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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寫作者都是“越軌者”——散文寫作三人談
冬天惠鈴
>《A04小說/編劇理論》
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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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力量,讓我們通過寫作變得越來越寬廣,而不是越來越狹隘和自私。寫作者應該在有限的胸腔里容納萬千的生命,忘卻自己,進入到萬物里去感知,才能夠有所謂的共情能力。
好的批評文章,不是看它寫得如何波濤洶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引領讀者穿越迷叢,看到“水落石出”。真正好的批評修辭是質樸銳利,卓有識見。
所謂真實也好、虛構也好、主觀也好、客觀也好,都會發(fā)生巨大的變異,因為我們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全都發(fā)生了變化,如果我們還死死抱在那個學科細分以后的所謂對于散文的這種定律上面,這實際上就是散文的懶惰。
用散文去觸碰更復雜的人生
張 莉:
《山河袈裟》是2017年初的作品,深受讀者喜愛,也是李修文沉寂10年之后的作品?!队腥绾蝤B》是周曉楓的新作,獲得了許多好評,其中《離歌》被視為轉型之作。《眾聲獨語》是我2017年
出版
的一部批評著作,副題是“70后一代的文學圖譜”。今天我們聚在一起,是因為我們各自對修辭、對散文寫作有了更多新認識。
周曉楓:
我偏愛那種大金牙一樣耀眼的句子,看書時習慣把很漂亮的閃閃發(fā)光的句子用尺子劃道,但《山河袈裟》,我摘出句子非常困難。如果劃得出來,通常是一個情境或場面。李修文的文章是整體而混沌,具體而結實,靜水深流又蕩氣回腸。他的文字有鈍感和重量,飽滿,講究而不矯情,有教養(yǎng)而不賣弄,寫的是東方的、中國的,有古風。在李修文的文字里,人民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或近或遠的血緣,是或近在咫尺或遠在天涯的親人。我不知道他是否經歷過游俠一樣的生涯和體驗,也許他看過繁華,也承受過困窘,一個人,從未喪失他的羞怯、懷疑、悲傷和敬畏,才能經歷毀滅而重生。
李修文:
我寫《山河袈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報恩,我可能在報一場暴雪的恩、報一場大雨的恩、報一條走過的路的恩,更要報這10年里頭我所遭遇到的這些人事的恩。美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存在于一個更寬廣的美學譜系里才能呈現它的生命。對純粹的“美”我一直抱有警惕,但也發(fā)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種相對鮮明的個人美學。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在許許多多的時刻,一個人的美學如何貫注到他的生存當中,最終形成他的底氣,形成一種獨屬于中國人而非他國人的底氣,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所說的這種美學非常的微茫,而且在今天越來越微茫和不可琢磨,可是我覺得還是心有不甘。在今天,那種獨屬于中國人的美學,究竟是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面目在時代生活里生長?到底在哪個人身上、在哪條河里靜水深流?《山河袈裟》就是在寫這個東西。
但是,你總不可能對身邊發(fā)生的事物無動于衷,所以我也特別喜歡周曉楓的《離歌》,在這樣一個劇烈的年代里,每個人所遭遇到的重大要害到底靠什么樣的美學來呈現?《離歌》就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發(fā)。好的散文可以泥沙俱下,也可以混沌未開,更可以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里蹦出來,《離歌》帶給我很大的信心:她寫的主人公既有生存,也有生存之難;既有內心,也有內心之難,一如我們身邊多少上下翻騰卻終日被欲望摧折的人。所以,《離歌》也在促使我,以后要用散文這種文體去觸碰一些更為復雜的人物和處境。
張 莉:
