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主要內(nèi)容：先生，一個稱謂，一種修為，一卷雋永。
百年國史已有鏡鑒：教育盛，雖戰(zhàn)亂紛爭仍人才輩出、民力豐沛、國體向上；教育衰，縱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會浮躁、未來迷茫、振興乏力。教育，國之命脈，而先生又為教育之魂魄。
《先生》以深圳越眾影視公司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為基礎(chǔ)，結(jié)合《新周刊》的專題文章，聚焦民國國家講壇上的十位先生身影，揭示百年中國教育的宏觀走向和個性榜樣。他們的性格性情、命運經(jīng)歷、學術(shù)作為，以及他們的睿智、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xiàn)。他們將苦難化作光明，用背影證明民族的正面，但為今日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
張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教育救國志
19歲那年，張伯苓以“最優(yōu)等第一”的成績畢業(yè)于北洋水師學堂。時值甲午戰(zhàn)敗，無船可開，張伯苓滿懷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悶，在家閑居了一年。
當他終于有機會上船練習槍炮魚雷射擊和駕駛技術(shù)時，一個“國幟三易”的國恥現(xiàn)場，使他的報國志向從軍事轉(zhuǎn)向教育。
在那場降旗、升旗的過程中，張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濟”輪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經(jīng)盤踞的威海衛(wèi)交還中國，再轉(zhuǎn)移給英國。在同一個現(xiàn)場，日本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隔一日，中國國旗降下，改懸英國國旗。張伯苓親眼目睹國旗升降，痛切感受國家屈辱，內(nèi)心受到極大刺激，遂立為國雪恥、育才強國之志。他說：“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chuàng)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
胡適把張伯苓的這個轉(zhuǎn)變寫進了《教育家張伯苓》。他說：“緣自中國敗于日本之后，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范圍，伯苓即于其時在威海衛(wèi)親身經(jīng)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wèi)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zhàn)失敗后，即被日軍占領(lǐng)，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zhuǎn)租于英。‘通濟’號系奉命開往威海衛(wèi)自日軍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xiàn)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chuàng)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yè)。’”
20世紀前半葉的國家命運，把一個未來的艦長甚至將軍，引向了一位偉大教育家之路；而從一開始，張伯苓辦教育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國：“文以治國，商以富國，禮以強國。”
1905年，袁世凱以北洋軍6個鎮(zhèn)的兵力在直隸河間舉辦大規(guī)模演習，史稱“河間秋操”，它意味著袁世凱小站新政初戰(zhàn)告捷。作為北洋系的發(fā)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源頭和中心。這一年秋天，袁世凱聯(lián)名湖廣總督張之洞又推動了另一樁大事。
張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教育救國志
19歲那年，張伯苓以“最優(yōu)等第一”的成績畢業(yè)于北洋水師學堂。時值甲午戰(zhàn)敗，無船可開，張伯苓滿懷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悶，在家閑居了一年。
當他終于有機會上船練習槍炮魚雷射擊和駕駛技術(shù)時，一個“國幟三易”的國恥現(xiàn)場，使他的報國志向從軍事轉(zhuǎn)向教育。
在那場降旗、升旗的過程中，張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濟”輪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經(jīng)盤踞的威海衛(wèi)交還中國，再轉(zhuǎn)移給英國。在同一個現(xiàn)場，日本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隔一日，中國國旗降下，改懸英國國旗。張伯苓親眼目睹國旗升降，痛切感受國家屈辱，內(nèi)心受到極大刺激，遂立為國雪恥、育才強國之志。他說：“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chuàng)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
胡適把張伯苓的這個轉(zhuǎn)變寫進了《教育家張伯苓》。他說：“緣自中國敗于日本之后，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范圍，伯苓即于其時在威海衛(wèi)親身經(jīng)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wèi)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zhàn)失敗后，即被日軍占領(lǐng)，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zhuǎn)租于英。‘通濟’號系奉命開往威海衛(wèi)自日軍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xiàn)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chuàng)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yè)。’”
20世紀前半葉的國家命運，把一個未來的艦長甚至將軍，引向了一位偉大教育家之路；而從一開始，張伯苓辦教育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國：“文以治國，商以富國，禮以強國。”
