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丁默邨，霉運當頭。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wèi)的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當中，特務工作被劃歸“警政部”，丁默邨以為，憑自己的資歷，這個“警政部長”是當定了。
不料，“政府”的名單一公布，“警政部長”居然是由周佛海兼任。
周佛海是老黨棍了，目光如炬，早已看出丁、李這伙家伙人小鬼大，同時他也深知，特務工作非同小可，非得抓在自己手上不可。于是，早在偽“國民黨六大”期間，周就玩了一個“花活”，在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和“特工總部”之間，加了一層蓋子，叫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并自任“主任委員”，這樣輕輕巧巧地就把特務工作抓到了自己手中。
及至偽府成立，特務工作需要納入“政府”的范疇，不能再放在“黨口”工作當中，周佛海故技重施，由他以“財政部長”兼任“警政部長”，把財權和特工同時抓在自己手上，再放心不過了。
至于丁默邨，考慮到他的資歷，再加上他與李士群搞得幾乎勢不兩立，如果把倆人擱一塊，絕對尿不到一個壺里，于是周佛海讓丁去當“社會部長”，把李士群留下當“警政部”次長。后在李的推薦下，又增加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長。
李士群這一手搞得漂亮之極，唐對李感激涕零，用馬嘯天的話說：“唐對李真有肉我枯骨使之再生之感，即過去有些恩恩怨怨，也都記恩不記仇了。”
因周佛海的兼職很多，特別是在“財政”方面，工作很忙，對特工又是外行，而唐惠民已經被“拿下”，李士群在“警政部”遂大權獨攬。
丁默邨可慘了，此前，他已經因為“鄭蘋如事件”搞得灰頭土臉，“特工總部”主任也丟給了李士群，等于是被李掃地出門。這回又沒有當上“警政部長”，只弄了個沒有任何實權的“社會部長”，好比一條冰涼的“玉石板凳”，丁氣得牙根疼，看著李士群一天到晚招搖過市，恨不得要宰了他。
霉運還在繼續(xù)，丁默邨不但沒能奈何李士群，他的弟弟、原“七十六號”交際科長丁時俊反而被別人宰了。
1940年5月24日，丁時俊在南京大世界舞廳跳舞，一個“白俄”突然扔出一個酒瓶，怎么那么“寸”，正好砸在丁時俊頭上，還就把人砸死了。
丁默邨知道，大世界舞廳的后臺，就是“七十六號”南京區(qū)，更蹊蹺的是，出事的時候，蘇成德就在現(xiàn)場！怎么說，蘇成德也脫不了干系。
不過，據羅君強說，此事與蘇成德，確實沒有關系，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5月某夕，蘇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內某廳取樂，丁默邨的弟弟丁時俊也在座。蘇酒后胡調，指揮樂隊奏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廳喝酒的兩個為日軍做間諜的白俄不耐煩了，順手使勁擲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時俊腦袋。車送鼓樓醫(yī)院，當夜即重傷死去。”
羅君強說：“丁默邨藉題發(fā)揮，乘機報復，咬定說丁時俊之死是蘇成德的陰謀，是蘇授意那兩個白俄動手的。在場的許多人都對我說，蘇成德當時并未和兩個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時俊是自己走向蘇的臺子上去的，那白俄怒擊蘇未中，而誤傷了丁，說蘇陰謀殺人是不對的?！?/p>
自己的弟弟居然就這樣窩窩囊囊地死了，丁默邨豈能善罷甘休，于是找到周佛海，一口咬定是李士群和蘇成德倆人下套設局，害死了丁時俊。
此事把周佛海搞得焦頭爛額，在5月25日的日記中，他說；“下午赴默邨及士群處，先后談處留蘇成德問題。晚復先后約二人來談。此次默邨意氣用事，似屬不合情理，其弟因傷致死，情緒惡劣，亦屬可原。唯局勢如此危急，同志間不顧大局，徒知逞意氣急權勢，豈真中國應亡歟？”
此事，羅君強也曾居間“調解”，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到周佛海家去，正遇上李士群夫婦來“討救兵”。當時周佛海說：“士群和丁默邨的問題不妨趁此和解，現(xiàn)在丁默邨遭此變故，必然悲傷，士群可去丁默邨處，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動，過去的痕跡就可望消除了?！?/p>
李士群聽了表示同意，這時葉吉卿建議說：“不如請羅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個中間人總要好些。”
羅君強是周佛?！皧A袋”中的人，他回憶說：“周佛海贊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見了面。談了半小時，丁默邨態(tài)度稍緩和，但對蘇成德不能釋然，至少要將蘇撤職聽候查辦。我們回到周寓，再度商量?！?/p>
羅向周佛海和李士群建議說：“如果蘇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蘇再到丁家，向默邨賠罪認不是，當然不是承認殺死了人，只說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場而沒有能夠好好照顧他，出此慘事十分難過，特來賠罪。同時蘇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幾個月，讓默邨消消氣?！?/p>
