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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六月開始，御史臺的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出于政爭的私心，先后四次上章彈劾蘇軾，借口是蘇軾的一些詩文愚弄朝廷、指斥皇帝。神宗下令御史臺辦理此案，七月底蘇軾在湖州衙門遭到逮捕，隨即押解進京受審，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漢書》記御史臺中柏樹上棲居烏鴉數(shù)千，因稱御史臺為“烏臺”）。嚴刑逼問之下，蘇軾想到了最壞的結(jié)局，他在給弟弟蘇轍的詩中說：“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此世為兄弟，又結(jié)來生未了因?！焙蠼?jīng)多方施以援手，而神宗皇帝的態(tài)度本來就有些搖擺，蘇軾最終免于一死，在被關(guān)押了一百三十天后獲釋，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官職只是名義上的，實際近于流放。次年二月，蘇軾到達黃州。

　　雖然遠離京城，但黃州并非平靜安詳之地，蘇軾清醒地感受著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不僅如此，他的生活還十分拮據(jù)。由于幾乎沒有收入，又拖家?guī)Э凇诮o秦觀的信中說“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有限的積蓄很快就支撐不住了。所幸黃州當?shù)氐囊晃粫R正卿替他向官府討來一塊荒地，蘇軾親自耕種，困匱乏食之急有望緩解。這塊荒地就是著名的“東坡”，蘇軾因以自號“東坡居士”，時在元豐四年。初來黃州時，蘇軾借住在定惠院，不久遷居臨皋亭。東坡墾出后，蘇軾于來年正月在這里修建了住所。時逢大雪，就把新居稱作“雪堂”。該年寒食節(jié)，大概就在雪堂，蘇軾作《黃州寒食詩》二首。

第一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第二首：

春江夜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詩作手跡現(xiàn)藏于中國大型綜合性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字體為行書，17行，129字。字跡不很工整，而且有幾處改動，由此推斷它大概是蘇軾自存的稿本，而不是出手的謄本。事實上，由于心有余悸，蘇軾在黃州期間不敢輕易將詩文謄與他人。他在寫作《黃州寒食詩》的第二年為友人傅堯俞抄寫《前赤壁賦》，卷尾說：我去年寫了這篇賦，見過它的只有一兩個人。堯俞派人來向我索要新作，我才寫的。多難之秋，我很怕事，堯俞愛我，肯定會把這件東西藏好的。《黃州寒食詩》的稿本性質(zhì)在筆跡上表現(xiàn)為自由，而環(huán)境壓力又在筆跡上反彈為頑強，種種因素促動著活躍而復雜的主體性，讀者不難從中領略強烈的情感內(nèi)容和不羈的表達尺度，那正是書法藝術(shù)的靈魂。《黃州寒食詩》書跡的面世與傳承是驚艷的，人們以法帖視之，稱作《黃州寒食詩帖》（下稱《詩帖》），又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蘇軾知道自己的書法不同凡響。雖然他自稱“不善書”“書不甚佳”“我書意造本無法”，但那其實是在鋪墊他有獨到之處的活話。他相信自己會得到歷史的認可，甚至對后世知音給他的書法作品題跋都有所準備，董其昌因此說他“高自標許”。《詩帖》卷后就留下了不少題跋，它們提供了理解蘇軾作品的線索和路徑。

　　與蘇軾誼在師友之間的黃庭堅在跋語中說，蘇軾不太可能復現(xiàn)同樣的精彩。應當注意，黃庭堅的說法是一種評論定式，其真正的含義不是說評價對象的水平不穩(wěn)定，而是說當前的這件作品無比高明。說蘇軾本人也不太可能復制，相當于說《詩帖》是可遇不可求的神品。神品又是不可言說的，不過，由于索求題跋的張浩與黃庭堅有很深的交情（二人交往的起因是，張浩的父親張公裕與黃庭堅的舅舅李常是同僚），所以黃庭堅明知不可言說又不得不有所言說，他說，《詩帖》的妙處在于兼有顏真卿、楊凝式、李建中的優(yōu)長。神品是一種需要領悟的境界，而兼有三家優(yōu)長是一種可以觀察得到的跡象，顯然，兩者是不夠?qū)?，這就構(gòu)成了表達的紕漏。黃庭堅自己知道這一點，他想到佛學參修中表達無限的佛法，有時會采用有限的言行方式，就是所謂的“無佛處稱尊”（用有限來表達無限是“無佛處稱尊”的本義，黃庭堅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使用這句話的，但常見的是把這句話理解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的同義語，應當指出，這樣的理解是不準確的），就拿這個話頭來類比。同時，黃庭堅知道蘇軾也明白自己在表達上的紕漏和相應的托詞，所以他在跋語的最后說：“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边@里的“笑”是至交之間的揭短而又沒有什么惡意的玩笑。

　　乾隆皇帝應該看懂了黃庭堅的跋，盡管沒有提到其中的戲謔之語。他的跋是這樣的：

　　東坡書，豪宕秀逸，為顏、楊以后一人……山谷（黃庭堅號山谷道人）跋，傾倒已極，所謂無意于佳乃佳者。坡論書詩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庇衷疲骸白x書萬卷始通神?！比魠^(qū)區(qū)于點畫波磔間求之，則失之遠矣。

