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系列學校是嚴修、張伯苓兩位先生教育事業(yè)的不朽豐碑，然而創(chuàng)立南開并不是他們合作的起點。從1898年嚴修聘請張伯苓擔任家塾教師，到1904年私立中學堂（即后來的南開中學）建立，中間經(jīng)過6年時間。這6年，既是世紀交替之際，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大變革時期，其間許多爭論、沖突的焦點都是圍繞教育、學術與文化展開的。6年中，新學制建立，新學校逐漸取代舊科舉，中國社會也隨之發(fā)生巨變。多年以后，張伯苓把這6年稱為“南開的胚胎期”，其實孕育的豈止南開。考察嚴修與張伯苓這一時期的教育活動，對了解中國近代教育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都具有啟發(fā)意義。
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合影
（前排：居中為嚴修，右為張伯苓，左為孫子文）
嚴、張初識于1898年冬。初看起來，他們是很不相同的兩類人。在年齡上，他們幾乎是兩代人，張伯苓比嚴修小16歲，比其長子只大3歲。同時，嚴修出身鹽業(yè)世家，家境殷實，而張伯苓出生時家道已然中落。他之所以上水師學堂，與免學費管吃住、每月還有津貼有很大關系。最重要的是，嚴修舊學深湛，進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嚴翰林。而張伯苓水師學堂畢業(yè)生的身份，在當時社會并不被視為正途。他的老師、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就因為沒有科舉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為此，洋務運動中天津雖已建有講授西學的學堂，但與本地士紳卻很少發(fā)生聯(lián)系。一個翰林選擇軍校的畢業(yè)生當塾師，培養(yǎng)自己的子侄，這在當時絕無僅有。
嚴、張能夠合作，與嚴修經(jīng)世致用的志向是分不開的。1898年初，嚴修剛剛結束了貴州學政之任。督學的3年期間，他對科舉之弊有了深刻的認識，力求變革。他創(chuàng)辦書局，革新書院，鼓勵士子學兼中西、研習時務。特別是在任末，他下定決心上奏折請求改革科舉，開?？瓶歼x經(jīng)世致用的人才。當時全國維新變法呼聲甚高，嚴修的建議切實可行，獲得清廷采納。經(jīng)濟特科的開設被梁啟超稱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點”。嚴修由此名滿士林。但同時他也獲罪于守舊大臣。他的座師兼上司、大學士徐桐張榜于家門，宣布與他斷絕師生關系。嚴修被迫請長假回家。不久，百日維新正式開啟而又迅速失敗。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經(jīng)濟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罷?！眹佬薜目嘈脑O計尚未來得及施行，便即付諸東流。育才興國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負無法施展，他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禁寫下“世間無所用斯人”的詩句。此時的他只得將精力轉(zhuǎn)回“修身齊家”。
長期以來有種模糊的說法，認為聘請張伯苓是嚴氏家塾的開端，其實并不準確。嚴家一直以來注重子女教育，僅以嚴修在家設館、聘師教子而言，是始于他進京任翰林編修的轉(zhuǎn)年（1887年）。第一位教師為陳璋，而后又請?zhí)諉串`、趙士琛、趙元禮等任教。嚴修對塾師的選擇是有自己考慮的，陳、陶兩位是天津士人中較早講求“西學”者，嚴修自己就常與他們研討切磋。使黔期間，嚴修把家眷留在北京，并囑陶氏進行算學教育。
此時嚴修已經(jīng)認識到想要經(jīng)世致用，就必須學習西學。他曾告誡貴州學子：“經(jīng)濟之學，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蓖瑫r，面對國勢日危他意識到，“時事至此，所謂顯者若彼，猶復汲汲于科舉之學，以希名位，將何為哉？”他反復對子侄表示，科舉得中與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學以致用。為此，他專門從貴州寫信給京、津兩地，希望自家和兄長家都應酌減漢文課程，而增學英文，以便直接從西方書籍中學習知識。
