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仲景，重陽氣，力倡貴陽賤陰。
黃氏出生于詩書家庭，他從小受家庭的熏陶和影響，性情清高，意志堅強，做事很有毅力，少負奇才，刻苦學習諸子百家之論，欲成曠世之才，以功名高天下，為一代名相，治國濟世。甲寅雍正十二年，三十歲時，不慎患目疾被庸醫(yī)所誤，用藥損其左目，是以悔恨感傷，遂絕進仕之路，立志學醫(yī)，不能為名相濟世，亦當為名醫(yī)濟人，尊黃帝、岐伯、越人、仲景為“四圣”，尤以仲景首重陽氣的觀點對其影響最大，成為其學術思想的主流。人之為病“陽盛而病者，千百之一，陰盛而病者，盡人皆是。”(《素問微蘊·臟象解》)又曰：“人莫不病發(fā)于陰進而病愈于陽長。”(《四圣心源·六氣解》)大倡貴陽賤陰之說，黃氏認為：人身立命，全賴陽氣，唯陽氣旺盛，化生精血液以養(yǎng)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竅，陽氣旺盛，生機振奮，則邪氣不能外侵，七情不能內擾，神安體健，稟受天年。故此黃氏在辨證中處處以顧護陽氣為先，對于貴陰賤陽，濫用寒涼滋潤的流弊深惡痛絕，指出：“陰易盛而陽易衰，故濕氣恒長，而燥氣恒消，陰盛則病，陽絕則死，理之至淺，未尚難知，后世庸愚，補陰助濕，病家無不夭枉于滋潤，此今古之大禍也。”(《四圣心源·六氣解》)
基于這種貴陽賤陰的思想，黃氏在臨癥時從陽衰立論，認為百病之源，源于陽衰土濕，指出：“凡內傷諸病，如氣鼓水脹，咳嗽痰飲，泄痢淋濁，吐衄崩漏，瘕疝帶下，黃疸消渴，骨蒸毛熱，閉經絕產，霍亂腹疼，傷風鞬喘，種種幻怪，百出不窮，窮其根源，悉源土濕。”(《長沙藥解·茯苓》)故在治療上強調泄水補火，扶陽抑陰，在用藥上以溫補之品為主，如：甘草、茯苓、桂枝、干姜等均為其最常用的藥物。《四圣心源·卷四》中的黃芽湯(人參三錢，灸甘草二錢，茯苓二錢，干姜二錢)就是一首崇陽補火培土瀉水的代表方劑。
黃氏貴陽賤陰的思想，不但表現其在對疾病的病因病機的分析及辨證治療上，而且還表現在對某些藥物的評價方面，如對多數具有助陽補脾作用的藥物，往往大加贊揚，認為其有卻病延年之功用。對泄火伐陽滋潤之品，極為砭低，認為用之有夭人損命之慮。如對于溫陽健脾之肉叢蓉稱其有“補精益髓，悅色延年”之功，健脾利濕之茯苓稱之為“功標百病，效著千方”，而對具有清心瀉火功用的人中白則稱之為“以夭人命，甚可惡也”，象這樣的論述在《長沙藥解》及《玉楸藥解》中多有描述，據此也可見黃氏貴陽賤陰思想之一斑。
二、師易火，熏脾胃，崇尚溫陽補土。
黃氏受河北易水學派的影響，重視脾胃功能，將其比喻為“如車之輪，如戶之樞，四象皆賴以維纖。”(《靈素微蘊·飧泄解》)
在生理上黃氏認為脾胃位于中焦，二者一臟一腑，一陰一陽，一升一降，共同完成對飲食水谷的受納、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輸布過程，為臟腑、陰陽、氣機升降運動的樞軸，脾胃功能健全，中氣旺盛，則臟俯氣機升降有權，五臟六腑氣血生化有源，人體健康無病，故曰：“脾為己土，以太陰而主升，胃為戊土，以陽明而主降，升降之權則在陰陽之交，是謂中氣，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氣旺則胃降而善納，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氣滋生，所以無病。”