最終，經雙方妥協(xié)，周佛海免去了蘇成德的南京區(qū)區(qū)長職務，改任“警政部”“特種警察署署長”。在5月26日的日記中，周佛海說：“飯后，赴士群處，時默邨亦在，表示對蘇成德讓步，一場小風波或可告一段落。”
這樣一來，丁默邨那頭暫時壓下去了，蘇成德又不干了，認為失掉了“南京區(qū)”的實權，結果與李士群又鬧得別別扭扭。
此前，周佛海已經辭去“警政部長”，讓給了李士群，結果，李蘇不和的事情鬧到了汪精衛(wèi)處。汪無奈，只好使個“障眼法”，將“政府”中的“警政部”予以裁撤，改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調查統(tǒng)計部”，任命李士群為“部長”；蘇成德則升任“內政部”“首都警察總監(jiān)”，這樣，李、蘇二人分屬不同的系統(tǒng)，暫時緩解了矛盾，不過這倆人之間，從此也就分道揚鑣了。
蘇成德留下的“南京區(qū)”，交給了李士群的鐵哥們馬嘯天。
馬嘯天與李士群之間，屬于“不打不成交”，當年，李士群因“馬紹武事件”被送到南京關押，看守他的，正是時任調查科南京區(qū)偵查股長的馬嘯天。后來，李士群的太太葉吉卿買通了馬，當然也包括更高層的顧建中、徐兆麟等人，李才給放出來，在馬嘯天的手下當“偵行員”。
此后，馬嘯天與李士群一起到丁默邨手下辦《社會新聞》雜志，與他們一起的還有唐惠民。
抗戰(zhàn)開始，馬嘯天奉命在上海潛伏，汪精衛(wèi)的偽“國民黨六大”之后，馬投入“七十六號”，當年《社會新聞》的“四條漢子”，在汪偽陣營中又湊齊了。
此一時也彼亦是也，此刻的李士群，已經成為“七十六號”的霸主，他昔日的上司馬嘯天也不得不低頭，不僅與李拜了把子，還被李引為心腹。
馬嘯天本就是南京人，派到南京，可謂人地相宜。
來到南京的第一件事，馬嘯天要面對的就是“黃逸光刺汪”。他回憶說：
“黃逸光，廣東人。一說系印尼華僑。力大逾牛，據說曾打死過老虎。平時從事童子軍活動，抗戰(zhàn)前曾組織過徒步旅行團，黃自任團長，到南京時曾去見過汪精衛(wèi)。時汪正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因而與黃在那時的行政院門前拍過一張照片。1941年9月，黃又到南京，并去請見汪精衛(wèi)。汪沒有見他，黃便將在抗戰(zhàn)前與汪在行政院門前拍的那張照片遞了進去，以便引起汪的回憶。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定期約見。黃除將照片留下外，并將住在中山東路中央飯店的房間號碼，也抄了下來，交給汪的副官，等待約見。”
馬嘯天回憶說：“汪精衛(wèi)還沒有約定見黃的日期，卻收到了76號的密電，說是軍統(tǒng)已派了兩個特務到南京來見汪，準備在接見時，將汪行刺，并說內中有一個人曾做過徒步旅行團團長，要汪注意?！?/p>
出賣黃逸光的，居然是京滬區(qū)區(qū)長錢新民。
陳恭澍說：“黃、邵二先烈的犧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聯(lián)系關系的牽累，這在'反間活動’中，該是一個血的教訓?！?/p>
陳恭澍口中的所謂“聯(lián)系關系”，即指錢新民。因陳后亦落水，因此，當他提及錢新民等與他有類似經歷的的人時，常常用些“曲筆”，甚至百般回護、辯解，實在無法自圓其說時，索性略去。
李雨生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錢新民區(qū)長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發(fā)廳理發(fā)，不意在公司附近，為偽'特工總部’萬里浪手下林煥芝等發(fā)現(xiàn)，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號’派來大批人員守候，迨錢新民區(qū)長理發(fā)已畢下樓時，即被林煥芝等挾持至滬西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當即在錢區(qū)長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電話號碼，隨之，即展開搜捕行動，于是南京區(qū)書記室在滬人員大都均被偽'特工總部’捕去?！?/p>
錢新民的被捕，后果很嚴重。徐遠舉說：“錢新民在滬寧潛伏活動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標暴露，引起日汪特務機關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軍統(tǒng)運用分子后投敵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務機關，經誘降叛變，錢所領導的組織歸于瓦解?！?/p>
按：徐的回憶中，對錢被捕的時間記憶有誤。另外，李燮宇是丁錫山的手下，抗戰(zhàn)開始以后，與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經歷來說，應該不會認識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錢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錢新民出賣的，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京滬區(qū)副區(qū)長尚振聲。潘回憶說：
“記得那天晚上，副區(qū)長尚振聲匆匆回來，馬上叫譯電員杜雪帆把所有機密文件全部燒掉，又叫電臺做好轉移準備。誰料不一會，錢新民已帶著不少汪偽特務上樓來了，把我們全部捉去。錢新民和我乘坐一輛汽車，尚振聲、杜雪帆則另乘一輛汽車，錢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車直接開進了汪偽特工總部，當天晚上我和錢新民就睡在萬里浪家中。那天晚上，萬里浪把他們擬好的電報交給我，要我用他們預備好的一部電臺，將這份電報直接發(fā)給軍統(tǒng)局總臺收?！?/p>