1898年嚴修離職回津，便將京津兩館合并。由于原聘英文教師去海軍就職，教席出現(xiàn)了空缺。親友向嚴修推薦了一位名叫許子政的老師，不過許氏因為有了其他工作無法就任，轉(zhuǎn)又推薦了自己的內(nèi)弟張伯苓。正是這個因緣成就了嚴、張相識。
張伯苓到嚴館任教看似偶然，但他們的合作卻可說有必然之理。張伯苓原為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因在軍艦見習，親眼目睹列強瓜分中國，威海衛(wèi)兩日內(nèi)國幟三易，他深受刺激，決心脫離海軍。此時的嚴修與張伯苓，都剛剛去職還家，處于失意之中。他們一個是中國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開明者，一個是中國最早一批受新學教育的知識人，一個為顢頇守舊的當權者所困，一個受耀武揚威的侵略者所辱，兩人都懷有一腔報國之志，卻一時無處施展，且又都不愿服輸。他們的合作在時代大變革中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
在嚴館的教學，讓初出茅廬的張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實踐教育救國理想的機會，也讓嚴修對這位青年才俊肅然起敬。原本聘請張伯苓只是來教英文，但嚴修很快便發(fā)現(xiàn)張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
張伯苓到館不久，一次與嚴修談話中說起自己在海軍的經(jīng)歷。他說有一回與同僚打賭，目測海上一座山與艦船間的距離，有人說是八里，有人說是十里。張伯苓講述了他們的驗證方法：“姑前行視歷若干時，船與山得四十五度角，再以速率算之，則得里數(shù)矣。”嚴修聽后感嘆這真是“頗悟算理”。幾天后，張伯苓就在嚴館開始教授算學了。
原來嚴修從20歲左右便開始學習天文算學，一有機會就與友人切磋研習，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難問題沒能解決。結識張伯苓后，與之探討，讓嚴修感到豁然貫通。這是因為，此前的友人們雖然熱愛數(shù)學，但都是依照書本自學摸索。而張伯苓卻在水師學堂接受過西方近代科學的專業(yè)教育，且成績優(yōu)秀。張伯苓不僅明于西學，而且諳于教法，深入淺出，靈活生動，常常結合生活實際，加以引導。這樣生動的教學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體操是張伯苓在嚴館教授的另一門課。嚴館重視體育，也是其來有自，嚴修在貴州時，屢屢寫信給兒子們，敦促鍛煉身體，并現(xiàn)身說法，“吾近身體頗健，惟遇繁劇時精神仍苦不足，由平日未常操練之故，故吾愿汝輩及時操練也”。不過那時嚴氏子弟的體操練習也屬對圖自學，而張伯苓恰恰在軍校受過專業(yè)操練。據(jù)陶喆甡之子、嚴館學生陶孟和回憶，張伯苓將上水師學堂時做體操用的啞鈴和棍棒，畫出圖樣，讓木匠定做了，給學生們練習。他還同學生們在一起游戲，教給他們各種操練和室外運動，如騎自行車、跳高、跳遠、踢足球等。
更令嚴修敬重的是張伯苓的氣節(jié)。庚子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大劫難，天津首當其沖。在兵燹中，嚴宅成為一座避難所，收留了“三十余姓，男女老幼三百數(shù)十人”。張伯苓也舉家來到嚴宅，并利用他的英文專長，應對洋兵騷擾，幫助嚴宅脫困，保障了宅中300余人的安全。八國聯(lián)軍占領天津后，建立起殖民統(tǒng)治機構——都統(tǒng)衙門，他們看中張伯苓的才能，想聘他為翻譯，但張伯苓拒絕合作，凜然不就。張伯苓的決定贏得了嚴修和天津士紳的尊重。
1901年4月，受戰(zhàn)爭影響一度停課的嚴氏家館重新開館復課。這時嚴館學生增至11人，除嚴氏子侄5人和陶孟和、張彭春（張伯苓之弟）外，又有幾位親友子弟加入。老師方面，張伯苓仍教英文、算學，并逐漸成為嚴館教學的組織者。陶喆甡不幸于亂中病故，國文課改由陳哲甫任教。同時，嚴館中又來了3位日文教師大野捨吉、足立傳一郎和巖村氏。
嚴館課程也進行了調(diào)整，原本“半日習國文，半日習英文”。從這年冬，功課加緊。據(jù)嚴修之侄嚴智惺的日記，張伯苓設計了一份新日程表：“早七時半起。八時十五分入館，添讀英文。自九時四十五分至十一時四十五分課幾何學。十一時四十五分后體操。每晚東文。十時放館。十時十五分息。”新日程將國文、英文、算學課均置于上午，留出下午自習、讀書、寫作，并在每晚添加日文課。