同時認為脾胃升降功能的正常也是維持五臟六腑升降功能既發(fā)揮水升火降正常功能的決定因素，指出：“脾升則腎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則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滯，火降則水不下寒，水升則火不上熱，平人下溫而上清者，以中氣之善運也。”(《四圣心源·中氣》)
在病理上黃氏認為中氣虛衰，升降失常，百病由生，而導致中氣虛衰的病機主要為陽虛土濕，治療上以溫陽補土為大法，故曰：“濕則中氣不運，升降反作，清陽下陷，濁陰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出此，以故醫(yī)家之藥，首在中氣。”(《四圣心源·中氣》)此陽虛土濕病機的形成，黃氏認為主要是由于“足太陰脾以濕土主令，足陽明胃從燥金化氣，濕為本氣，而燥為化氣，是以燥氣不能敵濕氣之旺，陰易盛而陽易衰，土燥為病者，除陽明傷寒承氣證外不多見，一切內外感傷雜病，盡緣土濕也。”(《四圣心源·六氣解》)
在治療上應“瀉水補火，抑陰扶陽，使中氣輪轉，清濁復位，卻病延年，莫妙于此。”故其在臨床中著眼于陽虛土濕，多用溫陽燥濕，忌用寒涼滋潤，如對各種出血性疾病，要求慎用寒涼藥物，否則“人隨藥損，百無一生”，主張從溫中補土著手。對遺精之病，反對用寒涼固澀之品，敗其脾陽而遏其生氣，對臌脹、反胃、中風，傷風鞬喘等諸多病證，黃氏悉認為是由于中氣衰敗，土濕陽微所致，故治療上均以溫陽補土為治療大法。
三、源《內經》，重六氣，以六氣統(tǒng)六經
黃氏源于《內經》的學術思想，非常重視風、熱、暑、濕、燥、寒六氣病因的致病作用，人與天地相應，天地有六氣五行，人體有五臟六腑，內傷則因于人體之氣偏勝，外傷則人體感受天地偏勝之氣。故曰：“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六氣乃五行之魂，五行既六氣之魄，人為天地之中氣，秉天氣而生六腑，秉地氣而生五臟，六氣五行皆備于人身。內傷者，病于人氣之偏；外感者，因天地之氣偏而人感之。”(《四圣心源·六氣從化》)天有六氣，人有十二經，天人相應，以主氣統(tǒng)十二經，故曰：“內外傷感總此六氣，其在天者，初之氣，厥陰風木也，在人則肝經應之。二之氣，少陰君火也，在人則心經應之。三之氣，少陽相火也，在人則三焦之經應之。四之氣，太陰濕土也，在人則脾之經應之。五之氣，陽明燥金也，在人則大腸之經應之。六之氣，太陽寒水也，在人則膀胱之經應之。”(同上)以六氣統(tǒng)十二經，每一氣應二經，有司化、從化之不同，均以司化者為主，從化者不司氣化為輔，所以為六氣統(tǒng)六經。如少陰君火，以手少陽君火司氣，而足少陰癸水在從化之例，余皆仿此。
黃氏主張以六氣統(tǒng)六經來論述人體的生理和病理，在生理情況下，六氣之間相互滋生，相互制約，處于相對的平衡狀態(tài)，以維持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其相互之間的生克關系與五行之間的生克關系相同，指出：“人之六氣，不病則不見，凡一經病，則一經之氣見，平人六氣調和，無風，無火，無濕，無燥，無熱，無寒。”(《四圣心源·卷二·六氣偏見》)在病理情況下，或一氣偏見，或本氣衰旺。一氣偏見如“厥陰病則風盛……太陰病則寒盛也。”(同上)一氣偏盛必致另一氣偏虛，如“厥陰風盛者，土金之虛也……太陰寒盛者，火土之虛也。”“以六氣之性，實則克其所勝，而侮所不勝，虛則己所不勝者乘之，而己所能勝者亦來侮之也。”(同上)本氣衰旺“病則見司化者之本氣或見從化者之本氣，或司化者而見從化之氣，或從化者自見其本氣，以水性原寒，手少陰之病寒，是司化者而見從化之氣。”余者類同。(《四圣心源·卷二·本氣衰旺》)
