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學人檔案］中學者趙豐撰文介紹前輩學者王?在中國服飾史、工藝史領域的治學道路、研究方法和成果。
1992年王?修復阿城金墓釘金繡萱草羅鞋工作照
王?先生的生平中這樣寫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高級工程師。1930年生在山東萊州。1946年參軍，1956年入黨，1958年轉業(yè)到考古研究所，任技術室副主任。1984年調任歷史所古代研究室主任。1983年起，受聘為國際服飾學會理事、顧問，1991年被選為中國博物館學會古代服飾研究會名譽會長。199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67歲。聽到王?先生病逝消息的時候，我正在紐約，消息令我悲痛不已。而讀到這份生平，誰都會感到惋惜。67歲，對于一般人來說都是太年輕了，對于一位中國首屈一指的文物保護專家來說更是太太年輕。25年過去了，有《美術觀察》編輯來約關于王?先生的稿，讓我“就王?先生的治學道路、研究方法、學術經歷、學術成果等向讀者做簡明充實的介紹”。雖說我也認為此文由我來寫很合適，但真要把王?先生對工藝美術史的貢獻寫好，也很不容易。我找出2000年王?先生去世三周年時編的《王?與紡織考古》〔1〕，覺得還是以當時整理的王?采訪錄為主，盡量用他自己的語言來回答這些問題。所以，我根據(jù)這些資料，把行文次序調整為治學道路、專業(yè)成果、學術思考和研究方法四個方面來進行介紹。
關于王?先生的一生經歷，他其實有一份人生的路線圖，他自己稱為軌跡圖。這張軌跡圖條理清晰而內容周到，在那個年代里，他的閱歷已是非常豐富，他的記錄也是非常詳盡。他用了整整12頁大紙，用了極為有創(chuàng)意的方法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做了記錄。但這樣的記錄只是以時間和地名為主，而他一生的治學道路，更全面的是1997年3月9日至11日他在寓所給我做的介紹。王?生在山東掖縣，即現(xiàn)在的萊州市。1937年到濟南上學讀書，1943年回到農村種田。1946年恰逢土改，做了村里的文書，同時也讀了不少的書，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動物、植物和自然三本中學課本。同年他又參了軍，在連里當文書，后來又去西海教導營學習。1947年因病復員，在焦家村小學教書。1947年，黨組織派王?到上海去，算是一個地下工作者。他從掖城坐木船到二道溝，再到天津，找到一家專跑上海的輪船公司，辦了一個海員證，就順利地到達了上海。在上海，王?去了盛昌機器造船廠當學徒，還在正明業(yè)余函授學校學習。但這種函授基本就是自學，數(shù)學也學一點，畫畫也學一點。上海解放后，王?又重新回到部隊當了文工團美工，主要是畫舞臺布景，還兼做服裝和道具。1952年去朝鮮戰(zhàn)場，1958年撤軍回到哈爾濱。其間他畫了上千幅水粉畫和速寫，同時也臨摹了不少絲綢圖案。所以當王?去報考魯迅藝術學院時，就變得比較容易一些了，一下子就被魯迅藝術學院的工藝美術系錄取了。不過，王?在魯迅藝術學報完到的當天晚天，又悄悄地溜走了。因為想要去北京，中國科學院的兩個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在等著他，因為他在朝鮮的時候，畫了好多朝鮮植物的寫生水彩畫圖寄給中國科學院的植物所，得到了植物所宗樸書老師的欣賞。但是后來又到了考古所，主要是受了沈從文先生的影響。王?是在1953年認識沈先生的，當時他還是一名志愿軍戰(zhàn)士，在回國完成任務后的休息時間去參觀還位于故宮午門上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卻沒有想到陪著他講解的講解員是沈先生。后來，王?就天天去看博物館，沈先生每次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陪著他看和講，這樣一直講了一星期，直至王?返回朝鮮戰(zhàn)場。從此二人開始了北京—朝鮮的書信往來，至1958年，王?最終選擇進了考古所的技術室，擔任了技術室副主任。考古所的技術室有三個部門：一是照相，一是畫圖，一是修復。王?就對修復特別有興趣，但也沒有很多機會接觸。但到了“文革”開始，王?