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璧
趙家璧精心策劃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籌謀于1934年，成書于1935年底，歷時一年有余。全套書分十集，五百余萬字，基本囊括了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里創(chuàng)作實績的精華。作為出版家的趙家璧是有遠見卓識的，這套書系對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所產生的文學理論、論爭以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諸方面的成績進行整理、保存并評價，為后人研究現代文學史提供了十分系統(tǒng)的參考資料。尤為可貴的是，趙家璧克服種種困難邀請了十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各自負責編選大系的一集，并各自寫下了論述精當、切實中肯的導言。這些導言梳理了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的發(fā)展情況，脈絡清晰，從容有度，已基本具備文學史的雛形，被后世文學史家反復引用，影響深遠。
這十名作家既有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推動者，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又有出產文學實績的大作家，某一文學領域的專家。為大系作總序的蔡元培，負責建設理論集的胡適，負責文學論爭集的鄭振鐸，負責小說集的茅盾、魯迅、鄭伯奇，負責散文集的周作人、郁達夫，負責詩集的朱自清，負責戲劇集的洪森，以及負責史料索引的阿英（錢杏邨），無一不是在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策劃這套大系的時候，趙家璧年僅26歲，大學畢業(yè)才兩年，他能夠請到這些人物，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這套書的編選，能夠得到這些文壇巨匠的不遺余力的支持，是因為他們都看到了它的重要價值，既梳理了新文學運動的創(chuàng)作實績，又為后世保存了重要的經典文本。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中國新文學大系》
這套大系的出版，還有一些運氣成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藝界人士，受國難和政治的影響，產生了明顯的分化。有的如胡適，在政治上扶搖直上（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有的如魯迅，與反動派不懈斗爭，以至于文章被刪被禁如家常便飯；有的如周作人，躲在自己的苦雨齋里品古書，兩耳不聞窗外事。趙家璧所請的十名編選者，匯集了各路人馬，他們拋開了個人志趣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通力合作，兢兢業(yè)業(yè)，共同促成了這套大系，簡直是一個奇跡。當時的政治形勢嚴峻，國民政府施行文化高壓政策，大肆查禁進步書刊，趙家璧所在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的大玻璃窗也被暴徒們砸了個稀爛。由于文章被刪嚴重，盛怒之下的魯迅因擔憂影響大系將來的出版，無奈給趙家璧寫了一封拒編的信，信中寫道：“當送檢所選小說時，因為不知何人所選，大約是決無問題的，但在送序論去時，便可發(fā)生問題。五四時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穩(wěn)，'今天天氣，哈哈哈’到一萬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見不能相同，那時想來就必要發(fā)生糾葛。”好在趙家璧找到當時的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會的項德言，花了五百大洋給他出了一本狗屁不通的書，保住了魯迅的名字，但詩集原擬的編選者郭沫若卻不得不換成了朱自清（因郭沫若寫過指名道姓罵蔣介石的文章，審查會表示毫無商量余地）。當然，大系編選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不止這些，數十年后，趙家璧在所寫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一文有詳細記述，所幸他們都一一克服了。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1917-1927）
大系的編選者不僅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還是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者，這套大系自然少不了他們的佳作，加之每人要寫近兩萬字的導言，評述第一個十年里文學發(fā)展的情況，這就出現了自己選自己、自己評自己的奇觀。奇特的是，無論當時的他們，還是后世的讀者，都沒人覺得有違和感。胡適在《建設理論集·導言》中毫不諱言自己的“舍我其誰”：“新文學大系的主編者趙家璧先生要我擔任'建設理論集’的編纂，我當然不能推辭?！彼终f：“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碑敃r的胡適身居高位，在文化界熾手可熱，有人認為他在大系導言里有自吹自擂的嫌疑，不過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造者，不就是胡適、陳獨秀等人嗎？胡適總比身陷囹圄的陳獨秀更合適吧。周作人相對委婉一點，他不自己說，而是借用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話來說：“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fā)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濒斞父苯亓水斠恍骸霸谶@里發(fā)表了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xù)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評價其他人，魯迅毫不客氣：“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余；或者過于巧合，在一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辈环磙q？當時的他們自然不會是這種心態(tài)，而是勇氣和自信，來自于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以及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今的文人，又有誰敢這樣評價自己，又不會為他人詬病呢？
五四一代文壇巨匠，既深受古典文學的熏陶，又多有留洋國外的經歷，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思想的洗禮，他們走向文壇的條件得天獨厚，是后人難以復制的。大系的十篇導言，字字珠璣，許多定論被文學史反復書寫，成為難以超越的經典，這與編選者的修養(yǎng)、能力是分不開的。胡適在《建設理論集·導言》中梳理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發(fā)生的背景、過程和中心理論，脈絡清晰，通曉流暢；鄭振鐸在《文學論爭集·導言》中歷數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論爭和流派，雍容有度，深具文學史家的風范；茅盾、鄭伯奇、魯迅分別敘述了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及其他小流派諸小說家的成就和特色，分析入微，一針見血；周作人、郁達夫通力合作，不僅梳理了現代散文的從古入今的轉變過程，還特別指出散文的現代性的內核；朱自清的論述較少，但對現代詩歌的特征、分類、流派均已涉及，定論精當；洪森洋洋灑灑寫了六萬余字，幾乎涉及了現代戲劇在第一個十年里發(fā)展的整個過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負責《史料·索引》的阿英，他本身就是一個藏書家，新文藝書籍和期刊在上海各大圖書館沒有的，他都有，而且無條件地供應給大系的編選者。文學史料對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若資料都不能收齊，大系編選何異于無米之炊呢？鄭振鐸在《文學論爭集·導言》的結尾特別提到：“最后該謝謝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許多材料都是他供給我的。沒有他的幫助，這一集也許要編不成?！壁w家璧策劃這樣一套大系本身就是為文學史保留史料，這也是他能得到阿英鼎力相助的原因吧。這套書的價值是怎么估量都不為過的，如果沒有趙家璧這樣的出版家，許多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恐怕要散失在連年的爭戰(zhàn)和毀損的書卷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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