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瑞安中學，創(chuàng)辦于1896年，已有百多年的悠久歷史。校慶之日，學校曬“老賬本”啟導師生，陳列、展出歷屆校友優(yōu)秀事跡及成果，激勵師生繼往開來。
在我高中快畢業(yè)的1957年上半年，母校舉辦校慶。那時學校還沒有“校史室”，校史資料借用“教工之家”廳堂展出。圖書展品平攤在桌面上，參觀者可以隨手拿來翻閱。愛好文科的我，特別留意校友中文史學者提供的資料。展品中一本嶄新的《文學研究》期刊吸引了我，拿來翻看，是3月份剛出版的創(chuàng)刊號，扉頁上署著贈送者的名字：王季思?？锢镱^刊有30多名編委名單，差不多囊括了當時中國文學理論界各門類頂尖名家的全部，王季思的名字就列其中（我后來的大學業(yè)師夏承燾教授也列其中）。
這本60年前的期刊使我最早認識了“老校友”王季思先生
從此，王季思（1906～1996）這名字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我時時關(guān)注起有關(guān)他的信息和他的著作。我從校史資料中了解到，王季思名起，溫州人，民國十一年（1922）母校舊制初中畢業(yè)，較我母校初中畢業(yè)（1954），足足早了32年，算是校友中的老前輩、同鄉(xiāng)中的大伯輩。時任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主攻中國戲曲史，《西廂記》研究是其最重要的學術(shù)成就。
我就讀杭大中文系時，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一直是我關(guān)注的學術(shù)重點。王先生的論著，特別是他有關(guān)《西廂記》的論著見之必讀。他的《西廂記》校注本是我的案頭讀本，《西廂記敘說》、《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等論文被我視作為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論著的范本。
我曾把王先生這本書看作為中國古典戲曲論著的范本
業(yè)師夏承燾教授是王先生的同鄉(xiāng)好友與同事，年輕時二人都曾任教于溫州甌海中學和杭州之江大學。我擔任夏老師課程代表時，經(jīng)常去夏老師家聯(lián)系教學事務(wù)。夏老師跟我閑聊間，常會提到王季思先生，笑稱他為“王老虎”。還說，“王老虎”力氣大得很哩，班級、學校跟外頭發(fā)生糾紛，就請他出山。
我原以為“王老虎”這個外號出處，是指王先生人高馬大，愛好體育，身上有些拳腳功夫，對侵犯者具有威懾力量。也有一種講法是說，王先生人高馬大，讀書期間，一回趴在課桌上午睡，外頭陽光照射，投影到墻上，像只大老虎，于是就有了“王老虎”這個雅號。這些都是“野版本”，都有依據(jù)，不妨并存。而我從夏老師凡說到“王老虎”時都會表露出詭秘的笑容中，讀出了“王老虎”的雅號好像還有第三種版本的含義。
經(jīng)過了解知道，原來王先生夫人姜海燕老師婚前曾有舊式婚約，后來王先生與她發(fā)生戀情，沖破家庭牢籠，二人“私奔”結(jié)合。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影、劇《王老虎搶親》風靡一時，王先生姓王，大家打趣說，王先生夫人是從別人手中“搶”得的，就給了他“王老虎”這個雅號。
又據(jù)說，當日二人“私奔”，為躲避路上遇見熟人，有意一先一后分頭走路。不巧，王先生途中遇上一個熟人，拉他搭訕。這時乘坐的輪船正要開啟，王先生匆匆告別熟人，快步追上船只，縱身一躍，跳上了已經(jīng)離岸好遠的船板。后來王先生研究《西廂記》聞名中外，同人又戲言道：“愛情力量無窮，《西廂記》里‘張生跳墻’，研究者‘王生跳船’，古今同理?！?/span>
文學研究者具有類似作品所寫生活的體驗是件好事,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的興趣，也往往會跟他的生活經(jīng)歷與體驗掛上鉤。王先生對這一點毫不避諱。1978年冬,王先生應(yīng)邀到家鄉(xiāng)溫州講學，主辦者請他講《西廂記》。那天我也去聽取。王先生上臺開講的頭一句話就是：“我年輕時對才子佳人很感興趣，所以后來去研究《西廂記》?！迸_下傳來一陣竊竊的笑聲。
