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減排話語下的“陷阱”是怎樣形成的：溫室效應被夸大 |
| [ 2010/1/23 4:21:00 | By: 楊學祥 ] |
| 0 減排話語下的“陷阱”是怎樣形成的 “6000年前，地球的溫度比現(xiàn)在還要高約1.5℃，我國中緯度地區(qū)要比現(xiàn)在溫暖潮濕得多，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仰韶文化就是在這種氣候條件下發(fā)展起來的。如果以冰河期結束后的1萬年為考察對象，看不出現(xiàn)在的氣候有什么不正常！” 一直主張“氣候變化有很大不確定性”的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笑稱自己的觀點是“非主流”，但作為古氣候學家，他之所以不跟在“主流科學家”后面跑，并經(jīng)常“唱反調”，是因為他有自己的專業(yè)研究為依托。 他所率領的課題組在2009年12月《中國科學》D輯上發(fā)表最新研究成果。在這篇題為《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方案評估及中國長期排放權討論》的論文中，他將IPCC（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等機構此前提出的減排方案，統(tǒng)統(tǒng)稱作“減排話語下的陷阱”，并直斥這些方案“在道德上是邪惡的”，因為它們試圖“將目前國際上已經(jīng)形成的貧富差異固定化”。 “CO2翻倍，升溫2℃”不滿足科學實驗的基本要求 丁仲禮解釋說，這個“陷阱”由6個環(huán)節(jié)組成。首先，強調全球溫度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高敏感性，這是核心，也是起點；在這一前提下，做出升溫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影響的推論；接著作出價值判斷，即要在本世紀內將全球增溫控制在2℃以內；繼而提出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應不超過450ppm；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則是其最終目的：為發(fā)達國家設計了比發(fā)展中國家多數(shù)倍的未來人均排放權。 然而，這個邏輯體系中的起點究竟成不成立，至今還是個問號。丁仲禮表示，確定這個敏感性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利用氣候系統(tǒng)數(shù)值模式進行計算，二是從歷史記錄中評估。極其復雜的氣候變化難以用數(shù)值模式準確地模擬出來，在建立模式及模擬過程中，必須引入眾多假設與簡化處理。比如，在全球10多個較為有名的模式中，同樣將二氧化碳濃度從280ppm上升到560ppm，獲得的增溫幅度從1.5℃到6.4℃，差別竟達5℃之多。因此，所謂“CO2翻倍，升溫2℃”的觀點，只是從多個模式模擬結果的平均值中得來，不能滿足科學實驗的基本要求，因為數(shù)據(jù)在不同實驗室中能不斷重現(xiàn)。 根據(jù)全球氣象觀測資料，過去150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66℃，與此同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此前的280ppm增加到385ppm，其他溫室氣體增加了70ppm左右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這就相當于為評估氣溫與二氧化碳濃度的敏感性作了一個長期實驗——即便這0.66℃的增溫完全是由溫室氣體濃度升高造成，那二氧化碳濃度倍增后，升溫也只在1℃左右。丁仲禮認為，“敏感性”顯然被大大高估了。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當前的二氧化碳濃度為385ppm，若再把甲烷等其他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則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已經(jīng)達到甚至超過了450ppm，而事實上，150年來地球的增溫只有0.66℃左右。 丁仲禮說，IPCC的科學家們當然看到了這一問題。對此，他們給出的簡單解釋是，大氣氣溶膠的致冷作用，消抵了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對此說法，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觀察事實予以否定：一是南北半球比較，北半球排放的氣溶膠遠多于南半球，但北半球升溫幅度反高于南半球；二是冬夏季節(jié)比較，冬季氣溶膠濃度遠高于夏季，但其增溫幅度也高于夏季。此外，大氣中的氣溶膠并不都起到致冷作用，有的有致暖作用。“在大氣氣溶膠研究尚不深入的背景下，拿氣溶膠說事，無非是想繼續(xù)為‘高敏感性’張目。”丁仲禮說。 太陽活動和海洋影響不可忽視 丁仲禮指出，考察100多年的數(shù)據(jù)，從統(tǒng)計的角度論，二氧化碳與溫度的相關性，沒有太陽活動與溫度的相關性高。 他解釋說，100多年前，地球處于小冰期尾聲，太陽活動強度為低值，其后，太陽活動整體比小冰期高，但呈波動變化，其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為高值，六七十年代為低值，80年代以來又有升高，這個波動與100年的溫度變化記錄高度吻合。而同時期的二氧化碳濃度曲線卻一直呈上升狀態(tài)，并沒有這個“波動性”。 因此，他表示，可以肯定地說，最近150年0.66℃的增溫，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太陽活動等自然因素造成。但這比例有多大？難以定論，因為科學界對太陽活動影響氣候變化的具體機制尚待深入研究。 此外，影響氣溫波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海洋，尤其是大洋環(huán)流的變化。比如不少研究者認為，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全球降溫，以及1998年以來到現(xiàn)在的降溫都可能同洋流的變化有關。丁仲禮說，可惜我們對海洋所知甚少。 7個減排方案無一公平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一些國際組織和發(fā)達國家提出了7個影響較大的減排方案。丁仲禮課題組在模擬這些方案后指出，這些方案無一公平，不應作為今后國際減排談判的任何參考。 丁仲禮舉IPCC的方案為例。它將2050年大氣二氧化碳當量濃度目標定在450ppm，在這個目標下，全球只有約800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空間。在這個總量限制中，發(fā)達國家確定“率先減排”比例后，余下的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排放權，但所剩已不多。 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大氣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yè)革命前的270ppm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其中的約60%是由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個發(fā)達國家貢獻的。在此期間，27個發(fā)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達到了251噸碳，而發(fā)展中國家只有33噸碳，兩者相差7.5倍。 而G8方案在去年G8國家首腦會議后推出，并作為哥本哈根談判中發(fā)達國家的主要提案。它的核心是，到2050年，全球減排50%，發(fā)達國家減排80%。丁仲禮認為，這個方案貌似公允，實際由于排放基數(shù)不同，發(fā)達國家將獲得3.9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丁仲禮指出，《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了“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之所以強調“區(qū)別”，主要原因就是各國歷史上實際排放量的巨大差別。但這些方案無一不在幫發(fā)達國家回避歷史責任。 “氣候的歷史就是以不同時間尺度波動的歷史，不管有沒有人類活動，變是絕對的，不變才是相對的。人類對氣溫升高的憂慮，主要不應在幅度上，而應在速率上。如果氣溫以緩慢的速度波動性升高，就像過去150年那樣，對人類來說，不見得是壞事，因為溫暖期在全球尺度上看，其生物總產量將大大超過寒冷期。但是，如果升溫速率過高，地球上的物種，包括人類，都將有可能來不及適應而受到嚴重影響的危險。”丁仲禮說。 不過，丁仲禮表示，雖然IPCC高估了溫室效應，同時又在未來排放權的分配上向發(fā)達國家傾斜，但它倡導的節(jié)能減排的理念無疑是正確的。普及這個理念也是保證我國綠色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前提。（本報北京1月22日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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