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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根斯坦
在我的印象中，哲學家應該是富有理性之人，彼此觀點即使不同，也會理智地去進行辯駁，而斷然不會像普通人那樣，面紅耳赤地去爭吵，鬧到最后不歡而散什么的。然而不然，卡爾·波普爾（1902.7.28～1994.9.17）在其《思想自述》中，便生動記述了他與維特根斯坦（1889.4.26～1951.4.29）之間因觀點相左所發(fā)生的一場爭吵：
1946～1947學年初，我接到劍橋道德科學社秘書的邀請，約我去宣讀一篇關于某些“哲學疑難”的論文。當然很清楚，這是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而在這一觀點背后是維特根斯坦的這樣一個哲學論題：沒有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語言的疑難。
因為這一論題屬于我最討厭的東西，所以我決定講一講“有沒有哲學的問題”……我指出，寫這請柬的人由于隱含地否認存在哲學問題已經（可能是無意地）在由一個真正哲學問題所引起的一場爭端中偏袒一方了。
不用說，這只是想以能引起人們興趣的、帶點詼諧的說法來引出我的論題。但就在這時，維特根斯坦跳了起來，大聲地并且我看是憤憤然地說：“秘書完全是照吩咐做的。他根據我本人的指示行事?！蔽覍Υ烁静辉谝猓^續(xù)講了下去；但事實上，聽眾中至少維特根斯坦的一些崇拜者確實當真，結果把我的玩笑當作對秘書的正式抱怨……
然而，我繼續(xù)說道，如果我認為沒有真正的哲學問題，那么我就肯定不會成為一個哲學家；事實上，許多人甚或所有人不假思索地采納對許多或許是所有哲學問題的靠不住的解答，而這恰恰提供了當哲學家的唯一理由。
維特根斯坦又跳了起來，打斷我的話，大談特談起疑難和哲學問題之不存在。我選一個適當的機會打斷他的話，拿出一張準備好的有這樣一些哲學問題的單子：
我們是通過感官來認識事物的嗎？我們是通過歸納來獲得知識嗎？
維特根斯坦駁斥說，這些問題是邏輯的而不是哲學的。于是，我提出了潛在的甚或實際的無限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他反駁說，這個問題是數學的。然后，我又提到道德問題和道德規(guī)則的有效性問題。
維特根斯坦當時正坐在火爐邊，煩躁地撥弄著撥火棍，有時像用指揮棒一樣用它來強調他的論點，他挑戰(zhàn)地說：“舉個道德規(guī)則的例子！”我回答說：“不要用撥火棍威嚇來訪的講學者。”
這時維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撥火棍，猛然沖出房間，砰地把門關上。
我實在深感抱歉。我承認，我到劍橋是希望激起維特根斯坦為沒有真正哲學問題這一觀點作辯護，并與他就這個問題進行論戰(zhàn)。但是，我決不打算惹他生氣；他看不出這是一個玩笑，我不勝驚訝。
事后我才意識到，其實他可能覺察出我在開玩笑，而正是這一點使他大為惱火。不過，雖然我希望輕松愉快地討論我的問題，但我可是誠心誠意的，也許比維特根斯坦自己更認真，因為，畢竟是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學問題的。
感謝波普爾先生如實地記錄了這一切，否則，我怎么能一睹兩位大哲學家之間的這場精彩的紛爭呢？
其實，波普爾一生中又何止僅僅和維特根斯坦論戰(zhàn)過，他和許多哲學家、科學家都論戰(zhàn)過，包括愛因斯坦。他甚至質疑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認為此三人之思想為當代極權主義觀念之來源（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真正體現了視真理為生命的態(tài)度。誠如他在《猜想與反駁》一書中所言，“我們應當服從真理；真理超越人的權威”（《論知識和無知的來源》）。
我非常贊同他的話，“承認一切知識都是人的知識；承認知識同我們的錯誤、偏見、夢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盡管它是不可企及的”。
“雖然像德謨克利特所說的，真理隱藏在深處，但我們能夠探索深處。不存在可供我們依據的真理標準，這一事實支持悲觀主義。但是，我們具有這樣的標準：如果幸運的話，它們允許我們認識錯誤和謬誤。清晰性和明確性不是真理的標準，但隱晦和含混之類的東西卻可能象征錯誤。同樣，連貫性不能確立真理，但是不連貫性和不一致性卻能確立謬誤。當認識到了它們，我們自己的錯誤便提供暗淡的紅光，幫助我們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同前）。
“我們自己的錯誤便提供暗淡的紅光，幫助我們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說得多么得好??！事實不正是如此么？
對于科學的發(fā)展與思想自由之間的關系，他是這樣論述的：
對于科學的增長來說，沒有比一種強化的教條主義更糟糕的阻礙了。沒有思想的自 由競爭就不可能有科學發(fā)展——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強烈主張過的反教條主義的本質。而一般說來，沒有一切思想的自 由，也就不可能有科學思想的自 由競爭（《辯證法是什么？》）。
如此說來，他與維特根斯坦在劍橋之爭論，便是思想的自 由競爭了。
他對革 命的理解也與我們迥異：
我相信，減少苦難與暴力和增加自 由的希望鼓舞著馬 克 思和他的許多追隨者；這種希望也鼓舞著我們大多數人。但是我確信，這些目標不可能靠革 命的方法來實現。相反，我確信，革 命方法只能使事情變得更糟糕——它們將增加不必要的苦難；它們將導致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它們必定毀掉自 由（《社會科學中的預測和預言》）。
而他的一些洞見，又何止是黑暗中的暗淡紅光?。?/span>
努力消除具體的罪惡，而不要去實現抽象的善。不要謀求通過政治手段來建立幸福。要把目標放在消除具體的苦難上?；蛘?，用更加實際的話來說：用直接的手段為消滅貧困例如確保每人都得到最低收入而斗爭。或者通過建立醫(yī)院和醫(yī)學院校來向時疫和疾病開戰(zhàn)。像和犯罪做斗爭一樣與文盲作斗爭……
不要試圖通過設計和努力實現一個遙遠的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來間接地實現這些目標……每一代人都不必為將來的一代一代而犧牲，為一個可能永遠實現不了的幸福理想而犧牲。簡言之，我的論點是：人類的苦難是一個合理的公眾政策的最緊迫的問題，而幸福不是這樣的問題。獲得幸福應留待個人去努力（《烏托邦和暴力》）。
在他的面前只有真理。而“只要互相傾聽意見，互相批判，我們就能越來越接近真理”（《我們時代的歷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
為真理而爭吵勝過為謬誤而握手。
你是否越來越接近真理了呢？
二O一八年六月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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