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真能反映人品嗎？
——以傳統(tǒng)詩歌為例
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總是將文人的文藝作品同其人品相聯(lián)系起來，正如俗話所說'字如其人'、'言如其人'、'文如其人'等，自然，其中也包括'詩如其人'，認為詩品即人品，詩品總是和人品成相關(guān)關(guān)系，但筆者對此觀點進行了些微考究，研究了傳統(tǒng)詩歌中詩品人品的案例，并對詩品與人品的關(guān)系進行了新的論證。
中國古代文論中關(guān)于文品與人品內(nèi)在關(guān)系的闡述甚多。如:'詩品出于人品'(劉熙載《藝概》)、'觀其詩如所聞,接其人如其詩'(徐銥《成氏詩集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葉燮《原詩外篇上)等等, 在這種理論的邏輯思維定勢影響下,從古至今的文學史上,以詩及人、以詩論人、以詩認人的作品閱讀和人格評定方法已成為一種幾乎被公認了的文論規(guī)范和史學筆法。其發(fā)展之極致,便是詩品與人品、人格與風格直接簡單地互代。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在一般的情況下,這種人品與詩品、作者心性與作品精神確實具有線性因果關(guān)系。但并非所有的詩品即是文品，本文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詩品并非能完全反映人品，人品高固然詩品高，但反之則非如此。
本文便從'詩品'與'人品'的具體內(nèi)涵出發(fā)，結(jié)合具體的詩品與人品的關(guān)系，來辯證地進行看待。
一、'詩品'與'人品'的含義
我們要探究詩品與人品的關(guān)系，首先要了解詩品與人品的內(nèi)涵。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所說的詩品都包括什么呢？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重要的是搞清楚'品'的內(nèi)涵。
詩品，一般人會想到為南朝梁鐘嶸的詩評著作《詩品》，或者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這兩部古代詩歌美學著作，都是研究的詩歌的品位的。正如清劉熙載所言: '詩格，一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踐也。'(《藝概·詩概》) 因此，詩品在本文所指的是詩歌的思想品位。
人品，眾所周知，是指人的品性道德，具體指依據(jù)一定的社會道德準則和規(guī)范行動時，對社會、對他人、對周圍事物所表現(xiàn)出來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或傾向。
可知，兩者都是指思想品性、道德，在了解了'人品''詩品'的內(nèi)涵之后，我們來分析一下具體人物與具體詩歌品格的關(guān)系。
二、人品高則詩品高
中國歷來的詩論者們認為人品決定詩品。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與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由內(nèi)在的'志'的思想品格發(fā)展而為外在的'詩'，其中'志'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又如：'詩類其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詩沉著。如書稱鍾、王,亦皆似人。（田藝蘅《香宇詩談》）'。直接將人的性格品德來等同于其詩，也可見人的才性性格也決定于詩歌的性格特點。
可知，一方面，作者的道德情操決定了詩的思想價值。如岳飛精忠報國之赤膽忠城才能寫出名傳千古的《滿江紅》；屈原至死不變的愛國情操方有《楚辭》之問世；納蘭性格對于其亡妻深深的眷戀而有《飲水詞》的問世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的性格特點也決定其詩的特點。蘇軾樂觀，故其詩詞多曠達之語；陶潛不羈，其詩也空靈自然；摩詰愛禪，其詩充滿禪趣；朱子說理，其詩充滿理趣。
此類情況，可歸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三、'詩品'不完全反映'人品'
詩歌實踐中，也有相反的情況。文品高詩品高，而人品卻低。也就是說，詩品不能反映出真實的人品。正如可以說，凡成功之人必是努力之人，而不能說，凡努力之人必是成功之人一樣。
詩歌創(chuàng)作中有：'人品高則詩品高，心術(shù)正則詩體正'（王國維）的案例，但也有'詩品高則人品低，心術(shù)歪則詩體正'的個案。 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八說：'文章純古，不害為邪。文章艷麗，不害為正。世或見人文章鋪張仁義道德，便謂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說文章不能完全反映人之品德高下，不能因為文中所說便斷然判定人品。就像滿口仁義道德的道學家之流，而其實人品則卑鄙無恥骯臟。試看例子：
宋徽宗曾有一篇頗為有名的詩句：'幾然天立鎮(zhèn)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zhàn)貔貅'。此詩中宋徽宗表達了自己要抗擊金兵，收復失地的壯志與豪情，單單此詩來看，這絕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而事實恰恰相反，此位君主玩物喪志，不思進取，乃至開封城被金兵侵占，自己被擄走也沒成為詩中之人。
再如，內(nèi)心卑劣庸俗的勢利小人卻文飾出淡泊高潔的君子。晉代有個潘岳，字安仁，當時很有詩名。他的《閑居賦》曾一時風靡。作品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淡于利祿，忘懷功名的高潔圣人。揚雄《法言·問神》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以此看來，潘安可謂一個'高情千古'，不染紅塵的賢士。而史書載潘岳其人'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原來，潘岳是一個熱衷名利，望塵而拜，趨炎附勢，人品卑下的小人。所以，金人元好問尋揚雄之言提出疑義：'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定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急識安仁拜路塵？'
早在清時，陳延焯就發(fā)現(xiàn)文學史上'人品不足取而詩品甚高'和'詞不足法，人品卻高絕'的兩種文人，進而斷言：'詩詞不盡定人品'。由此可見一斑。
那古人所說的'文如其人'、'詩如其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實是風格即人，詩人創(chuàng)作個性與作品風格的一致關(guān)系。
蘇東坡曾問一位善歌幕士，他的詞與柳永的詞有何區(qū)別？幕士答曰：'郎中（柳永）詞，只合十七歲女子，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綽鐵板，唱大江東去'。
幕士的話說得很形象，蘇詞要有關(guān)西大漢那樣性格的人，綽著鐵板來唱才夠味道。而柳詞，則需江南妙齡女子，拿著紅牙板，清歌慢舞方能傳達出情韻。蘇詞如是，其詩也然，袁枚說：'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袁枚《隨園詩話》)這即評出了他們詩格的不同，其實也指出了他們性格的不同。蘇詩豪邁率直，常理而言，其人絕不會'妝裹作相'；黃（庭堅）詩妝裹修飾，其人概不會大步迎客。
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見蘇詩蘇詞、見柳詞黃詩，與見其人無甚差異。于此，可在詩之風格與詩人之性情之間劃上等號，即所謂風格即人。
我國古代，不少詩家論者就以人之性情論之風格的。除上以外，《詩人玉屑》也是這樣：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魏慶之《詩人玉屑》)
可見，詩的格調(diào)如此，詩人氣質(zhì)也不會有多大變化。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其言之格調(diào)，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yōu)槌五?，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yōu)橹攪?。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錢鐘書論學文選》)然而，詩中所包含的思想品德并不等同于詩人的思想品德。
詩品與人品是歷來文人所關(guān)注的較有意思的話題，筆者經(jīng)過研究得出：詩品指詩包含的思想價值和風格特點，人品指人的思想道德 和性格特點。人品決定詩品，也就是人的思想道德決定詩的思想價值，人的性格決定詩的風格。詩品不完全反映人品。詩的特點反映人的性格，但詩的思想可能有作假的成分即人的思想沒詩寫得這么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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