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商務印書館建館雙甲之際，選用罕見版本仿制，近日出版發(fā)行了紀念特藏《天演論·茶花女遺事》。文匯特刊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建華為此撰寫的文章，以茲紀念。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p>
當看到由嚴復的《天演論》和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做成雙甲子紀念特藏，在我腦際霎時浮現(xiàn)了嚴復的這兩句詩，出自他在1904年作的《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此前的三四年，《巴黎茶花女遺事》見世，一時洛陽紙貴，“斷盡支那蕩子腸”不僅表達了詩人一己蕩氣回腸的閱讀體驗，也道盡一代青年經歷的感情風暴——成為一個時代浪漫啟蒙的見證。
在眾多贊嘆之中，嚴復這兩句詩給我印象最深，卻記不起是什么時候讀到的，似乎不止一次。也許在某一部文學史、某一本傳記，或某一本有關名人軼事的筆記里？我又在想，什么時候得知嚴復的《天演論》的？好像從中學的教科書就知道了。是的，記得我得到一本《天演論》而欣喜若狂，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商務出的新版。又是什么時候讀到《茶花女》的？有一回記得很清楚，那是一本紙頁脆黃的平裝本，那時在哈佛讀書，從燕京圖書館借出的。
記憶有清晰有模糊，在互相穿越、重迭。文件夾因為換過幾個計算機，已丟失或打不開了。對《天演論》和《茶花女》，我未必比別人了解得更多，但此刻喚醒了我的閱讀史，在重訪我的思想與情感的歷程。歷史常是這樣，偶然的機遇，風塵的覆蓋，碎片的記憶，被遺忘，被湮沒，但人類精神的燈塔永遠在守望在照亮文明的進程。此刻，嚴復和林紓猶如雙子星座，在我記憶的海面上升起，伴隨著波光月色的風濤。
以這套玲瓏可喜的“特藏”來紀念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二十周年，讓我們不僅向嚴復和林紓表示景仰，也關注這兩部現(xiàn)代經典的出版史及其帶來新的啟示。常言道，世有英才，更須伯樂?；蛘哒f，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但英雄還得由人造成？
嚴、林均是冠絕一時的古文大家，出自清代桐城派殿軍吳汝綸門下。吳稱《天演論》為“高文雄筆”，“海內奇作”；梁啟超盛贊“嚴氏于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則彰顯其學養(yǎng)與眼光。嚴復的“信、達、雅”三原則，是翻譯理論的不刊之論。他自述“為一名之立，荀月踟躕”，洵為專業(yè)敬業(yè)的楷模。的確，凡屬不世出之才或不免自負，嚴復說：“細思歐洲應譯之書何限，而環(huán)顧所知，除一二人外，實無能勝其任者?！倍鴮τ谛欧钭篑R班韓為“天下文章之祖庭”的林紓，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七千言”也是其傲視一世的寫照。試想在二十多年時間里，他和多位口譯者合作共翻譯了一百八十四種小說（據馬泰來的統(tǒng)計），這需要何等精力和才氣！此紀錄大約至今未能被打破。其中，有二十多部歐美文學經典，而且不乏比原作更富神韻的章節(jié)。錢鍾書先生說，多虧了林譯，他“才知道西洋小說這么迷人”。
兩人幾乎同時斐聲文壇。嚴復贊嘆《茶花女》時不無同門相惜之意，然而當康有為說“譯才并世數(shù)嚴、林”時，據說兩人都不開心，這大約與當時小說的地位還不那么尊貴有關。其實，嚴復是小說的最早鼓吹手之一，林紓更看重其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倒是有些私密性軼聞更為有趣。林紓翻譯《茶花女》純屬偶然。彼時正當國人對拿破侖的蓋世武功津津樂道之時，他想翻譯拿破侖，恰逢其關雎情深的發(fā)妻病逝。中年喪偶，“牢愁寡歡”，通過朋友王壽昌的介紹接觸到小仲馬的《茶花女》，不料竟使他感觸萬千，遂與王一起翻譯，從此一發(fā)不可收。
