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學和科舉
在中國歷史上，儒學發(fā)展的水平和科舉制度的實施往往是一個王朝政治和文化發(fā)展的最重要尺度。儒學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世俗性的功能和特點，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典范。自隋唐以后，為選拔官吏的科舉考試皆以儒學經(jīng)典為標準。宋朝完善了科舉制度，遼、西夏、金朝的統(tǒng)治上層，為治國需要，都尊崇儒學，禮事孔子，建立學校，實行科舉。
1、宋朝是中國古代儒學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更為成熟的時代 ,特別是產(chǎn)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的理學，既繼承了歷史上的儒學傳統(tǒng)，又適應(yīng)當時社會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的需要，同時還批判并融攝了佛、道哲學。宋朝是當時儒學傳承、實踐、發(fā)展、傳播的中心。當時中原地區(qū)的儒學對各民族政權(quán)和后世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作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度，其考試內(nèi)容以儒學經(jīng)典為主，因此科舉對儒學發(fā)展具有強大的推動力，是以儒治國的重要標志。宋朝是中國科舉制度承前啟后、臻于成熟和逐步完善的朝代。宋朝前期的科舉基本上承襲唐和五代，依舊是常科和制科兩大系統(tǒng)。宋朝完善科舉制度，確立考試內(nèi)容，有很多新的變革，引領(lǐng)著當時科舉潮流。
2、遼朝文化發(fā)達，注重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遼朝立國之初并自覺地以儒家學說作為官方的統(tǒng)治學說。這主要表現(xiàn)在：l．重視儒家經(jīng)典的學習和使用。金朝歷代統(tǒng)治者都相當重視儒家經(jīng)典泅拶寄賬纂鑭嘵靡就吸取漢族統(tǒng)治者利用儒學進行統(tǒng)治的成功經(jīng)驗而當時與兩宋先后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遼夏金等由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區(qū)域并沒有受到新儒學的及時影響。他們所接受的儒學影響基本上還是儒學的那些傳統(tǒng)內(nèi)容堯梧戒餞尹腹鷲崇，大力提倡儒學。太祖崇拜孔子，尊孔子為“大圣”自稱'韓愈第二'蠶艿央垂葆笑薈尋，主張祭祀孔子崇尚儒術(shù)芍鱉狷殯趑塵怠扃，稱孔子宜為萬世所尊。并不斷向漢族統(tǒng)治區(qū)域派遣人員學習。[1]遼先后于上京建國子監(jiān)，在府、州、縣設(shè)學校，傳授儒家學說。遼宗室更是傾慕漢人文化，如遼圣宗常閱讀《貞觀政要》，道宗愛看《論語》。遼道宗能文善詩，自稱，“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2]。遼圣宗發(fā)展儒學，開科取士，創(chuàng)遼朝文化全盛時期。興宗好儒術(shù)，開創(chuàng)御試之制，頒行法典《新定條例》。甚至建立西遼的耶律大石也通契丹文、漢文。
遼朝用漢文出版了大量儒學書籍。清寧元年（1055）刊印漢文五經(jīng)，當時用契丹文翻譯了有關(guān)儒學書籍。唐代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是一部被歷代統(tǒng)治者十分看重、流傳很廣的重要著述。遼朝將《貞觀政要》作為治國之綱要，由著名契丹學者蕭韓家奴翻譯成契丹文。[3]遼朝中后期各地修繕孔廟不僅譯成西夏文字泅萼釹項臂惴吏鈾，儒學的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更加對儒學崇拜與信奉薦祺滸葉最捂祿惘，成為遼朝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和施政的指導思想，在國家治理、思想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越來越多的作用鞏固統(tǒng)治。976年投剄傣蚱楷邗陀峽，加速了遼朝契丹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漢化過程。
遼朝還接受中原地區(qū)傳統(tǒng)，建立科舉考試體系建立國學葑釘剜紊隙菔匭蠣，吸收尊奉儒學的知識分子參與統(tǒng)治建立國子太學；1173年河夫灌伉幔嗌蚩蚱。遼太宗時,他得到燕云十六州后,為了拉攏漢人,從中選拔官員,于會同年間,在此地實行科舉制度。保寧八年（976）開始具有一種法典的意義被抱嘆瑩揀嗲脧砥，遼景宗下令恢復南京禮部試院建國子監(jiān)；1166年汆訪窀彡煥項芽蟀，計劃實行科舉考試。[4]至遼圣宗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立國。由于女真族素來具有崇尚漢文化的精神傳統(tǒng)騾岌侉莘龐孀刨紫，在境內(nèi)進行封建化改革,十分注重對漢文化的吸收,在境內(nèi)普遍實行科舉制度，各地也紛紛建州學和孔廟儒學的地位已有相當大的提高只嘮奔芑縹驄虬窒，全國形成尊儒學、重科考之勢并借此強調(diào)以孝治天下。他如《論語》、《孟子》、《尚書》、〈左傳》、《貞觀政要》等檬獺釅貯臘鄲掘瑪。