1905年，袁世凱以北洋軍6個鎮(zhèn)的兵力在直隸河間舉辦大規(guī)模演習，史稱“河間秋操”，它意味著袁世凱小站新政初戰(zhàn)告捷。作為北洋系的發(fā)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源頭和中心。這一年秋天，袁世凱聯(lián)名湖廣總督張之洞又推動了另一樁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諭令，從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鄉(xiāng)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隨著諭令頒布，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結(jié)束。據(jù)袁世凱的后人回憶，袁世凱平生最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廢除科舉。但其所呈上的主張廢除科舉制的奏折，實是根據(jù)其近側(cè)的嚴修、盧靖（木齋）等人所持“科舉不廢學校不興”的觀點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練兵、興學二項，練兵，世凱自任之；興學，則以范孫先生任之。”
嚴修（嚴范孫）出身天津鹽商世家，因橫貫商學兩界，與南通張謇并稱“南張北嚴”。嚴修最早上奏折建議科舉考試里面增加經(jīng)濟特科；1904年，嚴修被袁世凱力薦成為學部左侍郎，統(tǒng)管全國學務(wù)。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年僅22歲的張伯苓開始在清朝學部左侍郎嚴修家里教書，兩人在教育方面長達近30年的聯(lián)手耕耘從此發(fā)端。胡適曾評價道，張伯苓和嚴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圓滿的一件事。但在當時，嚴范孫已是學部侍郎，二品大員，有很高社會地位；而張伯苓只是20歲出頭的小伙子，默默無聞。
但嚴修認為他是塊璞玉。他敏銳地捕捉到張伯苓對教育事業(yè)的熱誠和決心。張伯苓對自己也如此評價：“我沒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沒有學得什么特別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點成就，完全由于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對于教育具有信心和興趣。”言辭雖樸實，分量卻極重。
張伯苓曾向嚴修表態(tài)：“寧以身殉，不為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為官。”嚴修1927年病逝，在南開學校他被尊稱為“校父”。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后，張伯苓都嚴守對他的承諾，苦心經(jīng)營南開系列學校。張伯苓也曾經(jīng)談起過堅守這份諾言的艱澀，他說每每雨中走在南開校園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樹上，就感覺像自己在落淚。
辦新學
1875年7月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令人恐怖的考試制度》的報道，其中描述了學生在私塾扯大嗓門叫喊著背誦課文的情境，并批評說“這種教育方式是填鴨式的”，“把人的知識來源限定在這些古代經(jīng)典大師們的身上，是大清國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張伯苓在嚴氏家塾講授的卻是數(shù)學、理化和英語。數(shù)學課上講授的內(nèi)容有幾何、代數(shù)、三角，物理有力學、光學和電磁學，英語教材是《科學讀者》（Scientific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數(shù)理化是新聞，就像今天開培訓班教《三字經(jīng)》一樣。
張伯苓倡導的新式教育以及師生關(guān)系，也同樣無法讓老先生們接受。因張伯苓引入西方的話劇，并與學生同臺出演，被人批評為敗壞“士林傳統(tǒng)”，有悖“師道尊嚴”，師生同臺成何體統(tǒng)。南開大學教授梁吉生曾在書中寫道，這些人“散布流言飛語，咒罵張伯苓‘數(shù)典忘祖’，蔑棄圣道，不得好死”。
而張伯苓頂住輿論壓力，堅持實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當時的張伯苓和學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橋牌的前身），帶學生到城外騎自行車。他教照相術(shù)——攝人魂魄。他把一根長雞毛撣子架在兩張木椅之上，讓學生跳過去，還不斷往椅子腳下墊書本，讓雞毛撣子越來越高。他讓學生撐膝弓背，其他學生輪流從其背上跨過去，讓有些人覺得有傷大雅。但這還不算，他還“反對學生早婚”，在塾館開展啞鈴、足球、角力、跳高、拳術(shù)、自行車等體育活動，在體育活動時師生都改穿短褲。
胡適在論及這段歷史時說：“這種師生間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學和游戲，顯露出年輕的張老師是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一位創(chuàng)造者。”
張伯苓能當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一位創(chuàng)造者，與他成長的時代環(huán)境以及他自己親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張伯苓出生于19世紀末，那是一個中國志士仁人為求強國之道而興辦新學、革新教育的年代。張伯苓出生當年，即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創(chuàng)設(shè)福州電報學堂，天津機器局開辦電器和水雷學堂；他5歲始受庭訓、從父讀書那年，倫敦傳教會馬根濟在天津創(chuàng)設(shè)醫(yī)學館，為北洋醫(yī)學堂的前身。1880年，李鴻章奏準創(chuàng)辦天津水師學堂開學；次年，上海設(shè)立電報學堂，山西巡撫張之洞在太原創(chuàng)辦令德堂。
14歲時，張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海軍軍官學校。據(jù)張錫祚所著《張伯苓先生傳略》記載，“這個水師學堂，請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學，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書，開洋船，使洋槍、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學習駕駛，每次考試，都是第一。”
1901年，號稱“天津商業(yè)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羨慕嚴館有張伯苓這樣的教師，也禮聘他教授自家學塾。此后，半天嚴館，半天王館，張伯苓在繼續(xù)塾館教學的同時，開始計劃建立真正的現(xiàn)代學堂。
為辦新學，張伯苓和嚴修一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購買教具和教科書，還請了日本教師。在回國途中，兩人商定，先半中學，再圖擴充。回到天津，立即開辦新學。校舍用嚴宅偏院，學堂用具由嚴家捐助，教學儀器由王家捐助，籌辦費用兩家分攤。出榜招生后，首批錄取了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鑒等73名學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開學，附設(shè)師范班。校名初為“天津私立中學堂”，后改為“私立敬業(yè)中學堂”，張伯苓任校長。后來，他把鄭菊如捐助的15畝墳地置換為天津城西南一塊地廣人稀、適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為“南開洼”，校名遂改為“南開中學堂”，再改為“南開學校。“南開”之名由此確立。