被捕的當晚，錢還悄悄對潘光祥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將來我們可打入汪偽伺機做些反間工作?！?/p>
錢新民“反間工作”的成果是，不僅軍統(tǒng)局京滬區(qū)幾乎被汪偽“一鍋端”，同時還連累了邵明賢和黃逸光。李雨生說：“錢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將黃逸光、邵明賢二同志亦分別拘捕。”
這就是“七十六號”密報汪精衛(wèi)，說有人要對他行刺的由來。
馬嘯天說：“汪精衛(wèi)看了電報，雖沒有兩個人來要見他，可確有徒步旅行團團長其人，除電告李士群外，遂著林柏生約特工總部南京區(qū)長馬嘯天來，告以經過。馬當即著偵查科長姜志豪派人調查。這個房間里除黃逸光外，同住的還有一個傣族人叫黃征夫。于是由兩個南京區(qū)特務，化裝成中央飯店的茶房，趁黃逸光、黃征夫出去吃飯的時候，入室檢查，在櫥里的衣服袋內，發(fā)現(xiàn)四寸手槍一支。去的人未動袋內的槍，仍化裝為茶房暗中監(jiān)視他們的行動。馬嘯天將經過情況電告李士群，李又轉電汪精衛(wèi)請示，汪復電逮捕?！?/p>
按：黃征夫原名黃和吟，祖籍廣東饒平縣，出生于泰國，是個混血兒。據稱黃曾肄業(yè)于黃埔軍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緣進入軍統(tǒng)，其時，黃征夫為軍統(tǒng)特派員，與黃逸光到南京來的使命并不相同，純屬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則顯然違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則，致被一網打盡。
1940年11月19日，黃逸光被捕。
馬嘯天說：“馬嘯天曾知黃逸光打死過老虎，其力大可知，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術賣過藝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個偵行員，隨同偵行科長姜志豪一起前去。當時黃逸光果然憑著自己有些臂力，想起來反抗，他雖然打死過老虎，可是蠻力還不如王霖，給王霖制住了。黃征夫生得矮小，身體靈活，一見這些人進來，便知不妙，一個箭步想竄到衣櫥前去，拿櫥里那支手槍，可是已給沖進來的偵行員把櫥門擋住了，終于雙雙就捕，被解到頤和路2l號南京區(qū)。又在黃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藥?！?/p>
與此同時，邵明賢也暴露了。他的問題是出在電臺上，馬嘯天說：“馬便會同特工總部南京無線電偵察總臺臺長晉輝，由晉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專事竊取邵與重慶方面的電訊，查出軍統(tǒng)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紀念周或大宴會時，刺殺汪精衛(wèi)及其他重要傀儡。馬即電李請示，李復電立即將邵逮捕?！?/p>
邵、黃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寧海路二十五號、“七十六號”南京區(qū)的看守所。在這里，黃逸光、黃征夫見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個方面的同志。
在抗戰(zhàn)之前，國民黨的各方勢力，如特務處和調查科，可說涇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無事、不打架，已經很不錯了，即便是名義上在一個系統(tǒng)當中的國民黨的黨務干部和調查科，彼此也是兩回事。
但抗戰(zhàn)開始之后就不一樣了，特別是在淪陷區(qū)，彼此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從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險惡的環(huán)境容不得繼續(xù)內耗（也沒這個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會發(fā)現(xiàn)，國民黨內的各個方面之間，陡然間“團結”了許多，彼此居然能夠坐在一起研究問題了，如前面提到過的、天津的“華北人民抗日自衛(wèi)委員會”、如以后要說到的“上海統(tǒng)一委員會”，都是大敵當前，不得不如是爾。
因此，這一段的敘述，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亂，一會兒說軍統(tǒng)、一會兒是中統(tǒng)、一會兒又說到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的一些干部，這沒辦法，因為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他們是在一個陣營當中，面對的是同一伙敵人，坐的是一個牢，受的是一樣的罪，在敘述中，很難截然分開。
按：在日后，經歷最曲折的也是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這個期間，這些“地工人員”不可避免地要與日、汪兩個方面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聯(lián)系，因此他們往往會有一些很奇特的際遇。在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環(huán)境當中，如果僅僅簡單地用“大義凜然”、“英勇就義”等等習慣上的標準，來判斷他們到底是什么顏色，顯然過于簡單。