讀《山河袈裟》,我不止一次想到新文學傳統(tǒng)中“人的文學”,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初衷就是要和“引車賣漿者”在一起。《山河袈裟》再次實現了這樣的理想。在《眾聲獨語》里有一篇李修文的作家論,題目我化用了魯迅先生的一句話,“和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在一起”。李修文厚重、飽含情感能量的文字讓我們看到“無窮的遠方”,也能想到“無數的人們”?!峨x歌》是有關欲望與名利的作品,是失敗者之歌,讀來令人感喟不已。《離歌》之好,在于寫得無限逼近我們時代真相,在于它提供給我們巨大的鏡子,我們得以照見時代,也照見我們自身。這些作品讓我想到,我們的修辭應該建立在真實情感之上,要和真實、和真相、和現實發(fā)生關系,否則,無論多么華美的修辭,都只是空談罷了。對于寫作者來講,今天最鋒利的修辭就是如何直面我們所在的時代和生活,如何抵達地、準確地表述你所感受到的一切。
讀這兩部散文集,我想到《世說新語》里的“情之所鐘,正在吾輩”。我想,真正能做好“修辭”的人,應該是有情人?!扒楦小笔撬袑懽鞯陌l(fā)動機。對于批評家來講,寫評論也是交付情感的事情。只有“有情人”,才會和我們所在的生活和所在的人群發(fā)生關系,他的寫作才可以真正構成一種美學,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修辭。
修辭要和內心保持一致
周曉楓:
修辭鋒利是雙刃劍,可以更及物,更切中幽微,它同時也會傷及創(chuàng)作者自身。什么樣的修辭是好的?我覺得首先是準確。修辭的準確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能力,更讓我們學會一個詞、一個詞地校正自己,否則,所有的技術會反過來傷及自身,修辭要和我們的內心保持一致性。
熟能生巧是肯定的,訓練使你的表達提升;但寫作者的內心不能生出“巧”來,你要永遠抱著好奇、尊重甚至敬畏的心理面對陌生的經驗和世界。當你覺得自己什么都能寫未必是才華橫溢,可能是更可怕的枯竭,是喪失了觸感和判斷力,用他熟練的技術活和常規(guī)化的俗套,用不提煉智慧的習慣來處理這個題材,他才會覺得無所不能。
李修文:
我一開始寫作是寫小說,受了先鋒文學的影響,總是敘事時將自己放置在情感原點上,但當我在生存中遭受了巨大觸動之后,突然覺得有一個問題:我還是不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寫作者?不妨回頭看看我們的名著:《紅樓夢》里那種從繁華到孤寂,那種“白茫茫一片真干凈”;《西游記》里,小說結束時雖大功告成,但身為人的生趣也不知所蹤了,這種獨屬于中國式的感受,往往很難在西方文學傳統(tǒng)里看得見?!都t樓夢》和《西游記》描繪了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眼里和心里都存在的東西:深深的無力感。四大名著全都一開始極盡想象地構建了美,最后又眼睜睜地看著美喪失,這種無處不在的嘆息與感傷在我看來特別迷人,但又莫可名狀,在現代社會里難以準確地觸摸和呈現。在今天,項羽不肯過江東這種情感該如何表達?弘一法師搖著一只小船,從此以后江海余生,這樣一種情感我們該如何表達?所以我有一個認識:如果我將我個人的美學實踐視作一個任務,那么,莊重地、而不是戲謔地對待情感這個課題是其中最艱難的部分。
張 莉:
和李修文一樣,我也是西方理論的愛好者。但是,學習了那么多理論之后,有一天我問自己,如何成為一個有獨立個性的寫作者?2017年我一直在重讀本雅明,我一遍遍讀他寫的普魯斯特、波德萊爾、卡夫卡,讀他寫的“講故事的人”。為什么本雅明的作家論好看?因為他和他評論的作家發(fā)生了真正的情感,他愛他們,真正的欣賞他們。同時,他把評論寫成了美文,因此,那些文字不再只是作家論那樣簡單,即使我們不了解這位作家,我們也會懂得他的表達。他的評論使我們認識到,好的批評家和好的作家之間是相互照亮、同生共長的關系。如何從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尋找文學批評的恰切方法,尋找最佳的散文式表達?我在尋找,我深信這樣的尋找有意義。
從傳統(tǒng)中尋找給養(yǎng)
周曉楓:
以前有人問我,寫作里什么最重要?我說是想象力。提問者的答案是情感。我當時覺得,情感是最基本的能力,沒有什么可供闡釋的,它也沒有那么位居軸心的重要性。現在,我很尊重情感的力量。我們批評文學作品里沒有情懷,其實首先是沒有“情”,自然無法生長出那個“懷”。情是最簡單的,像土壤、水源和空氣一樣,是基礎條件,只要這些不受污染,沒有給它加上很多防腐劑和化學農藥,讓它保持最天然、最干凈、最本真的東西,從中就可以生長許多東西,可以滋養(yǎng)萬物。情感力量,讓我們通過寫作變得越來越寬廣,而不是越來越狹隘和自私。寫作者應該在有限的胸腔里容納萬千的生命,應該像出色的口技演員一樣,忘卻自己,才能模仿他人,進入到萬物里去感知,他才能夠有所謂的共情能力。情感能力是這么重要的支撐。不管是由于時間的限制,還是自我懷疑,哪怕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動筆,只要情感足夠真摯,就能保證你未來的復蘇可能,以及拓展自己的可能。
李修文:
