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投射性認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發(fā)端自 Freud的投射(projection) 概念，后由 Klein于 1946年正式提出，近 70年以來，經 Bion、Resenfeld和 Grotstein等人的發(fā)展，已經成為精神分析乃至其他眾多學科研究討論的熱點問題。在 Spillius和 Shaughnessy (2011)看來，人們對投射性認同這一概念的廣泛興趣不僅來自于其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的重要臨床價值，還在于它是人際間交流互動的一種普遍形式。相關研究表明，投射性認同不僅影響領導在決策過程中身份認同感的形成 (Petriglieri & Stein，2012)，也涉及中國文化中夫妻關系的動力情境與夫妻間內隱和外顯態(tài)度變化，以及具象的內部客體如何結合并形成概念、思想、符號和隱喻等抽象內部客體等問題的應用研究 (Shi & Scharff，2011；Avzaradel，2011)。然而，由于投射性認同較其他心理防御機制而言具有更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這決定了它自出生起就飽受爭議 (Sweet，2010)。對此甚至有學者聲稱：“投射性認同產生的爭議和其帶來的啟發(fā)一樣大 ” (Buckingham，2012)。本文擬就投射性認同內涵演變過程中的內在邏輯將其總結為三次重要轉向，同時橫向比較其與其他相關概念的異同，最后對其最新發(fā)展態(tài)勢做出總結和展望。
2 投射性認同的內涵演變
投射性認同的內涵演變經歷了從單向投射到雙向互動，從內心幻想到現(xiàn)實交流，從母嬰關系到咨訪關系的三次重要轉向。投射性認同在一開始只被視為一種嬰兒被動消極的防御機制，后經由 Klein發(fā)展而演變?yōu)橐环N嬰兒在幻想中與母親雙向互動交流的模式 (Spillius，2011)。而在 Bion(1962)看來，這種互動模式不僅存在于嬰兒的內心幻想之中，還是其借由母親在現(xiàn)實中對其投射內容的接收和容納而重新建立自身情感和經驗的過程。當代分析師則不僅關注存在于母嬰關系中的投射性認同，還對臨床治療中可能出現(xiàn)的投射性認同現(xiàn)象進行了探討。
2.1 從單向投射到雙向互動
投射性認同是 Klein晚年引入精神分析的一個重要概念，并成為其追隨者的一個研究重點。但早在 Klein之前，F(xiàn)reud (1921)就已經對群體中出現(xiàn)的投射性認同現(xiàn)象進行過相關論述。在他看來，個體通過投射把內在不被接受的情感和欲望轉移到他人身上，就能將內外部的威脅體驗從意識領域轉移到潛意識領域，降低內心的焦慮和沖突，從而使自己避免主觀知覺到的危險 (Grant & Crawley，2002)。認同 (identification)也在個體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個體通過認同這一防御機制對榜樣的行為方式進行模仿，就能在幻想中占有其特質，提高自身價值感。根據(jù) Freud，兒童正是通過認同代表著自我理想 (ego ideal)的父性法則才得以克服俄狄浦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習得社會道德規(guī)范，并進入秩序社會中(Freud，1921)。
在 Freud的概念中，投射和認同雖然共同作用于個體的心理發(fā)展，但卻分屬兩個相對獨立的心理防御機制。正是在對這兩個概念整合和改造的基礎上，Klein (1946)提出了一種更為復雜的防御機制 ——投射性認同，指稱“一種構成攻擊性客體關系的原型的特殊認同形式 ”。在她看來，投射性認同是嬰兒以分裂 (splitting)的方式來應對內心沖突的一種防御機制。當母親無法帶來滿足體驗時，嬰兒會產生一種迫害性焦慮，將自我中富有攻擊性的、焦慮的部分通過嘔吐或排泄等幻想方式投射給母親，并在潛意識幻想中使母親認同這些被投射的部分，從而擺脫或攻擊摧毀自我中的破壞性部分，緩解內在焦慮和危險，實現(xiàn)對母親的控制。這一觀點意味著，Klein在將投射和認同聯(lián)結為同一機制的兩個階段后，母親就不再僅是一個被動的被投射者，而能夠主動地通過認同與嬰兒進行雙向互動。 Klein的這一觀點雖然仍將投射性認同的過程局限于嬰兒的潛意識幻想之中，但卻首次突破了 Freud單向投射的藩籬，從而更凸顯了客體母親之于嬰兒心理發(fā)展的重要性。這種思路的轉變也是客體關系學派區(qū)別于古典精神分析的重要標志之一。
