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發(fā)生在唐朝最為輝煌的階段，也就是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所以，它也叫“天寶之亂”。
可是，這個“天寶之亂”， 為什么又叫“安史之亂”呢？
這是因為，這個“天寶之亂”是由安祿山和史思明兩個人發(fā)起的，他們兩人一個姓“安”，一個姓“史”。
那么，這安祿山和史思明兩個人，他們又都是什么來頭呢？為什么他們會具有這么大的能量呢？
他們這兩個人，其實都是唐朝的高級將領。
其中，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個地區(qū)的節(jié)度使；史思明，則是在安祿山的手下任平盧軍兵馬使。
可是，既然他們兩人都是唐朝的高級將領，為什么他們又要起兵發(fā)起這場叛亂，反對唐朝呢？
這其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唐朝官場上的將相不和。
安祿山作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員，卻和唐朝宰相楊國忠矛盾很深，他們兩人相互忌恨。
所以，安祿山就以討伐楊國忠為借口，起兵叛亂。
當然，他們這么容易發(fā)起叛亂，而且，叛亂的聲勢又是那么壯大，能夠禍害天下長達八年之久，這又是由于，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是已經(jīng)積累到了一個瀕臨爆發(fā)的臨界點。
安祿山和史思明，雖然都是唐朝的將領，他們卻都是胡人，并且，他們的手下，也都是胡人。
這個胡人和漢人之間，因為風尚不同，是互相歧視，誰看誰也不順眼的。
這個矛盾，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一直都存在，沒有被化解。
再加上當時的上層統(tǒng)治階級花天酒地，底層的民眾卻負擔沉重，那種難以忍受的階級矛盾，就很容易被引導，從而找到一個發(fā)泄的出口。
而這里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作為唐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唐玄宗，晚年昏聵怠政，也沒有把好關。
唐玄宗李隆基，自從改元天寶之后，就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耽于享樂，寵幸楊貴妃。
他把國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而又寵信安祿山，卻對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矛盾漠不關心，不聞不問。
甚至，直到人家前來奏報安祿山造反，他還以為，那是人家因為厭惡安祿山而編造的假話，好幾天都沒有相信。
后來，他知道了安祿山是真的反了，卻又輕信讒言，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堅守潼關的封常清、高仙芝兩位前線將領，又起用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逼迫其出潼關與叛軍交戰(zhàn)，結果，導致潼關和長安相繼失守。
而這次“安史之亂”的后果，當然也是十分嚴重的。
它不僅造成了唐朝的社會動蕩、階級矛盾加劇，以至于后來的黃巢起義的發(fā)生；而且，還造成了藩鎮(zhèn)割據(jù)、邊疆不穩(wěn)、新疆西域那大片的地方，都是得而復失，整個唐朝，也是因此而由盛轉衰。
另外，也是由于這次動亂，給中原地區(qū)造成的破壞，就使中國經(jīng)濟的重心，從此永久性地向南方轉移了。
那么，以上都是公認的“安史之亂”所發(fā)生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我們有沒有可能，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認識這場動亂的發(fā)生呢？
當然有。
老曹現(xiàn)在就指引大家，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認識這個“安史之亂”所發(fā)生的必然性。
這個新的角度，是一個什么角度呢？
就是“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
