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個崇文抑武的時代，在科舉制度上取消了唐代的門第限制，并且不斷擴大科舉取士的途徑和名額，增加了寒門士人及第仕進的機會，使得士大夫、文人群體空前壯大。與晉唐不同的是，由于科舉制度上的改變，促使了宋代官僚集團的結(jié)構從貴族士族型向文人學士型轉(zhuǎn)變，以科舉起家的讀書人基本上取代了世襲的世家大族成為社會新貴。寒門士人一旦晉身，對自身的新身份、新特權的意識便立即形成，所以維持其既有地位便成為了士大夫文人的要務。這些經(jīng)過層層科舉拔擢出來的精英人士皆具備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同時也正是這種良好的知識結(jié)構給予了他們高度的自信。在為政實踐中，他們展現(xiàn)出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風貌和對高尚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藝術活動中，他們重視高雅的品位，在書法方面傾慕飄逸雅韻的魏晉風度。整體來看，宋代士大夫、文人書家這一群體對于文化品格的定位是“雅”，極力與“俗”拉開距離；同時有提倡自成一家的“尚意”書風，歐陽修、蘇黃米蔡“宋四家”等均為杰出代表。他們不僅在文學和書法的創(chuàng)作上為世人留下了豐富珍貴的藝術遺產(chǎn)，理論方面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共同營造了北宋中期書壇中興的局面。
然而北宋初期的書法尚未走向正軌，前有五代之際社會漸次失序、文化逐漸衰落，書壇已是一派衰敗景象；后有“趨時貴書”的館閣體現(xiàn)象，少見名家。針對于此，身為北宋文壇盟主的歐陽修首發(fā)先聲：
唐世執(zhí)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于戈，于積尸白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馳名于當世者，豈又唐之馀習乎？......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茍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1]
歐陽修先是交代了書法從魏晉尚天然、到唐人善工夫、再到宋朝“今不如昔”的書壇現(xiàn)狀。宋初書壇之所以寂寥已久，一方面是因為宋代科考重視文章且采用謄錄制度，不再像唐代以書取仕，因此書法的實用性和重要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末五代戰(zhàn)亂，導致原先流傳于魏晉和唐代的法帖稀缺，書法傳承出現(xiàn)了斷裂。對此歐陽修感到惋惜，并指出宋代書壇百年間處于“將俗尚茍簡，廢而不振”的狀態(tài)，原因就在于“俗”。隨后歐氏于時人中推崇蔡襄：“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作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余得之尤多。”[2] 身為“北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以工整規(guī)矩的行楷書見長，在四人中最恪守晉唐法度，歐陽修推重其書“筆有師法”“精而有法者”，同時說其“惟意而動”，可見蔡襄筆下既恪守法度又不失意韻，這正是歐陽修所提倡的審美理想。然而對于蔡書，時人章惇卻有些微詞：
吾今日取君謨墨跡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未得微意爾，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筆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建中學書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于學張從申而已。君謨少年時為師周越，中始知其非而變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料其能變之至此也。[3]
章丞相先是肯定了蔡襄的優(yōu)點即“精學”，但對于蔡氏早年師從時人周越而得“弱”的毛病頗有微詞；同時以李建中為例子，認為李氏雖然學王且技法精熟，但卻說他“俗氣特甚”是因為早年取法唐代書家張從申，也是從師承的角度認為李建中書學淵源不深。可以看出，在章惇眼中取法唐代和時人都不是最佳去處，或許只有魏晉那樣蕭散簡遠的時代才是其心之所向。
蘇軾也曾將蔡襄與李建中相提并論：“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習，其余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至深，心手相應，變態(tài)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盵4] 這里蘇軾以亂世時局聯(lián)系李氏書法，從而批判他“格韻卑濁”未免有些苛刻，但也是直指宋初書壇普遍存在的“趨時貴書”而置古法于不顧的衰敗現(xiàn)象；蔡襄是東坡的老師，蘇軾推崇蔡氏為“本朝第一”，正是因為蔡襄具備“積學至深”（師承）而能“變態(tài)無窮”（意韻）的能力。然而他評價王安石“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5]，卻自述“吾書雖不甚佳，然能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6]，可見在蘇軾心中有一個評價標準：即在不脫離書之正統(tǒng)的前提下，能夠“化古出新”寫出屬于自己的“新意”，才是東坡心中最高級的審美定位。
與蘇軾亦師亦友的黃庭堅，曾有名言“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二人書法的審美理想都是能夠?qū)懗鼍哂凶约绎L貌的作品。事實上山谷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在草書上用功最深，最終寫出了前無古人的獨特風格。但這個過程卻沒那么順利，曾自述學草經(jīng)歷：“余少作草，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盵7]早年的山谷對于自己寫的草書頗為驕傲，直到友人提醒才意識到自己草書存在“俗”的問題。那“俗”的毛病從何而來，山谷又是怎么看待“俗”的？在其他題跋中他有提到“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8]，認為是因為學習時人周越才致使自己的書法俗氣不脫。那周越書又因何而俗？黃氏又有這樣的看法：“...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shù)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盵9]對于周越，黃庭堅贊賞其筆法精熟，但認為周氏之所以落得“病韻”的問題是因為胸中沒有深厚的學識。
以上三則題跋均涉及到“俗”和“韻”，二者都是山谷論書較為看重的部分，正如后人所說“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盵10] 然而在論畫之時山谷同樣講求“韻”，并且從友人處悟到了“韻”需從含蓄中引人遐想，淺白直露可謂“俗”，留有余“韻”才能避俗，“不俗”即“韻”。[11]對于書法如何做到避俗，他提出“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shù)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tài)。不然，一楷書吏耳！”[12]推崇蘇軾“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退為第一”[13]，認為蘇軾之所以“韻勝”在于他的學識和品格。素有大文豪之稱的蘇軾，一生飽讀詩書，在面對晚輩求字的時候曾有“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14]的名言，意在教導年輕人必須勤學苦讀才能有所成就?？梢娫谔K、黃的心目中，學識素養(yǎng)與藝術風格密不可分。
