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 年1 月 11 日，蔡元培生于人杰地靈的浙江紹興。蔡元培乳名阿培，入墊后，取名元培。原字鶴卿，后改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余。
他創(chuàng)辦愛國學社時，自號民友。任《警鐘日報》主編時，自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于是取《詩經(jīng)·大雅》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字，改號孑民，以后便一直沿用。
在紹興，蔡元培家世代經(jīng)商，祖父曾任當鋪經(jīng)理，父親當過錢莊經(jīng)理。蔡弟兄三人中，屬他最聰穎好學，父親對他著意培養(yǎng)，5歲時，延聘塾師來家中課讀。
11 歲時，他的父親去世，家道中落。母親周氏，克勤克儉，典賣首飾，撫養(yǎng)稚子成人，并經(jīng)常以“自立”和“不依賴”勉勵他們。父母的言行，對蔡元培的性格有很大影響。
他一生勤奮，為人寬厚和不茍取，就是從小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的潛移默化下養(yǎng)成的。
父親去世后，蔡家請不起家庭教師，他便到別處附讀，他從 12 歲開始習作八股文。因他在寫文章時常用古書中的通假字換常字，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換常調(diào)，被人笑稱“怪八股”。
17 歲時，參加小考，文章“筆輕而靈，意曲而達”，“論尤警當，與眾不同，詩亦有動日句”，“簡潔名貴，滴滴歸原”，考中秀才。
從此，他結(jié)束了私塾學習生涯，在家鄉(xiāng)設館教書，當起了塾師。
蔡元培舊照
兩年之后，蔡元培到同鄉(xiāng)徐樹蘭家當陪讀，并幫助?？彼滩貢?。四年里,蔡元培翻閱了徐家十余萬卷藏書，博覽群書，學識大長。
1889 年秋，蔡元培赴杭州參加鄉(xiāng)試，得中舉人，同科舉人有徐維則、王佐、童學琦、汪大燮、汪康年等。
第二年春，蔡元培和徐維則一道北上京城，參加為光緒皇帝親政所舉行的恩科會試。他金榜題名，在本科錄取的 327名貢士中名列第 80 位。
不過，會試中被錄取貢士后，還需經(jīng)殿試合格，方可稱進士出身。“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蔡元培未參加本科殿試。
三年后，蔡元培補行股試，被錄取為第二甲第 34 名進士。之后，在朝考中列名第一等，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蔡元培通過散官考試，升格為翰林院編修。
此時，年僅 27 歲的蔡元培，已是一名才華橫溢，“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jié)納”的士大夫了。
翰林院編修是個閑職，蔡元培沒有多少事可做，每日足不出戶，鉆研古文詩詞,“都無做官意，唯有讀書聲”。
就在年輕的蔡元培在科舉仕途上一帆風順、平步青云之時，清王朝卻由于外國侵略者的一再打擊和它自身的腐朽，正處于風雨飄搖、日趨沒落中。
甲午戰(zhàn)敗,《中日馬關(guān)條約》簽訂，國勢衰微，維新運動隨之興起，蔡元培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幡然覺醒，擺脫仕途，開始涉獵“新學”，思想為之一變，走向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后，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棄官歸里，主持教育以啟發(fā)民智”。1898 年 9 月，蔡元培攜眷回到紹興老家。
歸鄉(xiāng)后，蔡元培先后被聘為紹興中西學堂監(jiān)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救國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
蔡元培熱心家鄉(xiāng)的教育事業(yè)，實地考察之后，寫成《浙江籌辦學堂節(jié)略》，主張在省城杭州設一高等師范學堂、一高等學堂、一中學堂，以及若干小學堂和蒙學堂，在縣城各設一小學堂和若干蒙學堂，在各鄉(xiāng)設若干蒙學堂。
1901 年8 月，蔡元培應聘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教授。
南洋公學是盛宣懷創(chuàng)辦的一所訓練洋務人才的學校，也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特班于 1901年增設，主要是培養(yǎng)高材生，其章程第一條規(guī)定：“特設—班以待成材之有志西學者。”
在南洋公學，蔡元培培養(yǎng)的學生中有黃炎培、邵力子、洪允祥、李叔同等 40 余位名人。
在教學的同時，蔡元培開始涉足報界和出版界。10 月，他與好友張元濟合議創(chuàng)辦《開先報》（后改名為《外交報》)。同時，他選錄梁啟超、嚴復等名士著譯文章42 篇，編輯為《文變》一書。
這時，蔡元培還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負責制定國文、歷史、地理三科教科書的編纂體例。
1902 年4月，蔡元培和葉瀚、蔣觀云等上海教育界人士發(fā)起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蔡為會長。
