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的人格是偉大的。
懷 念 父 親
文/于澄潔
父親大號于世榮，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為五，因此小名叫“五榮”，他的同齡人都稱他為“老五”。生于1915年農歷10月18（公歷11月24日），1992年農歷6月18日去世，享年77歲。如果現(xiàn)在還在世的話，恰好是100歲了。
父親一生坎坷，十幾歲時經歷了兩次大的“年饉”，一次是民國18年，另一次是民國21年（據(jù)史料記載，這兩次年饉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二十多歲時逃荒到甘肅平涼涇川一帶。解放后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參加過多次“學習班”（即“蹲牛棚”）。直到“包產到戶”以后，才真正過上了“有尊嚴的活著”的農民生活。
（文中配圖為于世榮先生遺像）
一、能干的父親
小時候，在我的印象中，父親的形象很高大。父親有超過一米八的個子，兩只大手似有千斤的力氣。我們家有一把镢頭，比別的镢頭寬了近一倍，是父親專門用來挖苜蓿根的，一般人根本掄不動。（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產隊專門供牲口做青飼料的，據(jù)我們中學生物老師說，苜蓿根可扎到地下十二米深。一般在三年后就長得不旺盛了，需要連根挖掉。）父親挖的苜蓿根總是比別人的長幾寸，重量幾乎多一倍。與父親一起干活的老貧農說：你爹的镢頭好，人快不及家伙快。（我心里對此話不以為然：那你也拿一把這樣的镢頭試試？）
父親是最能干的，隊上的農活，大犁、獨犁、撒籽、溜種、耱地、踏胡基（打土坯）、縟草（往鍘刀口喂草），等等，沒有父親干不了的。雖然我沒有見過父親趕大車，但我們家入社前是有大車的（那輛大車在生產隊解散后又分給了我們家）。除了農活之外，父親會修理自行車、架子車。給隊上修理架子車是記工分的，偶爾也有外村外隊的鄉(xiāng)親來找父親修理架子車或自行車，還可以有幾毛錢的收入。（為此，鎮(zhèn)稅務所的老孫還到家里來征過兩塊錢的稅款。）
父親對牛情有獨鐘，解放前家里曾有一頭母牛，為家里添過好幾頭牛犢。母牛老死后，青化街上有位賣牛肉的麻子臉師傅要收走牛肉，父親拒絕了。他對屠戶師傅說：“聽說牛不剝皮就不能脫生轉世，不然我會連牛皮一起埋掉的。”入社前家里有兩頭牛，一頭驢。其中一頭牛外號“大隊長”，因其個頭高大力大無比而得名。由于“大隊長”的肚子太大，我家的大車轅是向外張開的。生產隊解散以后，父親每年喂養(yǎng)一頭牛，陰歷10月23青化街廟會上買一頭小牛犢，一個冬春就養(yǎng)大了，訓練小牛干活（老家稱為“調牛犢”），干半年的農活，次年10月23賣掉大牛再買小牛。如此這般，一起到父親臨終，我也記不清父親養(yǎng)過幾頭牛了。養(yǎng)牛是很辛苦的，“牛無夜草不肥”，每天半夜要給這畜生添草拌料，特別是寒冬臘月，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父親愛牛，一般舍不得借給別人使役。但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兒子來借牛，勉強借給，牛被累得太厲害了，回來后不吃不喝，父親發(fā)怒要去找那人理論，被哥哥勸住了。毛主席說過，“牛，這是農民的寶貝?！痹诟赣H眼中，我家的牛的確很寶貝。
父親在1980年曾患過一次中風，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但晚年一直堅持為鄉(xiāng)親們修理架子車和自行車。那時家里的經濟狀況有所好轉，我們都勸父親不要干了，但父親說：“善門難開，善門難閉?！彼呀洸粸閽赍X，只是為了讓鄉(xiāng)親們少跑一些冤枉路。我在暑假帶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日子，有人來修車子，我讓父親歇著，我來干，但父親看不上我干活，嫌我笨，看著別扭。
