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外翻譯理論、中國典籍英譯研究； 林宗豪，溫州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典籍英譯研究。
內(nèi)容摘要：《楚辭》是中國首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19 世紀以來，《楚辭》日益引起英語世界的廣泛關注。20 世紀，特別是 80 年代以后，國內(nèi)學者開始對《楚辭》英譯進行研究。為全面了解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概況，本文通過中國知網(wǎng)等數(shù)據(jù)庫，統(tǒng)計了 1988 至 2017 年間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成果，并指出該領域研究主要聚焦英譯個案、英譯對比、英譯史及對外傳播和其他文獻四個議題。當前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呈現(xiàn)出視角多元化、解讀精細化、研究手段多樣化等特點，但仍然存在研究力度需加強、研究視角待拓寬、譯本系統(tǒng)性欠全和研究方法有待創(chuàng)新四方面問題。本文認為，可以從重視跨學科交叉、關注中觀研究、加大相應機構的參與力度研究，展開目標受眾的深度調(diào)查研究，以推動《楚辭》英譯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一、引言
自英國漢學家道格思（Robert Kennaway Douglas）于 1874 年向英語世界譯介《漁父》始①，到 2017 年止，《楚辭》已有約 40 個英譯本（包括 39 個選譯本和 1 個全譯本），涉及歷代國內(nèi)外不同譯者②，其中國外主要譯者有霍克思（David Hawkes）、韋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等； 國內(nèi)主要譯者有楊憲益 (Yang, 1953)、許淵沖 (Xu, 1988)、孫大雨 (Sun, 1966)、卓振英(Zhuo, 2006)、楊成虎 (2008) 等?？梢姡鞣綕h學家和中國翻譯家為《楚辭》的譯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較英譯實踐而論，《楚辭》英譯研究的相關專著與專論較少，起步也較晚，國外學者的《楚辭》英譯研究早于國內(nèi)學者，但研究多聚焦《楚辭》的語言或文化特點而非關注英譯過程中的得失。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之后，近幾年呈逐漸發(fā)展趨勢。本文嘗試在《楚辭》英譯研究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對該領域國內(nèi)英譯研究的成果和現(xiàn)狀做一個較為客觀地分析、總結與評述，以期為《楚辭》英譯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二、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綜述
目前，中國是《楚辭》英譯研究的重鎮(zhèn)，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國內(nèi)該領域呈現(xiàn)出逐漸深入拓展、視角日漸多元、成果逐漸涌現(xiàn)的特點。為了能客觀反映我國《楚辭》英譯研究領域的情況，筆者通過亞馬遜網(wǎng)、深圳文獻港、中國知網(wǎng)等檢索系統(tǒng)，以“楚辭英譯 / 翻譯 / 譯介”、“楚辭通行本十七篇篇名 + 英譯 / 翻譯 / 譯介”、“篇名中的詳細題目 + 英譯 / 翻譯 / 譯介”等為關鍵詞檢索 2017 年 7 月之前的論文，剔除重復發(fā)表的論文。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楚辭英譯研究共 3 本代表性專著，包括嚴曉江的《< 楚辭=""> 英譯的中國傳統(tǒng)翻譯詩學觀研究》、洪濤的《從窈窕到苗條 : 漢學巨擘與詩經(jīng)楚辭的變譯》和楊成虎的《楚辭傳播學與英語語境問題研究》；代表論文（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源刊、CSSCI 源刊、其它專業(yè)期刊、報紙和博士論文等）約 72 篇，其重要代表學者有許淵沖、洪濤、楊成虎、卓振英、魏家海、嚴曉江、張嫻、郭曉春等。