中國教育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fā)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quán)之基礎(chǔ)為目的，“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20 世紀初年國內(nèi)最早的革命團體。
教育會成立不久，即創(chuàng)辦了一所愛國女校。隨后，為了接納南洋公學學潮中的退學學生，蔡元培又創(chuàng)辦了愛國學社，并被推選為學社總理，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以倡言革命為己任，是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場所。
與此同時，蔡元培還和吳稚暉、章太炎等在《蘇報》上連續(xù)發(fā)表鼓吹反清革命的評論文章，“崇論橫議，震撼一世”。
1903 年4 月，拒俄運動興起，中國教育會與東京留日學界緊密呼應，在上海開展了拒法、拒俄運動，蔡元培是這一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者之一。
他還創(chuàng)辦了刊物《俄事警聞》（后改為《警鐘日報》)，專門登載俄兵侵犯滿洲的消息，并抨擊清政府外交的失敗，以通過反帝愛國的宣傳，激發(fā)人們的反清革命意志。
中國教育會在張園舉行演說會，1200 多人參加了集會。蔡元培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接著，他宣讀東京留日學生的來電，當讀到“俄禍日急，留日學生已電北洋主戰(zhàn)，結(jié)義勇隊赴敵，望協(xié)助”時，全體與會者列隊向東行一鞠躬，以表示對留日學生的支持和敬意。
上海《字林西報》對此稱贊說：“夫中國立國以來二千余年，其人民有愛國心者，自此次會議開始?！?/p>
會后，蔡元培以愛國學社學生為基礎(chǔ)組成義勇隊，進行軍事訓練，他本人也剪短頭發(fā)，身穿制服，與師生同受軍訓。
在上海張園的集會，引起清政府的嫉恨，要求江蘇巡撫“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盡管蔡元培身處險境，臨危不懼，仍熱心愛國學社工作。
這時，愛國學社學生發(fā)生內(nèi)訌，蔡元培痛心疾首，憤然辭職，離開上海前往青島。十余天后，《蘇報》案發(fā)，章太炎、鄒容被捕人獄，蔡元培因遠在青島而幸免。
此時，蔡元培認為，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受俄國民粹派的影響，他思想上傾向于暗殺。
《蘇報》案鳳波過后，蔡元培回到上海，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并加入暗殺團。當時，因武裝起義計劃泄露，黃興等華興會會員避難上海，蔡元培參與了華興會在上海的活動，深受啟發(fā)，決定仿照華興會成立光復會。
蔡元培和獄中的章太炎詳細籌劃，經(jīng)各方努力，光復會很快成立，蔡元培被推為會長。光復會以“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發(fā)展很快，徐錫麟、陶成章、柳亞子、黃炎培、劉師培、秋瑾、孫毓筠等都是光復會會員，而蔡元培逐漸成為東南地區(qū)革命活動的核心人物。
同盟會成立后，光復會納人同盟會的領(lǐng)導之下，蔡元培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
1906 年夏，清政府擬派翰林院編修出國，蔡元培一直希望能到歐洲國家學習，得此消息，便將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一職委托黃炎培代理，于8月底只身一人來到北京等候派遣。
就在蔡元培準備赴歐之際，清廷卻因經(jīng)費短缺，決定改派日本，蔡元培不愿去日本，決意赴德游學，只好暫時留京，從長計議。
天賜良機，次年春，蔡元培故交孫寶瑄之兄孫寶琦出任駐德公使，孫寶琦答應接納他為駐德公使職員，并允以每月資助學費 30 兩。
7 月初，蔡元培隨孫寶琦一行來到柏林，半工半讀由此開始了他為期四年多的留學生活。
留學德國的蔡元培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在柏林生活一年之后，蔡元培遷居萊比錫，進入萊比錫大學主修哲學，在異國他鄉(xiāng)，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從哲學到文學，從心理學到美學，從民族學到比較文明史，從美術(shù)史到自然科學發(fā)展史，幾乎涵蓋了所有的人文學科。
1909 年，蔡元培破例進入萊比錫大學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學習。
留學期間，蔡元培依據(jù)西洋學術(shù)史的原則，在日本學者研究東洋倫理學史的基礎(chǔ)上，系統(tǒng)整理了我國傳統(tǒng)的倫理學說，寫成《中國倫理學史》。
全書將中國倫理學史的發(fā)展分為“先秦創(chuàng)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和“宋明理學時代”。
蔡元培認為，我國四千年來的倫理學說，先秦最盛，倫理學說是儒、道、農(nóng)、墨、法、名各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漢代以后，儒、道、釋三教并存，儒教始終是倫理學的正宗。自漢而唐，倫理學方面成一家之言者屈指可數(shù)。宋、明兩代，朱熹、陸九淵兩派，一直是倫理學的主流。
此外，蔡元培還翻譯了康德派哲學家包爾生的著作《倫理學原理》，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引起國內(nèi)學者的關(guān)注，被一些學校采用為倫理學教科書。