二、有文化的父親
小時候，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很“有文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都能背誦和講述。凡是隊上誰有不認識的字，都請教父親，父親大都能認得，如果有的確不認識的字，回家查《四角號碼新辭典》，然后再告訴請教他的人。后來得知，父親只正式讀過一年私塾，而且和先生的關系并不好。所以父親是“自學成才”的。以前父親還經常給村鄰寫對聯(lián)，直到哥哥代替了他，因為哥哥是中學生，而且書法功底很深。家里以前有一幅書法作品，是孔子的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姽压陋殹保挥浀媚切┳趾秒y認得，但父親卻能熟練背誦。所以，父親是當時村子里的“文化人”。
在我眼中，父親上曉天文，下知地理。小時候，我和弟弟睡在父親兩側，纏著父親講故事，《七俠五義》、《狄公案》、《施公案》等，講得頭頭是道，引人入勝，經常撓得我倆睡不著覺。最不想聽到“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經常大部隊出動幾十個人在一起干活，村子里的年輕人也會纏著父親講故事。我曾經勸父親緘默別亂講話，以免被扣上“用封資修轉黑貨毒害青少年”的罪名。因為那時我家政治地位極低，“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全家老老少少“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會被“收拾一頓”。
父親有閱報的習慣，這在農村是較為罕見的。1960年代初期，我上初小，學校的報紙一到，老師總是先讓我?guī)Щ丶医o父親看。后來村小學撤銷合并到大隊小學，父親不能每天看報了，但一到鎮(zhèn)上，就站在郵局門口的閱報欄前閱讀，頗有如饑似渴之狀。
再后來，家家戶戶有了有線廣播，雖然經常有大隊干部和公社干部的階級斗爭宣傳和瞎指揮，但中央臺和省臺的新聞節(jié)目是父親每天的必修課。
改革開放以后，哥哥給父親買了一架半導體收音機，父親對國家大事、時事政治、小說連播、秦腔戲等節(jié)目了如指掌，什么時間哪個臺播什么節(jié)目，就好像事先調準了定時鬧鐘一樣，和我們正說著話，突然說：“新聞該開始了！”一打開，果然是新聞節(jié)目即將開始且尚未開始。當然，單田芳、劉蘭芳、袁闊成等名家的評書連播是一集不落的。
三、正直的父親
小時候經常聽到別人評價父親，最多的評價是“你爹這人很'直’”，這是肯定的評價，說父親為人正直。后來聽到較多的是“你爹這人太'直’”，這是委婉批評的評價，說父親不僅會得罪人，而且會惹火燒身。但不管怎么說，“直”，是父親一生的一個標簽。父親的確很“直”，很“正”，辦事公道，因此經常被人請去解決家庭糾紛。只要父親往那一坐，事情總會有結果。但是太“正”有時會招埋怨。記得母親說過，父親當隊上的保管員，給大伙分糧食，大家都希望秤稱得高一些，但父親總是稱得很平。雖然有人報怨，但大家還是認為父親很公平。
由于正直，父親有很多朋友，其中不乏讓父親引以為自豪的“大干部”。這些朋友雖然沒有幫我家辦過大事，但在青黃不接的時節(jié)幫我家借糧，確有“雪中送炭”的感覺。父親晚年，這些朋友經常來家里看望，一起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地聊天，也是父親的一部分精神財富。
由于父親的正直，我們全家吃了不少苦。“人民公社”辦大食堂，要求各家把糧食全部交公，父親把我家的糧食交得干干凈凈，不留一顆一粒的私藏，以致于全家人僅靠生產隊食堂里能照見人影的稀湯為食。食堂解散后，母親嘗遍地里的野草，能吃的都挖回來煮熟給我們吃。薺薺菜、麥和蘋（一種麥田雜草）、羊蹄甲（一種麥田雜草）、灰條等，俱為佳肴；刺芥（小薊）也可以吃；有一種野草名叫“驢耳朵”，又苦又澀，實在難以下咽，但絕無選擇，只好咽了。至于洋槐花、榆錢、榆樹皮，那都是奢侈品了。我家有一顆?樹，樹上長滿?絮，母親嘗過說可以吃。但隊上飼養(yǎng)員在?樹上拴驢，春天是牲畜換毛的季節(jié)，地上全是驢毛，?絮落在地上，與驢毛混在一起，母親用篩子篩，用簸箕簸，總是不能把驢毛弄干凈，只好哄我們說：“娃，用嘴撿吧。”我們的嘴巴不好使，只好連驢毛一塊吃下。
