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沃爾特·李普曼（下文簡稱李普曼）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他于1923年6月在紐約長島著手《幻影公眾》一書的創(chuàng)作。1925年，李普曼出版了這部作為《公眾輿論》的延續(xù)的作品。本文針對《幻影公眾》引起的爭議進行討論，包括李普曼對啟蒙時代的傳統(tǒng)民主理論思想提出的質疑，以及這本書問世以后引發(fā)的激烈辯論。通過文本解讀，將不同的觀點還原到當時特定的背景中試圖找到產(chǎn)生質疑和爭議的真正原因。
《幻影公眾》作為傳播學的經(jīng)典著作有極大的啟發(fā)意義。總體而言，學者對于這本著作的解讀分析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種是文本解讀，對李普曼提出的對傳統(tǒng)民主理論的質疑加以分析。大多數(shù)學者的分析集中在李普曼對公眾非理性智慧的認定、李普曼指出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中虛假的設計以及如何實現(xiàn)或者由誰帶領而實現(xiàn)民主這幾個方面。他們認為李普曼推翻了先人對理性公眾的判斷。李普曼把神圣智慧的公眾當做一個幻影，因為公眾處于事件的外圍，他們應該歸位讓了解問題的“局內人”采取行動。李普曼對于選舉方式的思考角度具有創(chuàng)新性卻又有些悲觀和極端，他對于如何實現(xiàn)民主的觀點有精英主義的傾向。
第二種是關注該著作引起的后世影響。學者認為這部作品和《公眾輿論》首次對傳統(tǒng)民主理論提出質疑，注意到了在當時政治學領域都不曾注意到的新問題。學者對這部作品對后世影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對于民主理論截然不同的看法上。他們認為李普曼的分析過于關注個體，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交往。杜威的觀點則太過理想化，期望和現(xiàn)實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將李普曼和杜威之間的思想交流轉換為一種“論戰(zhàn)式”的學術話語，開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對李普曼的批評被廣泛引用，他贊同杜威的思想。而且學者普遍認為，這部作品繼承《公眾輿論》對公眾、輿論、民主三者及其關系的深刻批判分析，對后來的輿論思想甚或輿論觀的變化也產(chǎn)生重要影響。
第三種是從文本提供的研究方法出發(fā)，分析李普曼給我們帶來的全新視角。學者肯定了李普曼運用批判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思維，給讀者提供了多元化思維的借鑒。另外李普曼的思考也閃爍著理性主義的光華，他不是冒昧的解決問題而是不斷地提出問題進行連續(xù)的思考。此外，文本體現(xiàn)出哲學思辨，努力闡述人類與其外部生存世界的關系，李普曼深入的思考讓理性上升到哲學的高度。
最后一種是借用李普曼的分析對當今時代的輿論環(huán)境、輿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等作出進一步思考。這些思考分析主要包括對當今媒體格局嬗變的解讀，對當下網(wǎng)絡輿論及其影響的分析，以及重新看待公眾輿論的變化。
早在1911年，年僅22歲的李普曼就開始反思“民主的局限性”。當時還信奉社會主義的他就清醒地認識到選民為自己的生活忙碌奔波根本無暇他顧。這也可以證明他對民主弊端的反思很早便開始。1922年《公眾輿論》出版，隨后《幻影公眾》也公布于世。這兩部作品都是圍繞“公眾”這個核心主體，去揭露傳統(tǒng)民主理論依賴的“公眾神話”，并抨擊依照這些理論塑造的民主而產(chǎn)生的弊端。李普曼對民主理論公眾形象的主要分析包括公眾無法保持清醒且對選舉投票冷漠，不應對他們抱有幻想。教育無法實現(xiàn)培育優(yōu)秀公民的理想。社會選出能夠了解掌握信息的代理人，其他信息不對稱的公眾則是旁觀者，他們是平衡專制的力量。公眾輿論是力量儲備，在危機時發(fā)起挑戰(zhàn)。除了危機時刻，公眾可以不作為。社會系統(tǒng)的變化很大，我們需要找準兩個變量挑戰(zhàn)他們的關系，價值觀就是來自事物之間的對比，解決沖突找到雙發(fā)的妥協(xié)方式去調解，權利義務的建立也是一種妥協(xié)方式，社會契約由此形成。公眾辯論就是為了識別黨派偏見者與私立維護者。而民主最為窘迫的是，一方面他們將遭遇失敗，除非制定獲得廣泛認同的規(guī)則，而另一方面，他們似乎無法找到解決重大問題的方案，除非通過集權統(tǒng)治推行其制定的規(guī)則，而無視認同原則。[1]這些分析從實用主義而非理性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在不同程度上對傳統(tǒng)民主理論及其塑造的公眾形象提出了挑戰(zhàn)。但與此同時，也引發(fā)了后世的爭論。詹姆斯·凱瑞（下文簡稱凱瑞）就并不推崇李普曼的思想，他還將約翰·杜威（下文簡稱杜威）和李普曼的觀點形成了“論戰(zhàn)式”的對話。 將李普曼和杜威之間的思想交流轉換為一種“論戰(zhàn)式”的學術話語，開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凱里，作為美國媒介和傳播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對李普曼的批評被廣為引用，他對李普曼和杜威論戰(zhàn)的描述也最有影響力。1982年，凱里在他的論文《大眾傳媒：批判的觀點》中用爭論和沖突來形容這場思想交流，將杜威和李普曼的關系描述為對抗性的，7年后這篇文章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再次發(fā)表。[10]針對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交流，凱里表達了對杜威觀點的明顯推崇，認為他不僅可以“肯定在我們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碼，通過想象構建一個更可取的世界”。