蔡元培在研究倫理學的同時，對國學中素不重視的“美學”也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美育者，子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美育”一詞，即是蔡元培從德文 Asthetiache Erziehung 譯得，蔡元培畢生都不遺余力地提倡美育，強調(diào)美育是養(yǎng)成健全人格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中國之有美學，實以蔡元培先生提倡為最早”，“以美有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理論。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蔡元培于 1911 年 12 月，結(jié)束其在德國的工讀生活回到上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
出任教育總長時的蔡元培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民國初建，百廢待興。1912 年初，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先后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民國教育部官職令》以及一些教育法令，改革清末舊學制，以確保近代教育思想和方針的實施。
其主要內(nèi)容有：小學廢止讀經(jīng)；廢禁清廷頒布的教科書，各科教科書必須符合共和國國民宗旨；稱呼上改學堂為學校；初等小學男女不分校；廢止獎勵出身的舊制等。
蔡元培極為提倡社會教育，致力于普及教育、有教無類，他在教育部內(nèi)設有社會教育司，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推行社會教育，使社會教育首次在教育行政上獲得了獨立地位。
南北議和告成后，蔡元培受命率領(lǐng)迎袁專使團，北上迎袁南下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不肯南下，大耍兩面派伎倆，使得蔡元培對其一手導演的京、津、保地區(qū)“兵變”信以為真，最終，袁世凱在北京宣布就職。
袁世凱上臺后，蔡元培在唐紹儀內(nèi)閣中，繼續(xù)擔任教育總長。
1912 年2 月，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期間寫過《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為今后的教育方針。
該文一舉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最重要的兩條，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從而打破了兩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的封建教育兩條不可動搖的信條。
除了“破”的功勞外，該文還有“立”的意義，蔡元培首倡德、智、體、美四育，從而為民主共和教育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實際上承擔了中國新興資產(chǎn)階級在教育方面的綱領(lǐng)性作用，體現(xiàn)出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和民主共和精神，不僅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對民國以后教育的影響也很大。
針對傳統(tǒng)封建專制影響下的一些軍政人員私德不夠、缺乏民主共和思想素養(yǎng)的社會現(xiàn)象，蔡元培等在上海發(fā)起成立“進德會”。隨后，他又和宋教仁等發(fā)起組織“社會改良會”，闡明宗旨在以人道主義及科學知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社會之條件，列舉改革社會上種種惡習，提出不狎妓、不置婢妾、不賭博，破除迷信、為官不受饋贈等共 36 條，以圖通過這一組織的提倡，為新的民主共和社會樹立新風。
在蔡元培及同仁的竭誠努力下，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于 1912 年7 月10 日在北京正式開幕。
這次會議歷時一個月，通過了 23 項提案，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先河，新的教育制度在我國以法律的形式開始確定下來，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體制的基礎(chǔ)，是對清朝教育制度的一次徹底否定。
接著，他因不滿袁氏獨裁專政，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期間，辭去教育總長職務。蔡元培卸職后，攜眷赴萊比錫大學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宋教仁案發(fā)生后，蔡元培接到孫中山的電召，邀他回國共商討袁對策，便迅速返國參加二次革命。
雖然蔡元培主張反袁，但在方法上卻不贊成孫中山提出的武力討袁之法，而想通過和平調(diào)解來解決南北方的沖突。后調(diào)停不成，他又寫了一系列文章抨擊袁世凱專制。