父親絕不允許我們沾公家的便宜，不允許我們摘隊里的豆角，不允許我們掐隊里的苜蓿，這些東西如果帶回家，他是絕對不吃的，他說有“賊腥氣”。二姐去挖隊上的蔓根（油菜根莖），被民兵隊長沒收了籃子和镢鋤，母親讓父親去要回來，父親嫌丟人，堅決不去要。在那個人人吃不飽肚子的年代，也許只有我家的人守著那份“硬骨氣”。我的迂腐也許就是從父親身上遺傳的。
父親熱愛集體，“愛社如家”。他當保管員時有隊干部與他商量分一些糧食，他不僅拒絕，而且訓斥了人家一頓。這為他后來成為“運動員”埋下了伏筆，文革開始后，他多次進“學習班”學習改造，才“認清了形勢”，“思想覺悟大有提高”。
四、嚴厲的父親、慈祥的父親
我剛剛懂事的時候，覺得父親很嚴厲，有點怕他。父親在家里說一不二，無人敢違背他。小時候感覺他有些不講理，我和弟弟沒少挨他的巴掌或鞋底子。有一次，我和二姐發(fā)生爭執(zhí)，二姐長我5歲，明明是她欺負我，我委曲的哭了，父親回來后不問青紅皂白反倒把我抽了若干鞋底子。說來也怪，我們這些不知挨過他多少鞋底子的兒女，懂事后卻沒有一個對他有報怨，反而個個孝順。我們家以前每頓吃飯時都是以父親為中心，幾個兒子和眾多孫子圍在周圍。那時幾乎沒有什么菜，只是碗里有飯，偶爾有一碟涼拌蘿卜絲放在中間。雖然清貧，但卻其樂融融。
父親一生節(jié)儉，從不浪費一粒糧食。這是由于父親一生“面朝黃土背朝天”，土中刨食，知道每一粒糧食得來的艱辛。在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后，父親對糧食的感情更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有時給隊上鍘麥草（麥秸），鍘到麥草垛底子時，會有一些夾雜在麥草中的麥粒露出來，父親會把這些麥粒收集簸干凈帶回家。有時父親上街趕集回來，手里攥著一塊煤炭圪垯，是有人從架子車上掉落的。在家里吃飯時，如果哪個孩子掉落了一塊饅頭渣，父親看見就會厲聲呵斥：“撿起來！”如果掉得比較多，則會有一句：“你的孽罐罐滿了！”（可以理解為“你作孽呀！”）有時還會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話：“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有一次吃晚飯，他自己掉了一小塊饅頭渣，就端著煤油燈在地上仔細尋找；由于那塊饅頭渣實在太小，光線又暗，找了很長時間才找到。
父親對兒女很嚴厲，但對孫子們卻很寬容。父親睡的土炕，不知被他的孫子及重孫跳塌了多少次。一方面可能是中國人傳統(tǒng)的“隔輩親”，另一方面可能也是隨著年紀慢慢變老，脾氣越來越好。對重孫輩更是親的不得了，對他的大重孫一直稱“老大”，不叫小名。當然，孩子們對他的感情也極為深厚。父親去世后，大重孫不吃不喝在炕上躺了好幾天。孩子太小，最初以為他太爺睡著了，不怎么在意，后來看到他太爺被裝殮進棺材里，他想不通了，“為啥把我爸爺（太爺）放到那個（棺材）里頭？”
五、樂觀的父親
父親一生坎坷，磨練出了堅強的性格。一旦有事，他從不發(fā)愁，從不唉聲嘆氣，反而飯量增加。用他的話說：吃飽了再弄事。每次接到參加“學習班”的通知，父親都愉快地做準備。二姐有些傷心，我有些氣憤，但父親說，在學習班“活輕管待好”，不用干重活，照常記工分，每天還有兩毛錢的伙食補助，有什么不高興的？參加“學習班”的大都是本公社的名人，有舊軍隊的高級軍官，有解放前的國民黨員，有舊政府的職員。父親什么都不是，他只是當過一屆“鄉(xiāng)民代表”，根本算不上“階級敵人”。他的“鄉(xiāng)民代表會”本身是為了限制偽鄉(xiāng)長的權力而設立的進步組織，相當于現(xiàn)在的鄉(xiāng)鎮(zhèn)人大，“鄉(xiāng)民代表會”主席是一位地下黨員，解放后擔任過地區(qū)一級的領導干部，最后從西安兵馬俑博物館館長的職位上離休了。所以我們兄弟姐妹對父親遭受不公正待遇都憤憤不平，父親卻樂觀面對。