值得一提的是， 南通大學、浙江師范大學、寧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為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的重鎮(zhèn)；《云夢學刊》、《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翻譯》、《燕山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 》等是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的主要刊物。
從檢索數(shù)據(jù)結果來看，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基于某個英譯本的個案研究、多個英譯本（文）的對比研究、《楚辭》英譯史及對外傳播研究及其他方面等。具體分類統(tǒng)計詳見表一。因篇幅所限，本文僅選取代表性論文作簡要介紹及述評。
2.1 英譯個案研究
此類專論共計約 14 篇，主要刊發(fā)時間多為 2010 年之后，涉及的個案涵蓋帕克譯本、霍克思譯本、林文慶譯本、韋利譯本、沃森譯本、楊憲益與戴乃迭譯本、許淵沖譯本、孫大雨譯本、卓振英譯本等。
李貽蔭（1992）賞析評點了霍克思的《楚辭》英譯，對霍克思“用功之深，譯述之嚴” 大為贊賞，并認為霍克思的“中英文的造詣”、“對《楚辭》的探索”和“對屈原的感情”造就了其譯文“形似之余求神似”，“信順之余力求雅”，被學界公認為《楚辭》英譯研究的開篇之作。此后，許淵沖、孫大雨等譯界泰斗在其譯著中，從語言的層面分別對霍克思譯本、帕克（E. H. Parker）/ 林文慶（Lim Boon Keng）譯本進行了探討， 為后來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陶莉（1997）通過介紹孫大雨《楚辭》英譯工作的時代背景，充分肯定了屈原詩選對世界的現(xiàn)實意義，并闡釋孫譯《屈原詩選英譯》的特點， 尤其是該譯著所融入的音步分析為孫譯本增添了獨到之處。
魏家海（2010）以美國著名漢學家和翻譯家伯頓·沃森的《楚辭》節(jié)譯本為語料， 運用描寫的方法，探討了原作和譯作的特點。作者指出，沃森的直譯法雖易導致誤讀和誤譯，但有利于再現(xiàn)原詩的神話意象組合、香草與配飾意象組合、時間意象組合和句法結構，從而實現(xiàn)原詩的美學價值與功能。蔣林、余葉盛（2011）研究了阿瑟·韋利《九歌》譯本的三種譯法，即重音節(jié)奏譯法、歸化譯法和音譯加注法，指出韋利以“重音節(jié)奏” 為基礎的無韻譯詩為中國古典詩歌英譯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也成就了韋氏古詩英譯的經(jīng)典。嚴曉江（2012）指出，《楚辭》許譯本以展現(xiàn)《楚辭》自身藝術價值和“中學西傳”為己任，關注目標受眾的接受問題及社會反饋，其譯文采用“歸化為主， 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翻譯策略，實現(xiàn)了譯詩的感心、感耳、感目三功能，充分詮釋了許氏“三美論”對于再現(xiàn)原詩的情思、音韻、形式的價值，體現(xiàn)了譯者的求真求美。
2012 年之前，研究者多從感性經(jīng)驗或翻譯學理論探究《楚辭》英譯個案，推動了《楚辭》英譯研究的發(fā)展。2013 年之后，《楚辭》英譯個案研究拓展到了跨學科視角， 這與楚辭原作宏大的多學科視景和豐富深邃的文化內(nèi)蘊不謀而合。張嫻（2013）借鑒了文化人類學“向后站”（Stand back）三維闡釋視角，分析和考察了孫大雨《英譯屈原詩選》，并認為該視角的三層內(nèi)涵（即通觀“整個畫面的圖案”、后視文化信息的多層“組織結構”和內(nèi)視作品表象之后的深層“表現(xiàn)內(nèi)容”）與《楚辭》孫譯本的三大特性（即“通觀”原作的整體生成背景、“后視”文化的多層組織結構合和“內(nèi)視” 作者的深層思想情感）相互契合。作者進一步指出，該理論視角有利于拓展原詩的文化功能，提高譯本質(zhì)量，助推《楚辭》的對外傳播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繼 2012 年發(fā)表專論之后，嚴曉江（2013）借鑒接受美學的視角對楊憲益與戴乃迭、卓振英等《楚辭》譯本的意象處理進行了評析。作者提出，意象省略、意象借用、意象變形和意象移植四大方法無疑對再現(xiàn)原詩文化色彩、美學情致等大有裨益。在 2010 年刊發(fā)《楚辭》英譯本個案研究專論之后，魏家海（2015）還另文從跨學科互文性理論視角對韋利《九歌》的音韻、句式節(jié)奏形式英譯互文性、文化意象英譯互文性與漢詩英譯現(xiàn)代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與探討。作者表明，韋利對漢詩英譯的現(xiàn)代性革新給西方現(xiàn)代詩歌增添了新的血液，也給中國古典詩詞賦予了新的生命。該研究有利于促進《楚辭》英譯研究以及翻譯研究的發(fā)展、英譯本的對外接受效果， 推動中國文化的有效輸出。