《山河袈裟》寫完之后,我發(fā)現我的語感發(fā)生了變化,突然就深深愛上了杜甫,愛上了《古詩十九首》。我把《古詩十九首》下載在自己的手機里,不斷讀,越讀越覺得好:語感端莊、簡樸、平易,一點也不大驚小怪,就仿佛所有的作者接受了所有的命運,對了,它還特別及物,字就是字,詞就是詞。很自然的,我希望自己寫出杜甫那樣的文字。你的語感、你的修辭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它們是和你的生活比翼齊飛的。經常有人問我,你到底在寫什么?我說我寫得特別簡單,就是大多數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就想:我能否寫得再切實一點,少一點花團錦簇,多一些沉潛之氣?說到底,修辭最終還是會影響見識,甚至,我們對修辭的檢討和反省會形成我們新的見識。朱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文人怎么做,講了兩個字,就是充實?!俺洹?,說的是我們一定要去不斷觸碰個人生活的邊界;“實”,在我的理解里,就是盡可能多地去及物,去和身邊遭逢發(fā)生最真實的聯(lián)系。
張 莉:
《山河袈裟》中,讀者能感受到李修文與文化傳統(tǒng)的接近,中國戲曲、古詩、古畫的氣韻內化在他的血液里了。比如說那篇廣為流傳的《長安陌上無窮樹》,題目就代表著他的美學?!伴L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這篇文字不僅使唐詩重新長在了我們的時代,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情誼的源遠流長。李修文一直在往回走,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里尋找給養(yǎng),因此,他的散文美學遠離了當下流行的散文套路。周曉楓的散文是另一種追求,她借用現代電影的表現手法,有意味地控制敘事節(jié)奏和故事切換,給人以閱讀挑戰(zhàn)。她在著意打破那種久已形成的散文寫作秩序。
整體而言,他們都是有想法的寫作者,在有意識地對中國散文文體進行拓展。我認為這種拓展非常重要。今天,散文已經是全民文體了,作為專業(yè)散文寫作者,必然不能亦步亦趨跟隨前輩書寫,應該想到獨辟新路。很多年前讀到過魯迅翻譯有島武郎的一句話,“人生的旅途,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弊鳛閷懽髡撸紫纫安慌隆?,若是要建立一種新的文體,就要有勇氣先打破陳規(guī)。這也是我之所以認為“好的寫作者都是越軌者”的原因,好的寫作,就是要從打破一些慣常的理解與認識開始。
時代的精神往往從散文中生長出來
周曉楓:
張莉跟我探討她的批評文章時,經常說:“你看這個詞是不是用重了,這個詞是不是用得夸張了,這個詞是不是用得過分了?”很多時候,批評家給的秤桿容易高高的,好像不唱出那些色澤飽滿度很高的褒義詞就是不懂事。這導致我們的評論標準發(fā)生了可疑的動搖,好像切實的、及物的、更貼近作品的表揚都不解氣了。在修辭火候上,堅持“寧欠一分、不過一分”,我覺得這個過程有助于反思。我們需要反思,我是否在用詞上偏離了我要描述的對象?我是否在批評時更靠近了人際關系而偏離了學術道德?慎重,才是讓我信任的批評。
張 莉:
用哪個詞來恰切地給這個作家定位一直是挑戰(zhàn)?!侗娐暘氄Z》的副題是“70后一代的文學圖譜”。10年前開始閱讀這些作家作品,寫下我的判斷時,他們都是非常年輕的作者,可參照的評價也并不多。用哪個詞形容作家,我總是很困擾。用輕了,我覺得對不住這位作家的勞動;用重了呢,又覺得對不住自己的工作,不公平。作為寫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到用詞準確,但我深知這是極難的。我不斷提醒自己,修辭是有限度和邊界的,批評家一定要掌握修辭的分寸。
什么是好的批評修辭?我想,它不應該是“糖衣炮彈”,也不應該讓人“霧里看花”。批評家把話說到什么份兒上,如何不浮夸、不貶低,都是批評修辭的組成部分,尤其要有識見,要有穿透力。作品是好是壞,批評家不能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不能揣著明白裝糊涂。好的批評文章,不是看它寫得如何波濤洶涌,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引領讀者穿越迷叢,看到“水落石出”。老實說,我現在越來越覺得,真正好的批評修辭是質樸銳利,卓有識見。
李修文:
我腦子里沒有這個“軌”的概念,這也是張莉的文章非常有魅力的一點,我讀她寫我的文章,往往會發(fā)現另一個我自己,但我又會邊看邊點頭稱是,好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他用他的理解和闡釋,和作家本人共同確立了自己。用張莉自己的話來說,這也就是“審美信任”。
對我來講,寫散文就是希望在第一時刻對我的遭遇給出反應,它應該先于虛構文體,快速地和這個時代水乳交融。我甚至覺得,如果散文這種文體一直還在路上,還在行走,那它就還存在著一切成長的可能性。不夸張地說,時代的要害、氣場、風貌往往都是從散文里面率先生長出來的,那么多鐵定的事物、那么多金科玉律,在今天都被顛覆了,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散文在今天還有沒有別的生長可能?