二次革命失敗后，蔡元培無法繼續(xù)留在國內(nèi)，只好游學法國。前后兩次西方留學的經(jīng)歷，使得他主張向西方學習，反對閉關(guān)自守。
旅法期間，蔡元培學習之余，協(xié)助李石曾、汪精衛(wèi)、吳稚暉和吳玉章等人辦理留法儉學會，幫助留法青年。
1916 年 3 月，中法兩國合辦的華法教育會在巴黎成立，蔡元培任中方會長，并在該會開辦的華工學校親自授課，前后為華工學校編了德育、智育講義40 篇左右，講義內(nèi)容多含哲理和積極的辯證法因素，具有啟迪民智的作用。
蔡元培是旅法學界的一面旗幟，華法教育會的創(chuàng)立既為中國有志青年提供了留法勤工儉學的機會，更促進了法國文化科學在中國的傳播。留法勤工儉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留學史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創(chuàng)舉，也是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十分有益的新形式。
隨后，這種形式在五四前后獲得了較大發(fā)展，為國內(nèi)許多無力出國求學的青年提供了半工半讀留學法國的機會，也促成了中西文化的進一步碰撞與交融。
1916 年9 月初，蔡元培收到教育部總長范源濂來電，電云：“國事漸平，教育宜急?，F(xiàn)在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nèi)人士，咸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p>
蔡元培接電報后，心情難以平靜，當即決定歸國就職。
12 月 26 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 年元月，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fā)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蔡元培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個全國最高學府的官僚腐敗習氣是出了名的，蔡元培在開學典禮上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友。
他教導北大學子，要“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抱定宗旨”是要“為求學而來”，“宗旨既定，自趨正軌”。
蔡元培的到來，給暮氣沉沉的北京大學帶來新的氣息。當時，北京大學“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shù)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shù)，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允許有新思想”。學生則大多是官僚和富人子弟。
蔡元培根據(jù)多年辦學經(jīng)驗，認為“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guān)。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飭學風”。
上任伊始，蔡元培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破“年齡”和“資格”限制，廣攬人才。文科方面，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錢玄同為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劉半農(nóng)為預科國文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周作人為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編纂員，胡適為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兼任經(jīng)濟、史學等系的教授。
他力排眾議，聘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理科方面，蔡元培聘用國內(nèi)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夏元琛為理科學長，另陸續(xù)聘請李四光、丁文江、朱家驊等知名學者任教。
法科方面，蔡元培留任司法部的王寵惠和羅文干為講師，解聘了不稱職的教員，并規(guī)定專任教員不得在他校兼課，政府官員不得為專任教員。一時間，北京大學名家云集，可謂群星閃爍。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
字方針指導下，蔡元培極力打造北大為“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的學府，使各派思想并存北大，百家爭鳴，爭奇斗妍，討論、研究之風盛極一時。
他認為，墨守成規(guī)，守一家之言，思想一元獨裁，是不可能使學術(shù)得到真正發(fā)展的。他還認為，學術(shù)上派別林立是相對的，各學科教員即使主張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應該并存，讓學生在思想的百家爭鳴中自由選擇。
正是在蔡元培的鼓勵下，在北大“為學同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后托著長辮，心理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謔。