3、西夏所處地域本為中原王朝領(lǐng)土，原來即以儒學為政治理念，儒學已經(jīng)流行。西夏占據(jù)這些地區(qū)后，便順理成章地沿襲以儒治國傳統(tǒng)。西夏貫徹以儒學為主的統(tǒng)治思想和方法比同時少數(shù)民族掌政的遼、金更為徹底。
西夏創(chuàng)制西夏文后，首先翻譯的文獻主要是儒家典籍，“元昊自制蕃書……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jīng)》、《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5]《孝經(jīng)》是儒學九經(jīng)之一。《爾雅》是中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后世經(jīng)學家常用以解釋儒家經(jīng)義，唐宋時成為儒學十三經(jīng)之一?，F(xiàn)存的西夏文文獻中有西夏譯自漢文的《論語》、《孟子》、《孝經(jīng)》等儒學經(jīng)典，西夏還將《貞觀政要》節(jié)譯為西夏文本，名為《德事要文》，現(xiàn)存有刻本。[6]毅宗對中原文化更是情有獨鐘，奲都五年（1061）向宋朝求儒家書籍：“（毅宗）……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jīng)》、《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jīng)》，還所獻馬?！?a name='_ftnref7' title=''>[7]西夏統(tǒng)治者向宋朝求索《九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說明意圖在境內(nèi)弘揚儒學。而作為儒學發(fā)祥地的中原王朝也樂得賜予，這既是友好往來，又可對“外蕃”宣揚教化。
西夏前期雖然受漢族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強大影響，但西夏境內(nèi)的（系統(tǒng)）儒學教育并不正規(guī)。至崇宗時士人風氣日壞，崇宗感到憂慮。貞觀元年（1101）御史中丞薛元禮上書，建議重漢學。[8]這正合崇宗之意，于是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設(shè)弟子員三百，立養(yǎng)賢務(wù)以廩食之。[9]西夏將弘揚儒學的最高學府稱為“國學”，使儒學在西夏奠定了崇高地位，為其后仁宗時大力發(fā)展儒學，開辦多種類型的儒學教育打下了基礎(chǔ)。西夏前期經(jīng)歷了“蕃禮”與“漢禮”的嚴重斗爭，其實質(zhì)往往反映出接受儒家治國方針的皇族與保守勢力支持的后族之間的政治斗爭。[10]自夏崇宗以后，這種斗爭不見于史籍記載，原因可能是崇宗已經(jīng)接受漢文化，“漢禮”已經(jīng)取得了治國地位。
仁宗時在皇宮內(nèi)建立小學，使皇室子孫有了更為優(yōu)越的條件學習儒學和禮法，又令各州縣立學校，弟子員增至三千人，還建立大漢太學，仁宗親臨太學祭奠先圣先師孔子。人慶三年（1146）尊孔子為文宣帝[11]，并“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12]這證明西夏和中原地區(qū)一樣，也在推行廟學，即在學校中建立圣廟，成為學校的典范，使廟學一體，以達到推行儒學教育的目的。“文宣帝”是中國歷史上對孔子空前絕后的尊號，他產(chǎn)生在少數(shù)民族當政的西夏王朝，證明西夏崇儒之盛，實不亞于中原。
文獻記載，西夏仁宗人慶四年（1147年），“策舉人，始立唱名法”[13]，證明西夏仿中原選舉制度策舉人，立進士科，實行唱名法。其實西夏的科舉制度可能早于仁宗時期。文獻記載西夏著名學者和宰相斡道沖5歲時中童子舉，天盛三年（1151）為蕃漢教授，推想他中童子舉時至少要在15－20年前，由此可知西夏在崇宗時就已經(jīng)有童子科之設(shè)了，說明這時科舉制度已進入西夏。[14]直至西夏末期仍實行科舉制，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頊原為宗室子弟，曾進士及第。
4、女真統(tǒng)治者對儒學書籍很看重，前述金太宗攻陷宋開封后將宋朝國子監(jiān)所藏圖書、書版劫走。金朝對儒學和儒士也十分重視，對俘虜中的漢族官吏和儒士拜之為師，聘為高官，請其為金朝制定法令制度，甚至扣留宋朝使臣，請其授以漢族文化。金天德三年（1151）設(shè)國子監(jiān)，除培養(yǎng)士子外，還負責出版教學用的諸多儒家經(jīng)典，如九經(jīng)、十四史，還有《老子》、《荀子》、《揚子》等書。金朝在山西平陽還設(shè)有刻書機構(gòu)，平陽（在金代）成為中國北方的出版中心。除官家刻印圖書外，有很多私人書鋪也刻印了不少圖書。前述金朝用女真文翻譯大量儒家經(jīng)典以及史書等。
