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相，不在于他生活有多奢侈，而在于他當時為國家為大明所做的貢獻的多少。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駕崩，年僅十歲的神宗朱翊鈞繼位。六月，內閣首輔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歷生母李太后的神經(jīng)，加之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后進讒，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讓次輔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又加張居正為左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因明神宗年紀小，不能親政，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和皇帝的老師，得以掌大明軍國大權，成了大明實際的掌權者。張居正知道，大明沉疴久積，不是一朝一夕能被改變的，而且皇帝幼小，掌政執(zhí)國，凌于皇帝之上，歷史上的權臣很少有善終的結局，因此張居正曾四次推辭都不被允許；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皇帝幼小，不能親政，有利于自己全面推行自己的施政方略而不受皇帝干涉，此也正是張居正大干一翻，實現(xiàn)自己政治抱負的大好時機。張居正經(jīng)過再三權衡，既然推辭不得，那就大干一場吧。因此，張居正內結內宮李太后和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馮保，以作他推行新政的權力后盾和支持者，隨即對大明多年沉疴開了刀。
在張居正接任首輔時的明朝是個什么樣的形勢呢？當時的明王朝正值內憂外患之中，內部朝局不和，黨爭激烈，政治斗爭日益白熱化，以高拱為首的內閣，上臺后竭力打壓已經(jīng)致仕的原內閣首輔徐階一派，徐階是張居正的恩師，作為次輔也時時受高拱的限制；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流民四散，草譯禍起；財政開支日重，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軍備松馳。外部北方韃靼進兵中原，制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大明王朝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再不變革，覆滅之危就會提前到來。
面臨如此國家存亡之秋，張居正撇下了日后的身家之危，專心開啟了存亡繼絕中興大明之路。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在吏治上，張居正先穩(wěn)定內閣，將與自己性格相似的強勢人物，拒絕于內閣之外。他所吸納進內閣的人，都是性格溫和，忠厚老實的大臣，如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等人。嚴壓言官，將那些利用職權動不動就參人亂政的言官們免職或調整他處。在此基礎上，他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于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到衙門，層層考核，做到心中有數(shù)。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的辦事拖拉現(xiàn)象?？汲煞ǖ膶嵭?，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fā)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財政上，他從本著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減免人民的稅負，化解階級矛盾入手，不懼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不懼他們的強烈反對，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清仗田畝為國家增加田畝2.8億畝，總括賦、役，皆以銀繳，按田畝繳稅，增加了國庫收入，減輕了農(nóng)民負擔。同時，張居正還反對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nóng)商并重，并提出“省征發(fā)，以厚農(nóng)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nóng)”的主張，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財稅賦役改革，使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根本好轉。到萬歷十年，國庫充實，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shù)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余萬'。在軍事上，用名將戚繼光平倭寇、鎮(zhèn)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用李成梁鎮(zhèn)遼東（今遼寧遼陽），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同時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軍事防備；并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仆寺需的種馬，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仆寺積蓄金四百余萬；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jīng)濟上保持穩(wěn)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為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因此，張居正當政時期，萬邦來朝，邊疆靖平，河海晏然，恢復了明初仁宣之治的盛世景象。