開始參加考古，雖然這只是發(fā)掘山西一個煤礦的萬人坑，但從1966年一直到1968年，為了逃避考古所的那些事，王?幾乎年年都去，而且一年還不止去一次，當?shù)厝藢懶挪灰脊湃藛T去但王?還是去，這樣他躲過去不少是非〔2〕。此后，王?先生開始了真正的紡織考古生涯。這是一段何其輝煌的生涯！中國的紡織考古從此與王?的名聲緊密地連在一起。1968年，王?參與發(fā)掘滿城漢墓，主持兩套金縷玉衣的修復，進行出土紡織品的保護與研究。1972年至1973年，王?參加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fā)掘工作，主持出土絲綢和服飾的現(xiàn)場保護和提取保護工作。1974年，王?參加馬王堆三號漢墓考古發(fā)掘和現(xiàn)場保護工作，主持馬王堆三號漢墓紡織品提取工作。 1978年，王?正式調任歷史研究所，作為沈從文先生助手，協(xié)助沈從文先生完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定稿。1982年，王?參與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發(fā)掘，主持絲綢服裝的提取、保護與研究。1984年，王?參與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紡織品的起取、保護研究。1987年，王?參與法門寺地宮現(xiàn)場的發(fā)掘工作，成功完整地打開重重寶函，起取佛指舍利，并對現(xiàn)場出土的大量絲織文物進行起取、保護研究。馬山一號楚墓、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和法門寺唐代地宮，是中國絲綢與服飾考古史上最為重要的三次發(fā)現(xiàn)。王?先生是出土絲綢與服飾的提取、保護、修復的主持者，也是執(zhí)行者、研究者。他為我們發(fā)現(xiàn)、保存和提供了大量的物質資料，為中國紡織和服飾史的書寫打下了堅實基礎。
金墓出土繡鞋修復記錄
王?先生去世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他一生的評價總結是：“主要從事考古文物修復與保護工作，兼及紡織技術史、服飾史研究?！蔽矣X得這是極為中肯的總結。我在這里也按這三個方面簡單介紹他在紡織服飾文物專業(yè)方面的主要成就。1. 考古與保護。關于紡織考古的文物修復與保護工作，王?先生對于出土絲綢文物的保護，是中國這一領域最為系統(tǒng)、深入的探索〔3〕。他極富有技巧和經驗，創(chuàng)立了一套實際有效的工作方法，甚至填補了多項技術空白。他先后參與主持過多處重要紡織考古的發(fā)掘和清理以及紡織文物的修復、保護和鑒定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滿城漢墓紡織品的發(fā)現(xiàn)與分析，主持修復還原了兩件金縷玉衣；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的發(fā)掘，無損起取出大型帛畫，完好揭展開僅重49克的素紗單衣等五十余件衣物和四百余件殘件；廣州南越王墓大量高碳化絲綢的加固；江陵馬山楚墓數(shù)十件珍貴服飾的揭展整理；陜西扶風法門寺出土唐代罕見的加金絲織物的揭展保護，都取得了長期穩(wěn)定的保護效果。他的保護發(fā)明主要有：一是被焚成灰的絲綢堆積的加固和展開方法〔4〕。二是發(fā)明了對雙面有字文書的單絲網加固技術，具有不顯痕跡，不影響視覺的優(yōu)點，已推廣到報紙、文書、絲綢加固方面。三是他的這一成果《字書文物桑蠶單絲網PVB加固技術》（合作者陳志偉）獲中國科學院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5〕。2. 紡織技術史研究。王?一生發(fā)表論文二十余篇，除了對于紡織品文物保護的大量實踐和研究之外，主要是對于紡織技術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是織造技術史的研究，這一方面最為重要的成果是《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王?