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當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霜，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雖看今朝“紅學”繁花似錦，令人眼花繚亂，以至識者有云： 紅樓夢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眾生。
“紅學”本是“一個智力與情感、哲理與感悟、焦躁與安寧的交換交叉作用場。你有沒有唱完沒有唱起來的戲么?你有還需要操練和發(fā)揮的智力精力與情感么?你有需要賣弄或者奉獻的才華與學識么?你有還沒有哭完的眼淚么?請到《紅樓夢》這方來！來多少個這里都容得下！”——這是王蒙的“紅學”高論。
誠如王蒙所言：“《紅樓夢》是一本最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經得住折騰的書?！边z憾的是近些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書——紅學著作，經得住讀、經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點，而將《紅樓夢》作為折騰對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點。
對《紅樓夢》折騰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隱派的先生們。索隱派的邏輯起點是建立在類似“雍正奪嫡”等神話上的。而“雍正奪嫡”的神話，早被歷史學家以歷史常識為武器將它撲滅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馮爾康《雍正傳》第一章第四節(jié)：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
本已無戲可演了，但他們迎合人們的“窺秘”心理，將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繹，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揚揚。反倒以傲慢與偏見馳騁在“紅學”領域，據(jù)說還創(chuàng)立了什么學、什么派。
眾所周知，《紅樓夢》固然是“一部百科全書，而且不僅是封建社會的”，“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感情經驗、政治經驗、藝術經驗，無所不備”。但它畢竟是一部“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小說，而不是史書，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實錄之別裁！
其間人物固然有現(xiàn)實生活的影子，卻又畢竟是“水中月”、“鏡中花”，難以對號入座。中國小說中勉強能對號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譴責小說。而這些小說都有對史料消化不良之嫌，與《紅樓夢》更不可同日而語。
《紅樓夢》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謎語、神話，還有來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畢竟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謎語大全。盡管其中也有若干“謎語”別有用意。以解謎、解夢、解密碼的方式去研究小說，顯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與小說本旨不大相干。
曹雪芹
就索隱而言，其本應以考據(jù)為前矛，有根有據(jù)才可索其隱。說起考據(jù)，我主張重溫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考證”的方法。在胡適那里，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其一，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其二，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其三，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
胡適稱之為“科學方法”。實行這科學方法，還有兩個前提，一為科學精神，一為科學態(tài)度。胡適說： “科學精神在于尋求實事，尋求真理；科學態(tài)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識事實，只跟著證據(jù)走?！焙m多次論及科學方法，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當是最為明徹的。
而就文學研究而言，無論考據(jù)，還是索隱，其歸宿應當是有助于人們去把握文學作品的美學內核，從而擔當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審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水平，對于建設和諧的社會生活極為重要。已成為顯學的“紅學”本列在其間大有可為。
誠如王蒙所云：《紅樓夢》“使你覺得世界上本來還是有一些讓人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為之哭為之笑為之發(fā)癡的事情。它使你覺得，活一遭還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樣消極的情緒也掩蓋不下去人生的無窮滋味!”“讀一部《紅樓夢》，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span>
我并不反對考據(jù)，也不反對索隱，相反我還認為目下中國學術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證實精神與功力。只是眼下索隱派的先生們只有大膽的假設，沒有小心的求證；他們的求證不是跟著證據(jù)走，而是跟著感覺走。
于是，他們將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學手段——考證與索隱，蛻化為猜謎了。長篇累牘的文字，徒見猜謎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與電腦上玩玩，誰也不想去說三道四。但他們的成果一旦變成暢銷的出版物，刺激、助長了人們窺秘、獵奇心理的畸形膨脹，而并不能將人們引上審美的坦途。
面對這種文化現(xiàn)象，“文化評論”就當挺身而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給讀者多一種判斷選擇的可能。這也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胡適當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了”的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愛的蔡元培先生。
因他以堅實的考證結果，宣告他所最敬愛的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是“猜笨謎”；并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這是一個年輕教授對他多有提攜的北大校長的學術批判，這需要何等難得的學術良知？
蔣夢麟 蔡元培 胡適 李大釗
蔡元培先生非但沒有嫉恨這年輕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們間的友誼沒因此而淡薄卻因此而加深，這又是何等高尚的學術涵養(yǎng)。因而蔡胡之爭是以一段難得的佳話載入學術史冊的。
與蔡元培的“猜笨謎”相比，今天的索隱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謎”或巧猜謎。如果說，當年的蔡元培的索隱尚有一定的學術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觀點來呼應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場與心志是值得同情與理解的；今天的索隱派之種種言論，其間有多少學術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態(tài)，實在值得深思。
面對鋪天蓋地的新索隱派的文字，我時時吟誦《紅樓夢》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寫的“自題一絕”：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而每誦此詩，我的心頭就隱隱作痛。透過這詩，我仿佛見到曹雪芹那充滿淚花的老眼中對他未來讀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審美的期待，又有難言的無奈——誰解其中味?
作為后來者，我們能為曹雪芹的“天問”提供稍稍滿意的答案嗎?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幾回掩卷哭曹侯”。于此，我只想重復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識之士的呼喚：紅學，請多研究些形象吧。
2005.10.30.燈下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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