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54年的“批俞評紅”
——關于《紅樓夢》考據(jù)
作者|歐陽健
在“批俞評紅”中，考據(jù)顯出極端的重要性、敏感性和尖銳性。一方面，考據(jù)之聲始終縈繞在“運動”的上空，驅之不去；另一方面，對于考據(jù)在胡適紅學中的特殊作用，多數(shù)人始終沒弄明白。參與批判的雖然大都堪稱一流專家，但在《紅樓夢》考據(jù)方面的研究參差不齊；加之重要版本世人難覿一面，就更增添了學術上的難度。
一
首先，貶抑考據(jù)的情緒，充斥于紅學研究者的筆端。如任訪秋的《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考證與批評問題》說：“清代學者從乾隆以后，搞了一百年的考據(jù)學，其結果是在思想上給清王朝制造了一些極其馴順而忠實的奴才。'五四’以后，胡適、顧頡剛等所提倡的新考據(jù)學，三十多年來，也一樣的是給帝國主義、封建法西斯統(tǒng)治制造了一些馴順而忠實的奴才！”就是以“革命”“進步”的尺子，從動機和效果兩個方面，將考據(jù)統(tǒng)統(tǒng)否定掉了。批判者還動輒以“煩瑣”來貶低考證，將它與內容的研究對立起來。王瑤的《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jù)》說：
譬如說我們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這個結論就絕不是可用羅列史料證據(jù)的簡單方法來得出的；用那種方法只能找曹家的事跡或“脂硯齋評本”來作證據(jù)，結果就只能是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簡論》！胡適常常用老吏斷獄來譬喻考據(jù)，認為“考證學只能跟著材料走”。他說：“做考證的人，至少須明白他的任務有與法官斷獄同樣的嚴重，他的方法也必須有與法官斷獄同樣的謹嚴，同樣的審慎?！边@個譬喻很好，我們也可以借用一下。法官當然不能制造證據(jù)，他必須嚴肅地重視和辨別這些證據(jù)；但更重要的，法院是國家機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服務的究竟是哪一階級的政權？他所根據(jù)的法律是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呢，還是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這就不能不牽涉到原則性的問題了：研究工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王瑤借用胡適的譬喻，將“考證”與“理論”的關系說成“證據(jù)”與“法律”的關系，在他看來，是否承認或正視某一“事實”或“證據(jù)”，不是看這“事實”或“證據(jù)”是否存在，是否成立，而是看它是否與“正確的政治立場”相符，是否對本階級有利。這種見解，從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的角度看，顯然是片面的。
更為有趣的是，余冠英1954年11月14日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9期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為什么不能從大處著眼》，文章對俞平伯“由小問題到大問題，由篇章字句到思想藝術，由考證、?？钡椒治觥⑴小钡摹爸巍都t樓夢》的步驟”提出了批評，認為強調校勘、考證這類“小問題”是錯誤的，因為“過分重視這類問題倒反而妨礙我們從大處著眼，做'由表及里’的研究”。他說：“在我們許多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腦中存在著一種牢不可破的、對研究的錯誤看法。一提到研究就只想到考證、?？?，而不是想到思想、藝術的分析。甚至對于非考證、?？敝畬W一概目為'空疏’。不管是一首詩或是一部小說，如果沒有作品以外的材料，研究就無法下手。俞平伯先生就曾說過：空抱著一部《紅樓夢》是無法研究的。憑借不同的本子，從?？敝邪l(fā)現(xiàn)問題，就是俞平伯先生的研究途徑。有許多人以此為唯一的途徑。這就注定了不能由表及里，接觸到作品的根本問題。”將明明符合學術研究客觀規(guī)律的“治學步驟”說成是錯誤的，將構成學術研究基礎的考證、?？辟H之為“小問題”，這種言談出自一位有影響的學者之口，實在不妥當。