其實，那時的嚴復也喪妻多年。庚子年北方動亂，他避居上海，與朱明麗結婚。朱是《天演論》粉絲，自稱必要像嚴復那樣的人她才肯嫁，在朋友圈里傳為美談。其時，作為戊戌革黨的黃遵憲遭清廷清算而蟄居在廣東老家，為嚴復做了一首詩：“一卷生花《天演論》，姻緣巧作續(xù)弦膠；絳紗坐帳談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边@是為老友道喜，后兩句夫妻倆在閨房講道的情景，嚴肅而香艷。其實，朱女士的英文很好，所扮演的角色大約不止為夫子后背搔癢。不過，“一卷生花《天演論》”和嚴復的“可憐一卷《茶花女》”有某種互文性，似對當時林紓的情感狀態(tài)另有一番同情了。
《天演論》初版于1898年，為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巴黎茶花女遺事》也是1899年福州的私家初刻本。這兩部譯作迅即出現(xiàn)各種版本，各家出版社競相印發(fā)，由是更風靡一時。但是，很快嚴、林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從1903年起，兩人的譯作皆由商務出版。1904年，推出了嚴復的《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和《法意》，次年《天演論》鉛印本見世。林紓也是一樣，1903年之后十數(shù)年里，共出版了林譯一百四十種，大多收入《說部叢書》和《林譯小說叢書》。商務為嚴、林提供經濟上的保證，而從出版、營銷到傳播都是極其高效的。
這一切，造就了嚴、林的傳奇，也造就了商務的傳奇。而在這一切的背后，站著一位商務的關鍵設計師——張元濟。
1896年，張元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任職，處理涉外文書工作，由此樹立了放眼世界傳播西學的志向。次年，他創(chuàng)辦通藝學堂，鼓吹西學，培養(yǎng)維新變法的人才。英文教師嚴君潛是嚴復的侄子，嚴復為學堂取名，也在學堂作過講演。戊戌變法失敗后，張元濟受到“永不敘用”的處罰，南下至上海，擔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與嚴復書信往來頻繁。嚴在一封復信中說：“譯書為當今第一要務”，代表了兩人的共識。此時，嚴已翻譯《原富》，準備交給張在譯書院出版。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次年擔任編譯所所長，即將嚴譯納入出版計劃。
同樣因受歐風美雨文化復興的風氣感召，林紓從事小說翻譯。如《斐洲煙水愁城錄》的序文說：“敦喻諸生，極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學”，“歐人志在維新，非新不學，即區(qū)區(qū)小說之微，亦必從新世界中著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安知有新理想耶？”因福建同鄉(xiāng)之故，林紓與高夢旦相熟。高也是商務的重要人物，繼張之后擔任編譯所所長。1903年，商務出版的第一本林譯《伊索寓言》，其口譯者即嚴復的侄子嚴君潛。這么看來，高夢旦與嚴復、張元濟也都有關系。
甲午之后中國進入現(xiàn)代轉型的進程，在外侮頻仍、國族危機的激蕩下，革命運動與保守勢力此起彼伏，要求改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此刻的張元濟、嚴復和林紓走在一起，站在中西文化交通的前沿，懷著擁抱世界的激情，迎著希望的曙光，決心為翻譯與出版事業(yè)開創(chuàng)新的文化空間。然而，回到上世紀初，把翰林張元濟、舉人林紓和新式學堂出身的嚴復連結在一起的歷史節(jié)點，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面臨著一種新的人生抉擇而走上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自我形塑之途，其輸入西學的共同志業(yè)更受到“教育”這一理念的驅動。當商務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夏瑞芳邀請張元濟加入商務時，張自述：