所謂的“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當然要從“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五胡亂華”說起。
這個“五胡亂華”，就是指從西晉時期，北方眾多的游牧民族趁著西晉的“八王之亂”、國力衰弱之際，陸續(xù)進入中原，建立起一些非漢族的政權，與南方的漢族政權形成對峙的那段歷史現(xiàn)象。
其中的“五胡”，主要就是指匈奴、鮮卑、羯jié、羌、氐dī五個胡人族群。
當然，事實上，“五胡”只是西晉以來，眾多亂華之胡人族群的代表，亂華之胡人族群的實際數(shù)目，其實遠非五個。
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北方各族以及漢人在華北地區(qū)所建立的國家，多達數(shù)十個。
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就有五胡十六國。
她們后來都被前秦統(tǒng)一，從而與南方形成了南、北朝對立的局面。
而在這個“五胡亂華”的過程中，由于胡、漢民族的混合交融，使各方都認識和了解到了對方的習俗與文化，也比較出各方文化的優(yōu)點和缺點，于是，就不可避免地產生“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現(xiàn)象。
這個“胡人漢化”，不是說，只是哪一個少數(shù)民族族群有了漢化的現(xiàn)象，而是所有的進入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族群，都有這個被漢化的現(xiàn)象。
比如，匈奴民族從東漢初年的南匈奴進入山西，到西晉初年匈奴的部眾繼續(xù)南遷，經(jīng)過持續(xù)二百多年的與漢族人的親密接觸，他們的整個匈奴，就在不知不覺中，全部被漢化了，以至于匈奴人所建立的政權，就稱之為“漢”。
而建立后趙國的羯族人石勒，雖然他自己不識字，他卻知道文化的重要，而且，他知道漢族文化比他們羯族文化要先進。
所以，他就重用“博涉經(jīng)史”的漢人張賓為謀主，對張賓是言聽計從。
他還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華族，就是不得凌辱漢人。
他還設立太學和郡國學，用儒家經(jīng)學培養(yǎng)包括羯族將領子弟在內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試經(jīng)之制，用儒學選拔官員。
建立了前秦國的氐di族君主苻fú 堅，他也是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按照漢法改革政治，發(fā)展經(jīng)濟和文化，爭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
他廣修學宮，還親臨太學，考試學生的經(jīng)義，獎勵儒生和發(fā)現(xiàn)人才。
而在這個“胡人漢化”的過程中，動作最為激烈的，還是要數(shù)北魏鮮卑族的孝文帝。
這個孝文帝，他為了推行漢化改革，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遷都。
他把他們的都城，從平城，也就是現(xiàn)在的山西大同，遷移到河南洛陽。
這樣，就使他們鮮卑族的主體，都處在漢族人生活的核心區(qū)域，從而加強了他們鮮卑族人與漢族人之間的日常交往。
他的這個目的，當然是為了通過與漢族人的日常交往，來推動鮮卑族人的漢化進程。
他的第二個措施，是改革官制。
他把他們鮮卑族的官僚體制，改得跟漢族人的官僚體制一樣。
這樣也是對推動他們鮮卑族的漢化，可以起到一個引領的作用。
他的第三個措施，就是禁穿胡服。
他不準鮮卑族人穿他們自己民族的傳統(tǒng)服裝。
這就是希望通過日常生活中的隔絕與淡忘，讓鮮卑族人從風俗習慣上轉變成漢人。
他的第四個措施，就是不準他們鮮卑族人說自己的民族語言，必須說漢語，這叫作“斷北語”。
這個作用，就和禁穿胡服是一樣的。
他的第五個措施，就是改姓氏，把鮮卑族的姓氏，全部改成漢族人的姓氏。
他的第六個措施，就是定族姓，通過對宗族等級的規(guī)定，把人們的社會身份，按照宗族等級區(qū)分開來。
他的第七個措施，就是推動鮮卑族人與漢族人通婚聯(lián)姻。
就是這樣，通過各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大力推動，加上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日常交往中的潛移默化，我們中華民族，就完成了又一次的大融合。