我們家由于小伙子較多，飯量都比較大，糧食經常不夠吃，每年到青黃不接的時節(jié)都要到處去借糧。但我從未見過父親為此發(fā)愁。他騎上自行車到處去找他的老朋友，有的老朋友多年沒有走動過，為了全家人的生存，也冒昧去造訪。最初還真能借到，但后來不行了，因為缺糧已經不是一家一戶一村一隊的個別現(xiàn)象，我們整個青化公社沒有幾個富足的生產隊了?！扒嗷鼙頁P，到京當來借糧”，這是京當公社的人諷刺我們公社的順口溜。原因是我們青化公社的領導會吹牛，經常受表揚，而京當公社的領導不會吹，但京當?shù)纳鐔T家里都比較盈實。再后來，原來比較富足的京當人，也逐漸無糧可出借了。
我們家的階級成份是“富裕中農”，可見以前的日子還是不錯的。過去形容不思進取的中農“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家是“富裕中農”，自然要比一般中農更富裕一些。地雖然沒有三十畝，但牛卻有兩頭，外加一頭驢。我是1955年出生的，這一年是農村合作化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家把牛和驢以及大車等大件生產資料全都入了社，所以“富裕中農”生活我是無從享受的，但“富裕中農”約等于富農，富農的政治待遇我是享受足了的。我家過去有三副樓板（關中西府的房子叫“偏廈”，房頂朝一邊傾斜，屬“陜西八大怪”之一，在火炕上方架五根原木稱為“樓條”，樓條上用木板搭建閣樓），如果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民主補課”時被補定為“地主”成份，那幾副樓板也許早就保不住了。到1975年冬天，父親和爺爺創(chuàng)下的家業(yè)實在不能維持原狀了，父親決定賣掉一副樓板。我和父親用架子車分幾次拉著樓條和樓板送到鎮(zhèn)上的商店去，父親的老朋友老爨叔幫忙找買家給賣了。我知道父親心里很苦，但他卻裝作沒事一樣，怕影響我們的情緒。
六、進步的父親
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識文斷字。解放前他做一點小買賣，鎮(zhèn)上逢集時擺地攤，“背集”（不逢集）時干地里的活或者挑貨郎擔轉鄉(xiāng)。做買賣最初還是賺了一些錢，據(jù)說，有一年給爺爺過壽，附近的鄉(xiāng)鄰都來祝賀，由于客人超過預期，把準備的面條吃光，父親讓人到青化鎮(zhèn)上抬鍋盔（麥面烙的硬面大餅，又酥又香，也是“陜西八大怪”之一），由此可見當時家里的經濟狀況不錯。正因為父親有點錢就漏富，所以被土匪盯上，兩次遭到搶劫，血本無歸。據(jù)說，土匪的線人就在本村，父親剛進了貨他們就知道了。但土匪們很欽佩父親，只搶貨物，不傷害他和家人。事后一位土匪在別人面前稱贊父親：“是條漢子！”原因是土匪在我家搶劫時首先綁了父親，接著要綁爺爺，父親給土匪講：東西隨便拿，不要難為老人和婆娘娃娃。再后來，物價飛漲，做小買賣根本賺不了錢。生活的艱辛使父親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日益感到不滿。
父親在青化鎮(zhèn)上的攤位旁邊有兩位老鄉(xiāng)擺攤賣辣椒，其中一位成了我哥的岳父，另一位是個老地下黨員。這位老黨員后來在縣上擔任財貿部長、工業(yè)局長、檢察院長等職，與父親私交很好。受他的影響，父親慢慢地接受新思想，逐漸向共產黨靠攏，并且為組織做一些事情。這在當時要冒很大風險的，但父親認準的事情就義無反顧地去做。父親當時認識的共產黨員有邱※※、崔※※、巨※※、巨※※等，還有一位大人物王宏謀（化名老田）?？梢哉f，父親在解放前就是未加入組織的先進分子。
解放后，父親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忠實信徒。在合作化進程中，父親帶頭入社，把牛、驢和大車等大件生產資料全都交了公。生產隊辦食堂，又把家里的糧食全部交公。
在1955年，鄰村邱家的合作化進程緩慢，還有“一貫道”在活動。當父親聽說他的一位朋友加入了“一貫道”，還是骨干分子，他立刻找到那人，曉以利害，勸其自首。那人聽從了父親的勸告，到縣公安局去自首，交待了問題，得到了寬大處理，免除了牢獄之災。那人后來對父親感激萬分，成了莫逆之交。