而對于李普曼，凱里批評他質疑廣大市民參與民主的能力，并引導大眾傳播研究轉向定量的“行政”（實證）研究。在1987年發(fā)表的論文中，凱里又抱怨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公眾從概念上被清空了?！痹蚩梢詺w咎為政治理論的發(fā)展和民意調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為他“將公眾置于政治之外，將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 凱里對雙方的評論所帶來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證。研究美國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書中承認他依賴凱里的《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來完成他對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讀。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傳記《杜威與美國民主》中，羅伯特?威斯布魯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觀點。這些學者經(jīng)常引用杜威評價《公眾輿論》時的一段話就是，杜威認為這本書“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達的對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訴”。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句話出現(xiàn)在第一段的結尾處，而這一段充滿了對該書“輝煌的，有啟發(fā)性，客觀性”的贊譽。杜威不僅發(fā)現(xiàn)《公眾輿論》中有許多值得稱贊的地方，而且將《幻影公眾》這本在今天看來是兩本書中更為反民主的著作，評價為“論述的是對修正的、有節(jié)制的民主理論的信仰”。[12] 實際上，在凱里第一次將杜威和李普曼連接起來時，他的解釋存在許多誤讀的地方，也缺少具體的引證。在反響廣泛的《重構大眾和媒介》那一章中，凱里承認：“我取出的內容重點是關注杜威與李普曼的沖突，并在我希望推進的地方搭臺提供論據(jù)。”[13]凱里的論據(jù)設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頁，沒有注釋，其中包括從《公眾及其問題》中引用的一段長文，但沒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凱里的原文缺少引證，然后拉什引述了凱里，隨后拉什被廣泛引用卻沒有提及凱里。威斯布魯克引用拉什，但隨著威斯布魯克的書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近來闡釋這場交流的學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魯克而不是拉什。這些舉動，使對這場交流的重構獲得了更多權威性，但卻缺少透明度。這儼然就像一場“蝴蝶效應”，某個領域的學者頻繁運用的一個小詞匯，經(jīng)過流通和推動，被引用、放大，并為其他領域的學者所采用。隨著這種說法的跨學科流動，采用者而非原創(chuàng)者將被繼續(xù)引用，結果就是一個龐大的解釋性大廈卻建立在一個話語修辭所拍動的翅膀上。 凱里將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對立立場上的意圖似乎很明顯：李普曼成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傳統(tǒng)中的歷史先驅和哲學標桿，這一傳統(tǒng)在凱里看來與他所倡導的儀式取向的研究傳統(tǒng)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種人性化和人文主義實踐中的實用主義、民主、社會共同體和交流，在那里每一個人都能參與到意義生產(chǎn)中去。對杜威的推崇，以及為了恢復和肯定杜威那種對參與式民主制度充滿希望的愿景，使這種話語重構將李普曼的立場簡化為一種諷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分歧，而忽視了這場思想交流發(fā)生的廣闊的歷史和傳記背景，甚至使用極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沒有出現(xiàn)過的術語。[2]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對雙方來說都是極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聞思想的變遷及其引發(fā)的爭議和批評。對傳統(tǒng)民主理論的持續(xù)抨擊與李普曼自身對進步主義理想的幻滅有著很大關系。對此，李普曼給出的解釋為，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統(tǒng)治能力的結果，公眾是應該被馴服的巨獸，而不是一種可教育的力量。在關于民主、公眾和新聞業(yè)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確帶有深厚的精英主義立場，但是他對民主前景的擔憂，對大眾自治能力的質疑，都來自于他所堅定致力于的改進和完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當代學者將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那場思想交流建構為對抗性的爭論，將提倡專家治國的李普曼譴責為反民主的精英，實際上并不忠實于事件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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