金代科舉，略如遼、宋，太宗天會元年（1123）始開科取士，五年為南北選，十一年，創(chuàng)女真進士科，熙宗天眷元年（1138）以經(jīng)義、辭賦兩科進士，海陵天德二年（1150）始增設(shè)殿試制度，置經(jīng)義、策試兩科。熙宗時始有武舉，章宗定為制度。金代科舉中還設(shè)立“女真學”。有金一代共舉行進士考試43次，共約取士15000人，共出狀元74名。[15]
宋遼夏金時期儒學有了更大的發(fā)展，不僅在中原地區(qū)發(fā)揚光大，在少數(shù)民族中也出現(xiàn)了大傳播、大普及、大推廣的局面，在中國更大范圍內(nèi)發(fā)展了科舉制度。
五 史觀和修史
中國歷史上有記錄和修撰王朝歷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修史的狀況也是王朝成熟的程度和文化發(fā)展的水平之重要標志。
1、宋朝繼承中國后代纂修前代史書的慣例，重視編寫前代史書，取得豐碩成果，是中國封建時期史學的鼎盛期。宋初，薛居正等編成《五代史》。仁宗時歐陽修編成《新唐書》，并重撰《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此外還編有《唐會要》、《五代會要》、《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以及《九國志》、《南唐書》等。
宋朝沿襲中國史學傳統(tǒng)，編纂本朝官修系列史書《實錄》。《宋實錄》包括太祖至理宗北南宋14朝實錄，共3000卷。[16]《宋實錄》主要來源于宋朝官方從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檔案和文獻，以及《起居注》、《時政記》等。作為當時史料的匯總《宋實錄》成為宋朝所修本朝紀傳體《國史》，即北宋《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四朝國史》和南宋《四朝國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也是王稱所撰的《東都事略》、李燾編著《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取材的來源，后世編寫《宋史》又以上述國史等著述為基礎(chǔ)。[17]《宋實錄》雖未完整地保存下來，但其主要史料卻通過其他史書流傳至今。
特別是司馬光主編的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不僅內(nèi)容極為豐富，其體裁也成為后來編年史通用范例。南宋袁樞編成《通鑒紀事本末》，李燾繼《資治通鑒》后編撰當代編年通史《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人編撰的當代史還有《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宋之際鄭樵以人物為中心修撰紀傳體《通志》，宋元之際馬端臨修撰《文獻通考》。宋代方志的著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等。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宋代史學領(lǐng)域新開辟的園地。
2、遼朝建立以后,承襲中原歷代傳統(tǒng)制度，重視修史。太祖時創(chuàng)制契丹大字，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用本族文字記本族歷史。《遼史》載：“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jiān)修國史。”[18]遼朝仿照中原王朝于門下省下置起居舍人院，設(shè)專官掌修起居注，負責記錄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又于翰林院下置國史院，其官有監(jiān)修國史、同修國史、史館修撰、修國史等，根據(jù)《起居注》纂修實錄等。耶律儼、耶律成、蕭韓家奴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契丹族史學家。遼代史學撰著不少，今多已亡佚，其中有正史、編年、起居注、載記、雜史等多種。如耶律儼有70卷的《皇朝實錄》，蕭韓家奴著述更多，有與耶律庶成合編的遼先祖事跡20卷。翻譯漢文史籍《五代史》、《通歷》等。[19]遼朝還注重借鑒中原王朝的史書，咸雍十年（1074）又印刷《史記》、《漢書》等。[20]
宋朝歐陽修著《五代史》將契丹事作《四夷附錄》，引起遼朝史學家的不滿。史館修撰劉輝進言：“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jīng)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span>[21]此議得到皇帝的贊許。由于宋遼雙方是兄弟之國，遼朝認為在修史上也要體現(xiàn)對等的思想。
3、西夏無正史，史料記載缺乏，修史狀況不甚明了。但通過一些文獻記載可以看到，西夏統(tǒng)治者也十分重視歷史。在開國皇帝元昊給宋朝所上表章中就用簡練的語言表述了其前代的歷史：“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chuàng)后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愿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22]這里元昊首先將本族歷史接續(xù)后魏的正統(tǒng)，再強調(diào)先祖于唐代拯難之功，又講述祖、父的豐功偉業(yè)，最后宣揚了自己改弦更張的業(yè)績和稱帝的意愿，提綱挈領(lǐng)地撰寫了西夏前期的歷史。