正如明末文學家袁中所說：“張居正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jīng)》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于稱幾毀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闭\然，張居正當政，不惜損害自己的聲譽，不顧身后子孫家庭的榮辱，一心為大明中興，一心為國家富強。為了大明，他忍辱交結太監(jiān)馮保，爭取他的支持；為了大明，他不顧挾君之罪，諫束皇帝節(jié)儉，以相權威皇權；為了大明，他甘冒不孝罪名，“奪情”推行新政；為了大明，他屏棄“清流”不用，壓制言官浮辭，為自己身后遭清洗留下隱患；為了大明，他清仗田畝，實行“一條鞭法”，按田畝納稅，得罪了多少宗室貴族、地主豪強；為了大明，他勞心費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因為張居正一心為國，一心謀國，因國舍家，才讓瀕臨亡國的大明，重新走上中興，再為大明延國六十年。萬歷朝三大征的獲勝，萬歷皇帝能安享后宮48年，如果沒有張居正為他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倉庫、干練的隊伍、知足的百姓，那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張居正雖為大明的富國強兵費盡了心力，卻為他身后換來了無盡的災難。張居正去世后，萬歷皇帝要走出張居正主弱臣強的陰影，要徹底推翻他；政敵們看到張居正的離世，要徹底清算他；言官們因長期受他打壓，而要徹底揭發(fā)他；顯貴們因利益受損，而要徹底報復他；庸官怠政者因不勝其煩，而要徹底逐除他；才子們因得不到他的任用，而寫書侮辱他。于是在洶洶激忿中，徹底清算張居正開始了。正是墻倒眾人推，凡是在新政中深受其害的官僚貴族、不受重用的士子閑人，甚至見風使舵的人，都紛紛上書檢舉張居正之過。因張居正政績有目共睹，就只從其道徳層面和私生活上下手，一時間檢舉信如雪片般飛到萬歷皇帝案頭，就連被逐遲暮在家的前首輔高拱臨死前也不忘落上一石。萬歷皇帝感到他最尊敬的張老師欺騙了他，就下詔削盡對張居正所授官職和謚號，追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并列織其罪狀示天下；派長期被張居正閑置不用的“清官”丘橓和錦衣衛(wèi)帶兵前去荊州抄家。丘橓人未到，就傳令封鎖張府，嚴禁有人出入，以便清點張府資財，致使張府十七人被餓死，其中包括三個孩子。丘橓來到荊州，就將張居正諸子放在酷暑烈日下曝曬，嚴刑拷打，逼迫他們說出藏銀，逼迫他們攀誣其他大臣。忍受不了屈辱的長子張敬修自縊身亡，次子張懋修兩次自殺未果。丘橓為了嚴防張家人夾帶私藏財產(chǎn)，就對張家人進行搜身。張敬修的妻子高氏求死不得，覺得生無可戀，竟用茶匕戳瞎了自己的眼睛；而活著的張家女眷也被抄家者進行逐一搜身，“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連張居正已經(jīng)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趙太夫人都未能幸免。甚至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尸。經(jīng)過幾次查抄，共搜出黃金六千兩，白銀十萬兩，大大低于萬歷皇帝和諸清算者們的預期。張居正的家屬隨后都依律被充軍流放邊地。
張居正身為首輔，大明的實際掌權者，每年自己的奉祿和朝廷的賞賜，也不難讓張居正家有些積蓄，僅張居正做首輔的十年間，朝廷獎賜張居正就不下200次；再加當時的社會風氣，也許張居正在社會來往中，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礙于人情世故，不得不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財禮。常言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睘榱酥信d大明事業(yè)，看慣了官場爭斗的他，有時也只能委屈求全。對所有求官辦事討好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而對他的恩師徐階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他覺得這個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他把屬于禮節(jié)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后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是有底線的。對朋友送的，他也象征性的收一些，大部分退回。如對李成梁派人送來的黃金，張居正堅決退回，只收了一些賀禮，并對來人說：“而（爾）主以百戰(zhàn)得功名，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比f歷皇帝抄張居正的家抄出黃金六千兩，白銀十萬兩，其實包含從張居正曾祖到張居正孫子在內的張氏全族的積蓄，并非張居正一人所得。在一般人看來的確不算少，但對于身為首輔，執(zhí)掌大明天下的張居正來說，在當時那種社會環(huán)境里，已是很難能可貴了。據(jù)《明史》記載，大太監(jiān)劉瑾被抄家時，抄出了黃金250萬兩，白銀500萬兩；而大貪官嚴嵩被抄時，抄出了黃金30萬兩，白銀200萬兩，其他珠寶數(shù)不勝數(shù)，而當時的國庫存銀也不過才10萬兩。張居正家抄出來的錢財，恐怕連劉瑾或嚴嵩抄家的零頭都不及。這也證明，張居正不愛財，他愛的是為中興大明所需要的權力。
說張居正生活奢侈，作風不檢點，主要是從《嘉靖以來首輔傳》中流傳開的，像說張居正在其父死后一周年回荊州老家為父親奔喪時所乘坐的那頂需用三十二人才能抬起的大官轎，里面有休息區(qū)，有辦公區(qū)，還有兩個仆人伺候；在奔喪的路上，沿途藩王、各級官員競相迎送，收禮無數(shù)，因吃中吳菜，一時吳地廚師盡空。書中還說張居正吃的品位登峰造極，吃出了一道中華食譜上都查不出的“雞舌羹”，就是用雞舌頭做的羹。說張居正很好色，正式納入房的妻妾就有七個，為了滿足性欲，張居正還常吃一些壯陽藥。抗倭名將戚繼光用重金為張居正購“千金姬”的美女奉送，兵部尚書譚綸還把房中術傳授給他。戚繼光在鎮(zhèn)守登州時，專門指派附近漁民到海中捕獲一種俗名叫“海狗”的魚類，取其陰莖和睪丸，定期送往北京的張居正，讓他煲湯喝。張居正喝了這種湯后，奇熱攻心，陽亢無比，雖數(shù)九寒天，身上也燥熱無比，戴不得帽子。冬天張居正不戴帽子，其他官員們也紛紛效仿，以致成了京城一道亮麗的封景線。由于長期吃各類壯陽補藥，張居正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最終病得一截大腸脫出肛門外，流血不止，痛苦不堪。張居正之死實乃吃補藥過度，藥性燥烈，又服用寒劑下火，發(fā)病而死，并非死于區(qū)區(qū)痔瘡（以現(xiàn)在推測，張居正有可能死于直腸癌）。