Klein (1946)認為投射是一種 “投射進 ” (project into)，而不是 “投射到 ” (project onto)。換言之，投射性認同是一種自體的成分有力地進入客體并控制客體的過程，被投射的往往是部分的自體，而不僅僅是情感和態(tài)度。并且，投射的內容不只是迫害性焦慮等壞的部分，有時還有好的沖動和愛的情感。這些好的部分對嬰兒發(fā)展真實客體關系，整合自我能力至關重要，因為嬰兒通過將自身好的部分投射向客體，并將其再次內投后，就能在內心世界建立起一個支撐自己的強大的好的內部客體。但是，如果這些好的部分被過度投射進客體，就會造成客體過度理想化，從而導致嬰兒自我的弱化，使其自我發(fā)展貧乏，過度依賴他人。這些觀點不僅大大擴展了投射性認同的范圍，也暗含了后來被 Bion所強調的現(xiàn)實中的人際交流功能。
2.2從內心幻想到現(xiàn)實交流
Ogden (1979)認為投射性認同是從內心通往人際之間的道路，這一觀點反映了投射性認同內涵演變中的第二個重要轉向。在 Klein那里，投射性認同被理解為一種嬰兒內心的全能幻想 (即幻想自己無所不能 )，僅僅發(fā)生在其自體表象和客體表象之間，而現(xiàn)實的客體母親并未被影響。而在 Bion看來，投射性認同不僅是嬰兒的全能幻想，還發(fā)生在現(xiàn)實的事件中 (Goretti，2007)。因此，他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改造，將投射性認同拓展到人際之間，把它從一個人的內心幻想轉變?yōu)閮蓚€人在現(xiàn)實中的復雜關系事件。
在早期，Bion繼承了 Klein投射性認同概念的基本涵義，并做了兩方面的擴展 (Bion，1957)。一方面，Bion擴展了投射性認同的內容。他認為，被分裂和投射的不僅是客體和自體的部分，還包括 Klein未提到的意識、注意、判斷和知覺等心理過程。另一方面，Bion區(qū)分了投射性認同的兩種形式。“現(xiàn)實性 ” (realistic)的投射性認同是一種帶有原始交流目的的正常形式，它不僅是一種主觀幻想，還是一種能對被投射者的心理產生影響的現(xiàn)實投射，是個體心理發(fā)展的基礎；病理性的投射性認同通常存在于精神病患者身上，患者在避免難以忍受的心理災變時就會采取這種病態(tài)的方式，試圖以一種全能幻想的方式來逃避現(xiàn)實。
隨著臨床實踐經驗的增加，Bion開始意識到人際環(huán)境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投射性認同不應該僅以防御為目的，在投射者和被投射者之間，這種機制也具有某種溝通的作用。因此，Bion用容器(the container)和被容納者 (the contained)來解釋投射性認同，認為投射性認同是反復發(fā)生在容器和被容納者之間的一種共生關系，一種二人系統(tǒng)的無意識交流模式 (Bion，1962)。母親如同一個容器將嬰兒所投射出的所有感覺都容納進去，并借助其強大的心理能力的加工使它們變得可以理解和忍受，然后再將其返回給嬰兒。這樣一來，嬰兒便能重新理解他的經驗，并將內部客體轉變?yōu)橐粋€能夠承受并緩和其焦慮的好客體，從而得到被支持和擁抱的感覺。這一過程的效果取決于母親作為一個容器的心理加工能力，若母親無法有效吸收和容納來自于嬰兒的投射，就會產生惡性循環(huán)(Vaslamatzis，2005)。Skogstad (2013)對此指出，Bion只注意到了母親對嬰兒投射的容納，卻忽略了母親也會將自身的情感投射給嬰兒。
2.3從母嬰關系到咨訪關系
現(xiàn)實交流不僅存在于早期母嬰的關系中，還是精神分析治療中患者和分析師互動的最普遍形式。Waska (2013)認為，投射性認同在咨訪雙方的內心互動和人際互動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相較于 Klein由 Freud的成人治療到兒童治療的回溯，當代許多分析師在重新回歸到成人治療的同時，也將存在于母嬰關系中的投射性認同擴展到咨訪關系中，并更加關注投射性認同的病理性方面。