“沖擊者”對于考證所表現(xiàn)出來的排拒、貶斥，從現(xiàn)象上說，筆者認為是基于研究不深入而派生的對于考證的陌生、畏懼心理的反映；而從根本上講，筆者認為則是他們不懂得“考證”問題的重要性，不懂得考證正是胡適紅學研究模式的要害所在。恰恰是在那屬于傳統(tǒng)型的治學領域內，在一系列涉及紅學的最關鍵的問題上，“沖擊者”不能真正有所作為?！芭小遍_始以后，一種急于投入戰(zhàn)斗的浮躁情緒，又使他們不可能下決心深入到“煩瑣”的考證事務中去，他們沒有下功夫去搜集有關的史料，也沒有進一步從實際材料的考證入手，試圖去檢驗一下胡適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便只好以“革命”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竭力將“理論”與“考證”人為地對立起來，傲慢地造成一種氣勢：仿佛一提考證，就是“煩瑣考證”，甚至就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或者無奈地岔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上，導致在考證這一難關面前止步，將這塊神圣的領地拱手相讓。實際上就意味著他們自動放棄了尋找古典文學的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lián)系，也就意味著將最終的裁判權交給了對方。
二
對于“沖擊者”來說，在《紅樓夢》的版本考證領域里，大體上存在三大問題需要他們去面對和解決：第一，《紅樓夢》本身存在不存在版本問題？值不值得花費氣力去考證《紅樓夢》的版本問題？第二，如何看待《紅樓夢》的后四十回？第三，如何看待脂硯齋及其評語？第一個問題，是理論問題，也是認識問題；后兩個問題，則是具體問題，實踐問題。我們看到，在這三點上，“沖擊者”實際上都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作為古代小說的《紅樓夢》，本身存在不存在一般古籍普遍帶有的版本問題？換句話說，應不應該把《紅樓夢》當作版本研究和考證的對象？——這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學者的觀念中，是一個有疑問的問題。
應該說明的是，批俞的先鋒李希凡、藍翎，在《評〈紅樓夢研究〉》開頭第一段，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版本考證方面的貢獻，倒是予以肯定的（雖然后來對這種“原則性的錯誤”已經作了糾正）：
這部書對研究《紅樓夢》的主要貢獻，正像文懷沙先生在《跋》中所指出的，是“辨?zhèn)巍迸c“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較多的篇幅全面討論了后四十回的問題，以確切不疑的論據(jù)，揭穿了高鶚、程偉元結局的騙局，指出了后四十回確系偽作，但同時也肯定了高鶚的續(xù)作能在情節(jié)上保持《紅樓夢》的悲劇結局。因而有幫助《紅樓夢》流傳的功績?！瑫r，作者對前八十回《紅樓夢》的殘缺情形，也做了精密的考證，對幾個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做了比較，如高本與戚本的比較等，從比較中發(fā)現(xiàn)各本的所長所短以及文字上的優(yōu)缺點。
李、藍在撰寫此文之前，尚沒有接觸到《紅樓夢》的各種重要版本，對《紅樓夢》的版本還缺少感性認識，當然更不曾親自去做《紅樓夢》不同版本的比較，不可能對俞平伯所做的版本比勘進行過復核。但他們從學術研究的通則出發(fā)，相信《紅樓夢》研究中版本“辨?zhèn)巍迸c“存真”的工作的重要性，相信比較不同版本的優(yōu)劣短長的重要性。所以稱頌道：“這些屬于考證學范疇的成績，都是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來最可珍貴的勞動成果，對于《紅樓夢》的讀者有很大幫助的。”這種認識和心態(tài)，是正常的。
聶紺弩在《人民文學》1955年1月號發(fā)表《論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辨?zhèn)未嬲妗薄罚瑓s對這個問題發(fā)表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仿佛是針對李、藍《評〈紅樓夢研究〉》的說法而來，文章將考證工作視為“不過把以前的舊說從較為冷僻的書上找來放在一塊兒”，甚至導引出“所謂'辨?zhèn)未嬲妗?，并非對于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必要或重要的”結論。這是一種對于古代小說研究來說非常危險的信號，意味著徹底解除了自己憑借考證而獨立判斷的精神武裝。
余冠英在古代小說需不需要校勘的問題上，甚至比聶紺弩走得更遠。他1954年11月14日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9期上發(fā)表《為什么不能從大處著眼》一文，認為俞平伯強調?？笨甲C是研究的先決條件的看法是錯誤的。余冠英身為治先秦古籍的專家，從“從大處著眼”論出發(fā)，不贊成“用經師治經之法治小說”，認為“這個思想卻是非常糊涂的”。理由是：“近代白話小說不同于'經’，《紅樓夢》也不是古書”；“《紅樓夢》里雖然也有訛脫的字句，雖然也需要據(jù)善本來校正，但絕沒有像先秦古籍那么嚴重的錯亂，字句異同也不會有那么大的關系，絕沒有不經?？本筒荒茏x的情形”。[插圖]這是完全不了解《紅樓夢》版本問題嚴重性的話。“用經師治經之法治小說”，是“五四”以來開始流行的觀點，這種主張的目的絕不止于“抬高小說的地位”，還道出了小說研究同樣需要有文獻學、版本學的功底，若不如此，“其他的工作都如筑室沙上，不能堅牢”，這一點毫不夸張。