光緒戊戌政變，余被謫南旋，僑寓滬瀆，主南洋公學譯書院，得識夏君粹芳于商務印書館。繼以院費短絀，無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館任編譯，吾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
的確，張元濟信守自己的諾言。1904年，他致函汪康年曰：“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沉浮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不為高出一層也。”事實上，當時清廷打算起用張元濟，不久正式召張進京起復原官，他也應召，然而在官中三個月即告假回到上海，繼續(xù)在商務追求與實踐他的教育理想。
因此，張元濟、嚴復和林紓不待科舉制度的壽終正寢，已完成自身知識分子身份的轉折，為國民前途殫精竭力。他們也看準了商務印書館在國民教育、都市文化方面的發(fā)展?jié)撡|。確實，正如后來所證明的，他們在中國翻譯史、思想史、文學史、教育史和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厥功甚偉！同樣，商務也成為嚴、林的安身立命之所。嚴復能“屏絕萬緣，惟以譯事自課”，與其著作所帶來的可觀收益是分不開的，至其晚年基本上由稿酬、版稅和在商務的股份得以維持。林紓不僅是他的譯作，包括文集，皆由商務出版，如高夢旦的《畏廬三集》序言所說：“畏廬之文，每一集出，營銷以萬計。”以致有人戲稱林紓的書房為“造幣廠”，因其“動輒得錢也”。
嚴、林對于中國思想與文學的巨大影響，我們耳熟能詳?！短煅菡摗钒l(fā)表之后，“物競天擇”、“自強保種”等話語不脛而走，而“進化”一詞更成時人的口頭禪。我們似乎不太關注“進化”思想在日常生活與都市文化方面的表現(xiàn)。民初鄭曼陀畫的一幅月份牌美女圖里，一個時裝美女在閱讀《天演論》，背景是浩瀚的海面。其時，“時尚”和“進化”有相通之處，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流行無袖露肩、高開衩的旗袍，表明女性身體更為自由開放的觀念。有“通俗之王”之稱的包天笑最富進化思想，由商務出版、他主編的《婦女雜志》中就不乏《進化學上之婦人觀》之類的文章，涉及感情及其表述的歷史變遷。也正是包天笑，在1917年1月創(chuàng)辦的《小說畫報》中聲稱“蓋文學進化之軌道，必由古語之文學變而為俗話之文學”，該雜志由是成為中國現(xiàn)代第一份?？自捫≌f的雜志。
二十世紀中國義無反顧地朝現(xiàn)代化邁進，時代風云瞬息變幻，大浪淘沙，潮起潮落，而商務印書館與時俱進，保持而且不斷更新其出版?zhèn)髌?。今天的青年讀者可能對《天演論》或《茶花女》產生隔膜，而且我們也知道，嚴復和林紓曾在政治上文學上一度非常保守，成為時代的落伍者。但對于商務來說，這兩人不僅是品牌，更是一種可貴的傳統(tǒng)，閃爍著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
“嚴譯”、“林譯”是商務特鑄的品牌符號，不僅使我們勿忘初衷地回望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時刻，同時也成為一個通過翻譯把世界文明轉化為國粹美文的比喻。翻譯，意味著文化并存、包容、選擇而最終轉化為中國特色的文化果實。
1923年，商務首次出版《巴黎茶花女遺事》排印本，“林譯”得以完帙；1930年重新命名《嚴譯名著叢書匯編》，更確定“嚴譯”的經典性。古語說“慎終追遠”，時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善始善終地對待嚴、林的著作，對商務來說，這兩位文化巨匠在文化河床中光景常鮮，是活的傳統(tǒng)的代表，而藉以建構、開拓和更新自身傳統(tǒng)，不僅是其出版產業(yè)的生命標志，也是中西合璧新舊兼?zhèn)涞奈幕较虻捏w現(xiàn)。
值此商務印書館一百二十周年慶典之際，就商務與嚴、林關系略述所知，藉此向前賢表達崇仰之情，也對商務的璀璨前程表示衷心的祝愿。（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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