此時嚴館學生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打算，多數(shù)學生都在準備出國留學。起初目標是英國。張伯苓在北洋水師學堂的老師或為留學英國者如嚴復、王劭廉，或本即英國人如麥賴斯（William Mcleish），他把老師們介紹給嚴修父子，提供相關咨詢。不過后來嚴修、張伯苓決定向近鄰日本借鑒教育經(jīng)驗，這不僅是因為路近費省，更由于兩國國情相似。因此嚴館弟子們的留學方向也隨之轉(zhuǎn)向日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文成為嚴館每日常課。
當時在嚴修的帶領下，天津形成了一個致力興學的學紳群體。他們發(fā)起了一個學習日文的社團——東寄學社。學社聘有日本教師，學生包括嚴館弟子在內(nèi)共30余人。學社除學習與月考外，一項重要活動是組織學生翻譯日文書籍。首先翻譯的是一本地理教材《小學外國地態(tài)》。而后又著手翻譯日本文部新頒布的一系列有關學制的文件，包括《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女學校令》《實業(yè)學校令》等，合稱《日本新學制》。此書于1903年出版?！洞蠊珗蟆ば聲榻B》稱“凡我國之有志教育改良者，亟宜先睹為快也！”
為了對新教育有更直觀準確的了解，嚴館師生先后赴日本實地考察、留學。嚴修回顧日本之行的收獲，稱“兩度瀛山采藥歸”“歸袋滿載長生藥”。在日本，嚴、張學習了先進的教育經(jīng)驗，為辦學實踐提供了有益參考，并且他們更加堅信教育改革是救國的良藥。
庚子之變與《辛丑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重要的分界線，也是天津教育史的一座分水嶺。僅以嚴、張的教育實踐而論，庚子前主要目標是培養(yǎng)經(jīng)世致用之士，仍屬傳統(tǒng)框架之下的精英教育。戰(zhàn)亂狂飆中，嚴修、張伯苓等天津士紳深深受到洋兵侵掠暴行和拳民盲目無知的刺激，認識到只有開展普及教育、國民教育，廣開民智，才能夠救亡圖存。開展國民教育靠書院、私塾等舊形式是不行的，必須開辦學堂、學校。
恰在此時天津教育發(fā)展迎來一個新的環(huán)境。1901年底，袁世凱就任直隸總督，上任后首先和洋人談判接收天津事宜。在接受了苛刻的條件后，天津終于在1902年結束長達兩年的殖民統(tǒng)治。袁世凱督直期間對教育格外重視，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練兵與興學。
此時的嚴修、張伯苓熱情高漲，與天津其他熱心學務的士紳“終日討論學事”。就在天津收復不久，嚴修集合紳商力量創(chuàng)辦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小學——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并協(xié)助地方官籌辦天津第一所官立小學堂。在他的帶動下，兩三年中，天津官、紳、商紛紛出力出資，形成一個辦學高潮，一時“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贊”。
學堂成立起來，但適應新學堂的教師數(shù)量明顯不足、能力也有所欠缺。為此，嚴修一方面向直隸學務司推薦了一批人才赴日本師范?？屏魧W，另一方面與張伯苓等人開始著手日常的師資培養(yǎng)工作。
1903年2月，普通學社成立。據(jù)《嚴修日記》：“普通學社者，為儲師材而設。張伯苓、王寅皆、林墨青三君發(fā)議而余組織成之者也。”學社每周六晚上在民立第一小學堂活動一次，活動內(nèi)容包括為教師開補習課、圍繞教學開展討論。由于絕大部分教師都沒有接受過近代科學的專門訓練，因此學社邀請熟悉相關領域的中日學人專門講解數(shù)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博物學、衛(wèi)生學、三育學（即德育、智育、體育）。學社聽眾一般在50人至80人左右，最多一次則達到160余人。
很快，士紳們培育師資的活動引起了天津府的興趣。3月11日，受知府凌福彭委托，嚴修、王寅皆等著手制定《師范補習章程》。當晚，嚴修、張伯苓、王寅皆、高曠生討論至“夜四鼓乃散”。當年秋，天津成立了師范補習所。
師范補習所被認為是“北直造就師資之發(fā)端”。它與普通學社一脈相承，補習內(nèi)容也大致相同，有時還舉行主題演講，演講包括“個人與國家關系”“天演之理”（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言“中國人處今世勢，一線生機，舍學問別無可望”）等題目。嚴修與張伯苓是課程的制定者，同時張伯苓也是主要演講者之一。講解算學、物理等課，與普通學社相同。補習仍在晚間進行，常常講至深夜十一點，嚴修幾乎每次都前往聽講。
