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戰(zhàn)國時的大儒,列國君王對其尊敬有加,魏惠王亦是如此,待之為上賓。既然是大儒,當有大智,故而魏惠王欲向孟子求治國之道,便問出那句“將何以利吾國乎?”以魏惠王和孟子的的身份,問話中的“利”字,當是有關(guān)治國的大政方略,既非“貨財之利”,亦非“安吉之利”。孟子呢?儒學之大家,尤以倡導“以仁為本”為其立學之根本,哪里有什么治國方略?所以,只以“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作答。這個回答,巧妙地繞開了魏惠王詢問欲索的答案,使孟子非但不會因其并無治國實策而陷入尷尬,又在魏惠王面前推銷了他的“以仁為本”儒學。從某種角度來看,孟子的這種回答方式是不是有些“玄妙”呢?
《論語》中說,“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除了如孔子最得意的卻也是早亡的那位顏淵之類的極個別人之外,世人大多確實是很希望得到富貴的。為了得到夢寐以求的富貴,有人恃強,有人機巧,有人靠智,也有人憑運氣。然而多數(shù)人最終也只能徒發(fā)感慨,富貴是那樣的遙不可及,總是不近已身。孟子曾兩度赴齊,欲向齊威王、齊宣王宣揚其“仁政無敵”的主張。兩位齊王均對孟子這位頗受世人敬重的大儒禮遇有加,但卻都不接受他的政治主張,因為孟子的“以仁為本”的儒家理論,對富國強兵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與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圖謀霸業(yè)的想法格格不入,完全不合時宜。齊威王欲贈其“兼金一百鎰”,孟子未受;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孟子亦未受。其實,齊威王、齊宣王,只是敬重孟子是當時德高望重的學者,意欲借其聲名,延攬?zhí)煜沦t能之士。孟子未能在齊國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說明他的政治主張在當時是不合適的。
依王充對《孟子》的理解,其中有很多言論是前后矛盾的,也有些是言行不一的。孟子對接受或不接受贈金,包括不接受齊宣王欲送給他的房子,均說出了自己的理由。孟子的理由看似充分,其實呢?或許那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孟子在宋國時,滕國世子,也就是后來的滕文公,向孟子請教,并向孟子贈金七十鎰,但并不是作為盤纏相送的,或許是因為孟子覺得滕國世子信服他的學說主張,所以孟子欣然接受。孟子在薛國時,薛國國君也是非常敬孟子,并贊同孟子的主張,只是薛國實在太弱小,在那里無法實現(xiàn)孟子的政治抱負,便欲離開,而當時正值戰(zhàn)亂,薛國國君便贈金與孟子,以作路上盤纏。至于齊威王贈“兼金一百鎰”、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孟子均拒絕接受,非只因為如孟子所言“則未有處也”,更非“是貨之也”,主要還是因為孟子覺得齊國之君雖然對自己表現(xiàn)出很尊敬,但卻完全不采納自己的學說觀點,這是孟子不能接受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不受齊君所贈,可以理解,但以“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為拒受贈禮,好像有些牽強了。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如孟子的觀點,不符合道義的事不能做,合乎道義的事無過分之說??墒?,合乎道義的標準又是如何呢?孟子的幾次接受贈金與拒收贈房,饋贈者的身份很說明問題,即贊同孟子主張的人所贈之金便收了,表面尊重其人但并贊同其主張的人所贈之房不要。如此看來,或許孟子確如其所言“已不貪富貴”,卻也是離不開錢財?shù)?,畢竟“后車?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諾大的陣式,還是需要大量的錢物的,而這些錢物只能靠“傳食于諸侯”。既然不貪求富貴,怎不效仿其師祖孔子輕車簡從?孟子周游列國推行其學說,從不失了排場,即便其主張不為某國之君接受,但仍能受到非常的禮遇,這一點,遠勝于孔子。由此而言,大夫之“禮”不能缺,真金白銀也是不能少的,這就是孟子“已不貪富貴”,“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沈同與孟子閑談,言及燕國之事,孟子對燕國君王子噲未奏請周天子便將君位讓與燕相子之一事頗有微詞,認為這是無視周天子的行為,很是生氣,故而在沈同問他“燕可伐與”時,立刻回答說可以,他的想法或許是欲借齊國的力量懲罰燕國子之的不臣之舉。就在沈同與孟子交談之后,齊國便舉兵討伐了燕國,并殺掉了那位接受了燕國君位的子之。興兵討伐,必會引起一場兵戈大戰(zhàn),導致生靈涂炭,這也不符合孟子倡導的“仁義”之道。后來有人問及孟子是否為齊國討伐燕國的背后慫恿者,孟子當然不會承認。按照孟子的說法,沈同當時問過他是否可以討伐燕國,而孟子的理解是可以討伐,但必須奏請并得到周天子的同意才可以,并非是在鼓動他。怎么說呢?誰又知道沈同與孟子私下到底說了些什么呢?即便是在孟子師尊孔子的時代,周天子已然被架空了,哪位諸侯君王還把周天子當回事呢?甚至已經(jīng)有諸侯一直在覬覦周天子之位。身為儒家學說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他難道不知道在當時周天子與諸侯們之間是什么樣的關(guān)系?周天子在諸侯之間的博弈與紛爭過程中的地位,只不過是徒具象征意義而已,需要的時候“抬”出來唬人吧。孟子前后不一的回答,展現(xiàn)出了他的睿智,卻也頗受些質(zhì)疑。
正是因為孟子善于分析判斷各種言辭,所以他的回答往往看似平淡,卻總能在不同時期做出不同的解釋,而那些解釋又往往顯得很合理,可是若將不同時期的解釋放到一起,卻又格格不入。或許這就是孟子的高明之處,是他能成為與孔子齊名的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孟子所論“诐”辭、“淫辭”、“邪”辭、“遁”辭,“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fā)于其政,害于其事”,此言不虛。孟子,“知言者”,也就是說孟子善解他人之意,并總能以巧妙的言辭周旋于列國君王,故能在諸侯間行走自如,甚至贈金幫他養(yǎng)活“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這一點,勝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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