“文革”之后，父親終于揚眉吐氣，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父親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決擁護，對鄧小平的豐功偉績念念不忘。他經常教育我們，要珍惜今天的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不要被一些眼前利益所迷惑。
七、熱心的父親
父親是個熱心人，別人有困難，只要有求于他，他絕無二話，因此他有為數(shù)眾多的朋友，其中不乏患難之交。
父親喜歡幫人介紹對象。在我的記憶中，有不少介紹成功的，但其中的艱辛可能外人是無法想象的。有三個例子我記得很清楚。
第一個是把本隊的一個姑娘介紹給鄰村的小伙子。姑娘的父親與我父親關系不錯，小伙子的父親與我父親更是好朋友，事情進展得很順利，幾乎沒有什么岔子。但有一天晚上，父親到小伙子家里說事，回來時因天太黑看不清路把腳腕崴了，腫得老高，經我們附近的骨科名醫(yī)巨培貴先生治療，在家躺了近一個月才好了。
第二個是給兩個鄰村的年輕人介紹對象，小伙子的父親就是當年聽從父親勸告去自首的那位朋友，他們家是地主成份。地主成份的小伙子那時找對象很難。姑娘的父親是一位很會算計的精明人。地主成份的男方家長為了給兒子娶媳婦，愿意付出較多彩禮；但女方家長卻屢出難題，要這要那，最后逼得男方家長跳了起來，不干了！父親又像當年勸他去自首時一樣，苦口婆心，陳以利害，勸他為了兒子再多受一些委曲。這位叔叔在父親和哥哥的勸說下，同意再次讓步，終于成全了兒子的婚事。這對年輕人結婚后，幸福美滿，媳婦不僅吃苦耐勞，干完地里的再干家里的，而且孝敬公婆，孝敬爺爺。這位叔叔過后一提起兒子的婚事，高興得簡直合不攏嘴，一再感謝父親又給他幫了一次大忙。
第三個又是把本隊的一個姑娘介紹給鄰村的小伙子，姑娘的父親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小伙子的哥哥是我父親的干兒子。經我父親介紹后，兩人很快就好上了。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姑娘不愿意了。父親兩頭做工作，終于做通了，兩人重歸于好。就在人們慶幸之時，小伙子患上了糖尿病。在1970s年代的陜西農村，這個病無疑是不治之癥。眼看小伙子康復無望，家長們商量讓兩人分手。誰也沒有料到，勸情侶分手比讓兩人和好的難度大了好多倍。并不是說兩人的感情多么深厚，而是雙方家長在退彩禮多少的問題上分歧嚴重。父親又是兩頭做工作，最終在吵鬧中達成一致，艱難分手。
八、崇尚教育的父親
父親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對讀書人非常敬重，對教育事業(yè)非常敬重。我小時候，聽說父親是村小學的“校董”。后來知道村小學就是父親一手創(chuàng)辦起來的。聽說當年為了申請辦小學的批文，父親幾乎跑斷了腿。父親對村小學教師的敬重和他與村小學教師的關系之密切使人難以忘懷。學校訂的報紙一到學校，老師先讓父親閱讀；老師吃派飯，在我家吃的次數(shù)最多；學校放寒暑假，老師將被褥寄放在我家。我從父親口中知道村小學歷任老師的姓名：楊喜烱，巨志明，于生財，王全泰，李玉勤，等等。其中巨志明還是地下黨工作者，解放后在縣武裝部供職，身上的武裝帶都帶岔（軍官）。后來因犯錯誤回鄉(xiāng)務農，有很好的油油漆繪畫手藝，與父親終生為友。楊喜烱老先生教了幾十年書，晚年成了一名陰陽先生，與父親交往終生。于生財一家人曾經在我家住過很長時間，兩家人如同一家人，其中一個女兒與二姐關系尤為密切。我后來上學時的老師孫承繼、杜秉岐，與我們家的關系更非一般。
父親非常注重對子女的教育。父親敬重教育，也許源于他的“先生夢”。據(jù)父親講，以前逃難到甘肅，遇見一位算卦先生對他說：“你們家將會出一個先生?！备赣H心里很高興，也一直為培養(yǎng)一位先生而努力。
