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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謀勢者得天時——論曹操

曹操得天時,這是三國時代的大賢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對曹操所作的定評。天時者,機遇也。得天時,即抓住了機遇。機遇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必然趨勢,人人可得而用之。然三國時代的機遇只有曹操把握得最好。其訣竅何在?筆者以為是善謀勢也。

一、敢為人先,運討卓之勢

東漢末年,宦官弄權,朝政日非。西涼刺史董卓乘大將軍何進與張讓等十常侍斗得兩敗俱傷之機,帶兵入洛陽,招誘已死的何進部下之兵,盡歸掌握。而后廢孝靈帝,立九歲的劉協(xié)為漢獻帝,自為相國,帶劍上朝,并鴆殺孝靈帝和何太后,縱兵在洛陽城郊奸淫擄搶,濫殺無辜,使本已岌岌可危的漢室江山進一步陷于深重危機之中。曹操這時在朝廷還只是一個小小的騎都尉。但從司徒王允那里看到眾官為社稷之危大哭,敏銳地看到討伐董卓是眾望所歸,便挺身而出向王允自告奮勇承擔誅卓重任。曹操首先是持刀至相府行刺董卓,失敗,被董卓懸賞千金通揖追捕,遂逃回老家河南陳留,得巨富衛(wèi)弘資助,豎起搜集義兵討伐董卓大旗,發(fā)出矯詔,馳報各道。渤海太守袁紹得矯詔后,最先引兵三萬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布告天下,首倡共興義師,會集洛陽討伐董卓,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發(fā)出后,共有十七路諸侯響應,興兵三十余萬,投洛陽來。曹操推袁紹為盟主,與董卓手下大將呂布對峙數月,董卓引兵回其轄地陜西,迫漢獻帝遷都長安,一把火將洛陽宗廟、宮室、民宅焚為廢墟。曹操建議追董卓,袁紹及眾諸侯卻各懷異心,不肯輕動。曹操單獨引兵追擊,大敗于董卓部將呂布、李催、郭汜,從袁紹處借得的萬余軍兵只剩五百余人,逃回河南老家。

討董卓是曹操一生事業(yè)的起點,雖然以敗告終,但曹操審時度勢的超群才能已初露鋒芒。

曹操運討卓之勢,其意義有三:

第一,樹立了敢作敢為為國除害的形象,確認了“安天下”的道路。曹操素有大志,少年時便有“漢室將亡,天下將亂,安天下者,舍我其誰?”的自信。及至參加了鎮(zhèn)壓黃巾起義和參與誅董卓行動之后,他才看到漢朝四百年江山,維護統(tǒng)一和興復朝廷仍是人心所向。只有在朝廷樹立自己匡護社稷的能臣形象方能有大的作為。因此他能在群臣一片哭聲中有只身入相府行刺董卓之舉。曹操的登高一呼和敢作敢為,使朝廷忠于漢室的大臣深信其“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的“鴻鵠之志”。車騎將軍朱僬因此兩次向朝廷保薦曹操。中弁縣令陳宮在捕獲本屬朝廷欽犯的曹操之后,不僅未解送京師,還親釋其縛,棄官掛印,與操一道逃亡。而曹操從行刺告敗,東躲西竄這段經歷中也看到為朝廷當忠臣義士,捐血肉之軀只是匹夫之勇而未得時勢之利,因此在逃亡中便認定了兩個要點:一是要以皇帝的假詔號令天下;二是要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付董卓。在諸候討卓這一軍事行動中,曹操算不上一路諸候,但操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卻是從這次參與討卓開始。夏候淳、夏候淵、曹洪、曹仁等追隨曹操一生的大將也是這一次才聚集起來的。討卓諸候作鳥獸散,曹操大罵:“豎子不足與謀!”由此看到自己沒有實力,想倚重別人的實力,終究是只有虛名而無實效。從此曹操不再對求虛名招實禍的朝政感興趣。不再過問董卓之事,也不再當為朝廷奔走串聯(lián)的社會活動家。他回到老家河南在袁紹手下任東郡太守。招納賢士,精練軍兵,埋頭積聚自己的實力。兩年之后,突然以強勁的實力派人物形象出現在紛爭的亂世之中。