因為把校勘看成“小處”，余冠英自然更不會進一步推敲：關于“寶玉喝湯”這一條的?？保嵌ā昂脺鼻‘斈?，還是定“好燙”恰當？如果認真地深追下去，?？本筒坏珜ψx者有用，而且真正關系到《紅樓夢》研究的大局——以充足的根據(jù)去認定各種版本之間的先后優(yōu)劣。而只有重視了并做好了這類“小事”，方才能夠使我們真正地“從大處著眼”，去解決《紅樓夢》研究中遇到的各種難題。
當代學者在《紅樓夢》版本問題上存有那么多的模糊認識，那么面對具體問題時感到無所措手，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如后四十回的問題，筆者認為是一個版本問題，但幾乎無人把它作為“版本研究”的對象，用版本學的方法去加以探討，而是將其看成一個主觀思辯的對象。
這種主觀思辯的邏輯基點，是建立在接受了胡適關于“《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所著傳世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為高鶚續(xù)書”的說法之上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后四十回的問題實質上是由《紅樓夢》作者考證派生出來的，是服務于《紅樓夢》作者考證的。胡適當年曾經說過：“《紅樓夢》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明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到了末尾說寶玉出家成仙之理？”[插圖]為了貫徹“自傳”說，胡適就非否定后四十回不可。如若深入考察，胡適斷定后四十回為高鶚所續(xù)，證據(jù)是極不充分的，結論是不能輕易相信的。
由于看不到個中的癥結，就只能抓住那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去進行所謂的“批判”。聶紺弩在《論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辨?zhèn)未嬲妗薄芬晃闹?，以不屑的口氣說：“但俞平伯也有一點點考證，即考證出后四十回回目也是高鶚所作，而不是曹雪芹所原有。但這一考證，完全是沒有意義的煩瑣主義的'杰作’?！彼o出的理由是：
在我們一般讀者看來，后四十回目錄，是原有也好，是高作也好，相信程偉元的話也好，不相信也好，對于對《紅樓夢》的理解，可說是無關大局的。而且自從脂本重新出現(xiàn)以后，從脂批里已看出曹氏原作最后是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從殘存在脂批里的一回半回的回目，也可看出那三十回連回目在內，都與高作無關。后四十回回目非曹氏原有，已無須再事證明。俞平伯的《辨后四十回的回目非原有》一篇大作，至少，大可不必收進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里去。對這樣的所謂“辨?zhèn)未嬲妗保€說有什么“一定的貢獻”，是很難理解的。
聶紺弩的判斷，源于他對《紅樓夢》版本源流的認識和對于脂批的輕信。在他看來，既然脂批已經“證明”“曹氏原作最后是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再來討論后四十回目錄是“原有”還是“高作”，已經是沒有意義的事。他不曾想到，后四十回的“回目”問題是如何產生的；也不知道，后四十回的“回目”與后四十回的“正文”之間的關系正是考證后四十回作者重要的關節(jié)點之一。由于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后四十回是高鶚的續(xù)書，在這樣的前提下，出于維護《紅樓夢》“反封建”傾向的主觀愿望，便不得不拿出作品的“社會性”“整體性”，去肯定后四十回的“價值”了。
如吳組緗在1954年12月5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32期發(fā)表《評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工作并略談〈紅樓夢〉》，文章說：
讀了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一書，和今年發(fā)表的以《紅樓夢簡論》為主的幾篇論文，我們首先會看到一個傾向，那就是他歷時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始終不肯正視這一部將及二百年來客觀地存在著，一直在讀者中盛行不衰，以其巨大的感染力影響著社會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并且撇開這一部為歷來讀者所接受、承認且又熱烈喜愛的基本完整的偉大作品的深刻反封建主義主題思想與精湛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不予理會，而一味要“強調高鶚和雪芹分居”，否定了后四十回續(xù)書；而后專心致志地去考證和揣想那早就不存在，或者根本就未存在過的八十回后曹雪芹原作的本來面目。這一研究著眼點，我以為首先就不對頭。