王先生最為人稱道的人品，是他長期無私地獎掖、提攜后學的精神。中山大學之所以成為我國古代戲曲研究中心，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文系有王先生領(lǐng)銜和當家。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中大”中文系擁有四至五代研究中國古代戲曲的階梯式的骨干人才，他們都是王門徒子徒孫。大家在王先生帶領(lǐng)下，精誠團結(jié)，攻堅不輟，學術(shù)成果迭出。如今分散全國各地的古典戲曲學人中，也不少是王門弟子。在中國古代戲曲研究領(lǐng)域，王先生是名符其實的桃李滿天下。
不僅對學生、門徒和相識者，就連素昧平生者，只要你求教王先生，他都會不厭其煩地給你指導、幫助。如果他認為你是個可造就之才，在機遇降臨之時，他就會設(shè)法將機遇“惠顧”到你身上，使你順利走向戲曲研究門徑。本人跟王先生原本素昧平生，后來之所以從一名普通中學教員走向戲曲專業(yè)研究之路，就因得到王先生“惠顧”機遇的結(jié)果。
恩師王起（季思）先生
這事說來話長，也夠“傳奇”：
“十年動亂”結(jié)束，教育界漸漸恢復(fù)了正常秩序。我教書的“平化中學”及后來改制的“平氮中學”（“平陽縣氮肥廠‘五七’中學”），先后撤離工宣隊，重新恢復(fù)“平陽一中”建制。中斷多年的“高考”，也于1977年恢復(fù)，大學秩序逐漸回歸舊規(guī)。“文革”間被當成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屢屢挨斗、遭打，以至被打斷肋骨，險些喪命的王季思先生浴火重生，“文革”甫一結(jié)束，他即披掛上陣，重新走上教壇，并熱情投身學術(shù)活動。
學術(shù)界開始復(fù)蘇。當時思想理論界，出現(xiàn)頻率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反思”。大家在“反思”中發(fā)表種種“撥亂反正”的學術(shù)見解，反省、澄清十年動亂造成的種種極左思潮。
我通過報刊索引了解到，一向緊跟時代步伐的王季思先生，也在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反思”了。如發(fā)表于1977年第4期《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如何評價李白——兼談評價古典作家的一些問題》，從題目判斷，就屬于這類“反思”文章。
我的大學同班好友郭在貽，畢業(yè)留校任教。1977年我因事去杭州，見他時，閑聊中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王季思最近給杭大某人士寫信，嚴肅批評了杭大學報刊登的一些文章仍在傳布“文革”極左思想。這也是王先生的“反思”行為，它很符合王先生的個性和行事風格?！皩W問乃天下公器”，這是王先生的一向主張。他習慣對學術(shù)界、教育界需要努力和改進的地方，或者看不慣的現(xiàn)象，通過口頭、書信和發(fā)表文章等方式，直率提出自己的批評和建議。
我對王先生的學問和為人仰慕已久，很早就想給這位前輩校友和曲學大家寫信討教問題，只是考慮到自己是個小地方普通語文教師，才疏學淺，在學界籍籍無名，去跟大家“切磋”，未免不量自力，因此遲遲不敢動筆。
我在研讀魏晉小說和唐宋傳奇小說，撰寫《中國小說史札記》過程中，曾有這樣一個思考，也可說是“發(fā)現(xiàn)”，這就是寫進《札記》的第十則：《<世說>“韓壽”條恐為“西廂”故事所本》。其大意如下：“西廂”故事題材演化的起點，并不是學術(shù)界公認的唐代元稹傳奇小說《鶯鶯傳》，而在早此數(shù)百年前的南朝宋時筆記小說《世說新語》“惑溺”門所記“韓壽偷香”故事里，就已包含雛形?！妒勒f》“韓壽偷香”所寫男女偷情、私自結(jié)合的故事情節(jié)，如邂逅、吟詠、傳柬、逾墻、私媾、拷婢等，跟元王實甫雜劇《西廂記》及其藍本金諸宮調(diào)《董解元西廂記》，有著驚人的相似。說明后二者以及此前的《鶯鶯傳》，都曾接受與擷取“韓壽偷香”故事成分的可能。從魏晉六朝小說汲取營養(yǎng)，是唐宋傳奇小說和后世戲曲創(chuàng)作被人忽視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因此研究《西廂》“崔張故事”演化，應(yīng)該顧及這一點。
王先生有關(guān)《西廂記》演化的諸多論著，皆主《西廂記》素材源自《鶯鶯傳》之說，并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很深影響，幾乎成為無人質(zhì)疑的定論，被寫進各種文學史和戲曲史。我感到有必要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寄給王先生請教。