第二,看到了軍事割據的必然趨勢,萌生了削平諸候的信心。討卓的十七路諸候齊集洛陽,聲勢浩大。由于久攻不克,只剩八路,最后沒有一路去追董卓。其原因是諸候都只為自己著想而不為朝廷著想。董卓倒行逆施,天人共憤,人人欲得而誅之,但那是泄“公憤”;而董卓還很強大,誰去較量,誰就要受損失,那是“私損”。以捐私損而泄公憤,這樣的賠本生意誰也不做,留得自己的實力,至少可以割據稱雄一方,最后鹿死誰手還要聽天命安排。這就是漢室處在風雨飄搖狀態(tài)及社會處在大變革、大改組、大分化、大紛爭時期軍閥們共有的心態(tài)。由此也可見漢室既衰,天下“合久必分”已是必然趨勢。同時,曹操策劃和組織討卓這樣的大行動,在與各路諸候交往中,也清楚地了解了他們各自的優(yōu)勢與不足。后來曹操在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曾一一品評各諸候: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劉璋雖系宗室,乃守戶之犬;張繡,張魯,韓遂皆碌碌小人……而曹操自比潛龍,可潛伏于波濤之內而騰飛于宇宙之間,一旦得志便能削平群雄,縱橫四海。曹操對眾諸候的這些觀察,評價和凌駕群雄之上的信心,實與此次運勢討卓的收獲有關。

第三,從討伐對象董卓身上汲取了經驗教訓。董卓經眾諸候這一討,確已聲名狼籍,成為政治僵尸,遷都長安不久就被司徒王允用“連環(huán)計”誅殺。但首倡討卓的曹操卻反而以卓為師,從董卓那里獲得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董卓被誅以后,其部將李傕、郭汜,用賈詡之計,提兵十余萬殺奔長安,殺盡王允一族,再度把持朝政。后李、郭二人又自相殘殺。李劫天子,郭劫公卿,弄得漢獻帝和眾大臣分隨兩軍東躲西藏,往來奔命?;实郾槐娰\挾持后,連無賴之徒、家兵、巫醫(yī)、走卒都不得不按賊意敕封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便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tǒng)。而且君臣住民宅,就粗食,甚至被餓死還成了常事。足見漢末氣運之衰。曹操聞此情況后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候服從。漢高祖為義帝發(fā)喪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為之也?!辈懿偕钜詾槿?,遂準備起兵,恰逢天子亦遺天使赍詔宣召,于是興師。這里,荀彧所講的象晉文公,漢高祖那樣“奉天子以從眾望”就是一種在當時情況下最高級的割據形式——挾天子以令諸候。曹操再度入朝以后,其作法與董卓既有異曲同工之妙,又有改其不足之明。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后盾把持朝政;在力量有限時提出遷都,以方便錢糧供給為借口,將朝廷遷到自己勢力范圍所及的許昌,這兩點與董卓同出一轍。不同的是曹操吸取了董卓倒行逆施,失去人心的教訓,在具體作法上非常理智:如董卓廢帝弒帝,曹操只廢皇后和太后,不廢皇帝;董卓燒毀宮室廟堂,曹操修建宮室廟堂;董卓縱兵奸淫擄搶,曹操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等等。這些作法,使曹操很快在朝廷站住了腳,從而盡收運勢討卓之利。

二、變剿為撫,取黃巾之勢

漢末宦官弄權之日,亦是民怨沸騰之時?!吧鲜涞?,民散久矣”,宦官弄權嫉賢,官場腐敗成風,人民群起反抗?!度龂萘x》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寫督察縣吏政績的官吏因為縣尉劉備沒有向他行賄而要罷免劉備遭到張飛痛打,反映的就是當時的吏治和民情。而遍布青、幽等八州的張角黃巾大起義也正是在這段時期發(fā)生的。到董卓亂朝時張角早死,黃巾起義也被朝廷鎮(zhèn)壓下去了。但洛陽被焚,漢帝遷都以后黃巾余黨又起。青州黃巾軍發(fā)展到數十萬,縱橫山東。朝廷震動。太仆朱僬向李傕、郭汜保舉曹操征剿黃巾。李傕認可,即草詔命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這對蓄勢待機的曹操可是一個千載難逢機遇。曹操抓住了這一機遇,接連下了三著好棋。

