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戰(zhàn)爭與和平》札記
1、版 本
我手頭有四個《戰(zhàn)爭與和平》的中譯版本，分別為高植譯本、草嬰譯本、劉遼逸譯本和董秋斯譯本。其中唯一沒讀完的是董秋斯譯本，那譯本譯得實在太差，差得沒辦法讀完。怪不得傅雷先生生前就說董譯本“一塌糊涂，幾乎每行都別扭”。讀時還真有這感覺。其他幾個譯本都分別讀過一遍。最近，忍不住把高植的譯本又讀了一遍。之所以選擇高植譯本重讀，是因為我最喜歡這個譯本。在我看來，高植譯本把托爾斯泰的風格表達得最為充分。我知道會有人不同意我這個觀點，但是沒關(guān)系，我寫下這句話，不是要說服任何人，僅僅是我自己喜歡。
2、注 釋
著意提出注釋，也是因為高植譯本。這個譯本附有大量毛德（一譯莫德）英譯本注釋。這些注釋對讀者理解這部小說極有幫助。其他幾個譯本缺少這些注釋，總覺得特別可惜。從這些注釋里也可以看出，毛德對托爾斯泰小說傾注了多么大的心血，沒有這些心血，毛德譯本也很難成為全球的托氏小說權(quán)威譯本。即使是那些從俄文直接翻譯的托氏小說，也很少不參考毛德英譯本譯文的。對毛德來說，這是非常驚人的成就。
3、“序 言”
這個小標題之所以要打上引號，是因為我手頭的這幾個譯本都沒有序言。這是很奇怪的現(xiàn)象。在我國出版的譯著中，尤其是古典譯著，差不多都有一篇或由專家或由譯者撰寫的長篇序言。但《戰(zhàn)爭與和平》沒有。更讓人詫異的是，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lián)手出版的“外國文學(xué)名著叢書”（俗稱“網(wǎng)格本”）中，差不多稱得上首屈一指的古典名著《戰(zhàn)爭與和平》竟然沒有入選。我個人覺得，這部著作沒有入選，恰恰就因為那套叢書的每部譯文前都必須冠有一篇“譯本序”。這部著作的落選是因為無人能寫出一篇有分量的序言嗎？有時我覺得，大概還真就是這么回事。要為這部著作寫序，真是特別困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劉遼逸譯本中，譯者寫了篇“后記”，本來以為他會（也應(yīng)該）就著作本身寫點什么，但意外的是，譯者沒寫幾行，就筆鋒一轉(zhuǎn)，嘮嘮叨叨地談起了翻譯問題，我覺得有點可笑，因為他談翻譯問題也沒談出什么新觀點。就我目前所見，唯一對這部著作說了一些話的，是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列夫·托爾斯泰文集》首卷前陳燊先生撰寫的總序中，但因為是“總序”，也自然沒專門就這部著作談出更多實際的內(nèi)容。
4、宗 教
為什么這
部著作的序言難寫？
這得首先去看托爾斯泰究竟為什么要寫這部長篇。俄羅斯1812年的衛(wèi)國戰(zhàn)爭差不多是在無法取勝的劣勢下取得勝利的。托爾斯泰寫這部小說，自然不是想在那段歷史中挖掘什么傳奇故事。托爾斯泰將筆尖伸入那段歷史，是在他看來，取勝的原因不是一把單純的莫斯科大火（想想我國的歷史吧，出現(xiàn)過多少場大火？但絕不是每次大火都能帶來縱火者想要的結(jié)果）。在托氏眼里，是俄羅斯的民族性格質(zhì)素導(dǎo)致了勝利來臨。那么接下來的就是什么是俄羅斯性格了。關(guān)于這個問題，索洛維約夫、別爾嘉耶夫等人已闡述得非常透徹，尤其是后者，其核心論點就是俄羅斯性格中的宗教觀。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國很多研究俄國文學(xué)的專家對俄羅斯宗教信仰幾乎談不上認識，更談不上研究。譬如，李明濱在人文版《復(fù)活》的后記中就直接將托氏的宗教思想貶斥為“荒謬”和“反動”，殊不知沒有宗教性格和神學(xué)內(nèi)核的相互依存，俄羅斯文學(xué)根本就無法在世界文學(xué)中攀上一覽眾山小的高峰。我國“學(xué)者”始終只習(xí)慣從政論性角度來解讀真正的文學(xué)，這點讓我特別反感，因為這樣的解讀實際上已經(jīng)和文學(xué)本身沒什么關(guān)系了。政治總喜歡利用文學(xué)，但真正的文學(xué)出現(xiàn)之時，是絕不會想到政治的；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作家動筆前想到的是為政治、政體甚或政府服務(wù)的話，那么，從他落筆的第一個字開始，和文學(xué)就已經(jīng)絕緣了。另外我記得讀《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一書時，譯者劉宗次在序言里談到他在俄國遇見的一件事，當他得知俄國“最優(yōu)秀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都上教堂去了”時，居然沾沾自喜地自認“對此知之甚少”，同時對在教堂外遇見的俄國青年仍簡單而輕蔑地發(fā)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類只屬于政治話語圈的淺薄論調(diào)。