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張居正死后被萬歷皇帝清算，以至抄家問罪，很多人將其原因歸結在于張居正推行改革得罪了許多人。這個結論其實沒有實質性根據，是一部分史學家不負責任臆測出來的原因。張居正死后之所以墻倒眾人推，關鍵在于奪情事件時處置不當。
萬歷五年，張居正勾結上大太監(jiān)馮保，將上任首輔高拱趕回了老家。正當他想大干一場的時候，卻從老家傳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他老爹張文明死了。父親去世，兒子會感到悲傷，但張居正更擔心的卻是父親去世帶來的另一個副作用-丁憂。
古代講究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妻為婦綱，忠與孝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君主認為只有孝的兒子才能成為忠的臣子，因此要求臣子在父母死后3年內要回家守孝，不能繼續(xù)當官，學生在父母死后則不能參加科舉。
回家丁憂對大多數官員來說都不是件好事情。首先，回家守孝，朝廷雖然會給你發(fā)工資，但明朝官員的工資是出了名的低，官員的收入主要是靠炭敬、冰敬之類的灰色收入，一旦丁憂，收入這一塊會大打折扣。
其次明朝官員的晉升是要考核的，考核過關才能升官，但如果你回家守孝了，這三年時間是不會計入考核的，也就是說你白白浪費了三年寶貴的仕途升遷時間。
最后官員丁憂，必然要讓出現在的官職，丁憂完以后回去還需要等待重新分配官職，一等七八年的人也不是沒有。
位極人臣的張居正并不擔心沒錢，也不是怕丁憂回來沒官做，他是不愿意放心手中的權力。自嘉靖年間起，嚴嵩干掉了夏言，徐階又干掉嚴嵩，然后徐階致仕高拱上位，張居正好不容易聯合大太監(jiān)馮保趕走高拱，怎么能輕易地把權力交出去呢，“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
而且在嘉靖年間當過首輔的人，下臺以后大多沒有好下場，夏言被殺，嚴嵩被抄家趕到街上當了乞丐，徐階則是因為兒子晚節(jié)不保，張居正也不愿意冒著被清算的風險放下手中的權力。
既然不肯丁憂，那就只有走“奪情”這條路了。在明朝，官員遭遇父母逝世時，如果事態(tài)緊急，經皇帝特批，可奪情任職如故，如帶兵打仗的將領，軍務在身，必須奪情。但文官奪情的話，通常則會引起一定的爭議。
在明朝早期，文官奪情特別是閣臣奪情的情況還是比較常見的，如永樂年間的楊榮、宣德的楊溥，都被奪情，未能終喪。但經過嘉靖朝大禮議事件，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重孝守孝的氛圍。因此，張居正要奪情，反對者不是政敵，也不是所謂的改革受害者，而是整個文官集團和社會輿論。
果然，張居正一說要奪情，便有眾多的官員紛紛上書，希望張居正回去居喪，以全孝道。其中尤以觀政刑部進士鄒元標的上書言辭最為激烈：“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與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直接指著張居正的鼻子說他是禽獸。
丁憂與否，本來是可以爭論的問題，但張居正卻偏偏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讓群臣爭論，而是用嚴刑峻法壓制輿論。
首先，他先借用萬歷小皇帝的口，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皇帝的旨意：“叵奈群奸小人，藐朕沖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p>
張居正將那些反對自己奪情者比作是“欺君”“悖逆”“小人奸邪”，希望通過萬歷皇帝來震懾天下群臣，將滿朝的輿論壓制下去。
接著他又采用嚴刑峻法，從肉體和精神上摧殘那些上書反對他奪情的人。如要求張居正奔喪且葬畢回朝的吳中行和趙用賢各杖六十，發(fā)回原籍為民，“永不敘用”；侍郎何維柏被罷官；侍講趙志皋、張位和修撰習孔教被貶；學士王錫爵和修撰沈懋學被迫稱病回家。
就明代的法律和政情而言，除謀反、謀大逆、殺人、大不敬、奸親、貪賄、職務犯罪等外，在權力斗爭中因政見不同而受到打壓的官吏通常會被平反，健在者一般皆被起用，但張居正經常使用“遇赦不宥”“永不敘用”來自欺欺人和嚇唬眾人。
為了堵塞言路，禁止天下人議論自己奪情的是非，張居正還使出了一個大昏招，那就是禁毀書院，“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禁止私人辦法，只允許公學，完全把自己推向了學子士大夫的另一面。
一系列手段下來，憑借著皇帝的威名和首輔的權力，表面上看張居正獲得了勝利，沒有人再敢議論他奪情的事情，也沒有人再敢反對他。整個朝廷只有一個聲音，那就是張居正，即使是言官，也不敢妄議朝政。
但這勝利是暫時的，他只是使用強權和暴力壓制了反抗者，卻讓自己成了天下公敵。等他一死，大臣、言官、讀書人，這些暫時的失敗者將卷土而來，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
因此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之所以要討伐和清算張居正，并不只是因為張居正的霸道和個人生活作風，更重要的是，張居正奪情本來就是非正義的。
萬歷要用張居正的錯誤來否定張居正，從而重塑自己作為圣君的形象，并起用之前奪情事件中被張居正革職和清除的反對者，以達到重振朝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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