一是變剿為撫,將黃巾軍降兵改編為自己的軍隊。與操一道受詔的鮑信沿用老辦法,進兵剿賊,結果“殺入重地,為賊所害?!倍坝袡嘀\善機變”的曹操這次不再象過去助朱僬剿黃巾那樣大開殺戒而是采用了招安的辦法?!安贿^百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萬,男女百萬余口。操擇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余盡令歸農。操自此盛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zhèn)東將軍?!?/span>

二是招賢納士,選拔文武之才。曹操招聘了穎川賢士荀彧、荀攸叔侄為行軍司馬和行軍教授。彧薦程昱,昱薦郭嘉,嘉薦劉曄,曄薦滿寵、呂虔,寵、虔又薦毛玠。操皆禮聘為從事。在武將方面,招聘了于禁、典韋、許褚諸人。這些文武之才一方面用于訓練、教化、改造收編過來的黃巾部屬,另一方面為日后割據稱雄準備了人才資源。

三是將兗州作為復興基地,廣積錢糧,深根固本。曹操招安黃巾平定兗州之后,采納荀彧建議,收斂進取徐州之心,在兗州撫民養(yǎng)兵,堅守不動。兗州歲荒缺糧,曹操引兵東略陳地,殲滅黃巾余黨何儀、黃劭等,奪其金帛、糧食無數,平定汝南、穎川,以養(yǎng)三軍。這是一件“朝廷喜,百姓悅”的“順天之事”,更是曹操的得意之筆。兗州鞏固之后,曹操從呂布手中奪濮陽,取定陶諸郡,于是山東一境盡被操得,安民修城,表奏朝廷,被加封為建德將軍、費亭候。

下了以上三步好棋,曹操已乘黃巾起義之機順勢取利,變?yōu)閾肀f、謀臣武將數十員的大軍閥。被奉為王者“三寶”的土地、人民、社稷,曹操已擁有兩寶了,獨缺社稷。但既然羽翼已豐,此寶便不難謀取。不久,漢獻帝因久被李傕、郭汜欺凌,乃詔操扶持社稷,剿除奸黨。操再順勢進兵,擊垮李傕、郭汜兩軍,殺傕、汜及誅兩家老小二百余人于許昌。接著賞功罰罪,自封為大將軍、武平候,將自己所招聘的荀彧、荀攸、郭嘉、劉曄、毛玠、程昱、滿寵、夏候惇、夏候淵、曹仁、曹洪、呂虔、李典、樂進、于禁、許褚、典韋等全部敕封為朝廷命官,京都都尉以上武職全系曹操親信擔任。七百御林軍皆為操部屬。朝廷大務,先稟曹操后奏天子,自此大權皆歸于曹操。曹操想得到的“三寶”已因為順取黃巾之勢而開始得到。

三、擇善而從,謀削藩之勢 

曹操把持朝政后,并沒有出現“天下歸心”的局面。當時割據已久的軍閥們不買他的帳。北有袁紹,南有袁術,西有馬騰,東有孫策,還有北竄南奔的呂布、劉備,這些軍閥個個覬覦朝廷,并且多有問鼎資格。軍閥割據的游戲規(guī)則是:首先集聚軍事實力,而后從漢朝官吏手中奪取地方管轄權力,再掠民養(yǎng)兵或安民養(yǎng)兵,廣集錢糧,準備兼并更多的土地、人民。軍閥不同于黃巾,黃巾是烏合之眾,而軍閥能招納士人、地方豪強參政,具有“軍事、政治、經濟”綜合運作能力,因此黃巾軍可以成建制地接受招安,而割據的諸候卻沒有這種先例。即使一時歸順也多是一種韜晦之計,最終還要靠武力才能征服。

這種形勢對于“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來說正是謀取成功的機遇。曹操有一句聳人聽聞的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既入中樞,掌握了刀把子,就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剪除群雄,決不能因為顧忌別人評頭品足而讓刀把子被人奪去,讓自己做面對刀鋒的蠢事。因此他將漢帝遷至許都以后,就用了整整二十余年時間來謀削藩之勢,而且獲得了極大成功。

