人沒有的代價。也許正是這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思維在左右，王國維更加迷茫的。新文化思想運動多年，國內禮崩樂壞，精神斷裂，整個社會思想道德環(huán)境急速處于混亂狀態(tài)。這在文人王國維看來，必然是一種深刻的痛。
對于王國維的自沉，陳寅恪先生寫了“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誠如斯言,傳統(tǒng)文化于王國維而言，那便是生活之鏡，生存之根。文化的消亡，那便是其生命精神養(yǎng)分的流失。
陳寅恪先生關于文化的敘述中將其死因闡釋為與傳統(tǒng)文化共存共進的理念，是十分有令人信服的。王國維自沉，另有避債等現(xiàn)實說法，但他對傳統(tǒng)氣節(jié)文化操守理念的堅守，還是主導力量。
縱觀王國維一生，成也傳統(tǒng)文化，敗也傳統(tǒng)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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