吳組緗從審美的觀點出發(fā)，呼吁“正視這一部將及二百年來客觀地存在著，一直在讀者中盛行不衰，以其巨大的感染力影響著社會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正視“這一部為歷來讀者所接受、承認且又熱烈喜愛的基本完整的偉大作品的深刻反封建主義主題思想與精湛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的存在，何嘗沒有道理，何嘗不會得到大多數(shù)《紅樓夢》愛好者的贊同；但是，既然是做學問，既然承認俞平伯那種“辨?zhèn)未嬲妗钡墓ぷ骺梢宰?，承認他“指出八十回后的續(xù)書中如寶玉'中鄉(xiāng)魁’、賈家'延世澤’，等等情節(jié)和結局的歪曲了人物形象和損害了主題思想”，再單方面強調“肯定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是一部基本上完整的作品，高鶚的續(xù)書不可少”，又怎么能夠說服對方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論述之中，唯獨俞平伯的學生和助手王佩璋，從版本考證的角度，提出了對于“高鶚為后四十回續(xù)書作者”命題的質疑：
我認為后四十回絕大部分都不是高鶚作的，所以不能因為高鶚之中舉人、進士，做御史，而菲薄整個后四十回；但后四十回買來的稿子很亂，是經過高鶚整理的，在這整理的過程中他可能就加進去了一些東西——與他的功名利祿思想相稱的。這些東西與買來的稿子混在一起，給《紅樓夢》后四十回帶來了蕪累。我頗疑寶玉中舉、賈家復興的一些文字是高鶚后加的，因為從第九十六回至一百十七回并沒寫寶玉上學，也沒有暗示寶玉中舉的文字，而這一大段正是寶黛悲劇、寧榮破敗的一連串事變的緊張場面；此前暗伏寶玉中舉和此后直寫寶玉中舉的一些文字，如兩番入家塾、講義警頑心、試文字、中鄉(xiāng)魁等，與一百二十回說賈家復興的文字我疑心是高鶚加上去的。至于后四十回的續(xù)書者是否曾看到曹雪芹的幾十回后的某些殘稿，而依據(jù)這些材料續(xù)寫的，我想，這可能也是有的。后四十回使《紅樓夢》的人物和故事發(fā)展得很合理自然（寶玉中舉、賈家復興除外），可能是有依據(jù)的。
我所以這樣強調地提出后四十回絕大部分不是高鶚續(xù)的，是因為：
后四十回故事的發(fā)展因為沒有符合俞先生的“雙美合一”的主觀唯心的成見，寫出了“寶黛悲劇”，而受到了俞先生的貶斥，但俞先生這貶斥是與貶斥“寶玉中舉”同時的。所以我在這里特地說明：后四十回的絕大部分，如寶黛悲劇、寧榮破敗都不是高鶚續(xù)的，而是程偉元買來的別人的續(xù)作；但寶玉中舉、賈家復興可能是高鶚加進去的。所以不能混為一談，應該分別視之，寶玉中舉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批判寶玉中舉同時也否定了寶黛悲劇。
假如我這不成熟的看法還可以成立的話，那我們對后四十回的態(tài)度就應該是：肯定原續(xù)書者所寫的部分——寶黛悲劇、寧榮破??；批判高鶚加進去的部分——寶玉中舉、賈家復興；而不是像俞先生一樣的把后四十回一筆抹煞。
由于受到后四十回之寫寶玉中舉、賈家復興可能是高鶚“功名利祿”思想產物的輿論的干擾，王佩璋的論述有點凌亂，但基本意思還是清楚的。她對《紅樓夢》版本源流的基本資料掌握較為充分，深知認定高鶚為后四十回續(xù)書作者的觀點缺乏證據(jù)，故推論高鶚只是舊稿的整理者，在整理過程中可能加進去一些自己的東西。這些見解都是很了不起的。王佩璋甚至已經設想“后四十回的續(xù)書者”可能“看到曹雪芹的幾十回后的某些殘稿，而依據(jù)這些材料續(xù)寫的”，所以，“后四十回使《紅樓夢》的人物和故事發(fā)展得很合理自然”，那么，為什么一口斷定那是“程偉元買來的別人的續(xù)作”？而不設想一下：是否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原稿呢？在本來存在的兩種可能性之中，偏偏只擇定一種，大概只是因為思維定勢太深的緣故。
三
通觀其時學人的發(fā)言和文章，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對于脂硯齋及“脂評”普遍的、強烈的反感。這種無端的反感情緒從何而來？一時似乎很難說清楚?；蛟S因為脂硯齋這類“孤本秘笈”，一向只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一般人難以問津；而這東西的功能偏偏又被特別地夸大了：它既可提供有關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的珍秘材料，又可揭示《紅樓夢》的素材來源和成書過程，總之是證實《紅樓夢》為曹雪芹“自傳”的最權威的文獻材料，普通百姓是既誠惶誠恐，而又不可企及。如張默生在《四川日報》1954年12月11日發(fā)表《我對〈紅樓夢〉研究問題的看法》，主動檢討自己講授《紅樓夢》時所受到的胡適、俞平伯的影響時說：“我在講稿上寫道：'《紅樓夢》為曹雪芹所寫，經過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證，已成定論；尤其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子的發(fā)現(xiàn)，更使這種定論成為鐵案’云云。前一句話，并沒有錯；后一句話就成問題了，因為現(xiàn)在看來，所謂'脂本’'脂評’，對于研究《紅樓夢》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我說這種話的嚴重問題在哪里呢？就是驚嘆于這些較珍貴的參考資料，為他們所占有，因而承認了他們的'權威’地位，這顯然是一種崇拜偶像的觀念了。”有的紅學專家，有意將它說得神秘兮兮的，人們之產生抵觸，是很自然的。
