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中國的歷史劇終于擺脫了清宮戲一統江湖的局面。無論是以南北朝為背景的架空劇《瑯琊榜》、還是以唐朝為背景的《長安十二時辰》等，都讓我們看到了一番古代劇百花紛呈的局面，這顯然是可喜的。
而且，近年來的不少歷史劇更注重對歷史細節(jié)的還原，如古代的服飾、禮儀等方面，這些進步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歷史劇只是打著歷史旗號的愛情劇。甚至如《大明風華》之類對很多關鍵性的歷史事實進行了歪曲解讀，這顯然是不提倡的。我們不是說歷史劇不允許改編，但改編不是亂編，有些已經定性了的歷史事實是不宜進行顛覆性解讀的，除非可以以有理、有節(jié)的視角進行研究性探討。
比如最近熱播的以宋朝為背景的《清平樂》，該劇剛開播的評價很高，近期雖一路走低，但大都也與其劇情平淡如水有關，而非精神內核。
其實談愛情也好，論朝堂也罷，《清平樂》非常大的問題是在美化宋仁宗，并且強行組愛情CP。
該劇主要講述的是宋朝仁宗時期的一段“盛世”，其劇情簡介中提到：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輩出，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經濟文化盛世。
很多朋友認為，這個盛世之下便是百姓安居樂業(yè)，生活富足美滿。但是請注意，宋仁宗時期的盛世是當時士大夫們所定義的，仁宗在那些士大夫們眼中是最理想的統治者，故而在他的治下，自然是官僚士紳們的盛世。
然而就整個大宋朝而言，談及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yè)和富足美滿恐怕是要開玩笑的的，而上升到國家角度，則更是難說國力強大，不受外侮。
其實古代中國的大多數盛世，除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外，還有軍事和政治上的優(yōu)勢。然而，誰都不敢說仁宗朝有這個優(yōu)勢。
而這個優(yōu)勢一旦不具備，那么所謂經濟文化的繁榮就是一場虛幻，因為表面上的繁榮是建立在對外輸送大量歲幣、絹帛的妥協基礎之上的。因為戰(zhàn)事不利，宋朝又不得不保持一支規(guī)模大，但卻又指望不上的巨額常備軍，浩大的軍費開支最終是要落到百姓頭上，而非那些士大夫的。
所以宋朝仁宗時期的“盛世”實則是士大夫們的盛世，而經濟文化上的表面繁榮，如果沒有政治和軍事的強力保障，其實是虛幻的。本文我們就從宋朝仁宗時期的軍事視角入手，探討其“盛世”背后的另一面。
一：“盛世”之宋
宋朝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其祖父的哥哥就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
趙家在唐朝后期就已是官宦家庭，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自后唐時期便歷任禁軍將領，后周時更任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是一位作戰(zhàn)勇猛的武將。趙匡胤本人比起父親更厲害，任后周禁軍的最高統領，并在960年發(fā)動陳橋兵變，從此黃袍加身，創(chuàng)建了北宋王朝。
宋軍的主體就是后周的禁軍演變而來，當時的戰(zhàn)斗力比較強悍，趙匡胤本人也具備較強的軍事才能。然而在宋朝“先南后北”的戰(zhàn)略方針下，趙匡胤在位時期并未能拿下北漢以及收回遼國控制下的燕云十六州。
976年趙匡胤不明不白地駕崩后，其弟弟趙光義自然而然地繼位，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的軍政才能遠遜于其哥哥，尤其在高粱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中將宋朝禁軍精銳喪失殆盡，自此在北方向轉入防守。
同時宋太宗處置西北黨項勢力失誤，使得李繼遷誘殺宋將曹光實，攻略了銀州、會州，事實上奠定了日后西夏獨立的基礎。
而在宋朝內部，為了防止再度出現軍事將領“黃袍加身”的局面，宋太宗對軍隊限制極大，宋軍從一支能戰(zhàn)之師到架子軍團就是從太宗朝開始的。
997年趙光義死后，其子趙恒繼位，是為宋真宗。
北宋皇帝在武略上是一代不如一代，1004年遼軍大舉南下，攻至澶州。宋真宗在寇準的力勸下勉強親征，宋軍士氣大振擊敗了遼軍。
此時遼軍新敗之余，面臨前有堅城，后有堵截的不利局面。但沒想到宋遼兩國最后的合議卻是約為“兄弟之國”，由宋朝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由此開“歲幣”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使者回來后，宋真宗誤以為銀絹三十萬為三百萬，其震驚之余竟也勉強認可，可見宋真宗的底線之低。
而在西北方向，宋真宗妥協退讓，承認夏、綏、銀、宥、靜五州給李繼遷，然而后者依然興兵占據了靈州、涼州，自此隔絕了中原與西域的通道，其雖名義上對宋稱臣，但屢歸屢叛，實則已成割據性政權。
宋朝自此難以得到西域及河西的良馬，進而不能發(fā)展較大規(guī)模的精銳騎兵部隊，嚴重制約了其機動作戰(zhàn)能力。
而宋真宗在這種情況下竟然還大費財力、物力“東封西祀”，使得國力大為空耗。
二：仁宗時代
1022年，宋真宗去世，年僅12歲的皇太子繼位，這就是宋仁宗。其即位之初所面臨的局面是北有強遼，西有黨項，內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危機局面。