對于《傷寒論》理法的探索，黃氏認為言六經不及六氣，則無以辨識經脈為病的性質，也無法因其病變以祛邪，指出“仲景《傷寒》以六經立法，從六氣也。六氣之性情、形狀，明白昭揭，六經之變化雖多，總不外乎六氣。”(《四圣心源·六氣解》)認為傷寒雖為外感病，但外界的六氣與人體五臟六腑相應，故對傷寒的立論也以六氣所化為基礎。黃氏的這一獨特見解，對六氣、六經和臟腑關系的病機理論有很大的發(fā)展，同時由于黃氏受崇陽思想的影響，認為六氣從化陽易衰，故在治療上主張以溫陽為主。
四、效古方，重配伍，師古而不泥古
黃氏學術思想源于《內》、《難》、《傷寒》，處方用藥多遵仲景，但在處方用藥時非常重視藥物的配伍，認為藥有個性之特長，方有合群之妙用，一藥難治諸證，必須配伍得宜，才能發(fā)揮其作用。對茯苓一味，黃氏在臨床上應用頗多，對其配伍應用多有研究，如健脾燥濕可單用茯苓，配甘草健脾利水，配桂枝健脾舒肝，配干姜溫中燥濕，配生姜溫胃降逆止嘔，配砂仁行氣消郁等等。對于白術的配伍說：“白術性頗壅滯，宜輔之以疏利之品，肺胃不開加生姜、半夏以驅濁，肝脾不達加砂仁、桂枝以宣郁，令春旋補而旋行，則美善而無弊矣。”(《長沙藥解·白術》)對潤肝養(yǎng)血之藥，認為易助濕抑陽，如伍用桂枝則“化陰滯而陽和，滋培生氣，暢遂榮化”。如何首烏“滋肝養(yǎng)血，則魂神暢茂，長生延年，理有必至，但宜加以扶陽之藥，不可參以助陰之品。”(《玉楸藥解·何首烏》)只有配伍得宜，才能相輔相成，組成良方而獲妙用。
黃氏不但非常重視藥物的配伍，而且主張創(chuàng)立新方，反對當時醫(yī)家窺囿習俗，膠固師說，處方用藥不深究辨證，死守成方的弊端，如其效仿仲景理中丸而創(chuàng)制的黃芽湯以人參配干姜建崇陽補火之功，甘草配茯苓起培土瀉水之效，方僅四味，配伍恰當，法度森嚴，深得仲景組方之秘，而有所創(chuàng)新。又如變仲景之苓桂術甘湯為苓桂甘姜湯(《長沙藥解·桂枝》)，按仲景小建中湯之意，創(chuàng)出姜苓桂枝湯(《四圣心源·卷六·腹疼根源》)以治腹疼，藥用桂枝、白芍、甘草、茯苓、干姜更加突出了方劑的補陽之意等等，這些都是其在仲景思想的指導下獨創(chuàng)的新方，較仲景而有所發(fā)展，值得后世學習。
五、結語
黃元御是祖國醫(yī)學史上一位著名的醫(yī)學家，他將其畢生精力放在研究和發(fā)揚祖國醫(yī)學的經典著作上，對其有深刻的理解和較高的造詣，并有獨特的見解，在學術上力倡貴陽賤陰，崇脾胃，重六氣。但由于受時代的局限和其個人認識的偏面性，厚古薄今，對唐代以后醫(yī)家多持否定態(tài)度，其評論也多有失之過激，這些不能不說是他的不足之處。但是做為一代名醫(yī)，他的學術思想和經驗還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地學習和探索的。
昌邑市人民醫(yī)院(山東，261300) 姜亦農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