自然，一個人可以不接受“神學(xué)是最高的知識學(xué)”（卡爾·巴特語），也可以不接受“宗教是人的終極關(guān)切”（蒂利希語），但無法抹煞的事實卻是，俄羅斯的性格基礎(chǔ)就是宗教質(zhì)素，俄羅斯精神所確認的真理就是上帝的神性真理。早在中世紀，有“舉世無雙的教師”之稱的托馬斯·阿奎那就振聾發(fā)聵地提出過神的真理與人的真理，永遠是同一個真理之說。俄羅斯性格所接受的便是這一塑造。如果對俄羅斯宗教沒有確切地把握與認知，如何為托爾斯泰寫得出有分量的序言？把這句話淺白地說，如果我們不認識一個人的性格，就沒資格說我們真正地認識他。談不上認識的話，自然也就無法中肯地表述出來。
5、主 題
刻畫俄羅斯性格是托爾斯泰寫作這部巨著的目的，那么小說要追尋的主題又是什么呢？對此，舍斯托夫很精辟地指出，托爾斯泰這部小說的主題是渴望通過對性格的確認，找到對生活的理解。我特別認同這句一針見血的話。撇開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家庭）群像，我覺得托氏在小說中感到最頭痛的問題是理性與非理性在生活中的沖突。這個問題不僅表現(xiàn)在“戰(zhàn)爭”方面，同樣也表現(xiàn)在“和平”方面。
先說“戰(zhàn)爭”。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zhàn)爭的歷史。但能夠徹底改變歷史的戰(zhàn)爭卻是不多。1812年的俄羅斯衛(wèi)國戰(zhàn)爭肯定是改變世界歷史的一次戰(zhàn)爭。面對這次戰(zhàn)爭，托爾斯泰首先對其源起作了十分理性的分析。他把“戰(zhàn)爭”定義為“違反人類理智和人類本性的事件”。從托爾斯泰的思想根源來看，這個定義沒什么不對，但他忽略了“人類本性”其實就是爭斗的本性，叢林法則始終就在人的血液里起著支配作用。因此，我覺得托氏的這個定義很是值得商榷。當然，托氏說這句話，是站在徹底理性的角度說話。我個人看法是，人應(yīng)該理性但恰恰不可能完全理性。托爾斯泰甚至覺得，“假如法國伍長不愿意服兵役，第二個也不愿，第三個以及第一千個伍長和兵士都不愿，則拿破侖的軍隊將會減少那么多人，戰(zhàn)爭也不會發(fā)生”。這句話咋看之下十分正確，但這恰恰又是絕對不會發(fā)生的事情。因為這樣的事情如果發(fā)生，那勢必離開人類的本性和發(fā)展規(guī)律，因此，托氏要求的個人理性恰恰是集體的非理性，這種矛盾的沖突始終就在彼挨爾身上得到極其鮮明的體現(xiàn)。
同樣，在“和平”中，托爾斯泰撞見的也是理性與非理性的沖突。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徹底理性的生活，那么生活中就不會有感傷，也不會有激情。當安德來公爵眼睜睜看著妻子死去，他本人也在負傷時面對無窮的天空而陷入不可自拔的虛無深淵之后，他從理性中認識到“一切都是欺騙”，但卻在娜塔莎面對月夜的單純贊美而重新激起生活的欲望。托爾斯泰的生花之筆差不多淋漓盡致地為我們展現(xiàn)了這種只屬于靈魂的復(fù)雜沖突。始終強調(diào)理性的托爾斯泰在這里幾乎承認了非理性的必要。
回到舍斯托夫的論點，托爾斯泰找到的生活理解究竟是什么呢？其實，這是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托爾斯泰的力度其實就體現(xiàn)在這里，把他和任何一位小說家相比之時（僅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他絕對不會忘記將他面對和發(fā)現(xiàn)的問題置于生存論的拷問之下。這幾乎可以解釋為什么他滿懷樂觀地進入寫作，然后很快陷入不安的苦惱之中，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讀者讀完這部著作，會發(fā)現(xiàn)自己很難記住完整的情節(jié)。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托爾斯泰將小說置于了生存論的深處——在那里，他將人的生死與命運，濃縮成高更那幅震動人心的杰作標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往何處去？”
這同樣只能是理性與非理性所碰撞出的最尖銳的問題。
6、人 物