他先是寄希望于哥哥。哥哥天資聰明，五歲就跟著楊喜烱老師讀書，從小練習毛筆字，正楷字寫的像印刷體一樣。1958年考上了益店中學（初中），正是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年代。哥哥經歷了極端的饑餓，上山背鐵礦石，下河撈鐵砂，終于在1961年在最困難的時期初中畢業(yè)。此后哥哥實在不愿繼續(xù)讀高中，想要參軍能吃飽肚子。但父親因為哥哥是長子，不愿讓他當兵。哥哥當時在農村也算是個知識分子，回隊后先當了一年的生產隊會計，后來決定跟著父親的朋友學木匠。他把中學學到的知識應用到木工實踐中，幾年之后成了老家方近達遠有名的木匠。哥哥在學木匠的過程中也是兼收并蓄，與時俱進。他先跟師父學的是“車木匠”（打造大車），隨著大車活計日益減少，就逐漸成了“嫁妝木匠”（做家具）。再后來不但做家具，而且蓋房子，蓋房子本來是“房木匠”的本行。蓋房子最初是土木結構，后來是磚土木結構，再后來是磚木結構。1976年生產隊蓋倉庫時，哥哥邊學邊干，研究大梁結構和磚縫圖案，蓋出了既堅固結實又美觀大方的糧倉。
大姐更是聰明好學，父親經常用大姐的一段作文來稱贊大姐，同時也是督促我和弟弟：“我雖然學習不好，但每次考試都是100分?！贝蠼阍谇嗷睆R高小讀書時，經常吃不飽飯，有時甚至沒有飯吃。但大姐成績優(yōu)異，表現(xiàn)突出，深得大隊輔導員鄭緒蘭老師的喜愛，還在鼓號隊擔任一號銅鼓鼓手。每次全公社小學生的活動，我都能看到大姐在隊伍最前面胸前掛著一面大銅鼓，揮舞著大號的鼓錘，引領著后面的小鼓和銅號，非常神氣。1961年大姐考上了益店中學（初中），學習成績依然優(yōu)異。但遺憾的是，大姐只在初中上了一個學期，就輟學了。原因之一是大姐夫與哥哥同時畢業(yè)，家里催著結婚；原因之二則是父親重男輕女，沒有像支持哥哥一樣支持大姐讀書。益店中學的老師好幾次到家里來做父親的工作，但父親始終不改口。就這樣，大姐在1963年春節(jié)前農歷臘月29那天出嫁了。后來，每當父親背誦大姐的作文時，我們都埋怨他為什么不讓大姐繼續(xù)讀書，否則我們家也許會出一位女科學家、女院士。終于有一次父親向我說出了他的苦衷：父親收了大姐婆家的彩禮，如果大姐繼續(xù)上學，這門親事就要吹，家里實在拿不出退彩禮的錢。
二姐也是非常聰明好學的，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她上四年級，寫字和算算術都是二姐輔導的。但她更愛干活。家族中有位大媽告訴二姐：女孩子念書沒用，學好女工才是正經本事。二姐對此深信不疑，一心學習針線本領。母親不讓她學針線，她就到村子里別人家去學習紡線、織布、繡花。因此二姐只讀到初小四年級就參加隊上的勞動了。
弟弟比我小兩歲半，1971年上了青化公社第二中學，兩年的初中學習過程，大部分時間停課學農、學工、學軍，文化課被嚴重干擾。公社領導經常下令讓這些尚不懂事的學生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青化街農歷10月23日的傳統(tǒng)廟會，四面八方的農民都按照傳統(tǒng)日期和傳統(tǒng)方式進行商品交易，公社領導極左思想嚴重，不讓辦廟會，讓民兵去驅趕趕廟會的鄉(xiāng)親，民兵不夠，就讓二中的學生去牲口市上解大牲口的韁繩，讓牛馬驢亂跑亂竄；1972年春節(jié)前，水利工地上全部停工，民工都回家準備過年，但公社書記陳※※不讓大家過年，要求在春節(jié)前再來一次“水利工地大上勞”。社員們都不愿去，大隊和生產隊干部也有抵觸情緒，公社書記就下令讓初中學生上水利工地。弟弟當時剛滿14歲，尚未成年，但受公社領導的煽動蠱惑，熱情高漲，躍躍欲試，家人攔都攔不住。1973年，弟弟初中畢業(yè)，學校領導楊※※堅決不推薦他上高中，只好回隊務農。弟弟心靈手巧，學什么會什么，在學校學電工，吊燈線時打的結很漂亮，我學了好長時間才學會。他后來跟哥哥學了木匠，活也做的很漂亮。