但是，這個民族融合，是雙向的，民族融合中的這個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在 “胡人漢化”的同時，中國北方的漢人，也是在不知不覺里，進行著胡化性的改變的，也就是所謂的“漢人胡化”。
我們應該知道，中原漢人，以前都是席地而坐的；或者跪坐，或者盤腿坐，都是并沒有坐椅子和凳子的習慣的。
至今的日本、韓國，也還有這樣的風俗習慣，那都是學的我們中國人的。
但是，自從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胡床”，自北而南地流行開來，促使一些高足家具的興起，于是，漢人，就都改變了那種席地而坐的習慣，這高的桌子、低的板凳，就成了家家戶戶必不可少的東西。
這其實就是“漢人胡化”的一個例子。
當然，這還只是波瀾不驚的、潛移默化中的“漢人胡化”。
還有更激烈的“漢人胡化”，那都是在血與火的政治斗爭中，被迫進行的“漢人胡化”。
因為，這個“胡人漢化”，特別是由胡人中的當權者所主導推動的“胡人漢化”，并不是那么一帆風順的，它是會發(fā)生反復的。
而在這個發(fā)生反復的過程中，不但是“胡人漢化”的運動會發(fā)生倒退，它甚至還會裹挾著其中的漢人，也被迫隨著這種倒退進行“胡化”。
比如，那個北魏的孝文帝，從推行漢化政策到他去世，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
在這六年的時間里，因為他遷都洛陽，使北部邊境一些軍鎮(zhèn)的鮮卑族將軍的地位降低、特權減少，進而導致下面的兵士的待遇跟著降低，日子難過，所以，北部邊境的一些軍鎮(zhèn)，就對他的這個漢化政策十分不滿。
在他去世之后，北部六鎮(zhèn)就發(fā)生了叛亂。
而在平叛中掌握了權力的北魏將領爾朱榮，又回頭對這個漢化政策，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清算。
他回到洛陽后，將三歲的傀儡皇帝以及太后，沉入了黃河，又將漢族的那些世家大族，以及那些漢化了的鮮卑貴族，幾乎全部趕盡殺絕。
到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兩個國家之后，這兩個國家，也都是向著鮮卑化回歸的，其中，又以東魏最為激烈。
他們東魏的鮮卑貴族，不僅恢復了鮮卑語，而且，還只信任鮮卑人，通曉鮮卑語的人，就會得到提拔和重用。
在這樣的環(huán)境氣氛下，本來是漢人的高歡，為了得到鮮卑族貴族的認可，就變得比鮮卑人還要像鮮卑人。
他不僅在號令三軍的時候，講鮮卑語言，而且，還極力地倡導胡俗，將漢人蔑稱為“漢兒”。
這就正是所謂的“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當然，這首“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小詩，不是當時的東魏人的作品，而是后來的唐朝人的作品。
但是，不管是哪個朝代的作品，她這個“漢人胡化”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現(xiàn)象，都是一樣的。
在西魏這邊，他們也是盛行鮮卑語言，同時，他們也把恢復他們鮮卑族人的舊姓活動，推向了高峰。
他們是重用胡人和胡化的漢人，還給胡化的漢人賜予他們鮮卑族人的姓氏。
這樣，生活在北方地區(qū)的漢人，特別是漢人中的貴族，就基本上都是被胡化了的。
可想而知，后來的“關隴集團”、隋唐王室，他們都是從西魏以及北周過來的，他們不被胡化，那是不可能的。
不被胡化的漢人，怎么進得了他們西魏、北周政權的上層呢？
那么，這個“關隴集團”、隋唐王室的胡化，對后來的唐朝，又有什么樣的影響呢？這個“關隴集團”、隋唐王室的胡化，與這個“安史之亂”，又有什么關系呢？
首先，這個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們的那些跟著他們叛亂的手下，也都是胡人。
所以，這場叛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胡人跟漢人之間的民族斗爭。
而如果唐朝王室不被胡化，他們會不會就對這些胡人，提高一些警惕，從而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避免這場叛亂的發(fā)生呢？
當然，這還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就是，胡人的傳統(tǒng)上的政治體制，是“部落制”；而漢人的傳統(tǒng)上的政治體制，是“郡縣制”，是吧？
