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解讀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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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是一個像胡適一樣在曾經(jīng)歷經(jīng)長時間的輝煌沉寂下來之后，在這些年又被人重新提起的人物。他們似乎都有一些相似之處，都曾是在一段時期內(nèi)，在中國大陸倍受爭議甚至遭到批判的作家。然而，當人們被意識形態(tài)熱哄的神經(jīng)冷卻下來之后，卻又重新拿起他們的作品，仔細的體察他們作品中隱含著的他們的思想。人們可能開始慢慢地帶著驚訝地心態(tài)發(fā)現(xiàn)，胡適是一個多么睿智地學者，而張愛玲又是一個多么富有傳奇色彩和自身特點地女性作家。我試圖抹開歷史的塵封，重新解讀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作家。
這幾年，我有許多次聽到有人說他們喜歡張愛玲，特別是喜歡她的小說。其中有很多是女生。的確，張愛玲的小說充斥著一種女性特有的細膩！她的小說近乎于言情，但看起來卻應該比言情還要高出一層！她的小說是通俗小說，卻是高品味的通俗小說，集雅俗于一體，因此我想張愛玲小說所具備的這一特點是能使它在20世紀40年代風靡上海灘之后，又能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新掀起熱潮的原因。
然而我不知道那些張嘴閉嘴都是張愛玲的新時代青年可能真正的解讀張愛玲，可能真正地了解她地作品的深層內(nèi)涵，甚至可能清楚地知道作品能夠吸引住自己的原因……我想如果不能對張愛玲作品作出一種正確的解讀，而將它簡單地看作是一類較高水準的言情小說去讀的話，那么將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浪費！
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三位先生在他們所合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一書中，對張愛玲有著這樣的評價：“張愛玲40年代的小說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份和獨特的生活積累條件，也是中國20世紀文學發(fā)展到這個時期的一個飛躍。她的小說，使得現(xiàn)代小說有了貼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鋒的，既是中國的，又是現(xiàn)代的，是中國文化調(diào)教出來的足以面對世界的，因而也絕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可見，張愛玲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是有著較高地位的，她不能簡單地被視作為一個市井言情小說的作家，她甚至可以被定位作為一個現(xiàn)代小說面向市民階層的劃時代的人物。我想這應該是現(xiàn)在我們來解讀這個作家所應該給她的一個最起碼且最真實的客觀還原。
為什么？為什么我們要給予這個曾經(jīng)被戴上“文化漢奸”帽子的作家一個如此高的評價？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看小說地精神構成，而同時又應該沖破歷史意識形態(tài)的牢籠，這樣才能對一個作家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地位作出最為客觀的解讀。
讀張愛玲的小說讀多了，就會產(chǎn)生這樣的感覺，到處都是那么的細膩，對空間的描繪，對物件的摹寫都是顯得那樣的細致，人們甚至會誤以為讀的是《紅樓夢》中的片斷！但喜歡她的人卻又不一定能接受得了《紅樓夢》。因為張愛玲小說有著《紅樓夢》中所不具備的特點那便是古典與現(xiàn)代，中國與西洋得融合。這種歷來被稱作“新鴛蝴派體”或“新洋場”的小說有著一種雅俗并存的文學氣味。這自然與作家身出名門，自幼接受現(xiàn)代歷史觀念和文化觀念以及從小閱讀《紅樓夢》等典型中華傳統(tǒng)著作的經(jīng)歷是分不開的！張愛玲善于用各種各樣的舊人物，轉而用改造的言情小說體式來表達，從而產(chǎn)生出了一種新的小說體，吸引了兩個時代的讀者的眼球。
張愛玲的小說給人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荒涼，一種近乎于《紅樓夢》的日常生活的體驗，這種荒涼不斷地折射出對人以及對那個時代的悲涼感嘆。張愛玲有一句現(xiàn)在舉世皆知的驚人設譬，寫在她的《天才夢》里面：“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她諳熟那些隱藏在日益金錢化的都市舊式大家庭底下的丑陋，用她那華美絢麗的文辭來表現(xiàn)滬、港兩地青年男女間千瘡百孔的經(jīng)歷。“她從中看到了中國都市人生中新舊交錯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現(xiàn)代的改變，但人們的習慣，觀念仍然是傳統(tǒng)的。她所提供的，正是處于現(xiàn)代環(huán)境下依然頑固存留的中國式封建心靈的文化錯位。”她經(jīng)常用回憶的，近乎講故事的調(diào)子來抒寫她的文章，光陰的流逝感更加劇了眼前的這種悲涼，張愛玲曾說：“回憶總是令人惆悵的，過去的美好只會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過去的煩惱，只會使人再度煩惱。”
張愛玲把人淹沒在日常的細節(jié)里，把整個時代濃縮于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它以家庭的窗口來窺視一整個時代的悲涼，在熱鬧的都市舞臺劇中上演著一段段男女婚戀的悲歡離合?！秲A城之戀》的范柳原和白流蘇，一段文化錯位的失敗情感；《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一個都市人生的失敗者；《半生緣》中的沈世鈞和顧曼貞，一雙被人性扭曲的桎梏社會所拆散的戀人，如夢般地經(jīng)歷了自己的人生。這就是張愛玲的風格，永遠都是令人窒息的凄楚和荒涼。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張愛玲真正了解女性在舊社會中的生存處境。在它的作品中也無不流露著女性在舊家族內(nèi)所遭遇的漠視和精神負擔。《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正是在這樣的遭遇下，受盡大家庭各房欺辱最終在自身情感毀滅之后精神一步步走向病態(tài)的人物。在張愛玲眾多小說中我們可以體察得到，如果那些女子不具備有曹七巧那樣的倔強和破壞力那么就只能在情愛中墜入卑俗的不幸。一面是對默默忍受地遭受不幸，一面是歇斯底里的報復“不幸”，然而每一個女人都難以逃脫出“不幸”的羅網(wǎng)。每一個女人都在這一張羅網(wǎng)中苦苦掙扎，直至毀滅。《連環(huán)套》、《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人物，無一不是如此！
那么至此，我們將最終給張愛玲以一個怎樣的定位和解釋才合適呢？有人將張愛玲與魯迅作比，認為他們都在共同抒寫著時代的荒涼，然而我想說，張愛玲畢竟是難以與這樣的先驅平起平坐的，因為魯迅先生身上所籠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光環(huán)是張愛玲所不及的。魯迅抒寫的荒涼是站在民族的角度與時代的聯(lián)結，而且他能夠實現(xiàn)自我的超越；然而張愛玲僅僅是站在城市的中央抒寫一個時代的悲涼，并不能實現(xiàn)自我的超越，作品中的人物永遠相似，作品也永遠是一個聲調(diào)，因此彼此的境界自然相差甚遠。
因此我們不妨說，張愛玲是具有自身創(chuàng)作特點的，一個推動文學從先鋒狀態(tài)向通俗層面運行速度的劃時代作家。她影響了在她之后的港臺文學的發(fā)展方向。自此，我對這位作家的解讀也就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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