沒去統(tǒng)計這部小說究竟出場了多少人物。如果去做這樣的統(tǒng)計，那也實在是太無聊的事。但這部巨著出場的人物之多，著實令人瞠目結(jié)舌。就我個人的閱讀來說，在幾個世紀的歐洲小說中，恐怕再沒有第二部容納如此多人物的小說出現(xiàn)。更令人驚嘆的是，在百萬字的篇幅中，沒有任何一個局部讓托氏因為人物擁擠而產(chǎn)生絲毫的慌亂。事實上，沒有一個地方讓人感覺人物過多而擁擠。小說中每個人物都有鮮明的個人性格。排在我心目中首位的是安德來公爵。他時時流露的厭倦、傷感以及頹喪差不多擁有現(xiàn)代小說中人的一切特征。最讓我惆悵的是他沒有最終與娜塔莎走到一起，就像《復(fù)活》中的聶赫留朵夫最終沒有與卡秋莎走到一起一樣。托爾斯泰始終服從生活的規(guī)律，這也是《戰(zhàn)爭與和平》不給我是一部小說而就是生活本身之感。另外，我感到意外的是，和彼挨爾相比，我更喜歡皆尼索夫和羅斯托夫。在刻畫這些人物時，托爾斯泰始終不主題先行，他就是將人物的性格和盤托出，將愛與憎的選擇留給讀者。生活中會遇到什么人，他就寫下什么人，正如生活中有什么樣的情感，他就寫下什么樣的情感。也正因如此，小說中的眾多女性也得到各種性格的刻畫。在我看來，僅僅這部小說，托爾斯泰對女性的刻畫才力就遠遠超過了他同時期的兩個主要文壇對手——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實際上，屠格涅夫是我越來越覺得名不副實的作家。他有第一流的名聲，但提供的卻是第二流的小說。尤其他對女性的刻畫，差不多千篇一律。他筆下的娜塔利婭、塔季揚娜、阿霞、麗莎等等女性，幾乎就是從一個模式中出來，看不出任何變化。盡管《前夜》中的葉連娜和《父與子》中的奧金佐娃有那么一點點不同，但在這兩個女性的塑造上，屠格涅夫的筆力十分明顯地出現(xiàn)臆想過多、真實不夠之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意外地有這樣的毛病，但與屠格涅夫不同的是，陀氏的目的很明確，他要求筆下的女性擁有宗教性質(zhì)上的受苦感，因此，與其說陀氏在塑造性格，倒不如說他在刻畫靈魂。屠格涅夫?qū)嵲跊]資格與他們相提并論。
在《戰(zhàn)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筆下的女性層次多樣，沒有哪個讓人忘得了。譬如富于心計的安娜·米哈洛芙娜夫人、純情的娜塔莎、令人心碎的索尼亞、內(nèi)心時時掙扎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自作聰明的部銳昂小姐、荒淫的愛侖等等等等，沒有任何一個讓人覺得是托爾斯泰的面壁虛構(gòu)，她們置身于各自的生活深處，沒有哪件做出的事不是出于她們的性格。我記得我以前最喜歡的是娜塔莎，這次重讀時，每到娜塔莎出場，我總不由感到一種喜悅，但讀到后來，我忽然發(fā)現(xiàn)最讓我受到吸引的已漸漸變成了索尼亞。我知道是我的年齡改變導(dǎo)致我喜歡的對象改變。就從這點來說，我不能不嘆服托爾斯泰的筆力所刻畫的非凡真實。因為只有真實，才能讓每個年齡層的人對人物產(chǎn)生不同的感受。而這感受也同樣的真實。
7、比 較
很多年來，我一直把我最熱愛的小說家定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在我的讀書計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小說是我每年都會全部重讀的書籍。今年例外了，我的重讀重點在今年換成了托爾斯泰。我沒有要去比較他們的初衷，但很有意味的事實卻是，當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讀過《戰(zhàn)爭與和平》之后，他立刻明白自己的寫作目標就是寫出一部同樣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的長篇小說。在雄心驅(qū)使之下，他差不多立刻開始構(gòu)思一部名為《大罪人傳》的長篇小說。在陀氏心中，無疑有著用這部《大罪人傳》來和《戰(zhàn)爭與和平》一較長短的強烈愿望。但直到陀氏逝世，這部小說始終未能進入創(chuàng)作，他只把其中一部分構(gòu)思給予了他畢生的結(jié)晶之作《卡拉馬佐夫兄弟》。
我不下十次地讀過《卡拉馬佐夫兄弟》，但《戰(zhàn)爭與和平》只這區(qū)區(qū)四遍。
能不能將《卡拉馬佐夫兄弟》和《戰(zhàn)爭與和平》進行比較？比較又能得出什么結(jié)果？
我只能說，前者氣息太濃，后者氣勢太盛。
前者的氣息讓人迷戀、恐懼，像一條黑暗的走廊，引誘人甘心走下去。
后者的氣勢寬廣，不僅包括大地，還包括天空，遼闊得不可思議。
如果真要去比較他們，雖然無須再像梅烈日科夫斯基那樣寫上厚厚兩卷，至少也得用一篇很長的文章，這文章我以后再寫。
2011年7月18日至7月2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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