那么，這個“部落制”和“郡縣制”的區(qū)別，是什么呢？
“部落制”，就是我們的西周“分封制”的前身。
我們西周時期所分封的那些諸侯，就是一些升級了的部落。
而諸侯是國家，她的內部是形成了嚴格的等級的。
那么，部落，是不是國家呢？她的內部，有沒有形成等級呢？
沒有。
部落里面，除了首領和長老，她是沒有等級的，她甚至有可能還在實行原始的共產制。
所以，“部落制”，是比我們西周時期的“分封制”還要落后的一種政治體制。
而我們的“郡縣制”，又是從“分封制”進化而來的。
“郡縣制”和“分封制”的區(qū)別，又是什么呢？
在形式上，“郡縣制”的軍權和政權，是分開的，郡縣的首領管不了軍隊，軍隊的首領也管不了郡縣，他們都是分別由中央任命的，他們的這種分化的權力，也是由中央來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而“分封制”的軍權和政權，則是不分開的，諸侯國的國王，既是軍事首領，也是政權首領，而且，他的職務和權力，都是世襲的，而不是來自于中央的認命。
那么，這種形式上的區(qū)別，所帶來的政治效果上的區(qū)別，是什么呢？
就是“分封制”下的諸侯的實力強大了，他就有能力與中央對抗；而“郡縣制”下的郡縣首領和軍隊首領，有沒有可能強大呢？有沒有能力與中央對抗呢？
沒有。
“郡縣制”下的郡縣首領和軍隊首領，他們一個沒有軍權，一個沒有財權，他們怎么與中央對抗呀？
所以，“郡縣制”，是吸取了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而在“分封制”的基礎上發(fā)生進化的結果，她是比“分封制”還要先進的一種政治體制。
那么，她當然就比胡人族群的那種“部落制”的政治體制，要更加先進了。
但是，經(jīng)歷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歷史的唐朝人，知不知道這個“郡縣制”，比“部落制”要先進呢？他們知不知道這個“郡縣制”的本質是什么呢？
他們肯定是知道，這個“郡縣制”是比“部落制”要先進的。
但是，為什么先進呢？這個“郡縣制”的本質是什么呢？
他們就不知道了。
因為，他們不熟悉那個早已離他們遠去的周朝時代的歷史，特別是不熟悉那個動蕩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他們不熟悉這個“郡縣制”取代“分封制”的根本原因，他們只熟悉他們剛剛經(jīng)歷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
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給他們的印象是什么呢？
那就是門閥地主、世家大族擁有權力，皇帝沒有權力。
所以，唐朝人，就是注意防止門閥地主、世家大族的死灰復燃，他們卻不知道，周朝時期的那種諸侯王國的出現(xiàn)，危害其實比門閥地主、世家大族還要大，還要猛烈。
而諸侯王國的本質是什么呢？
就是同時擁有政權和軍權啊。
他們同時擁有政權和軍權，他們就有可能形成足以和中央對抗的實力啊，他們就有可能和中央對抗啊。
那么，按照這個同時擁有政權和軍權，即為諸侯王國的判斷，這個唐朝的節(jié)度使，是否就是一方的諸侯王國呢？
安祿山這個范陽、平盧、河東三個地區(qū)的節(jié)度使，是否就是一方的諸侯王國呢？
你一個朝代出現(xiàn)了諸侯王國了，就等于是你們已經(jīng)回到了周朝的那個時代，那么，“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那種大動蕩，不就是在后面等著你們嗎？
所以，“安史之亂”是怎么發(fā)生的？
那就是因為，安祿山作為一個三鎮(zhèn)節(jié)度使，他手里既有軍權，也有政權，他是一方諸侯王國的諸侯王，他有那種發(fā)動叛亂的能力啊。
那么，為什么唐朝，會有這個節(jié)度使制度呢？
這個節(jié)度使制度，又與“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有什么關系呢？
這個節(jié)度使的“節(jié)度”，顧名思義，就是節(jié)制調度；“使”，就是使節(jié)，就是由皇帝臨時派遣的、代表皇帝去發(fā)號施令的官員。
所以，這個節(jié)度使，最初，并不是一個專門的職務，而是一個臨時性的職務。
如果，她僅僅是一個臨時性的職務，執(zhí)行了一個具體的任務之后，權力收回，職務撤銷，那就沒有什么了。