西夏和中原王朝一樣設(shè)有修史機構(gòu)秘書監(jiān)，有管理經(jīng)籍圖志，修撰史書，編輯實錄之責。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規(guī)定番漢大學院、秘書監(jiān)的地位都相當于次等司。[23]《天盛律令》卷首有《頒律表》，后列參與編纂《天盛律令》的人名，其中有一人為“樞密承旨、御史正、秘書監(jiān)、漢大學院博士、內(nèi)宮走馬楊□”，可見當時參與編纂《西夏法典》的人員中有任職秘書監(jiān)的官員。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設(shè)立翰林學士院，以著名文人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負責修纂實錄。[24]
西夏漢文本《雜字》“司分部十八”有“天監(jiān)”，應(yīng)是“司天監(jiān)”的簡稱。[25]在《天盛律令》中有卜算院，是掌管天文歷法的政府機構(gòu)，屬中等司。[26]西夏永安元年（1098）月犯東井，太史奏“主兵喪”。[27]大德五年（1139）正月太白、熒惑合于井。司天謂不利用兵，崇宗不聽。[28]也證明至少在西夏崇宗時已有太史、司天之設(shè)。在黑水城出土的文書中有一紙印本西夏文歷書殘頁，其中有3行小字，有的字跡不清，譯文為：“光定甲戌四年十月日太史令及卜算院頭監(jiān)大書修纂者□□授□臣楊師裕 卜算院頭監(jiān)臣時國胥 卜算院頭監(jiān)臣□□□”[29]這些都證實西夏政府設(shè)有與修史、推算歷法相關(guān)的機構(gòu)和官員。
西夏末期大臣羅世昌歷經(jīng)桓宗、襄宗、神宗、獻宗四朝，官居觀文殿大學士，辭官后撰著《夏國世次》20卷，惜早已不存。[30]蒙古軍隊進攻西夏時，“諸將爭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藥材大黃”[31]，可見耶律楚材還收集到西夏書籍。
一件出土于黑水城的西夏文文獻殘本，簡略記載了西夏幾位皇帝的事跡，其中有他們的名號，生卒年，主要事跡以及評價，如對德城皇帝即德明的評價是“國民富足，母臥兒安”，“山河堅固，戰(zhàn)爭不行，羌漢恭敬，兵器不用”，雖不無溢美之詞，也反映出德明時期的國勢特點。又對風角城皇帝，即元昊的評價是“意才深廣，如海廣大；巧行志明，如山高聳?！?/span>[32]顯然這是一種西夏史的重要資料，可惜所存很少。
當時宋朝也編纂了多種西夏史書。宋劉溫潤曾著《西夏須知》一卷，記西夏境內(nèi)雜事，又撰寫《羌爾雅》，分類記錄、解釋西夏語詞。又宋孫巽纂《夏國樞要》二卷，記西夏兵屯會要、土地肥饒、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與夫咸池之完缺、風俗之所向，并上報朝廷。[33]北宋任顓曾為西夏毅宗諒祚冊禮使，他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著《治戎精要》三篇。[34]北宋、南宋之交的鄭驤，在熙河為官時，著《拓邊錄》十卷，并將蕃漢雜事編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35]可惜這些記錄西夏歷史社會的重要資料，沒有保存下來。王稱所作《東都事略》中有兩卷專門記載西夏事跡，有幸流傳至今，可謂鳳毛麟角。
記錄西夏的原始資料早已亡佚，但仍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據(jù)明代姚士粦《見只編》記載：“蘭溪魏寓吾，嘗語余云：‘曾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架上有夏書數(shù)冊，凡閱三旬始遍?！?a name='_ftnref36' title=''>[36]又清人錢謙益《黃氏千頃齋藏書記》云：“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a name='_ftnref37' title=''>[37]近人柯劭忞為戴錫章《西夏記》所作序有：“猶憶光緒辛巳（1881）予與福山王文敏公（懿榮）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國史數(shù)冊者，皆梵字也。屬文敏購之，其人秘為鴻寶，不肯售。”[38]據(jù)以上記載，西夏的史籍可能有的也傳至后世。
4、金朝重視修史，所設(shè)國史院為獨立的修史機構(gòu)，內(nèi)有各族（女真人、漢人和契丹人）各級史官，掌修國史及《遼史》；又在尚書省下之右司有“兼帶修注官”，下有各種譯史多人，曾譯《史記》、《西漢書》、《新唐書》等。金朝科舉考試中史書內(nèi)容占很大比重，這無疑推動了史學的發(fā)展。
金朝承續(xù)歷朝傳統(tǒng)，編修本朝實錄，如完顏勖撰寫《太祖實錄》20卷，紇石烈良弼成《太宗實錄》、《睿宗實錄》等，實錄的編寫一直延續(xù)直至金末。此外，佚名作者撰《大金吊伐錄》4卷，依年次編錄金國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諜檄等案籍161件，資料真實、寶貴。
