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從建造伊始，就被自然而然地賦予了某種神秘的哲學內(nèi)涵，也成為皇權(quán)至上和神權(quán)至尊的體現(xiàn)。即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至此也要走下玉輦，脫去龍袍，換上祭服，虔誠跪拜，敬畏上蒼。走入天壇，只覺一片空曠，仿佛能聽見天的呼吸。
“天”的認識與理解，中國古人從來沒有孤立地停留在天文學領(lǐng)域之中，他們利用天文觀測的成果，把宇宙的運行規(guī)律，引申到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的領(lǐng)域里，創(chuàng)立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宇宙觀。
天壇是現(xiàn)存最“年輕”的祭天建筑群，從它修建至今，僅僅只有幾百年的歷史，真正古老的祭天建筑，當屬圓丘。圓丘祭天，始于遠古時期。相傳，“有虞氏”的遠古部落領(lǐng)袖舜，“冬至大祭天于圓丘”。
古籍中有黃帝祭天的記載，據(jù)說黃帝祭天的祭壇就在今河南濟源市王屋山的主峰上，山頂有天壇，是黃帝祭天的地方，因此被稱為“天壇山”?，F(xiàn)今天壇山還留有軒轅祠、軒轅松、黃帝祭天遺物等。周代禮制則明確規(guī)定：“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圓丘”。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祭天采用了基于五行思想的“五德終始說”，祭祀五方帝或稱五天帝，延續(xù)了自己祖先“時祭”形式，以“時”為祭壇。其實“時”原為峙立之義，民間于田中立石以祭雜神，后來統(tǒng)治者也將其所立的祭祀之處稱為“時”。
漢初祭天壇制基本上繼承自秦。自漢平帝時恢復周禮建圓丘以祭天的規(guī)制，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遵循。天壇并不是北京最早的祭壇，在明成祖遷都北京前，北京已經(jīng)修建過兩座祭天的祭壇了。
第一座祭壇建于金代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代的祭壇在南城外，豐宜門是金代的南門，而豐臺即拜郊臺，所以有了豐臺這個地名。第二座祭壇則是元代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下詔修建的，八年以后建成。祭天郊壇位于大都城南門]麗正廣門東南七里，南郊祭祀合祭皇天、上帝、皇帝衹和五方帝君。
第三座就是明代天壇，它建成于1420年(永樂十八年)，那個時候它準確名稱應(yīng)該叫“天地壇”，是仿南京天地壇修建的。為什么叫天地壇呢？因為朱元璋要求“天地合祀”，其實這種祭祀方式是有悖于周禮圓丘祭天的古制，是朱元璋一時心血來潮的產(chǎn)物。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是按照天地分祀的制度，在都城南京的南面“鐘山之陽”修建了祭天的圓丘。但是在洪武十年“因風雨不時，災異時見”，朱元璋又恰好在這個時候讀了漢代人京房所撰寫的《災異對》，心有不安，認為天地是父母，如果把父母分別放置，則犯了不孝的大忌，于是決定改天地分祀為天地合祀。
在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朱元璋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改建圓丘于南郊，而之前的圓丘舊址則建了大祀殿。有趣的是，大祀殿不是圓形的，而是方形的。朱元璋把天地合祀的時間改在春時，永為定制。
朱棣遷都北京，仿南京規(guī)制建大祀殿，依舊是一座長方形大殿，因合祀天地，因此壇名為“天地壇”。天地壇建成后，明代嘉靖朝之前雖有修繕之役，但無大的格局變化。嘉靖九年(1530年)大祀改制，改變了天地壇原有的建筑格局，這其實與一場政治風波有關(guān)。
正德十六年武宗死后無子，其堂弟朱厚熄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tǒng)，是為世宗。因為世宗是以同輩庶兄弟身份登基的，按皇統(tǒng)繼承規(guī)制，世宗要認孝宗是自己的父親，但世宗的生父是孝宗之弟興獻王，孝宗只是他的伯父。
對此，以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為首，主張世宗應(yīng)以孝宗為皇考，而尊其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還有一派，以進士張德為首，投嘉靖帝所好，就主張應(yīng)以興獻王為皇考，并在憲宗與武宗之間，加進興獻帝一代，號為睿宗。此即所謂“大禮議”之爭。
今人可能覺得此爭論不可思議，但以當時的正統(tǒng)觀念，這卻是關(guān)乎國體的頭等大事?！按蠖Y議”之爭，是明世宗十四歲登帝位后掃除異己、確立權(quán)威的試金石。嘉靖和反對派僵持交鋒三年半，最終他全面獲勝。
之后，為了獨掌權(quán)柄，嘉靖帝又策劃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就包括祭祀禮制的改造。嘉靖帝推翻了自洪武年以來160余年不變的天地合祀制度，分別建造圓丘祭天，方澤祭地，朝日壇，夕月壇祭祀日月，形成了今天的天壇，地壇、日壇和月壇。