通過長期了解，使我知道，王先生是個襟懷開闊，樂于獎掖后學為人所稱道，這打消了我的顧慮。1978年夏天，我從自己的小說、戲曲札記中，整理、抄錄了四篇有關(guān)古代戲曲研究的文章，一起寄往中山大學中文系，請轉(zhuǎn)交王季思先生。我在附信里說明,這些都是自己年輕讀書的不成熟想法,希望得到先生批評與指正。
所寄的四文中，表達我寄文主要意圖的，就是闡述以上見解的《“韓壽偷香”與“崔張故事”》一文（后來發(fā)表，改題為《“西廂”題材別論》，收見拙著《戲曲十論》及《海內(nèi)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孫崇濤卷》）。其他三篇是湊數(shù)的，分別是：《<竇娥冤>雜劇簡論》、《徐渭的戲劇主張—-評<南詞敘錄>》、《關(guān)于“四大傳奇”的作者問題》。
我知道，研究《西廂記》演化是王先生學術(shù)研究中最得意之筆，也是他一生用力最勤的命題。我的見解，就某種意義來說，等于挖了王先生學術(shù)成果的“祖墳”。 如果他贊同我的見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長年努力的結(jié)果，一切得從頭來過。這對任何人來說，都很困難。
不久，我收到了王先生寫于7月5日的回信。信中首先肯定我年輕時能長期堅持閱讀古典戲曲并寫出這些文章很不容易，希望我今后在這方面繼續(xù)努力。然后對我所寄四文，表述了如下評價：“談《竇娥冤》一篇一般了些?！俄n壽偷香與崔張故事》意義不大。談《南詞敘錄》一篇較好，問題在未能聯(lián)系他的戲劇創(chuàng)作來談。談南戲作者一篇也寫得好，比較全面地考查了有關(guān)資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問題在逗留于為考證而考證，未能提到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原則高度來看?！笨吹贸鰜?，王先生對我所寄的四文看得比較認真。信中還說了一些有關(guān)文人創(chuàng)作與民間創(chuàng)作關(guān)系的話，并舉出相關(guān)的例子。
王先生信的末尾表態(tài)和建議，是他獎掖后學的慣用做派：“我希望你把這兩篇論文認真改一改再寄給我，如改得較滿意，將為介紹有關(guān)刊物發(fā)表?！?/span>
王起（季思）先生當年來信的末尾和信封
盡管我有關(guān)《西廂》題材演化見解未能得到王先生首肯——這是預(yù)料之中的事，王先生還在我的該文稿紙末端，寫了“受韓壽偷香故事影響的是《金錢記》”的批語，令我頗感納悶。但是王先生的來信，還是叫我極度興奮。得到我國曲學大家直接且認真的指教，緊閉而幽深的曲學大門，似向我敞開了一道光縫，對身處鄉(xiāng)間的我看來，是多么明麗，多么炫目！
那時“平中”師生來信，被傳達室陳列在玻璃窗口，供大家認領(lǐng)。王先生寄信的中山大學信封，讓沒見過世面的學生見到很感驚奇，認為自己老師跟堂堂中山大學中文系打上交道，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就把它當做天大喜事，跑來通知我去取信。
對我來說，這還真是一樁喜事。特別是王先生信末囑咐我改稿并打算推薦發(fā)表的話，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此前，我發(fā)表過一些“豆腐干”大小的通訊和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小的文藝短評，創(chuàng)作、供演過一些“寫中心”的文藝節(jié)目，也東涂西抹地寫了不少只供自己看的讀書札記，壓根兒沒有正經(jīng)八百地撰寫和發(fā)表像樣的“學術(shù)論文”。王先生來信的囑咐，鼓起了我的勇氣，把我推向非繼續(xù)干下去不可的境地。我真的要好好用功一番，使“喜訊”變成“喜事”，頭腦中還時不時浮現(xiàn)自己的“大作”見諸學術(shù)報刊，全校師生為之驚呼，自己洋洋得意的幻影。
事情的結(jié)果，還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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