在 Rosenfeld (1964)看來，投射性認同是一種病理性現(xiàn)象，與早期自我的分裂有關。在這一過程中，自我中好與壞的部分都會分離出來，隨后分別以愛和恨的形式被投射到外部客體中，這導致了自我中被投射的部分與外部客體之間相互混淆，臨床上則表現(xiàn)為患者無法區(qū)分現(xiàn)實和幻想，也無法區(qū)分真實客體及其符號表征 (symbolic representation)。這些患者有時幻想自己無所不能，能夠進入分析師的身體內部，攫取其所欲望的品質，并成為分析師的一部分；有時又幻想自己如寄生蟲般生活在分析師體內，行為極其被動，希望分析師為自己主宰一切。
Rosen等(2001)認為，投射性認同開始于分裂這一防御機制，并進而轉變?yōu)橐环N潛意識人際互動形式?；颊邥确裾J并分裂出自身的某些方面，再將其投射到分析師身上。這一過程更接近簡單的投射。但當分析師開始受到投射內容的影響，并不自覺地扮演患者賦予其的角色時，投射就開始演化為投射性認同。通常來說，當患者在潛意識中操縱和控制分析師時，分析師會表現(xiàn)得比其他人更易受到操控 (Meissner，2009)。Gostecnik等 (2009)提出了一種更具整合性的觀點，認為投射性認同相繼發(fā)生于個人內心和人際之間。個體首先會經驗到某些自體無法接受的方面，再將其投射到外部客體上。這種潛意識過程會不可避免地喚醒客體身上伴隨于該投射產生的情感和焦慮，進而發(fā)展為人際間的情感互動行為。這種觀點與 Bion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不只基于臨床角度去強調分析師的治療者角色，而是對這種人際互動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進行更加廣泛細致的探討。
Grotstein (2005)認為，主體間的投射性認同不僅是 Klein提到的投射主體的潛意識全能幻想，還包括另外兩個過程：第一，投射主體在意識或前意識層面上對感覺運動的感應，如刺激性行為的喚起 (心理上、生理上或言語上的故作姿態(tài)或假裝正經 )；第二，被投射主體對投射主體的經驗進行自發(fā)共情的模仿。Grotstein建議用投射性認同指代 Klein觀點中有關潛意識全能幻想的部分，而將 Bion關于主體間交流的概念重新命名為“投射性超認同 ” (projective transidentification)。在他看來，F(xiàn)reud，Klein甚至 Bion都認為投射內容能直接進入客體，但事實上，投射內容并不能真正進入外部客體，因為被投射出的只是主體的內部客體意象，亦即 Klein所說的潛意識幻想。 Bion雖然在現(xiàn)實交流的層面對投射性認同進行了探討，卻從未承認投射內容能真正進入客體，因為他認為客體只是“被影響” (Gallese，Eagle，& Migone，2007)。
3 投射性認同、投射及移情的比較
由于投射性認同、投射及移情 (transference)等概念都涉及到現(xiàn)實焦慮或情感的轉移，人們往往容易將三者混為一談。但就投射和移情而言，它們都只是一種單向的情感轉移，并不涉及患者和分析師之間的情感互動，而投射性認同的交流方面則是患者與分析師之間形成移情關系的重要條件。患者借由投射性認同將內心的焦慮和沖突轉移到分析師身上，就能使兩者間產生情感互動 (Milivojevic，2005；Geltner，2005)。因此與投射和移情相比，投射性認同更強調營造一種主體間互動的流動場域，這一特點為咨訪關系中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實現(xiàn)提供了基礎。
3.1 投射性認同與投射的比較
投射機制的發(fā)展伴隨于嬰兒客體關系的發(fā)展，并與其處理客體關系的模式相互印照。生命之初，嬰兒從主客不分的混沌狀態(tài)進入到將母親知覺為一個獨立于自身的外在客體的階段，并在內心形成一個相應的內部客體意象 (雖然此階段的內部客體還只是全好或全壞的部分客體 )。對應于這個階段，嬰兒的投射內容來自于對焦慮的直接現(xiàn)實感受。由于缺乏對自身的認知評估能力和對焦慮的整合反思能力，他投射的內容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缺少與客體的有效溝通。但無論投射的內容如何，客體總會給嬰兒一個反饋，結果是嬰兒得到了一個新的信息，并再次對它進行直接的、片段的解讀。因此，這個階段的投射過程對嬰兒而言還只是一種歪曲盲目的交流方式，但它的意義在于給嬰兒應對內在焦慮提供了一個新的渠道，幫助嬰兒有效地應對難以解決的內心沖突。隨著認知能力和整合能力的發(fā)展，嬰兒逐漸形成成熟的自我和完整的心理結構，開始有能力將部分客體整合為一個完整現(xiàn)實的客體，其投射機制的發(fā)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階段主體開始有能力正確地評價和整合自身的內在焦慮，其投射的內容也更加明確 ——不再只是某種片面極端的情緒，而是一種對現(xiàn)實焦慮的綜合感受。這時，對于客體 (母親或分析師 )來講，對投射內容的有效吸收、評估、處理和反饋就顯得尤為關鍵?？腕w將投射內容轉化為一種可以被理解的情緒，賦予其合理成分，并傳遞給主體，使主體對自身有了更好的覺察，這樣就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投射性認同。