事實上，宋代士大夫文人書家與職業(yè)書手最大的區(qū)別，正是在于他們飽讀詩書、具有高度學養(yǎng)，書法對于他們而言既是公余雅事、也是彰顯人格魅力的最佳方式。甚至還將書法提升到了道德品格的層面。山谷曾說“學書須要胸中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如若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5]，又教導弟子“余嘗為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也。或問不俗之狀，余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盵16]包括東坡也有詩談及“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yī)?！盵17]這些通過嚴格選拔的士大夫書家，他們很清楚自己與普通百姓之間須有一道界限，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應肩負起使命和責任，時刻要以崇高品格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即使在文藝門類也要極力與“俗”拉開距離，以顯現(xiàn)自身人格理想與價值。
同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一生癡迷于書法極近癲狂的程度，故時人稱之為“米顛”。他曾感慨“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18]，經(jīng)歷一番苦學之后得出“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自名家殊未智”[19]的結(jié)論，意識到學書終歸要能獨樹一幟，而非亦步亦趨跟隨古人的腳步，這與蘇、黃提倡的“自出新意”與“自成一家”藝術觀是相通的。那在米芾眼中什么是“俗”？或許可以著眼于他對一些唐代書家的評價。米氏曾批評張旭“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聊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20] 認為草書若不取法魏晉則淪為下品；同時他對顏、柳也頗有微詞，指出“大抵顏、柳挑踢，為后世丑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21]?，F(xiàn)在來看，張旭的狂草與晉人的草書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狀態(tài)，前者是酒精作用下的極致宣泄，后者則是個人性情的自然流露；而米芾所針對的顏、柳之書，應是指二人的楷書。顏真卿的碑版楷書之所以氣象宏大，前提是以犧牲自然書寫為代價，米芾提及的“挑踢”之法，應是指那些筆法繁復、多見做作之態(tài)的地方，這種寫法顯然有別于魏晉楷書。而柳公權的楷書在顏真卿的基礎上，字形、結(jié)構、筆法等方面更趨于精準。然而精準成分的提高也就意味著自然成分的降低，米芾說“自柳世始有俗書”，[22]或許原因也在于此。
實際上米芾是很崇拜顏氏的，尤為推崇顏真卿的行書：“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于意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23]，這里的“得于意外”正是魏晉之法的精髓，作字講求崇尚自然。事實上米芾論書經(jīng)常提及“天真”和“自然”二詞：
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其次要得筆，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全，猶如一佳士也。又筆筆不同，三字三畫異，故作異；重輕不同，出于天真，自然異。又書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莼絲是也。[24]
米芾所提倡的“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出于天真，自然異”、“渾然天成”等，其實都是在強調(diào)從執(zhí)筆的方式到作字時的心境，要處于一種放松的狀態(tài)、去遵循內(nèi)心真實的感受，做到心手合一才能通于自然。在米氏看來“古人書各各不同”，這一點我們看王羲之的尺牘就能有這種感受，逸少每件作品的風格都不盡相同，這也是魏晉書法高級的地方。與晉人筆筆不同相反的則是“一一相似”，這種毫無藝術性可言的寫法，米芾稱之為“奴書”，實際上這與“俗書”的意義是相通的。他曾自贊“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25]這里的“古雅”與“自然”，再結(jié)合前文所提到的，米芾對于張旭的狂草和顏柳的碑版楷書都持有否定的態(tài)度，至此可以感受到米氏在衡量“俗”與“不俗”時所參照的標準：即魏晉那種通于天地自然的真情流露。
從書體和書家兩個層面來看，宋代都已經(jīng)遠離了魏晉那個“天然”的時代，并出現(xiàn)“以人論書”的現(xiàn)象，士大夫文人經(jīng)常會以儒家倫理道德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正如郭學信先生所說：“與宋代士大夫以德為本的文化心理相適應，宋代文人士大夫?qū)v史人物的好惡藏否，也主要是以倫理道德為尺度，把是否踐履倫理道德作為衡量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26]宋時的社會、人文等種種因素已全然不同于魏晉時期，這些士大夫文人書家看待書法問題的視角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想重返晉人筆下那種“蕭散簡遠”的感覺已經(jīng)做不到了。此時產(chǎn)生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顏真卿在宋代士大夫、文人書家心目中的地位開始逐漸提升，甚至絕不遜于王羲之。歐陽修曾極力推崇顏真卿：“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盵27]蘇軾評其“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唐以來風流。后之作者，殆難復措乎?！盵28]黃庭堅論其“二王以來書藝，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shù)百年，若親見逸少。”[29]針對這一現(xiàn)象，馬新宇先生認為：
對于那些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宋代士人群體來說，盡管他們對魏晉風流充滿了無盡的向往，但是，同樣科舉出身而志在功業(yè)的顏真卿顯然更能喚起內(nèi)心的共鳴和身份認同，也符合歐陽修、蘇軾等人欲以忠信來激發(fā)士大夫群體“天下之心”的時代訴求。[30]
同為“宋四家”的蘇、黃、米、蔡學書都曾受過顏書影響，而他們最終呈現(xiàn)出的書風面貌卻又獨創(chuàng)一格而自成一家。結(jié)合這些書家的言論可以看出，顏真卿到了宋代成為書家心目中的楷模，一方面是人品貴重的“忠臣”形象，另一方面是他的書法源于晉人卻能沖破藩籬而自出新意，符合宋人“尚意”的藝術思想，二者結(jié)合正是宋代士大夫、文人書家對于自身的理想定位。