金朝還按歷代后朝編修前朝歷史的傳統(tǒng)，編纂《遼史》。耶律固、蕭永琪撰成《遼史》30卷，后耶律履、黨懷英、陳大任等編修成第二部《遼史》。金朝末年，國運衰落，史學家更以“亡國作史”為己任，著書以為后世修史用。著名史學家元好問認為“不可令一代之跡泯滅不傳”，其著作《野史》和《壬辰雜編》以親歷為實錄，記金末喪亂事，惜已散失；又作《中州集》，其中匯集當時詩人200余人，2000多首詩，特別是為每位詩作者都立小傳，不啻一部紀傳體金史，頗為后世史家所重。[39]劉祁撰著《歸潛志》14卷，據(jù)見聞所及記當時金末、元初事。另有葉隆禮奉敕撰寫的《契丹國志》（一說元人偽托）27卷。又有宇文懋昭撰寫的《大金國志》（一說宋元人偽托）40卷。兩書成書時間接近遼、金王朝，保存了很多契丹史和女真史的原始資料，可補其他文獻之所無。
這一時期中國民族史發(fā)展到了嶄新的階段。遼、夏、金三朝的主體民族原無文字，自然也無修史之說。隨著少數(shù)民族穩(wěn)固政權(quán)的建立，以及民族文字的創(chuàng)制，民族歷史意識的增強，三個少數(shù)民族為主體的王朝便產(chǎn)生了修史意識，對修史十分重視，都設(shè)有專門的修史機構(gòu)，王朝修史蔚然成風。
六 余論
通過以上對宋遼夏金各王朝民族和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
1、這一時期是中國多王朝并立、多政權(quán)存在的時期。宋朝結(jié)束了五代的軍閥混戰(zhàn)，統(tǒng)一了中國大部重要地區(qū)，經(jīng)濟實力雄厚，但軍力不強，對遼、夏、金用兵多次失敗，往往以歲幣換取和平。遼、金與宋正式簽訂盟約，稱兄弟之國，取得與宋對等的地位。西夏雖與宋、遼、金為屬國關(guān)系，被封王襲爵，但卻自帝國中，具備王朝所有要素。大理國也被宋封王，坐擁西南?；佞X臣服宋、遼，吐蕃唃廝啰政權(quán)被宋封為節(jié)度使，但宋鞭長莫及，往往只能遙相呼應(yīng)。這一時期以少數(shù)民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各王朝都為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
2、這一時期各王朝分立，但中華正統(tǒng)意識普遍存在，并逐步增強。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華夷觀念的實踐和延伸。還可以看到各王朝正統(tǒng)觀念的表達和實踐與其實力、特別是與占據(jù)國土的幅員有直接關(guān)系，同時接受漢文化的程度對正統(tǒng)觀念也有重要影響。
少數(shù)民族王朝雖與中原宋朝對抗，但都自認為是中國正統(tǒng)，各尋淵源，各設(shè)德運，各有名號。四朝皆奉德運之說，宋為火德，遼為水德，夏為金德，金為土德，這一時期中國大地竟出現(xiàn)不同德運、卻同繼中華的四個王朝。這說明各王朝都繼承中國歷史政治傳統(tǒng)，都不自外于中國，都承認自己是中國的承續(xù)者。
3、契丹族、女真族、黨項族先后統(tǒng)一、開發(fā)了東北、北方、西北地區(qū)，并陸續(xù)進入中原或接近中原地區(qū)，先后完成封建化進程，在統(tǒng)治、影響其他民族的同時，在各民族急劇交往、交流的大背景下，近距離接近漢族，在中原地區(qū)強大的漢文化習俗的熏陶下，他們學習中原地區(qū)先進科學技術(shù)，接納儒學，濡染漢風，逐步掌握漢語文，大幅度地改變了自己，差別逐步縮小，漸次漢化。盡管這一時期民族矛盾突出，但民族交流、交往、融合是主流。當這個民族失去統(tǒng)治民族地位后，就會更快速地走上民族融合的道路，融入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元代大一統(tǒng)后，黨項族、契丹族、女真族雖然仍是當時的重要民族，但因失掉了政權(quán)主導支撐作用，變成相對弱勢，本民族特點更加式微，形成民族融合的新趨勢。明清以降，他們都消失在漢族的大熔爐之中。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待這樣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問題，這種民族間的自然同化是多民族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必然現(xiàn)象，是一種進步的趨向促進了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
4、各民族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特別是在勢力強大到足以建立王朝之時，往往有創(chuàng)制民族文字、發(fā)展民族文化、躋身文化強族的強烈要求，而統(tǒng)治者則成為創(chuàng)制民族文字的倡導者和強力推手。民族文字的創(chuàng)制和使用對弘揚民族文化會起到重要作用，形成少數(shù)民族文字文獻，并在歷史上保留下有特殊重要價值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民族文字的使用范圍的狹闊，使用時間的久暫，會受到民族所在地域?qū)捳?、勢力大小的左右，特別是進入中原地區(qū)的程度往往起到關(guān)鍵作用。此外，所創(chuàng)文字是否與語言協(xié)調(diào)，文字推行是否有力也有極大關(guān)系。