曹操謀削藩,其特點有二:

一是假漢相之名,謀自己兼并漢土之實,具有居高臨下的特點。曹操當時是朝廷丞相,又是一方諸候。曹操既已將成就晉文公那樣的王霸之業(yè)作為其戰(zhàn)略目標,就不怕諸候割據而且可趁勢盡收漁翁之利。正是割據使?jié)h室臨累卵之危,神器有更易之由;正是割據將漢室江山裂幅為大小數十塊而便于曹操假討逆之名一塊塊蠶食兼并且使諸候之間各不相顧;正是割據使曹操每吞并一地均需動武,付出犧牲,依照軍閥割據的游戲規(guī)則巧取豪奪。這就使他有借口在蠶食漢土的同時蠶食漢室的實際控制權。輕易得到的權利并不可靠,那他曹操只是充當朝廷的高級打工仔。而浴血奪來的才是“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曹操運用漢室中央集權制,直接使用朝廷權力進行割據,果然具有比地方軍閥優(yōu)越得多的“空中優(yōu)勢”。

首先是利用政策決定權,形成合法吞并對非法割據的名分優(yōu)勢。在割據狀態(tài)下,一般情況是誰擁有割據之實,誰就遲早會得到朝廷承認而坐得合法自治之名分。盡管如此,軍閥們對于這個合法自治名分卻是很看重的,因為“名正言順”比“名不正則言不順”要好辦很多。曹操抓住這個要害,利用朝廷承認或不承認兩個殺手锏來削弱割據勢力。孫策的父親孫堅就是長沙太守、烏程候。孫策繼承父業(yè)開拓疆土,已占據江東六郡,求為大司馬。操不許。后操進攻袁術,力量不夠,乃封策為會稽太守,但附加條件就是要孫策去攻袁術。這次會攻雖未完全達到滅術之目的,卻使術、策之間積怨加深,永不能再合兵一處。袁紹兼并了冀、青、幽、并四州,遣使至許都向曹操借糧說是要攻公孫瓚。操知其窺探之意,便將計就計,奏封紹為大將軍、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同時密書告紹立即發(fā)兵攻公孫瓚。紹得書大喜,竟一舉進兵將瓚消滅。劉備受陶謙遺托領徐州牧,曹操予以承認,同時卻令備殺呂布,備未從,操再生一計,以天子詔令備討袁術,使徐州空虛,呂布乘隙夜襲取之。劉備忍氣吞聲與呂布調換位置,讓呂為徐州牧自己去小沛駐扎。呂布得徐州后曹操又不承認,終使呂、劉兩虎斗起來,劉備難以立足,只好屈身事操。操與備同破呂布,擒而斬之,操自得徐州,卻讓在徐州深孚人望又參加奪徐州的劉備入朝作一閑官。而曹操自己攻下袁紹割據的冀州以后,卻馬上草詔自領冀州牧,同時不經朝廷詔復即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曹操這種居高臨下,以虛名換實惠的割據優(yōu)勢是任何一個地方軍閥都不具備的。西川軍閥劉璋受到東川軍閥張魯侵擾,派別駕張松去許都請曹操共圖張魯。張松在館驛等了三天,賄賂了操左右近侍才被引見。曹操與松見面后第一句話劈頭就問:“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弄得張松不僅借不到一個兵,而且連講話余地都沒有,只好無功而返。