同樣出于這個原因，他們中間相當?shù)囊慌?，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別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說不清楚。還有些人，恐怕是想說都不能說。
現(xiàn)在，我們就要說到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派在南京的一個“地工人員”——馬元放。
李雨生回憶說：“南京區(qū)在滬被捕人員，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馬嘯天、蘇成德二奸親自鞫訊，訊畢，一并拘禁于偽'特工總部南京區(qū)’大牢。據悉，同時被捕者尚有我江蘇省教育廳長馬元放、兩路（京滬、滬杭甬）特別黨部主委李達三、軍統(tǒng)局南京區(qū)特派員黃征夫諸同志，一時頓告人滿?！?/p>
馬元放，生于 1903年，江蘇武進人。
馬元放畢業(yè)于南京法政專科學校?？箲?zhàn)開始以后馬曾與掌牧民等組建“上?？菇▍f(xié)會”，并組建了一支“游擊隊”，負責人即后來大名鼎鼎的熊劍東。
1938年4月，馬元放任江蘇省第七區(qū)行政督察專員，當年8月轉任江蘇省教育廳長。1940年，馬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留在淪陷區(qū)做地下工作。
1940年6月，在一次集會中，馬元放與掌牧民（“上海抗建協(xié)會”會長）、石順淵（江蘇省黨部委員）、崔步武（江蘇省黨部委員）、張北生（江蘇省黨部委員、南通縣縣長）等5人被租界當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馬元放回憶說：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敵偽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偽首都警察廳，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偽南京區(qū)看守所。
馬元放回憶自己被捕時的心情說：“我參加革命，早已許身黨國，所以我的態(tài)度，在被捕的一剎那，就毅然決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內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蘇工作，工作沒有做好，反而身被敵偽劫持，無論是出于何種原因，自問總不能免去未能克盡厥職的罪名。同時，我覺著，在過去所擔任的職務，無論是教育和黨務，都是忝居指導地位，平時訓導別人，勉勵別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這點成仁取義的決心?，F(xiàn)在，正是我現(xiàn)身說法的時候，我絕未存臨難茍免的心理，卻反增強了我不屈不撓的意志?！?/p>
次日，一個朋友來看馬元放，問他是否有話要帶出去，馬即說：“并無別話，只說我決不會使朋友失望?！绷硗庥謱懥藗€紙條：“稍讀圣賢之書，當知所以自處之道”，托來人帶到重慶，“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時，馬元放又告誡與自己同時被捕的同伴，希望他們“趕快決定態(tài)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馬元放的話，是有指向性的，因為，叛徒就在他們同時被捕的5個人中間。馬元放回憶說：
“我們這次被逮，顯然是被人出賣，究竟是誰在出賣我們呢?雖然一般人都說是張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說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員就來對我們說：'我們對你們很同情，但現(xiàn)在的工部局，已為日人所控制，實在是愛莫能助，同時你們要知道，這次完全是你們朋友出賣的?！⑶野阉麄兊牡怯洸窘o我們看，在張某的名字下面，他們已經注明了'漢奸內線’四個字。我們看了，啼笑皆非。那時捕房里的華籍人員，確實對我們很表同情，稱我們?yōu)?#39;四君子’，真使我們愧悚交并。”
事實上，出賣馬元放等人的，正是張北生。
張北生，1902生，江蘇南通人。
張北生也是 “老黨務”了，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干事，嘉定縣縣長，抗戰(zhàn)后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兼南通縣縣長。
馬嘯天、汪曼云說：“（張北生）與76號的警衛(wèi)大隊長吳世寶是小同鄉(xiāng)。抗戰(zhàn)后，他在家鄉(xiāng)丟了官，鉆營了一個時期鉆不出名堂來，于是在1939年底輾轉來到上海?！睆拇?，張就落水進入“七十六號”。
事發(fā)當日，張北生事先告密說有這樣一個集會，等捕房人員破門而入時，他首先承認自己就是某某，馬元放等無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就此被“一鍋端”。
馬元放回憶說：“同時被逮的幾位，以為案子的口口口口張某，應該對他特別客氣點。在移到偽特工部的時候，他們曾向我表示這個意思，但我根本就沒有理會。有一天，張某到我被押的房里來，那時因為我案情較重，在偽特工總部里，我是獨押在一室，其他幾位，另是一室?！?/p>