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guān)系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斯多德時代的重演”。
此外，蔡元培熱心延請中外著名學者來校講演。梁啟超、章太炎、杜威、羅素、泰戈爾等都曾到北大講演，北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最高學府。
隨著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猛將的到來，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大教員中除了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進步人士，還有許多思想保守卻學術(shù)造詣頗深的著名學者，比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崔適等。
在蔡元培力倡下，1917 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后分別成立了研究所。
文科研究所分哲學門、國文門和英文門，由胡適、沈尹默、黃振聲任主任；理科研究所分數(shù)學門、物理門和化學門，由秦汾、張大椿、俞同奎任主任；法科研究所由法律門、政治門、經(jīng)濟門組成，依次由黃右昌、陳啟修、馬寅初負責。
后來，北大在1919 年12 月又增設地質(zhì)學研究所，何杰任主任，這些研究所的創(chuàng)立，開國內(nèi)大學設立研究所之先河，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蔡元培積極引導北大學生創(chuàng)造進取活潑的精神生活，支持全校師生創(chuàng)辦刊物，組織各類學術(shù)研究團體。
一時之間，各類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在北大校園，“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向和關(guān)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
到 1919 年初，北大已有各種團體 20 多個，打破了改革前沉悶、頹廢、腐朽的局面，學術(shù)討論和思想爭辯蔚為風氣，學校出現(xiàn)了生機勃勃的景象。
在管理方面，蔡元培仿效德國大學制度，改校長大權(quán)獨攬為民主辦校，設立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
評議會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gòu)和權(quán)力機構(gòu)，評議員除校長外，包括各科學長和主任教員，各本科、預科教授二人，由教授自行互選，任期一年。1919 年后，評議員的產(chǎn)生按名額分配，每5 名教授選舉產(chǎn)生1 名評議員。
為擴大教授治校的范圍，1917 年 12 月，蔡元培主持召開評議會會議，決定設立各學科教授會，教授會會員由各科的教授和講師組成，教授會主任由會員選舉產(chǎn)生，任期兩年。
1919 年，北大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會，各系主任由教授會投票選舉。由此加強了各學科專家學者的責任心，調(diào)動了他們的積極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學質(zhì)量，從而促進了學校的蓬勃發(fā)展。
1919 年4 月，各科教授主任組成全校統(tǒng)一的教務處，負責領(lǐng)導全校的教學工作，文、理、法各科學長制從此廢止。教務處設教務長，教務長從各系教授會主任中推選，任期一年。
9 月，設立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構(gòu)和執(zhí)行機關(guān)，負責實施評議會的各項決議。蔡元培建立的這套“教授治?！鳖I(lǐng)導體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外界對教學工作的影響，保證了正常的教學工作。
蔡元培堅持平民教育、擇優(yōu)錄取的招生原則，使許多出身貧寒、學業(yè)優(yōu)秀的青年學子進入了北京大學。他還主張開門辦學，學校的學術(shù)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每年招收一定數(shù)量的旁聽生、選科生。
同時，北大打破陳規(guī)，正式招收女生人學，開我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在學制和體制方面，蔡元培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學制改革方面，首先，擴大了文理兩科，增設史學門和地質(zhì)學門；法科獨立，商科則并入法科；工科與北洋大學合并，預科改屬本科。
其次，撤銷文理科界限，將各科所屬的專業(yè)一律改稱為系，學長制也因此廢除。
另外，改年級制為選科制。大學本科應學滿80約分，必修、選修各占一半，可提前修滿畢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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