其次是利用朝廷人事任免權,挖諸候墻腳,清除異己力量。東吳遣華歆為使到許都辦理公文,操知歆素有才名,竟將歆留在許都任為大理少卿,再不還吳。董卓殘部、關中軍閥張繡和謀士賈詡皆有才智,曾使操慘敗于宛城和南陽。操遣劉曄以不計前仇之承諾說降賈詡,詡應允后又去說降張繡。此時袁紹亦遣使持書來招安張繡。詡將紹使叱退,當面扯碎袁紹書信勸繡降操。張繡向來服賈詡,便一道降操。操加封繡為揚武將軍,賈詡為執(zhí)金吾使。張繡軍于是歸曹操。張遼是呂布手下一員部將,被操生擒,操以中郎將、賜爵關內候將其招降。遼又將呂布余部臧霸招降。從此呂布這支力量消亡。袁紹手下猛將張郃、高覽被郭圖陷害,投奔曹操。操即封郃為都亭候,封覽為東萊候,從而加速了袁紹軍的分化瓦解。曹操西擊烏桓追擊袁紹殘部時,曾深入地形復雜的沙漠而不辨方向。后得紹舊將田疇當向導,抄近路擊潰逃敵。操以疇帶路有功封疇為柳亭候。疇堅辭不受,又被操拜為議郎。而對于各路諸候在朝廷的耳目內應,曹操采取了鐵的手腕予以清除。太尉楊彪“四世清德”,又是保舉曹操入朝的功臣。僅因為他與袁術是親戚,操便使人誣告謀反,下獄欲治死罪。后因朝臣反對免死罷官,放歸田里。而議郎趙彥卻因此事彈劾曹操而被操殺害。

再次是利用朝廷的官吏調動權,將割據軍閥調虎離山,加以消滅。如征西將軍馬騰與鎮(zhèn)西將軍韓遂是結義兄弟。兩人盤據隴西多年,擁兵自重,頗得羌人之心。操以加封馬騰為征南將軍為名,誘其入許都,重兵包圍,將馬騰、馬休父子擒獲并以謀反罪處斬。騰子馬超與韓遂一道興兵復仇,又中了曹操的離間計自相殘殺。韓遂降操,被操調到長安當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西涼候,在長安歇馬養(yǎng)閑。馬超逃回隴西后,曹操令夏候淵征討。超敗,往漢中投張魯,操遂得隴西。又如劉表死后,其子領荊州牧,操見孺子可欺,以大軍壓境,劉琮不戰(zhàn)而降。操封琮為青州史,離荊州遠行。琮表示不愿為官,愿守父母鄉(xiāng)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荊州被人圖害?!辩c母 蔡夫人同赴青州,操卻令于禁領兵追殺之。于是輕易得了荊州。

曹操謀削藩,其第二個特點是在兼并大戰(zhàn)中親臨前線,得計即行,善于出奇制勝。曹操在朝廷是丞相,但他自己很少在許都辦公,而多在實施戰(zhàn)略行動的第一線當總指揮。曹操對孫子的虛實奇正思想研究頗深,加上胸中有諸路軍閥之全局,眼中有戰(zhàn)場變化之動態(tài),在宏觀決策和臨機運作這兩方面都很強。這就使他在生死攸關的關鍵性戰(zhàn)役中具有“三思方移步,一決不回頭,從賢不計短,得計行如箭”的特點。這些特點在他與袁紹集團的大決戰(zhàn)中更體現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指出:“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由此可見曹操之善于謀勢,其同時代人便已有很高評價。