吳組緗在1954年10月24日的座談會上說：“俞先生的研究總是著眼于極瑣屑的問題，……近年鉆入'脂評’中，愈加弄得'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又說：“由于孤立地、瑣屑地看問題，使他愈鉆愈迷惑，文章中的論點就總是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混亂無比，無法自圓。……到近年寫的文章，發(fā)展得就更為厲害了。如一面說'脂評’見解水平甚低，與作者意見有距離；但一面闡明作者著書動機，又總是根據(jù)'脂評’，甚至簡直就把脂硯齋當成作者自己，引了一段脂評，就說可見作者的本意如何如何。這樣，俞先生自己昏頭昏腦，也把讀者們弄得昏頭昏腦。”又說：“比如對'脂批’，近年就鉆了進去，鉆得入了迷，有點忘乎所以了?！盵插圖]他在發(fā)言中三次講到“脂評”，抵觸之情，溢于言表。
王昆侖在這次討論會上也說：“至于脂批，我只看到了一些引文，的確越看越糊涂，只能增加消極的因素。”啟功在發(fā)言中則說：“自己作過一些關于語言和清代生活習慣的注解，比起考證來更下一層。”談到脂批時，他說：“至于所談脂批問題，我以為如用它來幫助了解作者的創(chuàng)作經過，是對的；如為好奇，想看曹雪芹怎樣變成的賈寶玉，如同戲臺上花臉下妝洗臉后究竟如何，那就不免瑣碎而無謂了。”
何其芳在1954年11月20日發(fā)表《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一文，其中說：
考據(jù)方面的煩瑣和穿鑿，俞平伯先生近年來也是大有發(fā)展的。胡適的考據(jù)“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在《紅樓夢》上，他很重視所謂脂硯齋本和脂評，并且說“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這和他曾經反對過的蔡元培的說法：“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其穿鑿附會已差不多了。俞平伯先生也是過分地重視和相信所謂脂評。在今年三月份香港《大公報》上發(fā)表的《讀紅樓夢隨筆》中，就根據(jù)脂評，離奇地說：“曹雪芹自比林黛玉”。其理由為脂評說過曹雪芹“為淚盡而逝”，林黛玉也有“還淚”和“眼淚少了”之說，而且“絳珠草”之“絳”點“紅”字，也就是“血淚”。任何一個有清醒的頭腦的人都會覺得這真是牽強附會到了極點吧。
因為存在這種抵觸情緒，所以人們是樂意將脂批說成是“唯心主義”的。林庚在《新建設》1954年12月號發(fā)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觀點》一文，中說：
唯心觀點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把思維或意識看為是第一性的，把它看得比客觀存在更重要；這一個特征表現(xiàn)在《紅樓夢》研究上，就是從胡適以來對于脂硯齋批語的特別強調。脂硯齋批語在《紅樓夢》研究材料上當然并不是不重要的，但是過分地強調它，仿佛這些批語成了《紅樓夢》研究的鑰匙，成了理解《紅樓夢》一書最終的憑借，便顯然墮入唯心論的深淵了。脂硯齋無疑地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平最親近的人，近年來，俞平伯先生竟然逐漸相信脂硯齋就是曹雪芹自己，這就是說俞平伯先生認為脂硯齋的批語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指出了作者創(chuàng)作《紅樓夢》一書時的思維的，而這個思維也就是評論《紅樓夢》最有權威的依據(jù)。脂硯齋批語的特別被強調，因此，同時也就是《紅樓夢》作者主觀思維的特別被強調。當然一部偉大的作品的作者他的主觀思維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可是如果把它強調到駕乎客觀現(xiàn)實之上去，那就是本末倒置，也就是把思維看作是第一性的唯心觀點了。而脂硯齋片斷的批語，這些年來一直成了研究《紅樓夢》的秘寶，仿佛那就是唯一理解《紅樓夢》的通路；要在那字里行間尋找出《紅樓夢》一書的真諦，以為那就是這一部巨著的廬山真面目；這正是這一個唯心觀點的具體表現(xiàn)。