契丹、黨項、女真民族漢化過程中，特別是民族王朝滅亡后，民族文字漸行衰微，最后成為無人可識的死文字。民族文字的死亡，往往是這些曾叱咤風云的民族消失的重要標志。一些民族文字的消失，在歷史文化發(fā)展中也是正?，F(xiàn)象。
5、儒學在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脈，是中華民族文明發(fā)展的主流，為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穩(wěn)定社會秩序起著積極作用。宋遼夏金時期各民族都不約而同地崇尚儒學，吸收其長于入世進取的精髓；各王朝普遍實行科舉，發(fā)揮其治理國家、穩(wěn)定社會的功能。中國境內(nèi)的儒學布局大體上是以東部宋朝為基礎(chǔ)，遼、西夏和金跟進效法，西夏接受更多，西部回鶻、吐蕃則影響相對較少。這一時期少數(shù)民族文化也進入中原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對漢族或少數(shù)民族之間都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6、遼夏金朝修史有其特點：主要由本民族史學家撰著本民族歷史，也有其他民族專家參與；用本民族文字記錄本民族歷史；認同中國歷史，修史以中國正統(tǒng)自居。
后世列入“正史”的《宋史》、《遼史》、《金史》是元代纂修的。元朝初期就有修遼、金史之議，但因宋、遼、金三朝的關(guān)系是以宋為主，載記遼、金，還是以南北朝的形式敘述宋史和遼金史未能確定，至元朝后期才將體例確定為“各國稱號等事，準《南北史》”，“金、宋死節(jié)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40]把宋、遼、金視為平等的王朝，正式肯定了少數(shù)民族王朝的歷史地位。這種民族史觀重要原則的確立，與歷史上同為“夷狄”的蒙古族執(zhí)政有重大關(guān)系?！哆|史》、《金史》保存了大量契丹、女真和它們建立王朝后的史料，反映了中華民族內(nèi)交往、矛盾、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大大推進了民族史學的發(fā)展。
7、元朝編寫宋、遼、金三史時，未同時編撰西夏史。西夏（立）有國近兩個世紀，傳十代帝王，典章制度齊備，可獨立編史。但西夏史僅作為外國傳附于三史之后。其原因可能是：西夏比起宋、遼、金三朝勢力較小，名義上為三朝的屬國，自元初首議修史時就未提及西夏；元滅西夏時首都中興府破壞很大，典章圖籍散失殆盡，當時雖有《夏國樞要》這樣的史書，但資料仍顯缺乏；西夏文廣泛使用，西夏很多典籍以西夏文書寫，即便有遺留書籍，翻譯使用困難。還有一種可能是元朝把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族（當時稱為唐兀人）列為色目人，民族地位較高，入元后很多黨項人用蒙古族名字，元朝不把黨項人建立的西夏視為獨立的國家，而與回鶻、吐蕃同樣對待。無論如何，當時未修西夏史，沒能匯集、保存更多、更系統(tǒng)的西夏史料，為后世造成遺憾。
[1]《遼史》卷72《義宗倍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09頁。
[2]（宋）洪皓：《松漠記聞》卷上，第6頁。
[3]《遼史》卷103《蕭韓家奴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50頁。
[4]《遼史》卷8《景宗紀》（下），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96頁。
[5]《宋史》卷485《夏國傳》（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995頁。
[6]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冊，第133—141頁。
[7]《宋史》卷485《夏國傳》（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002頁。
[8]（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1，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頁。
[9]《宋史》卷486《夏國傳》（下），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024頁。
[10]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6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174頁。
[11]《宋史》卷486《西夏傳》（下），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025頁。
[12]見《西夏書事》卷36，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頁。