在袁曹大戰(zhàn)的開局階段,兩軍集會于黎陽,袁軍有七十萬,曹軍只有七萬人。交戰(zhàn)后曹軍大敗,退至官渡,堅守不出。相拒一月后,曹軍漸乏,糧草不繼。而袁軍兵多糧足,千方百計欲攻垮曹軍防線直取許昌。若曹操棄官渡回許昌,則袁紹必追。許昌無險可守,一攻即陷。袁紹得許昌后,以其太尉、大將軍之職,可以名正言順地主持朝政,曹操苦心經營多年的割據優(yōu)勢將喪失殆盡。曹操為決進退之疑,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報之。書略曰:“愚以袁紹悉眾聚于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榮陽,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辈懿俚脮蠹从密鲝嫞瑘猿植煌?,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見操糧告竭,而且曹操催糧的親筆書信在使者赍赴許都途中連人帶信被袁軍截獲。袁紹的謀士許攸得到這一重要情報,立即持操信見紹,建議立即對曹軍實施兩路出擊:一路重兵猛攻官渡,一路輕騎襲擊許昌,破曹操即在眼前。正如后來曹操自己所言,“若袁紹用攸計,吾事敗矣?!笨上гB不省時勢,“好謀無斷”,錯失了這一戰(zhàn)機。得到曹操親筆書信后居然懷疑這是操“誘敵之計”。加上許攸這個人既貪又狂,毛病較多。攸見紹時其子侄貪污錢糧、中飽私囊之作弊行為已東窗事發(fā)。袁紹更不相信攸。當攸再進勸時,袁紹竟斥他:“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可速退出,今后不許相見!”許攸仰天長嘆,欲歸無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徑投曹操。袁紹之敗便從不用攸計開始。他哪里知道許攸雖有毛病,但其擊操之計并沒有毛病。這場大戰(zhàn)袁紹與曹操誰用許攸計誰便獲決戰(zhàn)之勝。許攸乘夜色私奔到曹營,曹操正在洗腳準備睡覺。見攸來,“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辈僬堅S攸教以破紹之計。攸建議操選精兵詐稱袁部蔣奇之運糧兵奔襲袁軍屯糧重地烏巢,燒其糧草輜重,使紹軍自亂。操聽后連連點頭,當夜即依計調遣兵將。第二天操親自帶精兵五千人去實施這一戰(zhàn)略行動。果然一戰(zhàn)成功。袁軍失了烏巢糧草后,軍心惶惶。曹軍八路齊出,猛沖紹營,袁軍大敗,被斬殺八萬余人于官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戰(zhàn)。一場大規(guī)模廝殺后,袁紹引敗兵八百余騎逃回冀州,重新集結兵力再戰(zhàn)曹操,又被操用程昱“十面埋伏”之計擊敗。袁紹憂病交加,不久即吐血而死。

袁紹死后,大戰(zhàn)進入中局階段。按照常規(guī)曹操應不給袁軍喘息機會,一鼓作氣攻下冀州。但操與郭嘉分析袁紹的兒子爭奪后嗣斗爭尖銳,此時曹軍不宜急攻,“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不如引兵遠去,讓袁氏兄弟在內耗中相互削弱后再攻。于是不攻反退。曹軍去后,紹子袁尚、袁譚發(fā)生火并。曹操乘隙而入,連下冀州、并州,殺袁譚于南皮。紹子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殘兵投遼東太守公孫康。

這是大戰(zhàn)的終局階段了。明于度勢、得策輒行的曹操還有更精彩的表現。謀士郭嘉是時病死于軍中,以書信遺計于曹操:“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卻不可動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并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辈購钠溆嫞员鸵字?,窺而不打。公孫康果然誘殺熙、尚二人而來降曹操。操大喜,封康為襄平候、左將軍。這樣曹操成功地運用“善勝者不戰(zhàn)”“全軍為上”的兵法。在滅袁的同時又不費一兵一卒順勢而定遼東。至此,操已擁兵百萬,長江以北廣大地區(qū)盡屬操矣。

四、含而不吐,用衰漢之勢 

曹操從兗州提兵入朝時,其初衷是仿效晉文公和漢高祖,實現其“吞吐天地”的“不世之略”。但直到建安25年曹操因病去世,他的事業(yè)卻只止于統(tǒng)一北方。既不似晉文公那樣作群雄之首合諸候而匡王室,又沒有如漢高祖那樣提三尺劍而成天下一統(tǒng),反而唱出了“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和“愿為周公”這樣的調子。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曹操集結優(yōu)勢兵力下江南時,在江漢平原受到孫權、劉備兩股勢力的堅決抵抗,大敗于赤壁。嗣后劉備入主西川,迅速崛起,與孫權成犄角之勢,打亂了曹操順勢而取天下的計劃。這時候曹操編導的“挾天子以令諸候”的老節(jié)目因為已沒有諸候可令,只有三足鼎立而演出到此結束。擺在曹操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承認現狀,偏安一隅,與孫權、劉備三分天下;要么再向前跨出一步,消滅孫、劉,統(tǒng)一中國,最終使江山易姓。曹操選擇的是后者。他是一個喜歡挑戰(zhàn)、永不服輸、永不知足的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他向世人的公開表白。曹操的“千里之志”和“不已”之“壯心”不是別的,就是要一統(tǒng)華夏。但既是時變勢異,“挾天子以令諸候”的老思路以及相應的老經驗、老辦法便只適用于昨日而不靈驗于今天;打出“事漢”和“作周公”這樣的旗號,繼續(xù)保留名存實亡的漢室,讓漢室像一枚橄欖含在口里,慢慢品嚼余味而不吐出來,正是基于赤壁大戰(zhàn)后格局驟變的新形勢而采取的謀勝韜略。