嘉靖年間改建天壇時，當時的設(shè)計者巧妙地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圓丘壇建在原天地壇的南面，兩壇相距360米，設(shè)計者沒有讓它們孤立相對，而是設(shè)計了一條寬闊的海墁大道，使相距甚遠的兩組建筑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形成一個整體，尤其是從南端向北遙望，祈谷壇猶如巍峨壯麗的天宮，腳下的海墁大道恰似一條通往天庭的神路。
再一個巧妙解決的是相隔兩壇之間的壇墻。為了體現(xiàn)天圓地方的寓意，這段墻東西兩端與東西壇墻垂直相交，保持為方角，只在其與兩壇主體建筑相對形成的南北中軸線相交的位置，將這段壇墻建成向北凸出的圓弧狀，成貞門即位于圓弧的弧頂。
這一巧妙的處理手法，既體現(xiàn)了圓丘壇的“天圓”，又保留了祈谷壇的“地方”。嘉靖在天地壇新建圓丘壇還帶來一個問題，原來壇內(nèi)的齋宮是為天地壇修建的，位于大祀殿西南，這個位置是符合禮制的。
而新建的圓丘壇在齋宮的東南，對圓丘而言齋宮的位置就成了問題，齋宮跑到了祭壇的北面，對此嘉靖皇帝認為“舊存齋宮在圈丘北，是距視圓丘也”，于是他提出要在圓丘的南面重建一座齋宮。
這時有一位大臣站出來婉言勸阻了皇帝，身為禮部尚書的夏言對皇帝講：在圓丘旁修建齋宮是不符合古人祭天意義的，本來古禮規(guī)定祭天“至敬不壇，掃地而祭”，連壇都不要建，掃塊干凈地就可以了，祭天崇尚的是質(zhì)樸，只要誠心誠意表示對天的謙恭肅敬就可以了。陛下對祭天禮儀不是精心地考證過嗎，所以請陛下打消建齋宮的想法以仰承天意。夏言的一番話還真起了作用，嘉靖皇帝果然打消了建齋宮的念頭。
事實上祭天場所歷代都稱為“圓丘”，沒有“天壇”這一名稱。“天壇”得名始于明嘉靖十三年。據(jù)《明實錄》載：“(嘉靖九年十一月)丙申，上諭禮部日：南郊之東壇名天壇，北郊之壇名地壇，東郊之壇名朝日壇，西郊之壇名夕月壇，南郊之西壇名神衹壇，著載會典，勿得混稱?！?/p>
在天壇大興土木的另一個皇帝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他一登上皇位就頒下旨意，對天壇建筑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擴建、改建及修繕。
說起天壇的修繕和改建，不得不提起中國清代皇室建筑工程師雷氏家族。天壇的祈年殿就是由樣式雷家族第七代傳人雷廷昌主持重建的，他在建殿之前，要與欽派風水官員同赴實地相度風水，還要繪制專門的風水地勢畫樣。因此他的建筑和設(shè)計中，處處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在設(shè)計中滿足了帝王的需求。
“象天法地”是中國古代建筑中普遍遵循的一個設(shè)計原則。天壇作為祭天的建筑更不例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這座祭壇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修建天壇的古代建筑師和工匠發(fā)揮了他們?nèi)恐腔酆拓S富的想象力，通過多種方式把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融入到建筑之中。
公元前514年，吳大夫伍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為吳王建造闔閭大城(今蘇州市城廂區(qū))，楚國之時的建筑就普遍存在“天人感應(yīng)之說”、“四神之說”、“陰陽之說”、“五行之說”等建筑意識。這些建筑意識形成了中國古老的風水理論的基礎(chǔ)。
天壇，作為與天最近的神壇，從建筑伊始就包含了濃郁的風水意識。天壇建在國都郊外之東南位，它的選址就是極符合中國傳統(tǒng)的風水觀念的。首先，圓丘祭天古稱“郊祀”，因此必須建在都城之外。北京天壇現(xiàn)在位于城內(nèi)，是因明代修建外城，把天壇圈在外城墻內(nèi)。
圓丘建在城南，是因為古人以南為陽，北為陰，天為陽性而居南，地為陰性而居北，地壇就建在城北。天壇不建在城南正中，在道左東南位，是與古代方位說有關(guān)，伏羲的先天八卦以東南方為陽陽位(重陽位)，與天為陽性相符，二是與古人以左為上，東南方居城南道路之左，與天為上的地位相符，三是因為壇位若設(shè)在城南正中，勢必影響皇城正面道路通暢，就是皇帝到天壇祭天也須繞道而行，此為古人一大忌諱。
圓丘壇四門的名稱“泰元”、“昭亨”、“廣利”、“成貞”源自《易經(jīng)》的“乾”卦，在八卦中“乾”是代表天的。乾卦的卦辭：“元、亨、利、貞”表示天的功能，天的法則，“元”有大與始的含義，“亨”是通，“利”是祥和，“貞”是正與固的意思。
意思是說“天的功能，是萬物創(chuàng)始的偉大根源，通行無阻，祥和有益，無所不正，而且執(zhí)著”。天是生成萬物的本元，同時也保證宇宙的大和諧，超然于萬物之上，使天下萬國都得到安寧。
走進天壇，仿佛告別了塵世間紛繁的喧囂，一下子就進入到莊嚴肅穆的圣殿中，環(huán)顧四周，古柏蒼翠，枝繁葉茂，條條大路筆直通透，格局清晰明朗，與天的距離也在不經(jīng)意中被拉近了。能體味到一種凝重而又深沉的生命的“力”的內(nèi)涵，默默地漸入一種物我相通的意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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