先生進行了大量的民族學的調查研究，并將其與早期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紡織技術起源相關聯(lián)進行研究，有著大量的思考，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八角星紋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常見的一種紋樣，甚至遍布世界各地。但王?先生認定它是織機的經軸上的軸承，特別有見地，也特別有合理，有力地提前了中國有架織機的出現(xiàn)時代〔6〕。紡織印染史是王?先生用力最多的方面。他從實驗考古學的角度出發(fā)，一直努力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染纈工藝，這也許是從沈從文先生的文章《談染纈——藍底白印花布的歷史發(fā)展》〔7〕開始的。他很早就以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大量染纈實物以及民間調查所知中國各地保存的扎染技藝出發(fā)還原唐代絞纈工藝，這方面的成果見于他的論文《中國古代絞纈工藝》〔8〕，更為全面的成果見于他女兒王丹所編的《染纈集》〔9〕。王?先生對于中國古代染纈的還原并不限于防染印花，同時還有直接印花。他一方面以馬王堆出土的金銀色印花紗和印花敷彩紗兩件為依據(jù)還原了兩種漢代印花工藝〔10〕，他的推測后來被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印花版證實。同時，他也復原了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的卷云紋的印花絹。王?先生還對中國傳統(tǒng)染料進行了許多超前的研究，其中包括《漢代織、繡品朱砂染色工藝初探》〔11〕，這是對中國古代唯一的礦物染料朱砂的原料采集、加工和染色工藝的研究。還有特別神奇的骨螺染紫的研究，揭開了中國古代東海也曾從海生貝殼中提煉紫色染料進行生產的秘密〔12〕。這些研究在中國染料史上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地位。紡織品種史的研究是王?先生在各地進行考古發(fā)現(xiàn)時的整理和鑒定成果，幾乎每一次新的考古，都伴隨著紡織品種或紋樣的新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場進行考古發(fā)掘和清理的人也有著這一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勢。這些發(fā)現(xiàn)成果見于他一篇篇的考古報告中的附錄或是專文，如《婦好墓紡織品情況》《郎家莊東周殉人墓出土紡織品五種》《馬山楚墓出土的錦、繡》《滿城漢墓絲綢》《大葆臺漢墓出土紡織品》、《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紡織品》（合作者呂烈丹）以及《法門寺織物揭展后的保存狀況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等。可以看到，王?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淹沒在大量的考古報告之中。3. 服飾史研究。王?先生關于服飾的論文不多，《深衣釋衽：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遺物的啟示》〔13〕或算其一篇，文章對爭論千余年的深衣形制提出新的認識，但其實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見于他協(xié)助沈從文先生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版中。王?先生對于中國服飾史研究最為重大的貢獻是作為沈從文的助手幫他編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他于1975年開始參與沈從文先生的工作，并于1978年8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任命為沈從文助手，到1980年在北京友誼賓館住了半年，協(xié)助完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最后定稿。第一版于1981年9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后受到極大歡迎。1982年，王?先生參與馬山楚墓發(fā)掘并主持了其中絲綢服裝的保護與研究，獲得了大量新的考古資料。所以商務印書館很快就啟動了增訂版的工作，增訂版最終于1992年8月出版，就是由王?先生負責的。在此之后，香港商務印書館開始約他主編一套多卷本的《中國古代服裝史》，他也分別邀請了幾位作者來寫作，李英華、包銘新等，其中也有我。但可惜的是，這一項目最后并未完成。