從對外考慮,曹操保留有名無實的漢室,可以將它作為遏制孫、劉的一張王牌,把進攻的主動權抓在自己手中。曹操不廢漢室,便以群臣之奏和獻帝之詔而名正言順地敕封自己為魏王,御賜九錫。而劉備在西川自立為漢中王,修表到許都,就只能攻曹操“包藏禍心,篡盜已顯”而不能攻他“篡漢已然”;劉備稱自己號“漢中王”的理由是“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而不能象曹操那樣“群臣表奏,獻帝冊立”,三詔乃許而“依真”。劉備稱王之后,曹操便以叛逆罪名興兵討伐,同時差滿寵說服孫權首尾夾擊,共取荊州。結果消滅了劉備集團的關羽軍,孫權奪得了荊襄之地。曹操雖未得地,卻挫傷了暴發(fā)戶劉備的銳氣,破壞了孫、劉同盟而使其變友為敵,造成了曹操可以攻孫、劉而孫、劉難以攻曹操的有利形勢,此則謀大勢而不計小利之高手棋也。

從對內考慮,保留有名無實的漢室,在漢室似亡非亡的模糊狀態(tài)下,更有利于謀求“天下歸心”趨向,逐漸用新平衡代替舊平衡;以期收后勢之利。曹操既是“亂世之奸雄”,又是“治世之能臣”。他自比“周公”,但并無輔漢興劉之意,而確有代漢自立之謀。曹操目睹漢朝自桓靈之亂,人心久已不歸,認定“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因此他能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誠意把爭取民心作為統(tǒng)一中國的大略來實施。曹操在政治上針對漢末朝廷“親小人遠賢臣”的腐敗政治,提拔和任用了賈詡、華歆等一大批才俊之士為朝廷重臣,對外戚干政、宦官弄權的行為實行了嚴厲制裁,使朝廷出現了以業(yè)績求功名的生氣。專事弄權而沒有實際功績的奸倿小人在朝中沒有立足之地。曹操之后的曹氏四代皇帝皆無失政于外戚和宦官弊端,亦可側見這方面變革之徹底。在文化領域,曹操提倡形式多樣、張揚個性的文學改革,以曹操、曹丕、曹植為龍頭的建安文學新潮對漢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禁錮文化形成了猛烈沖擊,帶來一股“歌以詠志”生氣,開魏晉文化之先河。李白所崇尚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便包括了對“三曹”文學改革的肯定。在經濟上,曹操針對漢末土地集中于大戶、兵禍橫生、民生凋敝的弊端反對土地兼并,還田宅與庶民,抑制豪強,減輕人民賦斂,鼓勵耕墾,以苛厲軍法嚴禁軍隊奪民雞犬,踐民稼禾,侵害民生,實行了與民休息的開明政策,使官僚、仕人、庶民等不同階層都各得其所,看到了由亂到治的希望,從而造成了舊平衡瓦解、新平衡到來的社會心理需求。這實質上是一場時間較長,由量到質,由慢到快的深刻革命。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曹操保留名存實亡的漢室起到了減少震蕩和反復,實現穩(wěn)定漸變的調節(jié)作用。曹操終其一生,雖然并未達到“天下歸心”的目標,但在中國北方地區(qū),從朝廷大臣到庶民百姓卻因為得到可聞可睹可思可比的實惠而業(yè)已“歸心”。曹操死后,朝臣對他所作的“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評價顯屬過譽。但曹操的兒子曹丕,既無政績建樹,又無尺寸軍功,因而不能像父親那樣雄視天下,居然可以在曹操去世后短短八個月便廢漢自立,得群臣擁戴而成魏文帝,卻是一個足資證明的事實。由此更可見曹操謀“天下歸心”韜略積累之厚,功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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