借此機會，馬元放決定與張北生談談，于是說：“我們這次被逮，在你，決不會承認是你出賣，也許你還自以為是口口；想使大家來參加所謂'和運’，可是，事情決不應該這樣做的，將來我死之后，我的鬼魂雖不致來找你，但我的朋友，決不會饒恕你，我的子孫，更不會放過你?！?/p>
聽了馬的話，張北生“面紅耳赤，表示惶恐萬分”，“發(fā)誓”說：“假如我張某做了這事，先死父親，再死兒子!”
馬元放回答說：“你也不必發(fā)誓賭咒，我的話也盡于此了?！?/p>
馬元放回憶說：“由于上面的經過，他既肯拿死父親死兒子的話來發(fā)誓，似乎我還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賣我們的人，可是后來和別人談起這事，就有人說：'先死父親，后死兒子，是當然的道理，這個誓等于沒有發(fā)。’我聽了只好付之一笑?！?/p>
此后不久，馬元放先是被帶至日本憲兵隊，旋即羈押于“七十六號”，李士群親自來審訊他。當時李對馬說：“別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蘇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應該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參加'和運’工作?！?/p>
馬聽了說：“你說我有死罪，就請你執(zhí)行好了。我已被你們逮捕，別無話說。”
馬回憶說：“后來其他審問的人，更是說些卑鄙無恥不倫不類的話，什么你肯做官，給你的官，總比你現(xiàn)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話，一切刑罰受不了呀，一面還要你表現(xiàn)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員。這些話，聽了更增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p>
不久，日偽正式從租界當局將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關押在寧海路二十五號、“七十六號”南京區(qū)的看守所。馬元放回憶說：“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難受的，莫過于在偽看守所的一個時期，因為在偽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難同志遭受敵偽的凌辱殘害，不由得你不悲憤填膺。”
這些人當中，就包括軍統(tǒng)局的一個小字輩——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學生出身，中學時代就讀于天津著名的新學書院，因徐愛好足球，因此認識了高他三屆的一個學長——新學書院足球隊的右后衛(wèi)、日后的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魏景蒙。
按：新學書院本是大學的底子，徐文祺曾回憶說：“當時的新學書院在天津，是與南開中學在學術同體育上，唯一相頡頏的學校，每年兩校的球隊作英國式的足球比賽時，雖沒有今日在美國足球賽的偉大場面，但在那約六十年前的時代，每賽時觀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觀了?！?/p>
日后，不知怎地，新學書院降成了中學，與南開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徐文祺則入清華，1934年畢業(yè)，入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護照查驗組，當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組長俞鴻潤，即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的弟弟。
參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內政部警官學校”辦的“外事警官訓練班”第一期受訓，徐回憶說：
“那時外事警官班的課程是密集式的，約略還記得的幾項為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形勢、外交禮節(jié)、中外條約……等。除了學科之外，每日還有術科的操練，……。我起初對此教育非常不慣，也吃不下這辛苦，很想離去，連上海市警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這么多人都不動聲色，處之泰然，我就想為什么別人能耐下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聲不響的咬牙苦撐下去，約兩周以后習慣自然，也就不覺得苦了?！?/p>
在這里，徐文祺還認識了兩個人，一個是日后他在特務處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蓀，徐文祺后來回憶說：“他原是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官，在臺灣卻在某一部中供職了，我們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來往?！?/p>
另一個人，我們以后再說。