我初小畢業(yè)是1965年，暑假過后上了高小。1966年6月份夏收過后，“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影響到我們學校了。1967年高小畢業(yè)時，公辦中學已經停辦，我的初中先是在大隊小學上，沒有中學老師，就讓小學老師上課。非常幸運的是我們大隊有一位從寶雞長壽中學（后來改稱寶雞中學）高中畢業(yè)的杜強老師給我們代課，他教我們代數(shù)和物理，化學是另一位老師代的。我們沒有初中課本（全國的學生那時都沒有課本），杜強老師跑了一趟寶雞，到新華書店的倉庫里找到了一些文革前的初中數(shù)理化課本。這可是寶貝！也許我們當時是全國唯一有課本的初中生。1968年冬天，杜強老師參軍，我們又沒了老師。大隊領導后來與公社領導聯(lián)系，把我們班十幾個同學轉到青化公社中學。到了公社中學，我們的數(shù)學課學習生產隊會計賬，代數(shù)課因此中斷，幾何根本沒學。那時候，全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币虼诵W學制成了五年，初中只上兩年。兩年之后，沒有畢業(yè)考試，我們就畢業(yè)了。我們初中畢業(yè)時是1969年夏天，那時沒有高中，我只好回隊上參加勞動。1969年秋天，當時擔任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武志忠老師倡導在公社中學辦一個高中班，學生由各大隊推薦。二姐找大隊領導給我開了一份推薦信，我就在公社中學上了高中班（當時稱八年級）。到學校報到之后，武志忠老師看到各大隊推薦來的學生人數(shù)較多，一個班容納有困難，就讓小學1966屆以前的畢業(yè)生留下，1967屆的下到七年級（初中二年級）去。我是1967屆的小學畢業(yè)生，就自覺到七年級一班插班，班主任是傅耀林老師。在七年級待了一段時間后，發(fā)現(xiàn)八年級學的課程我可以跟上，又去找武志忠老師申請回到八年級。武老師最初沒有答應，后來在傅耀林、傅秉哲、武新洲等老師的推薦下，我又回到八年級跟班上課。至此，我成了一名“高中生”。1970年，全國恢復高中教育，我們班按照高二年級被全盤端進了縣辦高中――益店高級中學，成了“71級”高中生。據(jù)后來了解，全國在1969年辦高中班的僅青化公社中學一處，我們班同學也成了全國唯一的在1971年畢業(yè)的高中生。1971年7月份，我從益店高中畢業(yè)，開始了長達七年的農民生活。說實在的，我們只是名義上的高中畢業(yè)生，也就相當于文革前的初中生水平，語文水平甚至遠遠不如文革前的初中生。
父親對孫輩的教育也十分上心。四侄子天資聰明，學習從不費勁，小時候得了不少獎狀。父親很是疼愛，一直稱他為“四先生”。但性格外向，好打抱不平，難免惹事生非，高中沒有讀完就輟學了。這件事成了父親的心病。后來四侄子上了陜西師范大學自學考試中文專業(yè)，父親才放心了，逢人便說：“建虎到底（終于）上學了”。
九、父親的“先生夢”
1972年，文革后期，大學開始招生。當時的條件是高中畢業(yè)生要在生產一線勞動鍛煉至少兩年，表達突出，由大隊和公社推薦；經過文化考試后，再由高校錄取。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從縣上得知這一消息后，專程來到家里告訴父親，讓我早做準備積極應考。父親很是高興。那年中美關系開始正?；?，尼克松訪華，父親聽到廣播里開始播送《中美上海聯(lián)合公報》，趕緊喊我快做筆記。由于家族成份偏高，父親又不愿求人，所以推薦根本沒有我的份。后來由于我本人得罪干部太深，政治地位下降到極點，就不再指望上大學了。七年的重體力勞動，我被改造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心中的大學夢也早就熄滅。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我的心中又燃起了上大學的火苗。由于離開學校太久，手太生，第一年高考失利，名落松山。我心有不甘，以前推薦沒有咱的份，現(xiàn)在公平競爭，考不上就是活該。1978年春節(jié)期間，我最要好的同學傅永杰來家里看望，想要勸說父親支持我繼續(xù)復習準備再考。結果父親的話令他有些吃驚：不管能否考上，只要能進一次考場，就已經很榮光了。永杰告訴我，有這么開通的父親真是咱的福份。1978年春天，我被隊長指派給隊上的磚瓦窯做瓦坯，我?guī)Я藘蓚€徒弟，每天干半天的勞動，半天學習。終于在1978年10月16日邁進了陜西師范大學的校門，圓了我的大學夢，也圓了父親的“先生夢”。