2.2 英譯比較研究
此類研究涉及專論共計約 15 篇，肇始于 1949 年（詳見后文），之后盛于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涉及國外譯者間的英譯對比，如霍克思、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沃森譯本（文）；也包括國內(nèi)譯者間的英譯本（文）對比，如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和卓振英譯本（文）；同時也囊括國際間譯者的英譯本（文）對比，如阿瑟·韋利與楊憲益與戴乃迭譯本（文）等。
洪濤（2002）③基于《楚辭·山鬼》的十一個英譯本，并通過譯者和論者對《山鬼》和敘述者的設定，闡明了不同譯者對《山鬼》的理解存在多種可能性。此外，該文還論及了《楚辭》植物名稱英譯的各類譯技和譯本的語言特色。楊成虎（2004）通過多譯本的字詞、詩題等方面的對比，概括了《楚辭》英譯本所取得的成績和不足，并進一步指出典籍英譯人才應按能力“上崗”，因此，譯本比較研究有利于總結譯本得失和挖掘譯本問題，提升典籍英譯質(zhì)量，是該時期《楚辭》英譯研究的力作。郭暉（2005） 對《離騷》、《九歌》和《天問》進行比較，并指出《楚辭》的原文風格是由文體、韻律、選詞和語氣等不同形式的元素組合而成，其譯文之美需通過運用適當?shù)挠⒃姼衤?、音韻和注釋得以彰顯，最終再現(xiàn)譯作形式與內(nèi)容的完美融合。
繆經(jīng)、李瑩瑩（2011）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翻譯倫理學視角探析國內(nèi)楚辭四譯本。具體而言，作者從“成書體例”對許、卓譯本和楊、孫譯本做了分類比對，指出典籍英譯實踐需體現(xiàn)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從“異質(zhì)轉(zhuǎn)化”的第一個層面，即“詩體形式轉(zhuǎn)化” 對四個譯本的楚辭騷體詩的形式處理進行比較，指出楊、許、卓譯文押韻工整，而許、孫譯本在形式上均保留異質(zhì)特性。此外，通過譯本比較，繆經(jīng)等認為孫譯本獨具魅力， 為典籍英譯和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
之前，研究者多圍繞微觀層面比較《楚辭》英譯本（文）。近兩年，《楚辭》英譯本（文） 比較研究逐漸拓展到了宏微之間的中觀研究，即涉及微觀層面的經(jīng)驗、策略總結、副文本等研究點，又涵蓋宏觀層面的中華文化輸出、英譯史等研究視角。郭建勛、馮俊（2015）在《離騷》英譯史背景下，將宇文所安的譯文與霍克思、沃森的譯文進行比較， 探究宇文所安譯文的特質(zhì)和成就。作者對宇文所安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標點空缺、破折號、“半詩體”以及精心措辭大為贊賞，其譯文體現(xiàn)了原作的文體特征，并且實現(xiàn)了西方悲劇美與東方哀怨美的互證互現(xiàn)，相得益彰。此外，作者進一步指出，該譯文在陌生化語詞的處理上，體現(xiàn)了譯者對原作宗教、文化詮釋以及兩性政治隱喻的忠實。宇氏《離騷》譯文兼具“民族”與“世界”雙重性質(zhì)，消解了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為當下典籍英譯提供了重要借鑒。
張麗麗（2015）從文化策略、翻譯方法、目標受眾、翻譯目的等層面區(qū)別，以楊憲益與戴乃迭和阿瑟·韋利的《國殤》兩譯本為研究語料，探究翻譯方向?qū)ψg詩產(chǎn)生和接受所帶來的影響，為當前中國文化輸出背景下的譯者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魏家海（2017）運用形象學、訓詁學對霍克思、沃森和宇文所安三種譯注加以分析比較， 探討其背后的文化形象建構。研究發(fā)現(xiàn)，霍氏譯注兼顧中西合璧，實現(xiàn)了中華文化與西方目標受眾的動態(tài)平衡；沃氏譯注和宇氏譯注在中國文化形象的建構上分別彰顯了神圣化和世俗化，均大體遵從古代楚辭學家的訓詁學釋義。作者最后提到，西方漢學家雖對我國文化形象建構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讀，但其譯注對我國典籍的譯注和對外譯介有極為寶貴的參考價值。