1936年6月，徐文祺從“外事警官訓練班”結業(yè)，并在懵然無知的情況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圍組織復興社，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大約三周之后，負責人事的“黃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憶說：“他說組織上需要派一員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個宅第協(xié)助工作幾小時，打算就派我前往擔任這個任務。我因為他既是選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p>
黃副主任特意叮囑徐說：“去了時要一切聽命，多服務少發(fā)問。”
徐文祺回憶說：“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駐留的地方，是當時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號內，看來不很起眼，是連幢樓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時只能在樓下的起居室、或樓梯間的小小空間休息，也無人為我作介紹誰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問，在那房子內我首先見到的，是一位名趙立俊的男士。他時常出出進進那幢房子，我起初以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來曉得他不是，他是來照應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趙為人沉著，個性剛直，疾惡如仇，后來知道他原名趙理君，系軍校六期生?！?/p>
接著，徐文祺又認識了這里的“管家”：“其次我見到的為一女性，約廿七、八歲，名駱芷青，不僅聰明穩(wěn)秀、儀態(tài)大方，而且氣度端凝、風范高雅。我初以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來曉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個管家，住在那房子內的亭子間，負責整個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點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趙理君、駱芷青的據點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號，徐文祺回憶說：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號，駱芷青因事須外出，囑我為她代看守門戶，趙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飯尚未到來，我一個人在客堂中當門而坐，居高臨下在搖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從門外走進來一位有些面熟，卻又不相識的，穿深色中山裝的男士，濃眉大眼氣派昂然，進了門來也不打招呼，竟欲越過我向樓上走去。當時我年少氣盛，因他不將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擋住了他，告訴他家中沒有人在，不讓他上樓，并請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漢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駱芷青吩咐他來，到樓上去取一件公文帶往南京去的?！?/p>
徐文祺說：“在那時的上海市還沒有時下的'闖空門’，冒運別人財物的不良風氣，以這位江先生的氣宇和談吐，他決非撞騙之流，同時他又說他必須將那文件帶走，因時間關系他須今夜立乘飛機去南京報命，不能躭擱。我因他情辭迫切，恐誤了公事，只得讓他上樓。因樓下無人，我必須坐守，又因為在合群坊時，我只上過兩三次的樓，來到這新居后我還未上過一次樓，他既能說出駱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獨自上樓去了。片時他下樓來，微微向我點了點頭，輕微的說了聲'再見’就離去了?！?/p>
這位不速之客離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對勁，他回憶說：“這時我一個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時已入夜，今日已無夜航客機往南京（該時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機赴南京，話不可靠。同時我又想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為自己人？他一人獨自上樓，不知是否會多拿走了什么東西或文件？如發(fā)生有差錯，我的責任很大。想到了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難安?！?/p>
徐文祺說：“大約一小時后，趙理君先來到了，我就向他訴說發(fā)生的一切。他問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狀，我就描述給他聽。他聽了后哈哈大笑的說：'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駱芷青回來了，她聽了發(fā)生的一切以后，也說江先生就為戴笠無疑，我才放下了心來?！?/p>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團體”，他回憶說：“自此以后我認識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時于我這年輕人頗給以優(yōu)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趙理君的誘發(fā)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對日八年抗戰(zhàn)，因之也曾經三度居獄，備受偽特工同日憲兵的酷刑?！?/p>