問題是，這個職務，她后來不僅變得常態(tài)化、正規(guī)化，而且，他的權力也越來越實際，越來越具有地方性，實現(xiàn)了集軍、民、財三政于一身。
這就不僅使他的性質發(fā)生了變化，使她由臨時性轉變?yōu)檎?guī)性；而且，也使她的地位、功能發(fā)生了變化，使她成為了一個可以脫離中央支持，而獨立存在的軍政實體，從而使她不僅可以向外抵御外敵，也可以回頭對抗中央。
當然，有一千個理由，可以說明這是形勢所迫，是一些具體的實際情況，迫使事情一步一步地走到這個地步的。
而我們，只有一個理由，來反駁這一千個理由。
我們的理由，就是唐朝上下，都不熟悉歷史，都沒有戰(zhàn)略眼光，都缺乏高度的政治敏感度。
如果熟悉歷史，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社會大動蕩，知道周朝的“分封制”演變成秦漢以來的“郡縣制”的原因，那么，唐朝的政治人物們，就應該從戰(zhàn)略上知道，軍、政必須分家；他們就應該具有高度的軍政合一，內亂必至的政治敏感度。
所以，他們就一定有辦法，解決軍隊與地方的配合問題；他們就一定有辦法，防止地方政權和軍權，落入到同一個人的手中。
那么，為什么唐朝的政治人物們，都沒有這樣的戰(zhàn)略眼光、沒有這樣的政治敏感度呢？
這就是因為，“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結果。
因為“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就導致當時的人們，比較接受胡人社會的那種“部落制”政治體制。
而“部落制”里的部落，就和“分封制”里的諸侯一樣，他們都是軍政合一的。
這也就讓唐朝的人們，習慣了軍政合一的這種地方體制，感覺不到這種體制里面的危險性。
他們當然知道“郡縣制”要比“部落制”先進，他們也樂于實行“郡縣制”。
但是，他們只是從經(jīng)驗上知道，“郡縣制”要比“部落制”先進，他們卻不知道這里面的原因。
他們不知道“部落制”與“郡縣制”的根本區(qū)別，就是“部落制”是軍政合一的，而“郡縣制”是軍政分開的。
當然，他們不能發(fā)現(xiàn)這個根本區(qū)別的原因，還是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地主、世家大族，他們也都是軍政合一的。
就是由于那些門閥地主、世家大族們也是軍政合一，就導致唐朝的人們認為，“郡縣制”下，也有軍政合一，所以，軍政合一就是正常的，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他們卻不知道，“郡縣制”下的門閥士族和世家大族的軍政合一，那都是不合法的。
那是因為，社會已經(jīng)腐敗，皇權已經(jīng)墮落，才有門閥士族和世家大族的軍政合一。
而在皇權穩(wěn)固的西漢和東漢時期，是沒有門閥士族，也沒有世家大族的。
那時候，當然也是沒有門閥士族和世家大族的軍政合一的。
所以，唐朝的人們，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不合法的門閥士族和世家大族的軍政合一，誤會成了一種合理的存在，他們也就認為胡人的“部落制”的軍政合一也是合理的，沒問題的。
這就是他們的政治上的倒退。
而他們的這種政治上的倒退，很明顯是由于“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結果，是由于“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之后，他們整體的智商倒退的結果。
所以說，一個落后民族和一個先進民族的融合，所得到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扯平的，而不是相互提高的。
唐朝，由于具有了北方胡人的野性，她也具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攻性，所以，她相對漢朝是更加開拓了疆土。
但是，她也是因為民族融合，而拉低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智商，以至于我們中華民族，又重新經(jīng)歷了一次，比“春秋戰(zhàn)國”還要殘酷的社會大動蕩時期，那就是唐朝滅亡之后的“五代十國”時期。
所以，世界潮流，是人類的大同；各個民族，最終，總是要走向融為一體的。
但是，歷史的教訓，不可忘記。
希望我們的中華民族，不要再次因為某種原因，而拉低了自己的智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