　　乾隆說的“無意于佳乃佳”就是黃庭堅說的難以復制，因為復制是一種有意的行為。乾隆又借東坡本人的論書詩句來說明《詩帖》的境界，意謂《詩帖》不是學來的。又補充說，如果有人從跡象上來推求，那就離題太遠了。乾隆也提到了顏真卿、楊凝式，但他并沒有說蘇軾在方法上與顏、楊的關(guān)聯(lián)，而是說蘇軾在地位上可以比肩二人。另外，乾隆還在卷首題寫了“雪堂余韻”四字，“余韻”就是超越跡象之外的意味。乾隆之于蘇軾，真的是千古知音。

　　在《詩帖》其他題跋中還能找到?jīng)]看懂黃庭堅題跋的。典型的是晚清張之洞。當時的藏家有將《詩帖》相贈之意，張氏拒絕之后，藏家又希望得到張氏的題跋，結(jié)果還是沒能如愿。根據(jù)親歷者羅振玉在《詩帖》跋中的記述，張之洞之所以拒絕題跋，是因為他覺得“山谷老人謂此書兼魯公（顏真卿）、少師（楊凝式）、李西臺（李建中）之長，某意則得法于北海（李邕）與魯公。然前人所言，烏可立異。且文節(jié)（黃庭堅謚文節(jié)）為東坡老友，某安敢竅議其后”。就是說，關(guān)于蘇軾書法的法度來源，張之洞同意黃庭堅所說的顏真卿，不同意楊凝式和李建中，認為應該換成李邕。殊不知，這就是乾隆所反對的“區(qū)區(qū)于點畫波磔間求之”，也是黃庭堅料定蘇軾會看破的“于無佛處稱尊”。另外，在蘇軾書法鑒賞問題上與黃庭堅相異，張之洞自知分量不夠，不敢“竊議其后”，這是愛惜自己的基本分寸，羅振玉卻由此贊揚張之洞“持躬嚴正……清風亮節(jié)”——這似乎是過譽，其實未必，因為在羅振玉看來，對蘇軾書法來路的認識是全部問題的核心和關(guān)鍵，張之洞既已有了獨到的見解而竟然又能放得下，這無疑顯示了一種道德的力量。順便提及的是，羅振玉當然也沒有看懂黃庭堅的跋，否則不至于舍本逐末。

　　姑且放下不可言說的神品境界，就說蘇軾的取法。在黃、張等人提到的幾位書家當中，顏、楊對蘇軾的影響大概是共識，可能有人好奇的是，黃庭堅提出的李建中和張之洞提出的李邕，哪位才是蘇軾的取法對象。先說李建中，黃庭堅對李建中評價很高，他說，許多人聽到了他對李的評價，往往不能理解，只有蘇軾一聽就欣然接受了。其實，蘇軾對李另有看法，他說：“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庇终f：“李（建中）俗而宋（宣猷）寒，殆是浪得名?！奔热惶K軾對李的評價是偏于負面的，那么蘇軾對李就算有所借鑒，也應當是有限的。至于李邕，蘇軾自己承認學過，所謂“予書初學李江夏（江夏是李邕的籍貫），后來自成一家”。從《詩帖》字勢上看，李邕的影子也是比較清晰的。顯然，張之洞的看法更為靠譜，盡管不很重要。

　　除了境界和法度層面，看待《詩帖》，還要把握其中的情感維度。首先要注意的是詩作中的情感內(nèi)容，如“春去不容惜”的無可奈何、“死灰吹不起”的萬念俱灰等，情感色調(diào)皆極其沉郁。然后要注意的是詩作中的情感內(nèi)容與作為筆跡的《詩帖》中的情感內(nèi)容的關(guān)系。盡管無從確知詩作中的情緒如何影響了書寫效果，但可以斷定的是，壓抑與釋放相互糾葛的心理活動不可能完全被筆觸過濾。起始一行字跡較小而收束，但字勢的鼓蕩已經(jīng)激起了波瀾，至第二行“年”字主筆夸張的長豎，未免帶有宣泄之意。其后“中”的縱勢，“偷”的橫勢，都給人以釋放感。“已白”二字又處于極度收縮狀態(tài)，第一首詩也戛然而止。第二首乍一起筆字形就明顯加大，同時鋪毫與斂鋒的對比關(guān)系更為強烈。“葦”和“紙”又分別有一縱筆長豎，下接的“那”和“君”都呈扁抑狀，情緒變化當中的造型效果無可挑剔，讓人相信大手筆的存在。

　　《詩帖》是無比華麗的，又不僅止于華麗，它在蕭瑟中隱含著豪放，在沉重中雜糅著痛快，質(zhì)言之，它是超越的。趙翼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贝苏Z正可以借來理解《詩帖》，可以說《詩帖》是巨大磨難中綻放的神奇之花。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說，在蘇軾貶官黃州之前，他們兄弟的文章還有些不相上下，“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也”。不只《詩帖》這一書法神品，《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后《赤壁賦》等千古絕唱也都橫空出世，它們相互印證了某種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