淞滬抗戰(zhàn)之后，戴笠將徐文祺派到天津，當“直屬情報員”。徐回憶說：“時我正感苦悶，又以抗日衛(wèi)國為我人天職，當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約十天的速成訓練，其中最重要的為密寫通訊訓練，訓練完畢后，由黃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guī)缀趺鼏庶S泉，幸得同學好友侯福尚的預先通風和資助，我才得逃離，能回到上海區(qū)部工作?！?/p>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趙理君的“行動總隊”當了一名“書記”，1939年10月被捕，關押在“七十六號”。他回憶說：
“記得在民國廿八年十月底當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罰逼供后，雙腿受傷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內轉動為難，只有現(xiàn)已退休了的臺北中央印制廠警衛(wèi)隊長徐一帆的夫人陳麗影女士，她那時早我匝月被捕入內，于上廁所經過我牢房門時，有時悄悄的擲一張報紙到我的房內，或在門口的小窗交談三幾句就迅速的離去。那時的青年男女，為了保國衛(wèi)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繼向抗日的大道上前進，真可說是氣壯山河?！?/p>
不久后，徐被轉到南京寧海路二十五號，在這里，他見到了許多人，其中就包括馬元放、黃逸光、黃征夫等人。徐在回憶馬元放時說：“他居獄時穿一件青色長袍，頗為矜持，除不時同張瑞京、李連三喁喁細語外，與其他人很少說笑。
徐還說：“黃征夫為粵之花縣人，性格狷傲，好獨行其是，平居暇時即自行寫大字以消遣時光，其練字也并無碑帖，所寫之字型頗似翁方綱體，但字寫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國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當過一個時期的和尚。他為什么被偽府所捕迄未談過，我也未問過?！?/p>
同被關押的，當然少不了邵明賢。馬元放說：“邵烈士系浙江余姚人，浙江警官學校畢業(yè)，擔任調查統(tǒng)計局南京區(qū)電臺主任。到了南京以后，特意就了偽首都警察廳督察處長，旋又擔任偽中央組織部第四處處長，以作掩護。后來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九日被逮?！?/p>
在談到黃逸光時，馬元放說：“黃烈士系廣東赤溪人，墨西哥國內師范學校及墨西哥民用航空學校畢業(yè)，一九三零年三月曾和同志三人，以童軍資格，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壯舉，歷時將及六載，經中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島、歐洲巴爾干、及非洲等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由非洲趕回祖國，投效空軍服務。同年九月，調至昆明空軍軍官學校受訓，后又奉調擔任成都轟炸總隊隊員。因為他曾在法國和汪逆精衛(wèi)會過數(shù)次，就請求去南京擔任秘密工作。到了南京以后，假意投入偽組織航空署服務，以便遇有機會接近汪逆時，即實行除奸工作。不幸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五日，與其夫人于者香女士，在中央飯店一同被逮?！?/p>
審訊二黃的，就是馬嘯天，他回憶說：“經審訊后得知，兩個人（指黃逸光、黃征夫）雖同屬軍統(tǒng)，而到南京來的任務卻是不同的。黃逸光來的目的，是專為謀刺汪精衛(wèi)，他想憑著過去曾見過汪精衛(wèi)，且與汪是廣東老鄉(xiāng)，以這些關系去求見，汪必然會接見，在接見時他便下手。他覺得帶了槍去反而會壞事，準備在下手時就憑自己這雙手的臂力，把汪掐死；萬一自己脫身不了，就把隨身帶的毒藥吞服自殺。至于黃征夫是軍統(tǒng)的專員，一向在南京、上海、蘇州一帶布置工作，專事搜集軍事情報。他與黃逸光，并不同謀，只是住在一起而已?！?/p>
“審訊”的情況，馬嘯天報告了李士群，李又轉報汪精衛(wèi)，汪批復“概予槍決”。
1940年12月17日，邵明賢、黃逸光在南京就義。
臨刑之前，邵明賢寫了一份遺囑，其中說：“現(xiàn)在正在英年有為之際，理宜為大眾服務，為國家宣勞，以不虛吾生，不虛父母之生我也。然而今一切已矣，乃是是非非，自古莫由定論，何況紛紜雜沓如今之世乎。臨死之人，勿復言矣，即個人之是非，亦只有待于國人之評斷，是者是也，非者非耳?！?/p>
馬元放說：“邵烈士的遺囑一向由我代為保存，用盡種種方法才得面交其繼娶夫人張鳳山女士，我這次脫險來渝，路過浙西時，又另繕一份，寄到他分水家里，我的心愿才了?！?/p>
據馬元放回憶，在獄中，黃逸光曾為他“題辭”：“美麗的中華、我愛你，我為你而狂歌。我更愿為你而死?！?/p>
馬元放說：“黃逸光烈士，體格魁梧，臂力極大，曾經和猛虎搏斗過。據他夫人說：只要有機會和汪逆接近，就可徒手把他處死?？上Ъs會幾次都未能如愿，賚志以死，可為浩嘆!”