投射并不會隨著投射性認同的發(fā)展而消失，而將與它共同作為重要的心理防御機制繼續(xù)發(fā)揮作用。Kernberg (1987)在心理病理學的表現(xiàn)形式上對兩者作出了區(qū)分。第一，投射主要發(fā)生在神經癥狀態(tài)下，它建立在以壓抑為中心的自我結構基礎上，并以此作為基本防御機制；投射性認同主要發(fā)生在精神病和邊緣性狀態(tài)下，它建立在以分裂為中心的自我結構基礎上，并以此作為核心防御機制。第二，在投射中主體通過有效的防御疏遠客體，與它保持距離；在投射性認同中主體通過防御內心中無法忍受的部分來控制客體。第三，在投射中主體對被投射的客體缺乏共情 (empathy)，且無意引發(fā)客體對其接收到的投射內容進行回應；在投射性認同中主體對被投射的客體保持共情，并在潛意識中誘導客體對其接收到的投射內容進行回應。
3.2投射性認同與移情的比較
移情在分析過程中主要表現(xiàn)為患者將自身心理結構和早期經驗所塑造的情緒體驗轉移到分析師身上。這種轉移并不是患者對過去經驗的簡單歪曲或重復，而是患者對與分析師間的治療互動的解釋，是早期人際關系模式的激活和重現(xiàn)。 Waska十分強調在分析過程中時刻保持移情關系，以探求咨訪關系中出現(xiàn)的投射性認同。在他看來，從投射性認同向移情的轉變建立在內心幻想的基礎上(Waska，2008，2010)。個體借由潛意識幻想將自身投入到客體之中，就能從客體內部去影響客體的情感(Busch，2006)。
內涵的相似往往容易使人們將投射性認同和移情混為一談 (Holmes，2014)。Kohut(1971)提出的鏡映性移情 (mirroring transference)和理想化移情 (idealizing transference)就是某些自戀性人格障礙患者在分析過程中出現(xiàn)的類似病理性投射性認同的現(xiàn)象。不過，它們雖與其在某些病理表現(xiàn)上十分相似，但卻有標志著治療進行到一個新階段的積極意義，因此絕不能將二者與投射性認同混為一談。移情和投射性認同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起因不同。移情是早期人際關系模式在特定情境下的重現(xiàn)。例如，患者現(xiàn)在的人際模式往往是早期人際關系模式的強迫性重復，而他對當下咨訪關系的體驗正好誘發(fā)了這一聯(lián)系。在這種情況下，咨訪關系就成為聯(lián)結潛意識和意識的橋梁和產生移情的誘因。而投射性認同的出現(xiàn)則是患者對內心難以忍受的體驗和沖突的拒絕和防御的結果。其次，內容不同。在移情中，其轉移的內容主要是患者當下的情緒體驗，其本質是早期的關系模式。而投射性認同并不只是情緒體驗和早期關系模式的轉移，還包括自體內部的焦慮和沖突等一切主體在潛意識層面所拒絕之物，有時甚至包括好的沖動和愛的情感。最后，就其結果來看，投射性認同的體驗和沖突會在自體內部形成一個帶有濃重自體色彩的客體意象，主體將自身的某些品質賦予了內部客體，而移情過程則沒有這一產物。
移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潛意識的投射過程，個體并不清楚影響其當下行為的正是過去的經驗 (Zepf & Hartmann，2008)。精神分析的目的正在于幫助患者意識到并理解那些經由投射而被轉移的內容，從而使?jié)撘庾R過程意識化。對分析師來說，為了將這種潛意識中的投射和移情機制揭示出來，其運用的最主要的處理方法就是對在較長時間里反復發(fā)生的與潛意識沖突有關的事件進行解釋，具體包括患者的夢、幻想、對分析師的反應以及對生活事件的描述等。有效的解釋往往來自于分析師對患者的主觀體驗和那些被壓抑、否認或投射的內心體驗的共情性理解。在 Kernberg (1997)看來，解釋針對的應是此時此地的感受，而非過去的體驗，并且只能隨著分析的進行逐漸將當下的體驗和與之相關的彼時經驗聯(lián)系起來。否則，任何“操之過急 ”的解釋都容易因觸發(fā)患者的創(chuàng)傷經驗而導致其阻抗 (resistance)行為的發(fā)生。這是因為，解釋的目的在于幫助患者提高自我意識的水平，知曉當下的種種不適正是來源于某個業(yè)已過去的不快經驗，而非讓患者再次經歷彼時的創(chuàng)傷體驗。由于分析師對患者內心世界的理解大多來自于其所接收到的患者的投射和移情的內容，以及自身對這些內容的反應，因此，無論是患者指向分析師的投射和移情，還是分析師指向患者的認同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都是分析師探索患者內心世界的必要工具。