在此同時，嚴修、張伯苓等還組織了教育研究所，活動地點也在民立第一小學堂，參加研討的均為官立、民立各學堂和家館私塾的教師。師資的建設為辦學活動順利開展提供了保障。
1904年初，袁世凱力邀家居已6年的嚴修出山從政，任直隸學務司督辦，推動全省教育的發(fā)展。嚴修表示赴任前先要再去日本考察一次。此次訪問，嚴修攜張伯苓同行，他們進一步體會到，“彼邦富強，實出于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育著手?！笨疾炱陂g，嚴修與張伯苓下定決心創(chuàng)辦一所中學堂。
1904年，張伯苓就籌建中學事宜致嚴修函
返回天津，嚴修即須往省城保定赴任。臨行前一晚，嚴修再次與張伯苓就中學堂事進行商談，決定由張伯苓主持創(chuàng)建工作，校舍仍在嚴宅后院。學堂監(jiān)督（即校長）由張伯苓擔任。經(jīng)張伯苓的精心籌備，10月16日中學堂成立。這便是南開學校的前身，時名私立中學堂。
學堂成立的制度依據(jù)來自本年初朝廷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墩鲁獭返念C布標志著學校制度在中國正式建立。不過制度初創(chuàng)時，學校與科舉并行，而后者仍被視為“正途”，許多讀書人還在觀望，不愿舍科舉而就學校。1905年秋，嚴修與盧靖等在面見袁世凱時，力陳只有停科舉，才能排除舊觀念、舊制度的干擾，使讀書人安心入學。很快袁世凱會商張之洞，聯(lián)銜上奏請廢科舉，得到朝廷同意。從此中國結束了歷時千余年的科舉制度，教育正式進入學校制時代。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學部，作為全國教育主管部門，嚴修被任命為侍郎。而此時，在張伯苓的努力下，南開的各項工作也漸入正軌。1908年，當中學堂第一屆學生畢業(yè)時，嚴修從北京發(fā)來訓詞：
事無難易，有志竟成，故立志者，入德之門也。諸生畢業(yè)后，或進專門，或?qū)W實業(yè)，或改營生計，人各有志，奚能相強。雖然持此特立之一端，至其本源，則在歸本于道德。諸生志于道德，則無論專門、實業(yè)以至改營生計，無害為君子，否則雖在通儒院畢業(yè)，特小人儒耳，何足取乎！諸生素講習人倫道德一科，即知即行，無俟過慮，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則在國民道德。今者，內(nèi)政外交事變?nèi)肇?，國勢不振，身家詎能獨存？年長之英雄雖有匡時之志，而無其才；未來之英雄，無論有無其人，而時已不待，今日所賴以轉(zhuǎn)移國勢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屬？諸生今日中國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鄙人所期望諸生者在此，本堂設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這段訓詞表達了嚴修、張伯苓等師長對南開學生的期望，也說明了嚴、張創(chuàng)立南開的初衷。正是由于嚴、張二人有著以教育塑造“國民道德”，培養(yǎng)“有志少年”“愛國志士”的共同志向，才使得他們排除種種困難，一步步推進教育事業(yè)向前發(fā)展。也正因為他們的信念，南開從建校之始便攜帶了“公能”并重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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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8年至1904年的6年時間是中國近代教育轉(zhuǎn)型的關鍵時期，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教育問題總是處在改革的風口浪尖之上，從經(jīng)濟特科，到新學制建立，再到科舉廢除，教育的每一次變革又在牽引社會的變革。作為教育革新的先行者，嚴修、張伯苓的活動不僅深受時代的影響，同時也引領著時代風氣的轉(zhuǎn)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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