2.3 英譯史與對外傳播研究
此類專論共計約 12 篇，其開創(chuàng)者張弘 (1992) 在其專著《中國文學在英國》中論及了《楚辭》在英語世界的對外譯介。之后，國內(nèi)也有不少學者在其譯著前言、專著或論文中局部論及《楚辭》譯介概況。他們?yōu)椤冻o》英譯史及文化輸出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而研究的高峰期主要出現(xiàn)于 2010 年之后。何文靜（2010）對《楚辭》西譯史作了大致梳理，并對其在歐美國家的讀者接受與流傳作了簡要概述，并認為，相比西方《楚辭》翻譯和傳播研究成果，我國在該領域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學界一般視1879 年英國駐華公使帕克的《離騷》英譯文為《楚辭》首譯本。2012 年，陳亮于《中國社會科學報》發(fā)表專論，明確指出英國漢學家道格思的《漁父》英譯本于 1874 年問世， 乃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楚辭》英譯本，為學界補充了新的譯介史實。王麗耘等（2013） 從霍克思對前人譯本（文）的評述和《楚辭》英譯雙重標準的解讀兩個層面，闡釋了譯者翻譯思想，并從西方學者評價和被征引情況兩個指標勾勒了霍氏譯本的對外接受概貌，破解經(jīng)典譯本產(chǎn)生的背后根源。
郭曉春（2015）從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內(nèi)容、傳播受眾和傳播效果等五要素探究《楚辭》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現(xiàn)狀、瓶頸和出路。馮俊 (2017) 發(fā)表于《南京社會科學》的專論，史料詳實、闡釋獨到，堪稱業(yè)界佳作。文章發(fā)現(xiàn)，英譯群體、英譯對策、傳播渠道等多元因素對我國古代典籍的海外傳播效果均會產(chǎn)生影響。由此，該文作者認為， 實現(xiàn)單向傳播和多元傳播、歸化與異化、自譯和他譯三個方面的動態(tài)平衡，將進一步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
2.4 其他方面研究
此類專論共計約 31 篇。該層面研究肇始于上世紀 80 年代末，21 世紀初迎來了研究高潮。具體涉及《楚辭》譯詩與西方詩歌的對比、詞匯考辨、文化負載詞英譯策略或方法、具體詩歌篇目的英譯研究、語料庫應用研究、綜合性研究、副文本研究（譯注研究等）、英譯理論構建等。
如前所述，學界一般認為李貽蔭（1992）是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的開山鼻祖。其實， 蒯淑萍（1949）是國內(nèi)最早關注《楚辭》英譯研究的學者，其專論首次概述了 1949 年之前英國對于以《離騷》為核心的《楚辭》英譯及探究，開創(chuàng)了《楚辭》英譯本研究的先河（轉(zhuǎn)引自嚴婧 55）。此外，許淵沖于 1988 年已發(fā)表過與《楚辭》英譯相關的專論，將《楚辭》等詩詞與莎士比亞等西方詩人的作品進行對比分析，得出文學翻譯最低標準是“真”，最高標準為“美”，并進一步提出好的翻譯應能和原作“比美”。許論雖短，卻體現(xiàn)了許氏詩歌英譯的“三美論”。他們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深入探討提供了寶貴借鑒。
本世紀初，該領域研究進入繁榮期。楊成虎（2005）認為，《楚辭·天問》的多義性和多科性造就了其自身的研究價值和闡釋價值，但也給譯者帶來了挑戰(zhàn)。由此， 作者基于《天問》的研究現(xiàn)狀和英譯問題，對其英譯過程中的文化、文本和闡釋等方面展開了探討。此外，《楚辭》英譯研究涉及的具體詩歌篇目還包括《離騷》、《九歌》、《天問》、《橘頌》、《九辨》、《少司命》、《國殤》、《大招》、《涉江》等。
近30 年來，關于《楚辭》詞匯英譯策略和考辨的學者眾多。卓振英教授在其專著《漢詩英譯論綱》的第 6, 7, 8 章分別對《大中華文庫·楚辭》英譯的總體審度、翻譯策略和疑難考辨進行分類闡述，既有宏觀說明，又具微觀分析，為該領域研究指明了方向（卓振英 52-90）。