4.總結與展望
時至今日，投射性認同自提出伊始已走過了近 70年的歷程，其內涵經由發(fā)展也已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它不再只被看成一種對現(xiàn)實狀況消極被動的防御，更被視為一種潛意識中的人際互動形式。對患者而言，它是一種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更好地適應主客體關系，降低現(xiàn)實焦慮的有效方式；對分析師來說，它是幫助患者解釋阻抗，修復創(chuàng)傷的重要手段。 Klein引入投射性認同的概念，既是對投射的一個補充和修正，也契合了嬰兒生長過程中防御機制的發(fā)展情況。生命初期的投射還屬于一種較為原始的防御機制，而投射性認同的出現(xiàn)則是嬰兒整合能力的發(fā)展、自我的成熟、心理結構的完善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種更為成熟復雜的心理機制。但這一機制的發(fā)展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從投射到投射性認同的過程，事實上，在個體以后的生活中，它們會共同作用于其對現(xiàn)實問題的處理之中，具體區(qū)別表現(xiàn)在兩者發(fā)生原理、表現(xiàn)形式以及主客體的相互關系等方面。與移情類似，投射性認同也是一種患者將自身心理結構和早期經驗所塑造的情緒體驗轉移到分析師身上的過程，但同樣不能因此模糊兩者在起因、內容和結果等方面的差異。
內涵演變的三次重要轉向不僅反映了投射性認同內容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反映了其價值的普遍適用性。但需明確的是，這三次轉向的共同之處在于：分析師只是基于臨床實踐對其內涵和取向進行修正，并無法獲得科學實證層面上客觀證據(jù)。近年來，神經精神分析 (neuropsychoanalysis)的興起為精神分析和實證科學的對話提供了可能，也為人們重新定義和理解投射性認同打開了全新的視角。當前來自人類大腦中鏡像神經元系統(tǒng) (mirror neurons system)的證據(jù)表明，當個體執(zhí)行某個動作 (包括面部表情 )或觀察其他個體從事相似動作時會激活大腦皮層中類似的神經系統(tǒng)
(Molenberghs，Cunnington，& Mattingley，2012；Cook，Bird，Catmur，Press，& Heyes，2014)。Gallese (2014)進一步指出，由鏡像神經元活動所產生的具身模擬 (embodied simulation)可以被視為傳統(tǒng)精神分析領域內的交互主體性實現(xiàn)的神經基礎。按照傳統(tǒng)精神分析的觀點，雖然分析師對患者情緒表達的自動化模仿以及由此產生的投射性認同不是治療本身，但卻能為分析師共情地理解患者提供重要依據(jù)。相似的推理也支持患者移情反應 (transference reaction)的概念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師的行為類似一種 “黑屏”模型，分析師幾乎沒有發(fā)出任何行為和情感的信號。然而，神經精神分析認為，由于咨詢過程中分析情境的互動性，患者對分析師的行為和情感表達的觀察有可能激活了患者的某一神經模型 (這種模型正是分析師大腦中被激活的 )，并進一步觸發(fā)患者產生一種自動化的模擬與移情反應 (Gallese et al.，2007)。當然，目前的實驗證據(jù)主要集中在移情與鏡像神經元關系的探討上，未來的研究能否借助鏡像神經元系統(tǒng)的活動規(guī)律與鏡像機制的復雜特征來檢驗傳統(tǒng)精神分析關于投射、移情與投射性認同之間的差異將會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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