《紅樓夢》又被強調為是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這自傳性質原也并不就拒絕一部作品的反映現(xiàn)實，但是在《紅樓夢》研究中，過分強調這自傳性質，就含有輕視它反映現(xiàn)實的作用，也就意味著與強調脂硯齋批語是一唱一和的。因為既認為《紅樓夢》是自傳，脂硯齋批語是自批或近于自批，那么，不參考這自批參考什么來更好地理解這自傳呢？事實上《紅樓夢》的自傳性質愈被強調，脂硯齋的批語也就愈見其重要；脂硯齋批語愈重要，《紅樓夢》也就愈非是自傳不可；其結果無非證明《紅樓夢》除了作為一個自傳而外，就別無他意。[插圖]
嚴格地說，林庚所扣的“唯心主義”的帽子是戴不上的。因為唯心主義的特征首先是把思維或意識看為是第一性的；但在《紅樓夢》研究中，脂硯齋批語并不等于“思維”或“意識”，恰恰相反，它是被當作“存在”，即“《紅樓夢》研究材料”來使用的。連林庚也不能不承認，它“并不是不重要的”，他只不過說：“過分地強調它，仿佛這些批語成了《紅樓夢》研究的鑰匙，成了理解《紅樓夢》一書最終的憑借，便顯然墮入唯心論的深淵了?！睂τ谥廄S究竟是誰，林庚也承認：“脂硯齋無疑地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平最親近的人”，他所反對的，是“竟然逐漸相信脂硯齋就是曹雪芹自己”，竟“認為脂硯齋的批語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指出了作者創(chuàng)作《紅樓夢》一書時的思維的”，“評論《紅樓夢》最有權威的依據(jù)”。至于脂硯齋為什么不可能是曹雪芹自己，林庚則并沒有提出哪怕一兩條證據(jù)來加以推翻——如果這樣做，倒是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他只將自己的思維推向當時最流行的路數(shù)：脂硯齋批語的“特別被強調”，也就是《紅樓夢》“作者主觀思維”的“特別被強調”；而將作者的主觀思維“強調”到駕乎客觀現(xiàn)實之上去，那不就是把思維看作是第一性的“唯心觀點”了嗎？試想，用這種辦法去和脂硯齋作戰(zhàn)，怎么可能戰(zhàn)而勝之呢？
但不管怎么說，林庚畢竟看出了脂硯齋在《紅樓夢》研究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紅樓夢》的自傳性質愈被強調，脂硯齋的批語也就愈見其重要；脂硯齋批語愈重要，《紅樓夢》也就愈非是自傳不可”：它與《紅樓夢》的自傳說，是二而一地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還是很可貴的。
總之，不管人們對于脂批有多么大的反感，但在涉及具體問題時，又不能不承認它有一定的價值。這是當時的學人們所面臨的莫大的悲哀。舒蕪在座談會發(fā)言說：“脂批是研究《紅樓夢》非常重要的資料，提供資料是我們了解作家創(chuàng)作的方法之一，但不能認為它能指導我們了解《紅樓夢》。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脂批是否作家自己，還可考慮。即是作家自己，也不能作為可靠根據(jù)，因為作家常常反映出自己所不了解的東西。”這類抽象的議論，毛星在《人民文學》1955年1月號發(fā)表的《評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說》中也特別提到了。文章指出俞平伯的觀點有許多是來自“脂評”，他在不少地方提到“脂評”，并以“脂評”來證明或說明他的論點。毛星認為：“最好的評、批、注釋，只有參考的價值，不能代替原書。甚至就是作者本人所說的寫作動機等，對分析、評價原書，也只能放在參考的地位。道理很簡單：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是可以改變原來的計劃的；作者的某些錯誤的主觀意圖在寫作中會遇到現(xiàn)實生活自身邏輯的抵抗，作者如果是現(xiàn)實主義者的話，是會寫不下去，是會不得不擱筆的；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對他的作品的看法，同作品的客觀效果是可以有距離的。”毛星還指出：“'脂硯齋’對于《紅樓夢》，往往是按照自己的興趣，抓住一句話甚至一個字就大做文章，結果常常是以評點者自己的主觀歪曲了、肢解了作品。”毛星所論大致符合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
《文藝報》1954年第21期發(fā)表嚴敦易的《從〈紅樓夢辨〉到〈紅樓夢簡論〉》，對脂批問題的看法則要具體實在得多。嚴敦易認為，胡適、俞平伯的考證，“只是新的索隱，新的猜謎，'新紅學’并不曾比'舊紅學’高超多少，不過索隱的對象是后半部應該是什么事、殘稿是怎樣寫的罷了。'舊紅學’以《紅樓夢》內容做謎面，來猜隱射了何人何事的謎底；這里是拿'脂批’做謎底，反過來去尋索前半部中的謎面和伏線罷了”。這種拿胡適指責“舊紅學”為“猜謎”的陳述方式表達對新舊紅學區(qū)別的概括，是很機智的；特別是他看到脂批在新紅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獨具只眼的。文章緊接著旗幟鮮明地指出，在胡適“新紅學”的堡壘里，“有一種神秘的、獨占的武器，來鞏固他們的工事，在所謂'紅學’的研究上幾乎可以睥睨一切，那就是所謂'脂批’”。嚴敦易說：