[13]《宋史》卷486《西夏傳》（下），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025頁。
[14]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4《西夏斡公畫像贊》，四部叢刊本。
[15]周臘生：《金代貢舉考略》，《四川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16](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5《三史質(zhì)疑》,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24頁。
[17]：謝貴安《〈宋實錄〉史料的來源與流向》，《武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18]《遼史》卷76《耶律魯不古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46—1247頁。
[19]《遼史》卷103《蕭韓家奴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50頁。
[20]《遼史》卷23《道宗紀》（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76頁。
[21]《遼史》卷104《劉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55—1456頁。
[22]《宋史》卷485《夏國傳》（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995—13996頁。
[2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10“司序行文門”，第364頁。
[24]《宋史》卷486《夏國傳》（下），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4025頁。
[25]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第二集，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26]《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10“司序行文門”，第363頁。
[27]《西夏書事》卷30，第350頁。
[28]《西夏書事》卷35，第405頁。
[29]《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第143頁。
[30]《金史》卷62《交聘表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466、1480、1487頁；卷110《楊云翼傳》，傳中沒有關(guān)于羅世昌的事跡。
[31]《元史》卷146《耶律楚材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456頁。
[32]《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第189-194頁。
[33]（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0《經(jīng)籍考》27，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73頁。
[34]（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66，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五月丁酉條，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999—4000頁。
[35]《宋史》卷448《鄭驤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203頁。
[36]（明）姚士粦：《見只編》卷中，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45頁。
[37]（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6“黃氏千頃齋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95—996頁。
[38]戴錫章編撰、羅矛昆點校：《西夏紀》柯劭忞序，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9]《金史》卷126《元好問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2—2743頁。
[40]《遼史》“附錄·三史凡例”第1557頁。
原載《中國遼夏金研究年鑒201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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