事后父親對家人說，當年在甘肅那位算卦先生說的話，在心里埋藏了幾十年，沒想到我家的“先生”從這里出來了。此后，我家又連續(xù)出了幾位先生，大外甥寶雞師范學院畢業(yè)教高中，三侄子和侄媳鳳翔師范學校畢業(yè)先教小學后教初中，還有幾位親戚的孩子也教中學或小學。有一年春節(jié)在一塊聚會，家里聚集了大中小學教師共七人。
十、父親的開心事
父親性格開朗，自然開心事就多。但有一件事他在我面前多次提到，頭一次放假回家，父親給我說這件事，再一次放假回家，父親又給我說這件事。在我記憶中，他說了不止三四次。那就是“我把董※※罵了一頓！”
董※※以前是公社的大干部，我權且稱他為“董大人”，下鄉(xiāng)住隊時曾兩次住在我家，與父親雖無深交，但關系還不錯。1974年秋天，由于我本人的原因（我那年春天被縣上來的工作隊指派清查隊干部的貪污賬，結果頭破血流），父親被冠以“漏劃富農分子教唆兒子迫害老干部”的罪名接受全公社社員大會的批判。父親早早就來到大會會場，但不知該到什么地方，正在猶豫時，董大人出現(xiàn)了，對父親一聲呵斥：“到臺子后面去！”至此，父親對董大人徹底失望了。以前總以為他是非不明，認識模糊，但還不壞，這時父親才清楚地認識到董大人與那些貪污分子是一伙的，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過了幾年，董大人退休了，也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樣趕集買菜。
父親晚年由于身體不好，到集上去的次數(shù)逐漸減少。后來每個月去一次，先剃頭理發(fā)，然后與幾位老朋友蹲在商店的過道上海闊天空地神聊。有一次正聊到興頭上，董大人過來了，那時早已沒有了往日的神氣，而且有些猥瑣。他徑直走到父親跟前，問候一聲：“老于你也趕集來了？”父親裝作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繼續(xù)與老伙伴們聊天。父親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嫂子的大舅）對父親說：“那個人問候你呢！”父親回了一句：“我不認識這個王八蛋！”（父親當時的話更難聽一些，恕我為尊者諱。）董大人聽了之后立刻轉身灰溜溜地急匆匆地走了。父親那個開心啊！多年積壓在胸中的憤怒和屈辱終于得以釋放。
我非常理解父親那時的心情，就像北京人在粉碎“四人幫”后走上街頭狂歡的心情一樣。父親一生追求進步，為黨工作過，為了鄉(xiāng)村教育做過貢獻。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希望過一個老百姓平平常常的生活。但在“四人幫”橫行時期，經常有飛來橫禍降臨，甚至于不敢生病。有一年春天，父親患重感冒，在家躺了好幾天，感覺好一點了，出來轉轉。門前就是自留地，在地里走了幾步發(fā)現(xiàn)草比較多，農民的本能驅使他蹲下拔了幾顆草。這時大隊年輕的副書記和副主任過來質問：“你鋤自留地呢？”父親回答說：“我這幾天感冒了……”，話還沒說完，副書記就嗆了一句：“要害病就害你的病，但鋤自留地不行！”父親拖著病弱的身體，手里也沒有鋤地的工具，但干部們發(fā)現(xiàn)了“階級斗爭新動向”，大會小會亂批一通。
十一、后記
雖然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的人格是偉大的。想寫一篇懷念父親的文章，是我從去年就萌發(fā)的愿望。退休之前，總靜不下心來。最近在深圳沒事可干的時候就寫幾個字，原打算寫一萬字，現(xiàn)在字數(shù)差不多了，但總覺得還有很多很多的話沒有寫出來。先寫到這里吧，以后想起來再說。(2015/6/）
作者簡介：
于澄潔，1955年生，岐山縣青化鎮(zhèn)人，23歲之前在老家務農，1982年7月從陜西師范大學化學系畢業(yè)，先后供職于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和西安石油大學圖書館，2015年退休。身居西安，心系老家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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