當前基于語料庫的《楚辭》英譯研究的期刊論文共 2 篇。劉孔喜（2012）和張婷（2012）是該領域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此后未形成后續(xù)研究。《楚辭》英譯研究的另一個視角涉及文獻梳理，共計 3 篇，其代表學者有文軍、劉瑾（2013）、郭曉春（2013） 和魏家海（2014），他們對該領域研究進行了客觀總結，指出不足，并提出建議，為本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張嫻（2013）的博士論文以《楚辭》英譯為個案，借助文化人類學整體論這一跨學科視角，著重探討《楚辭》英譯的前世今生與未來、《楚辭》英譯本的文化整體概貌與譯者主體文化、原詩文化總體價值的挖掘和傳播情況、原詩生命的延續(xù)狀況、《楚辭》英譯研究對中華典籍英譯的啟示。
近些年，典籍譯注等副文本研究成為熱點。魏家海（2017）認為，譯本注釋不僅反映了譯者對本土文學翻譯敘述的五大形態(tài)的文化功能（文化缺損的彌補功能、語義的文化闡釋功能、文本的人文信息的延伸功能、異域神話史的傳承功能和中西文學形象的重塑功能），也為中國文化典籍的輸出和接受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此外，該層面研究還拓展到了楚辭英譯理論的構建，其中重要的研究代表學者是嚴曉江教授。據(jù)筆者統(tǒng)計，嚴曉江是到目前為止楚辭英譯研究領域成果最多的一位學者， 先后于2013 年和2015 年刊發(fā)專論，倡導構建以詩學為綱，本土化與多元化兼顧的《楚辭》英譯理論體系。值得一提的是，嚴曉江筆耕不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專著《< 楚辭=""> 英譯的中國傳統(tǒng)翻譯詩學觀研究》，為《楚辭》英譯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也有力地推動了海外楚辭學和楚辭傳播學的發(fā)展。該著以我國傳統(tǒng)詩學范疇為線索，較為完整地闡釋了 2000 年之后國內(nèi)出版的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楚辭》英譯的目的、策略、方法、特色、局限等宏觀和微觀問題，構建以詩學為綱、以“譯出”實踐為根基的《楚辭》英譯理論，提煉以西方譯論為參照的多元理論與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前《楚辭》英譯的不足。但正如專著作者所言，該書未關注西方漢學家的《楚辭》英譯概況及英譯理念，因此，其構建的英譯理論的系統(tǒng)性和譯介路徑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深挖。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本文將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分為4 類，但并非每一類絕對割裂， 互不交叉，如《楚辭》英譯史研究也會涉及微觀英譯方法、詞匯考辨等細節(jié)的討論， 副文本中的譯注研究也會波及翻譯策略研究領域。
綜上所述，國內(nèi)研究者側(cè)重微觀層面的研究，較少涉足宏觀層面的系統(tǒng)論證，其大致見解可歸類如下：1）《楚辭》內(nèi)涵豐富、文本多義，具有“ 研究型” 的英譯特性， 力求譯者學貫中西、譯研并舉；2）考辨在《楚辭》英譯中不可或缺，具體可細化為訓詁、考據(jù)、互文觀照等方法，考據(jù)需取精用弘，準確領會原作的真諦；3）語料庫技術手段為《楚辭》英譯研究提供新的借鑒方法，定性與定量雙管齊下，提高了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說服力；4）《楚辭》原詩歷經(jīng) 2000 多年的語言文化變遷，歷代譯者和研究者均從多學科視角極力再現(xiàn)原詩內(nèi)涵，探索如何彰顯譯詩的“形”與“神”；5）關注《楚辭》英譯史和我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關系研究，探究譯文在英語世界的接受度和譯介效果。6）基于譯本考察，結合中西譯論，構建《楚辭》英譯理論體系，為后續(xù)《楚辭》英譯及研究提供參考。
三、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的不足及建議