在研究中，有時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1997年10月18日，正是王?先生去世整整一個月前，他支撐病體，給我講解了中國紡織史研究上目前所需解決的若干重大課題。這次談話持續(xù)了三個半天，其中最后一次談話一直持續(xù)到我上飛機回杭。這次談話非常重要，一方面體現(xiàn)了他對紡織技術史研究的努力和貢獻，另一方面也為我們紡織史的研究者提出了六個研究的問題和方向。1. 紡織的起源。世界上大概唯有中國出絲綢，出土的絲綢從原始社會一直到明清歷代都有。不過，研究絲綢和紡織，眼光還是要放到十萬年這一段。編織物在五六千年前已經出現(xiàn)，草鞋山發(fā)現(xiàn)了一件編織物，相對于錢山漾的絲綢來得還要早一些，是傳說中的穿獸皮的時代。說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現(xiàn)紡織，人夏天都得穿獸皮？應該不太可能。人的體質兩萬年前已經和現(xiàn)在差不多了，其穿著應該和現(xiàn)在相去不遠。因此，在紡織之前必定會有編織的出現(xiàn)。真正的紡織機械出現(xiàn)之前，所用的機具，一種叫工具，如腰機之類，一種是機械，是有架子的東西。這些機具或單獨的或孤立的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xiàn)了?？偟膩砜矗敃r有架的織機出現(xiàn)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大。上海崧澤出土的一個陶紡輪上有個類似手柄的圖像，其反面是八角形，可能是一個控制卷布的或是卷經的機械零件。河姆渡遺址中也出土了一個類似八角形的紋樣，往后來就發(fā)展成了提花機經軸兩頭的軸承。所以紡織起源的問題還要繼續(xù)探討。2. 經錦與提花機。夏鼐先生曾經這樣說，中國的織錦是經錦，西方薩珊王朝的織錦是緯錦，中國的緯錦是從西方學來的。按王?先生的看法，這個概念可能有點太擴大了，因為任何原始織錦應該都是緯線顯花，在腰機隨便編上一段都會是緯錦。但中國的經錦外國人卻沒有，為什么中國會出現(xiàn)經錦，夏鼐先生推測可能與蠶絲的長絲纖維特性有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與經錦相關的是它所用的提花機。夏鼐先生原來提出過漢代有提花機的觀點，并說提花機上的綜是提花線束的形式，而不是長方框子的綜框形式。但后來夏先生又在日本的演講中說同意加拿大的柏恩漢（H. Bumham）的觀點，漢代織錦可能是在普通織機上使用挑花棒織成花紋的。但王?先生從實物觀察，一些織物如錦綺之類，它們的花紋上都出現(xiàn)過紕病，這種紕病是因為提花裝置中的程序設計在打造花本時出了疏失，錯穿了綜絲所造成的。特別是江陵馬山出土的舞人動物紋錦是通幅一個單元的大花紋，內含七組不同的動物與對舞人，花紋左側有拱形寬條紋錯綜，這一錯誤在長達11.74米長的匹料中一錯到底。這正是一種反證或是一種間接證實，不僅是在西漢，而且更早在戰(zhàn)國時期也已經在織機上裝置了提花程序。2003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四臺一勾多綜式的提花機模型，終于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最終答案。3. 加金織物。王?先生在清理滿城漢墓的玉衣時，就已找到十二股金絲擰成的一個紐結，類似一個扣。一股金絲就0.1—0.2毫米，是用拔絲技術制成的。但真正的織金是什么時候開始的？拔絲是什么時候變成圓金線的？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圓金線實物出自唐代法門寺地宮，里面的芯線都爛了，外面纏的金片有0.3毫米厚，厚得不能稱為金箔，而是金葉子。