周曉楓:
散文跟小說的區(qū)別被經常討論。灰姑娘的大姐,為了把腳塞進水晶鞋里,不惜鋸斷腳趾——我們是否要為了散文的常規(guī)尺度,而破壞作品的完整性?
讀李修文的散文,里面有這么多的愛恨情愁,跌宕起伏的戲曲情境。有人因此判斷,這不像散文。但這是否是讀者自身的問題?當我們自己的生活是在復印機下的,過得比較規(guī)范、拘謹、沉悶,我們以為這就是生活的常態(tài)。我們已經安全得不再冒險,享用多年奮斗帶來的利息,我們可能就會被慢慢腐蝕下去,以為這就是標準的人生,不再相信人生的際遇和奇跡,懷疑別人那種劇烈起伏的人生純屬虛構?,F實中,有人為了躲避從天而降的災難,或不惜以血肉相搏來贏得希望,他們的世界可能就比我們更豐富、復雜、精彩,就不是我們這種中年化的平庸乏味。
“主客相契,時機相當”
李修文:
我們過去那種從生活材料開始再到文本創(chuàng)作為止的這個創(chuàng)作過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散文因為它自由,因為它像匕首一樣簡便輕捷,所以可能會率先進行實驗和變化,它也可能會在極大程度上混淆甚至改變過去的傳統(tǒng),所謂真實也好、虛構也好、主觀也好、客觀也好,都會發(fā)生巨大的變異,因為我們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全都發(fā)生了變化,如果我們還死死抱在那個學科細分以后的所謂對于散文的這種定律上面,這實際上就是對散文的懶惰。
周曉楓:
很長時間里我們閱讀散文,更習慣是退休老干部的總結式文體。我想跟散文一起成長,不是把中心思想和結論交給大家,而是把我在過程中的猶疑、否定乃至相互矛盾的東西呈現出來,不習慣的讀者,就會覺得小說化。的確,我們在小說里注重懸念設置,情節(jié)陡峭,有特寫鏡頭和廣角鏡頭的拉伸,包括節(jié)奏改變。而散文,好像就應該老實本分,不?;ㄕ?,克制又慈祥地交代底牌。假設散文有一個國家那么大的話,你不要把它縮小成一個城邦、街道、后院,然后就是種花、養(yǎng)魚、看孩子……這種自我萎縮的過程,沒有那么值得歌頌和捍衛(wèi)。在散文長度增加以后,不可能是一個小品文式的豆腐塊,而是要牽扯時態(tài)、節(jié)奏等很多問題。我們不要把過去的散文標本,看作散文的惟一存在形式。
張 莉:
語言是修辭的一部分。用哪個詞不用哪個詞,代表了作家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從這個角度講,我很喜歡這三個書名,“山河袈裟”代表了一種廣闊、一種際遇,一種孤獨;“有如候鳥”有遼闊感、飛翔感,同時也意味著越軌。而之所以有“眾聲獨語”這一書名,原因在于我以為“獨語”在今天如此重要,它代表了一種文學態(tài)度。
此時此刻,對真正的散文家而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我想,應該是我們的寫作是否能對散文寫作有推動,或者,我們將在哪個方面對今天的散文寫作進行推動,這很難,也許我們做不到,但應該“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今天讀者對散文的期待很高。孫犁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主客相契,時機相當”。散文遇到了新媒體時代,同時,它作為一種客體也遇到了許多好的寫作者。非常期待更多的寫作者賦予散文這一古老文體以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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