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與創(chuàng)始人方苞、劉大櫆并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fā)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qū)別文章的風格?！瓣杽偂本褪呛婪牛瓣幦?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fā)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tǒng)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fā)也?！蔽恼玛庩杽側岬淖兓耸亲髡咝愿瘛赓|、品德的表現(xiàn)。鼐在發(fā)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tǒng)一，這有其時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間走上文壇。清代的考據風氣也在這時開始盛行。人們稱這種考據的功夫為“漢學”，與之相對的是勢力較弱的“宋學”。學界多推崇漢學，對宋明理學比較厭棄，這往往導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贊成排斥宋學的傾向，同時又針對漢學家、宋學家對文學的輕視態(tài)度，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這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傲x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為三者的統(tǒng)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為義理服務。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為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為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為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岳泰山，后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范。文章從泰山南北的汶水、濟水寫起，內容涉及天門、岱祠等諸多古跡，辭章優(yōu)美。如寫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來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薄傲x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后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采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那麼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在今天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扎實，有說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于道德，而探源于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fā)其蘊，論者以為詞近于方，理深于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豐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于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
”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后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注》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兜翘┥接洝肥且ω镜拇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游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游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里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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