王世貞是什么人？王世貞曾和張居正是同科進士，張居正當政后，不惜撰文吹捧巴結張居正，想得到張居正的重用，但張居正因嫌其文人習氣，卻對他棄之不用，這讓王世貞很惱火，很仇恨張居正?！都尉敢詠硎纵o傳》是王世貞在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寫的，是王世貞晚年最得意之作，里面對張居正完全持否定態(tài)度，字里行間，酸辣兼?zhèn)洌葠蹚乃缴罘矫嫦率帜ê趶埦诱?。書末對張居正的評價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陳，大加鞭撻他的人品修養(yǎng)，說他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因王世貞是明朝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嘉靖以來首輔傳》在社會上流傳甚廣，晚明以來一直到現(xiàn)在，上至官修史書，下到筆記野聞，各種版本的張居正傳記都或多或少受到此書影響。像明末焦竑的《玉堂叢語》和野史大家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都有關于張居正生活奢侈問題的類似記載；清《四庫全書》的編撰者紀曉嵐也覺得“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以致現(xiàn)代的《明朝那些事兒》等書籍，在肯定張居正功績的基礎上，也大寫張居正的奢侈豪華。
那么張居正究竟有沒有令人發(fā)指的奢華生活呢？我們就從他最顯眼的用“三十二人抬大轎”奔父喪說起，看究竟有沒有這種事情發(fā)生。從違制上看，張居正不可能犯如此低級錯誤。明代對官員乘坐的車與是有嚴格規(guī)定的。據(jù)《明史·與服志》記載：“景泰（代宗）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孝宗）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臾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許乘轎，亦毋得用肩與。萬歷三年，奏定勛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與并交床上馬?！笨梢娒鞒瘜賳T乘車坐轎的待遇問題都有嚴格要求，三品以上官員可乘轎，但最多也只能乘四人的轎。張居正作為官場多年滾打過來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些規(guī)定，不可能帶頭去違制。據(jù)《明史》載：萬歷八年，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xiāng)調制，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fā)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張居正知道后，讓立即交還，并附信說要為朝廷執(zhí)法，就應以身作則。本來張居正推行新政及因父喪的“奪情風波”，前后已經(jīng)有不少人上書彈劾他，他又怎會因在去為父奔喪時違制乘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轎而留給那些政敵以口實呢？從距離和時間上看，張居正不可能乘坐三十二人抬大轎。我們知道，從京城到湖北荊州，有三千余里。張居正在途中曾給萬歷皇帝上的《請寬限疏》中說：“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準假辭行，至間月初四抵家。”說明張居正奔喪從京城到荊州，只用了22天，而返程時因遇陰雨，延遲了兩日，用了24天。如果張居正奔喪像《嘉靖以來首輔傳》所說，乘三十二人抬的大轎全程步行，又整齊劃一，沿途又不斷接見迎送的藩王、各級官員，再加那時的驛道也沒現(xiàn)在的國道省道那么寬闊平坦，恐怕一天六十里路都很難走到，到荊州至少也得兩個多月。由此可見，王世貞是在瞎編臆斷。從對張居正清算彈劾上，也可見張居正乘坐三十二人抬大轎是子虛烏有。張居正的萬歷新政，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一直讓他處在與論的風口浪尖上。他在世時，就一直有人上書批評他“擅作威?！?，萬歷五年他父親去世的“奪情風波”，更是遭到大批翰林、御史們的反對，即使他奔喪回京，還遭到戶部員外郎的猛烈彈劾，批評他擅權亂政。但他坐三十二人抬大轎為父奔喪如此違制的事，竟沒人出面彈劾。張居正去世后，遭到大清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中攻訐紛至沓來，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但就是此時，竟仍未有人拿“三十二人抬大轎”這絕好的罪證來說事，可見這事的子虛烏有。從親歷者后人的回意上，也說明“三十二人抬大轎”之事并非事實。據(jù)明末清初士人梁清遠在《調丘雜錄》中的一條札記說：“野記言，江陵（張居正）相予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創(chuàng)為步與以媚之，步與內數(shù)童子，執(zhí)拂供役，無異舟車。余記先祖言，曾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絹轎無異恒制，但轎旁二童子執(zhí)拂步隨耳。無步與之說也。此非先祖目睹，為有不信為真者，野史詎可憑乎？”梁清遠的先祖是梁夢龍，曾親眼目睹張居正奔喪過真定時，乘坐的轎子完全符合規(guī)制，只不過轎旁有兩童子步行跟隨，后來竟傳說成乘步與，梁清遠因此感慨野史傳聞的不可信。梁夢龍是河北真定人，又是親眼所見，應該很具可信性。萬歷時曾為荊州知府的徐學謨在《歸有園塵談》中也有關于張居正為父奔喪途中之事的記述，他說，張居正在奔喪途中，各地官員為獻媚首輔，借憑吊之機大肆行賄，而張居正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不為所動，堅決拒絕；他在路過河南時，封藩在開封的周王朱在鋌派人持禮物和祭品在邊界迎接。張居正只收祭品，禮物一律退還。徐學謨說，盡管如此，士林由于厭惡他奪情違制，都不顧事實真相，想當然地認為他乘奔喪之機貪污斂財。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管仲相齊，使齊國國富民強，齊桓公也成了春秋五霸的首霸，而“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币馑季褪钦f，管仲富可敵國，他大量收取按常例應歸公室所有的市租稅款，家里安裝了只有宮廷中才能擁有的放置器物的設備，可齊國人并不認為他違制奢侈。張居正為推行新政中興大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雖有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他仍然是有明一朝的相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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