總體而論，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已突破單純的翻譯實踐經(jīng)驗探討或方法的總結，由點到面逐漸鋪開。然而，作為海外楚辭學與楚辭傳播學的重要分支，《楚辭》英譯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且仍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力度有待加強
自 2000 年以來，雖《楚辭》英譯研究的論文數(shù)量出現(xiàn)了一定幅度的增長，但刊發(fā)論文的總體影響力不夠，且主題重復時有發(fā)生；核心刊物占比約 30%，被引率超過10次的論文僅有6篇，僅占約8%。
（2）研究視角有待拓展
多數(shù)學者限于詞、韻律、文化理解等微觀層面，較少關注原詩英譯理論、過程、目的、接受和譯介等宏觀層面。我們應在兼顧微觀研究的同時，將視角拓展到宏觀層面的研究， 比如《楚辭》英譯理論的構建、對外譯介史等研究，尤其是融合本土翻譯家和西方漢學家譯本為基礎的英譯理論與傳播研究。
（3）譯本研究的系統(tǒng)性有待完善
100 多年來，國內(nèi)外翻譯家為《楚辭》英譯所作的突出貢獻毋庸置疑。如上所述，目前發(fā)現(xiàn)的海外內(nèi)《楚辭》全譯本和節(jié)譯本共約 40 部，然而多數(shù)中國研究者僅關注國內(nèi)的許譯本、楊譯本、孫譯本、卓譯本以及國外的霍譯本、韋利譯本和沃森譯本，其它同樣具有影響力的譯本卻鮮有涉足，如英國漢學家杰弗里·沃特斯（Geoffrey Waters）的《楚國挽歌三首：傳統(tǒng)闡釋導論》、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離騷》和《九歌》英譯本等。
（4）研究方法有待創(chuàng)新
從研究方法可以大致推論，現(xiàn)有的研究依然保留傳統(tǒng)的研究窠臼，主觀性較強的譯本比較與描寫等定性分析仍占主流地位。鑒于該領域的發(fā)展現(xiàn)狀，我們需要認識到， 傳統(tǒng)定性闡釋、描述與引證法不完全迎合當前研究現(xiàn)狀，我們需運用更廣泛的跨學科視角，從多重角度與方法來研究《楚辭》英譯，開拓《楚辭》文化與文學的復合價值。
本文認為，《楚辭》英譯研究有待在以下方面進一步深挖：
（1）通過翻譯學與楚辭學④不同學科間的交叉，將楚辭學其它分支，如楚辭文獻學、楚辭文藝學、楚辭美學、楚辭社會學、楚辭學史、楚辭再現(xiàn)學、楚辭比較學的研究成果與楚辭傳播學與海外楚辭學進行整合，催生以楚辭研究新成果為基礎的系統(tǒng)考據(jù)式英譯研究，運用大型語料庫、跨學科、大規(guī)模問卷調(diào)查等方法，進一步提升《楚辭》英譯研究的水平。
（2）關注《楚辭》英譯宏微之間的中觀研究，即微觀層面的經(jīng)驗、方法總結與宏觀層面的理論探索與構建以及譯介史等研究雙管齊下，通過對英譯本的梳理、觀察和描述，尤其是西方漢學家英譯本的研究，構建《楚辭》英譯理論體系，為典籍英譯與研究提供經(jīng)驗。
（3）政府、高校、民間組織等機構應加大對典籍英譯的資金投入和成果認定，吸引更多中青年研究者加入該領域，平衡典籍英譯隊伍的結構，為提高《楚辭》英譯及研究的整體水平提供智庫。
（4）通過對國外不同類型受眾進行深度、長期的追蹤來盡可能了解讀者閱讀的出發(fā)點，把握《楚辭》英譯的選材及推進其復譯，助推《楚辭》英譯本更好地“走出去”。
四、結語
《楚辭》英譯研究的目的是提升我國典籍英譯的質(zhì)量，推進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對外傳播。三十年間，國內(nèi)《楚辭》英譯研究的前期多關注微觀研究，后期逐漸拓展到中觀研究?！冻o》英譯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還存在一些不足，與《楚辭》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海外譯介史不相稱。由此，我們應從人才培養(yǎng)與合作、研究手段與方法的創(chuàng)新、政府及民間機構的支持、海外受眾的調(diào)查等方面提出相應的建議， 開啟以走入時代、走近受眾和走向完善為目標的《楚辭》重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助推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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