從1904年10月16日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終點，張伯苓所思所慮、所為所愿，再也沒有離開過南開，沒有離開過中國現(xiàn)代教育事業(yè)。
后記 我看十大先生
蔡元培
大學教育的長者，小學課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攬人才的教育體系，奠定了中國大學的根基。在他看來，大學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無論是革命派的陳獨秀，還是留辮子的辜鴻銘，只要有專長都能到他的大學里教書。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來代替宗教，他還能“大學者編小課本”。
胡適
儒雅之河，靜水流深
相比較魯迅，我更喜歡胡適溫文爾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曾寫信勸說周氏兄弟：“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zhàn)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tài)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少年朋友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適對白話文和白話詩的堅持，無論遭多少人罵，他照樣去做。他用理性的、溫和的方式開出一條天地相通的大道。
馬相伯
為叫醒中國，自稱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歲時，上海時尚雜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國共領(lǐng)袖同聲道賀，而他夢里不知身是客，喊著殺敵，客死異鄉(xiāng)。他的百年人生與中國的百年屈辱抗爭平行，壽高則多辱，而他傾囊于一個復旦，抬升著東方的希望。如果我們今天還能聽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輩敏感的心，二是國情使然。
張伯苓
津門一戶南開，進出多少榮辱
先生影像憨態(tài)可掬，卻是行走江湖的俠士。當年左翼憤青指責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鄉(xiāng)紳的臭錢，老先生訥訥地說：我就是個挑糞工，用糞土培育你們鮮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開一件事。蔣介石敬重他，抗戰(zhàn)最艱難時依然資助辦學，敗退臺灣時留下飛機待他南渡。蔣介石臨終前還向兒子蔣經(jīng)國詢問伯苓先生百年紀念會的籌備情況。后來，先生最后連南開的校門都進不了。那些憤青開始把糞桶潑向一生向善興學的老人。
梅貽琦
聯(lián)大八年寒梅，清華一徑新竹
先生瘦得風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聯(lián)大的旗幟猶顯妖嬈。赴美后，他一直緊攥著“庚子賠款”的錢袋子，甘于自我拮據(jù)。實際上，即便當年執(zhí)掌西南聯(lián)大，太太為了補貼家用也要做餅去賣。1955年，梅貽琦回到臺灣新竹籌措清華大學復校，上面催著要快要大，但他堅持先從研究所一步步辦起，蔣介石也只能認同。許多年后，印證了先生是對的。今天的臺灣清華，規(guī)模不及臺大的一半，排名卻在臺大之前，更無須比照對岸碩大無比的胞校。
竺可楨
時事風云難測，守拙浙大氣象
先生是氣象學者，1936年危難之際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是一次意外拐彎，卻拐出一片風景。他身材瘦削、舉止優(yōu)雅，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貌似苦行僧，眼鏡后面的光澤“溫厚光輝”。1949年后他對來訪的新政權(quán)代表有過一番肺腑的贊許和提醒。他謹言慎行，行政職位一路上行，卻終究無法挽回當過遠征軍的兒子死于非命，他能預(yù)測天上的風云卻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風云。
晏陽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歐洲辦報欲教育知識貧瘠的華工，卻在收到一位華工的書信后發(fā)現(xiàn)被華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沒有咖啡時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箲?zhàn)初他輔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選舉出一些有擔當?shù)闹R分子，使湖南成為抗日中堅。即使最后大陸沒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間，去非洲、東南亞一樣守護花的念想，讓聯(lián)合國也為這個幾無國籍的人致以人類的敬禮。
陶行知
知行，春風走過，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個字：身體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窮、不懼難，他喜歡孩子、喜歡順口溜、喜歡學校，他知道學校能消滅監(jiān)獄，知識能抗衡獨裁，行動能打破專制。而他還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這個字身體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國的行知學校和育才學校究竟怎樣，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辯論會，諍言獨高遠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盞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稱大哥二哥，各以短處總結(jié)一字相呼，以資警惕。梁姓同學得名“傲”，演繹了獨具風格的一生，尤其因他與最高領(lǐng)袖毛澤東的一次公開辯論，更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驗，發(fā)動農(nóng)民成立自己的組織爭取自身的利益，倡導“倫理本分，職業(yè)分途”，沒有勢不兩立的階級，融匯西方現(xiàn)代社會和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時光是終裁法官，以細節(jié)和大節(jié)，印證了他傲得正。
陳寅恪
學問是命的另一面，撐著獨立自由
先生治學如暗夜秉燭，他也是暗夜一燭。喧囂白晝之后的盲者，午夜撫史，端坐舊藤椅，目光如炬，洞徹史實和現(xiàn)實。好友王國維自殺時，陳寅恪仿佛也死過一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來。他以德式研究的縝密窮究東方文化的
博大沉雄，紙中夾著故國百萬雄兵。先生遠去，卻在《柳如是別傳》中留下影子，那個反清復明的風塵女子便是風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權(quán)，是威權(quán)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爭。
（口述/鄧康延 采訪/丁曉潔）
《先生》，“先生”編寫組著，中信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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