《紅樓夢》研究的這塊園地，所以會形成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堅強把持的局面，并繼續(xù)不斷地發(fā)生錯誤的影響，使對古典文學的研究陷于瑣細的考據(jù)的泥淖，其原因之一，也和他們躲藏在“脂批”的后面，利用它來作為掩護有些關系。但這卻不是“脂批”本身應該負責的?！爸笔茄芯俊都t樓夢》有一定價值的材料，因為被獨占并神秘地以唯心的、非科學的方法去使用它，反不能夠弄清楚它的真相。正因為“脂批”的材料，相當重要，有不少人便是這樣被俘擄，敬佩拜服，或受了蒙混的；有不少人因此便好像總不肯同意那樣的考據(jù)是要不得的，有不少人是割舍不下這個而肯定了他們的論點和所謂成就的；這些，都只由于“脂批”那一樣東西，始終被這種唯心論的考據(jù)方法掌握著。但任憑這樣，在掌握著“脂批”的材料的那個堡壘工事中，卻已經有了要垮臺的感覺了。這在俞先生的文章里面，也已經表達出來了。原來想不到這個法寶，使用不當同樣也可以成為反戈一擊的武器，使他們自己去“碰壁”的。
在《紅樓夢辨》里，僅僅掌握了后來知道也是“脂批”之一的“戚本”時，看來俞先生是相當頭頭是道的，將前八十回與后三十回聯(lián)系起來的若干推論，說得較有條理，這是因為那種新索隱、新猜謎的方式以及考據(jù)的方法，只能駕馭一種單純的材料。這樣，他的主觀臆測沒有什么矛盾抵觸可言。但后來“脂批”本子發(fā)現(xiàn)得多了，情形就不同了。用俞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新材料”有的不在手邊，“也還沒有經過整理”；以至于是“破銅爛鐵”，“混亂訛謬”，“相當復雜”，“古怪”，“迷魂陣”，“破破爛爛”，“一團糟”，簡直“望洋興嘆”了?。ㄗ⒁猓哼@些引號里的字眼全是俞先生自己說的）于是，在《紅樓夢》的研究里，非但俞先生好像失去了較明確的判斷和自信的能力，竟發(fā)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傷的嘆息了。
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胡涂。
所以了解《紅樓夢》，說明《紅樓夢》，都很不容易，在這兒好像通了，到那邊又會碰壁。
《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的凡人，望洋興嘆，從何處去下筆呢！
他這樣呻吟似地嘆息著，他連這樣的比較小的問題，也撲朔迷離，無法解決：“《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名為情僧……孔梅溪，吳玉峰，曹雪芹，脂硯齋。……一部書為什么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后，代表些什么意義。以作者論，這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的化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如他在《紅樓夢研究》自序中所說，他彷徨遲疑，不能斷決，盡管他寫了《紅樓夢正名》一章，他還是作了保留。在《紅樓夢簡論》里，則竟然說：“曹雪芹也沒有說我作《紅樓夢》呵”，提出了曹雪芹的著作權問題，并較肯定地說“事實”“是還沒有確定下來”，只“總得歸給曹雪芹”罷了。對于脂硯齋到底是誰，則真是越來“越覺胡涂”，時刻幻變，一會兒是作者，一會兒是作者的兄弟，一會兒是史湘云，還有搞不清的梅溪、松齋、畸笏叟等名字，究竟是一個人呢，幾個人呢？……對《紅樓夢》的研究，特別是迷信、執(zhí)著于“脂批”，用唯心的主觀的見解在“脂批”中求假設，到了這種程度，這還能說“新紅學”不是新的索隱派嗎？他們不是占有材料，而是自己被材料所占有?！夙槺闩e個例子：我們會相信，《紅樓夢》已有了八十回，并且還有了后三十回的殘稿，而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曹雪芹卻已經逝世的說法嗎？俞先生既說現(xiàn)行的“八十回的回目是真，亦不多一回，多一回已八十一了，亦不少一回，少一回只七十九了”，卻又說依“脂本”“只有七十五個回目”，那不是自相矛盾嗎？（以上兩點，參閱《紅樓夢研究》頁一五、頁一九五、頁二〇一、頁二〇三所論）從《紅樓夢研究》中下兩卷幾篇改訂的稿子和新作，從俞先生另一篇文章《輯錄脂硯齋本〈紅樓夢〉評注的經過》來觀察，我們覺得它是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枝蔓橫生，不能自圓其說的，真是所謂“不可知”的；除非是“新紅學”的專家們，才能看得下去，并覺得有些道理。
這里不預備談到“脂本”和“脂批”本身，但傳抄本既然相當多，又互相歧異，這種東西，作為完全可靠的材料來使用的話，無論如何是值得考慮的。何況它也已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被發(fā)現(xiàn)。它應該先經過一番科學的整理抉擇的功夫，絕不能毫無區(qū)別地一律虔敬地當作研究《紅樓夢》的圣經來看待，并枝節(jié)地隨意引用。