馬還感嘆說：“黃烈士已為中華而死，他求仁而得仁，可以無憾了，他的遺墨很多，有一部分已代為帶出保存。他的夫人于者香女士，和他結婚僅及二月，在偽看守所中目睹其夫之死，悲痛可知。黃烈士就義后，于女士仍被收押，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才被釋放返平?！?/p>
黃征夫則活了下來，馬嘯天說：“林之江與萬里浪，以黃征夫在京滬一帶可以交出許多軍統(tǒng)線索，聯(lián)名向李討保，李又經汪照準。于是，黃逸光于同年10月被南京區(qū)用政治警察署名義，槍殺于雨花臺。黃征夫則在南京區(qū)看守所關押一個多月后由李士群任他為清鄉(xiāng)委員會上校專員，派在蘇州江蘇實驗區(qū)工作。后來鄭大章在蘇州成立了‘剿共總指揮部’，因黃征夫是黃埔四期出身，遂任為該部參謀長。”
在回憶中，馬元放痛斥錢新民，他說：“我想到邵、黃二位烈士的遇害，不能不致恨于錢逆新民，雖然錢逆已經被殺，究還不能寬恕他的自私，他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七日在滬被捕以后，他所屬的工作人員竟都由他供出，先后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但據案內人談，他的幾位親戚，卻不在內?！?/p>
馬還說：“更屬荒謬的，邵黃二烈士的被逮，都是他率同偽特工人員前去捉拿，當黃烈士在被審問的時候，他居然在隔室偽作受刑慘呼之聲，騙黃烈士承認所任的工作，試想他的無恥到了何種程度?凡是做一個負責人，都應該犧牲自己，成全大家，錢新民只為怕死，竟不惜犧牲大家，保全一己，可說是毫無人格!”
此時，錢新民等京滬區(qū)上下一干人員，都已經在“七十六號”中“安了家”。潘光祥說：“1941年以后被捕人員先后均獲釋，并擔任了偽職。區(qū)長錢新民被任命為汪偽特工總部機要處副處長，其他人員委以專員、科長等職。潘俊滔回到南京擔任汪偽特工三處南京總臺報務領班?！?/p>
同時擔任偽職的，還有原京滬區(qū)副區(qū)長尚振聲，他任汪偽獨立第七旅參謀長，旅長即另一個說不清“顏色”的著名人物——張瑞京。
錢新民的被捕，還牽連了已經成功潛伏在汪偽政權中的京滬區(qū)直屬通訊組組長程克祥。
滬戰(zhàn)失利之后，根據文強的要求，程克祥與他的搭檔彭盛木即來到南京，伺機打入偽組織。
1939年5月，汪精衛(wèi)一伙回到上海，程克祥即接到了軍統(tǒng)的指令：“即刻設法打入汪精衛(wèi)的組織，越深入越好，限期一個月，一定要進入一一三六弄，并設法參加他們的活動，千萬不得違誤。”
通過上?！奥勅恕毙炫笪鞯慕榻B，程克祥結識了易次乾，跟著又通過易認識了周佛海的親信羅君強。
在羅的引薦下，周佛?！敖右姟绷顺炭讼?，其時，周正當用人之際，因程曾在偽“滿洲國”做事，又是“親日人士”，周見到程即引為同道，并請他推薦一位日語秘書。
事情就有這么巧！程克祥的搭檔彭盛木，是個臺灣人，精通日語，當年的臺灣，已經過日本幾十年的殖民統(tǒng)治，在親日分子看來，完全可以信任。黃曜隆在《京滬區(qū)長》中說：
“不但程克祥本人，連同他的副組長彭盛木，也深入了周佛海、羅君強他們的圈子，一搭一配，左右逢源。周佛海認為彭盛木很可靠，日本人更認為彭盛木可靠。因為彭是臺灣人，從小受日本教育，而且也是在日本機關做事。周佛海他們萬萬料想不到，這樣最可靠的人，竟然是軍統(tǒng)局的工作干部?！?/p>
1940年3月，汪精衛(wèi)在南京“組府”，程克祥任“軍委會”參議，彭盛木則在周佛海的“財政部”當參事。
黃曜隆說：“因為周佛海、羅君強的關系，楊揆一又簽準，派程克祥兼?zhèn)吸c編委員會總務處長，程帶了一位軍校六期的陸炳仁同志去當處員，偽警政部也是特務機關之一，程也安置了兩名組員。軍事、財政、警務、特務各重要部門。都安插了干部，部署可謂周到，因此偽方各項重要靜動態(tài)，軍統(tǒng)局方面隨時都能得到詳細的報告，所得的資料非常豐富，情況也十分明悉。戴將軍時常覆電獎勉?！?/p>
可惜，隨著錢新民的被捕，京滬區(qū)及其一切關聯(lián)，全部暴露。
1941年1月14日，程克祥被捕，同時被拘押的還有彭盛木、原南京區(qū)助理書記李雨生，程克祥的侄子、上海國民學校校長程士大，以及程克祥潛伏南京以來發(fā)展的全部下線。
至此，在“七十六號”南京區(qū)與軍統(tǒng)局京滬區(qū)的“PK”中，李士群幾乎完勝，一舉奠定了李在汪偽“警政系統(tǒng)”中一股獨大的地位。
同時，京滬區(qū)的全軍覆沒，也揭開了戴笠在京滬兩地一連串失敗的序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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