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來，我從科學思想史的視角，對古希臘文化和近代科學的關系、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誕生和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等問題還發(fā)表過一些看法，這在國內(nèi)學術界引起不小的爭論。
談到這件事，要從我的《科學史八講》中的《孔子與科學》這篇文章講起?！犊茖W史八講》收錄了我1990 年到臺灣地區(qū)訪問時帶去的8 篇講稿?！犊鬃优c科學》一文以《論語》中所引孔子的言論為根據(jù)，通過對孔子思想的系統(tǒng)分析，認為孔子的言行對科學的發(fā)展并無妨礙作用，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產(chǎn)生和中國近代科學之所以落后，要從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找原因，不能歸罪于2000 多年前的孔子。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論部分，我還提出：
孔子的言行對科學的發(fā)展不但無害，而且是有益的。13 世紀以前，中國科學技術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孔子思想中的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近300 年來的落后，是這段時期內(nèi)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因素造成的，不能歸因于2400 年前的孔子。再說得廣一點，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和他們有希臘文化沒有多大關系；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并不是因為中國有孔子。
1994 年這本書出版后，卞毓麟于1996 年1 月14 日在《科技日報》發(fā)表書評，說他見到書后“格外感覺興味盎然”。在書評結(jié)尾，他說：“《八講》深入淺出，行文明白曉暢，給臺灣學者和公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當?shù)貍髅椒Q先生闡述科學史是'溝通人文與科學，觀照歷史與未來’，此說殊不為過。”
吳文俊院士看到卞毓麟的書評，就跟我要《科學史八講》這本書，并仔細地閱讀了《孔子與科學》一文?？春?，他給我寫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說：他原來對孔子也持批判態(tài)度，并確信孔子的思想對中國科學發(fā)展起阻礙作用。但看過這篇文章就同意了我的觀點，認為孔子的思想對中國科學發(fā)展沒有什么妨礙。而且，他說該文的結(jié)論部分恐怕比孔子與科學的關系這部分更重要；現(xiàn)在人們普遍崇拜希臘，希望你能寫成一篇文章，在《光明日報》或《科學》雜志發(fā)表。因此，1996 年我以對話的體裁分別在這兩個刊物發(fā)表了《古希臘文化與近代科學的誕生》和《關于“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于希臘的對話》。在這兩篇文章中，我的主要觀點是：近代中國科學不發(fā)達，不能把原因歸罪到孔子和孟子身上。近代科學產(chǎn)生于歐洲，也不完全跟希臘文化有關系。如果沒有希臘文化，歐洲到文藝復興后也能產(chǎn)生近代科學。
我提出這個觀點后，很多人都不同意。2000 年5 月24 日，《中華讀書報》以紅色特大標題《席先生，我不能同意您》刊出北京大學劉華杰的文章，對《關于“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于希臘的對話》進行辯論。半年后，李申發(fā)表了《我贊同席先生——古希臘文化與近代科學關系問題》，對劉華杰做出回應，說自己持有和我大體相同的意見。我想劉華杰可能沒有讀懂我的文章，他本人也不一定用這個標題。
這次爭論平息以后，2004 年11 月19 日我接受了《科技中國》記者張伯玲的采訪，主要談了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發(fā)展問題。張伯玲采訪我，是由于不久前楊振寧提出了《易經(jīng)》影響中國科學發(fā)展的觀點，想了解我對這個觀點的看法。在這次采訪中，我還是認為近代科學與傳統(tǒng)文化沒有太大的關系；《易經(jīng)》對中國科學發(fā)展也有負面作用，但楊振寧過分夸大了這個影響。同時，我強調(diào)說：
近代科學產(chǎn)生在歐洲并得到迅速的發(fā)展是當時當?shù)氐臈l件決定的，不必到1400 多年以前的希臘去找原因。自16 世紀以來，中國科學開始落后，也要從當時當?shù)厝フ以?，不必一直追著孔子、孟子?/strong>
這次訪談在《科技中國》當年12 月號發(fā)表后，影響很大。2004 年12 月30 日，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在《南方周末》發(fā)表長文《2004：傳統(tǒng)文化思潮激起波瀾》，對這一年的文化事件做了盤點，說楊振寧的初衷，“顯然是在追索學術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約瑟問題’，卻落入'五四’以來的文化決定論：此前的西化論者僅僅把民族病弱的責任推及至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遠，把這一責任推到更為遙遠的《易經(jīng)》”。同時，他充分肯定了我的這次談話，認為其“平實而中肯”“歷史縱深與文化含量，并不亞于北京文化峰會及其《甲申文化宣言》”。
談到這里，講一個小插曲。2005 年7 月24 日，第22 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在北京開幕后，《中華讀書報》編輯王洪波采訪了我。在采訪中，當談及“李約瑟難題”時，我說不能完全同意楊振寧提出的《易經(jīng)》影響中國科學發(fā)展的提法。這其實只是談話的一小部分內(nèi)容，而且我的本意只是說楊振寧把《易經(jīng)》的負面作用夸大了。7 月27 日《中華讀書報》登出采訪稿后，我大吃一驚。因為主編為了嘩眾取寵，竟把編輯原擬題目《歷史視野中的科學》擅自改為《席澤宗：我不能同意楊振寧先生》。我覺得事關重大，應該更正，就給王洪波寫了一封信，要求將我的信用“來函照登”的方式發(fā)表。8 月10 日，報社就把這封信照登出來了。
時至今日，我依然主張要找“李約瑟問題”的答案，不必到1400 年以前的希臘去找，也不必追著孔子、孟子。談論近代中國科學為什么落后了，還是要從當時、當?shù)厝フ以颉?/strong>有些人把“李約瑟問題”作為事關中國科學發(fā)展的一個大問題來討論，也不必。有人愿意寫文章討論它，也可以；我們也不必孤立、反對他。我還一直認為：近代科學在中國沒有誕生，不等于近代科學在中國不能發(fā)展得快，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本文摘編自《席宗澤. 第六卷，自傳與雜著》（席澤宗著；陳久金主編.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10）一書“上篇 席澤宗口述自傳”，標題為編者所加。
席澤宗院士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在新星和超新星、夏商周斷代、科學思想史等研究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我國天文學史學科的引路人。本文集輯為六卷，所選內(nèi)容基本涵蓋了席院士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依次為《科學史綜論》《新星和超新星》《科學思想、天文考古與斷代工程》《中外科學交流》《科學與大眾》《自傳與雜著》，所選內(nèi)容基本涵蓋了席院士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展現(xiàn)了一位科學史家的學術生涯和思想歷程，為學界和年輕人理解科學的本質(zhì)和歷史提供了一種途徑。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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