但是一個12歲的皇帝明顯是不能治天下的，因此其即位之初一直由劉太后代行處置朝政，直到1033年劉太后去世，23歲的宋仁宗才開始親政。
宋仁宗的有仁宗之稱，其“仁”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我們知道，宋朝的統治者一直是重文抑武的策略，因此文官要是生活在宋代，還是很得意的。
宋仁宗偏偏又是一個性情寬厚，對文臣有著極大耐心，甚至于是討好心態(tài)的帝王。因此，當時的文臣階層對于這個皇帝是比較滿意的。
但是，你對文臣的討好心態(tài)和能否做好實事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
宋仁宗時期，面對文臣階層，他自己的態(tài)度非常和善。甚至于有時候與大臣爭吵時，其也能壓著性子，這在古代實權派皇帝中是不多見的。
但是，皇帝可以耐心聽大臣們講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卻并不一定會采納合理的意見。
宋仁宗時期的名臣蔡襄在《上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彰君過三說》中就明確提到：
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
我們以評價古代皇帝常用的文治武功標準來說，宋仁宗時代在文官階層的文治尚可，但國家卻日趨疲敝，農民起義不斷，社會矛盾尖銳；若以武功而論，不僅未能消除黨項族割據勢力，后者還在仁宗時代正式建國西夏，宋朝屢敗之余還反倒向西夏輸送銀絹。
縱觀整個仁宗朝，值得一提的武功就是平定儂智高叛亂和鎮(zhèn)壓農民起義了——那支百萬人規(guī)模的宋軍終于算是發(fā)了點力。
宋仁宗時期宋軍擴充到了141萬人之巨，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半，就拿出這點“戰(zhàn)功”來，著實說不過去。
這也符合很多人對宋朝的基本了解：經濟文化繁榮，政治軍事孱弱。
這個基本觀點沒錯，但是近年來中西方有一股潮流是鼓吹宋朝，以其GDP占世界幾何，軍隊勝率如何的量化指標來抬高宋朝。
但我們要明白，宋朝其實是窮宋、弱宋。
有人可能說了，宋朝經濟那么發(fā)達，GDP更是世界第一，怎么可能還窮呢？
請大家注意，所謂的宋代GDP只不過是今人的一種研究方法和經濟史論述。宋朝在開國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并的，之后反倒還鼓勵土地兼并，所謂富者連阡陌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說的就是宋朝。
這樣就造成了大量農民依附于地主，而一些無地農民則從事手工業(yè)，成為工商業(yè)者。
宋朝的稅賦是非常沉重的，但這些稅賦落不到大地主和士紳階層的頭上，而是被轉嫁給了基層農民和中小工商業(yè)者。
打個比方說，基層農民可能占20%的土地，但是要繳納80%的稅賦；而士紳地主們占有80%的土地，卻只繳納20%的稅賦。
在經濟層面，士紳地主是宋朝的受益階層，而在政治層面，宋朝重文輕武的大背景下，其又能得到極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在一次科舉考試中就錄取進士、諸科1076人。而且宋朝的“恩蔭”范圍極大，凡是五品以上官員，但逢大禮之時皆有奏請子孫、門徒為官的權利。
宋仁宗時的名臣包拯有言：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9758員，今內外官屬總17300余人，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數尚不在數內。僅以規(guī)模而論，可見此時宋朝官僚規(guī)模之大，而宋朝之官，大都出自士紳地主階層。
所以說，士紳地主們是宋朝的堅定支持者，而碰上宋仁宗這種皇帝，他們自然是要多加吹捧的。甚至于歷朝歷代的文人階層，其實誰不想在這種環(huán)境下享受榮華富貴呢？所以，自宋朝之后，歷代文人對宋仁宗的評價高也是得源于此，歸根到底還是涉及到了本階層利益。
而就宋仁宗時期基層百姓的生活來說，是遠談不上什么河清海晏的。
因為宋朝的稅賦很重，士紳地主們還要再扒一層皮，因此基層農民無奈之下便會起義。宋仁宗時期，見于記載的農民起義甚至是基層兵變平均每年一次，其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是頻率之高是歷史罕見的。
農民起義之所以規(guī)模不大主要是宋朝守內虛外的戰(zhàn)略部署決定的，北宋時期但凡是發(fā)生災荒，朝廷便會擴軍，將流民中的精壯者招募到軍隊中。
宋仁宗慶歷年間，內外所增置禁軍860余指揮，約42萬余人，其中侍衛(wèi)步軍司保捷軍增185指揮、武衛(wèi)軍74指揮、宣毅軍288指揮。這使得北宋禁軍達到了82.6萬人，全國總兵力為125.9萬人。之后的皇佑初年，宋軍總兵力更是增長到了141萬余人。
宋仁宗時期全國人口約6000萬人，其中青壯年不過1000多萬人，然而其軍隊卻占到了其中十分之一強。
如此眾多的軍隊駐防全國各地要沖，一旦有農民起義的苗頭，宋軍即能在地主階層的支持下予以鎮(zhèn)壓，故而宋代農民起義雖多，但成燎原之勢的卻極少。
但比較諷刺的是宋朝軍隊雖然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guī)模，其在關鍵性戰(zhàn)役中卻實在扶不上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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