綜上所及，宋代以儒立國、厚待文人的治國方略，使宋代士大夫成為了社會政治結(jié)構的中堅。作為精英階層，他們集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三重身份于一身，在政治方面表現(xiàn)出強烈的入世精神和責任意識；在文化方面，他們強調(diào)以德為本，時刻以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在藝術方面，常常談及“雅俗”問題。當然，在宋代這些士大夫文人眼中，積極入世才是頭等大事，而書法藝術只是閑暇時間用以傳達自身心性、意識、品格和審美理想的外在形式。他們心目中的“雅”不僅是外在的瀟灑飄逸，更包含了內(nèi)在的品格學識和修養(yǎng)；同時精英士人的身份使得他們會想要不流于“俗”、不同于他人。今天來看，蘇、黃、米、蔡的筆下，均在不同書體和不同程度上做到了或充滿雅致韻意的高格品位、或體現(xiàn)超凡拔俗的個性風貌。這不僅僅是藝術風格的表面差異，背后所反映的更是宋代士大夫、文人這一精英群體自身的精英意識與人格定位，只有上升到大的文化觀視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宋人書論和宋代書法所存在的種種現(xiàn)象。
[1] （宋）歐陽修《六一題跋》卷十一《跋永城縣學記》，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修訂本）第二冊，576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2] 同1
[3]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十中所錄章惇《雜書》一卷，《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
[4] （宋）蘇軾《東坡題跋》卷四《評楊氏所藏歐蔡帖》，144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5] （宋）蘇軾《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31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6] 同上
[7]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九《書自草秋浦歌后》，162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8] 同上，卷七《書草老杜詩后與黃斌老》，119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9] 同上，卷五《跋周子發(fā)帖》，92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2016年。
[10] （清）劉熙載《藝概》，《歷代書法論文選》，707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11] 黃庭堅論及書畫，曾說“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fā)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秉S庭堅《山谷題跋》卷三《題摹燕郭尚父圖》，45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12] （宋）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九所收（元）袁裒《題書學纂要后》，水賚佑《黃庭堅書法史料集》，141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13]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五《跋東坡墨跡》，80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頁。
[14] （宋）蘇軾《柳氏二外甥求筆記》
[15] （宋）黃庭堅《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35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16] （宋）黃庭堅《山谷集·別集》卷十《書嵇叔夜詩與侄榎》，水賚佑《黃庭堅書法史料集》，101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17] （宋）蘇軾《於潛僧綠筠軒》
[18] （宋）米芾《海岳名言》，《歷代書法論文選》，363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19]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三《題唐模子敬范新婦帖子三首》之一，水賚佑《米芾書法史料集》，16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20]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補遺，水賚佑《米芾書法史料集》，23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21]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補遺《跋顏書》，水賚佑《米芾書法史料集》，3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年。
[22] （宋）米芾《海岳名言》，《歷代書法論文選》，361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23] （宋）米芾《寶章待訪錄》中《顏魯公郭定襄爭座位第一帖》，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修訂本）第二冊，238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24] （宋）米芾《自敘帖》
[25] （宋）米芾《海岳名言》，《歷代書法論文選》，360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26] 郭學信《宋代士風研究》，16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27]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顏魯公書殘碑二》，（清）光緒丁亥?？袝萏貌匕?/p>
[28] （宋）蘇軾《評書》，《歷代書法論文選續(xù)編》，5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
[29] （宋）黃庭堅《山谷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續(xù)編》，68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
[30] 馬新宇《書法的理想——從王羲之、顏真卿的“神品”地位說起》，《中國書法·書學》第22期，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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