嚴敦易當然離不開當時歷史條件的制約，所以他仍然相信，“'脂批’是研究《紅樓夢》的有一定價值的材料”；新紅學所造成的問題，不是“脂批”本身應該負責的，而是“因為被獨占并神秘地以唯心的、非科學的方法去使用它，反不能夠弄清楚它的真相”，并使得“有不少人便是這樣被俘擄，敬佩拜服，或受了蒙混”的結果。但是，嚴敦易畢竟清醒地看出了脂批內在的矛盾和危機——“在掌握著'脂批’的材料的那個堡壘工事中，卻已經有了要垮臺的感覺了”，看出了脂批“這個法寶，使用不當，同樣卻也可以成為反戈一擊的武器，使他們自己去'碰壁’”的窘態(tài)。
比如，對于脂硯齋究竟是誰，俞平伯“即興的、對于評者、作者的錯綜關系的臆測”，真是越來“越覺胡涂”?！爸币幻嬉讼嘈拧都t樓夢》已有了八十回，并且還有了后三十回的殘稿，另一面又說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曹雪芹卻已經逝世。諸如此類的矛盾，有力地證明了“迷信、執(zhí)著于'脂批’，用唯心的主觀的見解在'脂批’中求假設”的做法的徹底破產。從這種種現(xiàn)象生發(fā)開去，嚴敦易終于從根本上看到，“脂本”和“脂批”的“傳鈔本”相當?shù)囟?，且又互相歧異，“這種東西，作為完全可靠的材料來使用的話，無論如何是值得考慮的”，并提出“它應該先經過一番科學的整理抉擇的功夫，絕不能毫無區(qū)別地一律虔敬地當作研究《紅樓夢》的圣經來看待，并枝節(jié)地隨意引用”。這種識見，在當時說來，是極為高明的。然而最大的遺憾是，嚴敦易沒有“談到'脂本’和'脂批’的本身”，即追究脂本的真?zhèn)魏湍甏?，筆者認為這恰恰是“新紅學”體系最為要害的所在。
對脂批提出不可盡信的還有王佩璋，她在《人民日報》1954年11月3日刊出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中談道：
不錯，俞先生的這一說法是有“脂批”做依據(jù)的。但是，首先，脂批不可盡信，如第一回“好了歌”中“說什么粉正濃，脂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對這“如何兩鬢又成霜”甲戌本脂批“黛玉晴雯一干人”，黛玉不論，晴雯卻是在七十八回就死了的，何曾活到“兩鬢成霜”，我們如果信了這條脂批來推后書，那豈不該說晴雯黛玉都活到六七十歲么。所以全據(jù)脂批來推八十回以后的事，是不可靠的。另外，推測一本未完的書的后來的結局最主要的是應該以所存的書的本文做依據(jù)，而不該拋開了本文去用不可盡信的批語。從前八十回看，寶釵確實是一個典型的封建主義的忠實的信徒，黛玉則是一個強烈的反封建的青年女子的代表，這樣性格絕不相同的兩個人，在前八十回中就已經表現(xiàn)了許多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難道到了八十回后就會忽然“化干戈為玉帛”了么，這是不能想象的。
俞先生因為先有了一個主觀唯心的“雙美合一”的錯誤看法，并且引了“脂批”做為立論的根據(jù)，于是無視《紅樓夢》八十回中所寫的寶釵黛玉兩個基本上不同的人物的矛盾和沖突，而一口認定在八十回后寶釵黛玉感情很好，“雙美合一”，從而貶斥后四十回的寶黛悲劇的“不合作者原意”。
王佩璋在《光明日報》1954年11月28日刊出的《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tài)度》中，又對俞平伯的說法是“以脂批做論據(jù)的”提出了批評，說：“脂批誠然是我們研究《紅樓夢》的有用的材料，但若以脂批的說法作為我們分析批判《紅樓夢》的論據(jù)卻是不妥當?shù)?/span>”。理由是：“一、脂批不都是作者寫的；二、脂批不可盡信。”這些觀點，都是有理論勇氣的。
總而言之，人們對于脂批，是有抵觸和懷疑的，由這種情緒激發(fā)出來的議論，則多半是直覺的、表面的；有的不無道理，有的甚至接觸到了事物的一定深度，但都沒有擊中痛處，甚至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脂評”的問題上，所有的論者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此無他，個中原因乃在：誰也不曾下功夫去對“脂評”做較為深入的了解和考證。更嚴重的是，脂硯齋及其評語從現(xiàn)象上看，似乎屬于考證作者家世生平和《紅樓夢》成書過程的史料的范疇，人們似乎忽略了這一點；但脂硯齋從來就沒有單獨存在過，它是附著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之上的。那突然于1927年出現(xiàn)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使胡適的紅學體系的全部立論獲得了版本上依據(jù)的奧秘。唯此之故，推究脂本的來歷，鑒定脂本的真?zhèn)魏湍甏?，運用版本研究的程序來對它進行深入研究，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若不能從這一根本點入手，只跟在別人后面空發(fā)議論，終究只能是在版本考證面前陷于茫然無措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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