纏了以后，這個線粗得就像彈簧，0.4—0.5毫米。唐代的剌繡基本上都是圓金線，這方面后來楊軍昌和路智勇都做過很多的研究，應該更為清晰了。法門寺出土物中的圓金線還有兩件是織金。其中一件是菱紋格里邊雙鳥紋樣的織金袈裟，發(fā)表時稱為織金錦。這件織物的組織已看不清楚，經線也已基本斷了，緯線到底有幾組也看不清楚，但至少應該有兩組，一組是金線，另一組應是絲線。這件織金錦的原貌看起來像是件袈裟，但通過X光射線還沒有看到袈裟的金屬掛鉤。王?先生認為，這件東西有可能是外來的，既有可能是外來的材料中國織造，也有可能是全部外來的，還需要研究。我后來也看了這件文物，基本可以確定這是一件織金錦，應該是中國的織造技術。4. 妝花織物。關于妝花，王?認為清代的妝花比明代的好，因為現(xiàn)在看到清代妝花大多是在緞地上妝花，地色非常純真。為什么清代喜歡用妝花而不用織錦？想來優(yōu)點就是色澤純凈。而織錦是特結型的重組織，顏色都織在里面，厚厚的一層，怎么看那地子也不干凈。繡花則缺乏規(guī)范，不容易制作。所以當時選用妝花，它既有織造的規(guī)范，又有繡花的明凈、鮮艷、絢麗。無論是八枚緞也好七枚緞也好，在緞子上面，每一根經線都有機會起來把緯線壓著，所以也不需要兩個經軸分別為地經和特結經設置。妝花的紋緯一般都是絨線，絨線比較稀疏，但也粗寬，遮蓋力強，花紋的顏色就特別舒服，特別漂亮。妝金的情況也是相似，如織龍紋時龍鱗用的是圓金線，里面就用平金線。所以妝花在當時特別受歡迎。明代的妝花基本上也是這些種類，有妝花紗、妝花羅、妝花絹、妝花緞等，但其雛形是金代所出的妝金織物。這很可能是從金代開始，經過元代，經過明代，才得到成熟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一直與西方有著密切的交流，但這種影響是從北方傳到西方去的還是從西方傳到北方去的，還有待于研究。聽說在遼代的墓中已經出土了妝金綾，耶律羽之墓中也有妝金織物，那么這一源頭可能還可以往前提。5. 紗羅問題。中國紡織史上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織羅。目前所知最早絞紗織物就是江蘇吳縣草鞋山發(fā)現(xiàn)的葛織物，但從結構上來看，這件羅并不是真正的羅，而是一種絞編織物。中國的羅在商代出現(xiàn)在大量的青銅器上，婦好墓的青銅器上就有。它看起來是經絲絞轉，形成很多大孔，非常像后來的四經絞羅，王?先生把它稱為大孔羅。這種羅在朝鮮和韓國還在織，在日本也有織，但沒有織得像中國古代那么密的。從原理上看，這種羅的織法還好解釋，但事實上當它經線密度一增加，問題就來了，前面的開口不清晰，后面的經絲要不要散開排列？現(xiàn)在要解決織羅的問題，光是四經絞素羅還不行，必須要去實驗馬王堆那些菱紋羅，宋代那些獅子紋、蓮生貴子的大花紋羅，真是非常復雜?？椩鞐l件也是一個問題，可能一定要采用濕織。絲線不濕的話經不起摩擦，一會兒就斷了。另外，織機也有可能下沉在地坑里，織工就坐在里面，可能正是為了潮濕，潮濕可以消除靜電，并增加強度。6. 紋樣問題。紋樣是研究紡織品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也涉及定名、起源和其他。紡織紋樣的起源，必須從彩陶和青銅器開始尋找。彩陶和青銅上的雖然不全都是紡織紋樣，但有些肯定是?，F(xiàn)在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在研究紋樣的起源，王?認為，研究紋樣離不開紡織紋樣，紡織的起源遠比青銅器早。絲綢紋樣包括織和繡兩個方面，都可以在青銅器上找到。只要是四方連續(xù)、能夠組合的那些紋樣，應該都是從紡織里來的。紋樣規(guī)矩的是織出來的，不規(guī)矩的就是繡出來的。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青銅器上的一件鳳紋，跟江陵上剌繡上的鳳紋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紡織史的研究牽涉面很廣，除了上面說的六點，再復雜一點就是關于蠶絲、蠶的馴養(yǎng)、蠶種等，還有染料、染色也必須得涉及。這些內容，我們越學越覺得知識不夠，不學的時候才自滿，學了然后才知不足，中國的語言真是精辟。
染纈實驗記錄
要討論和總結一位學者的研究方法是最為困難的。我也曾向王?先生請教過相應的問題，但他為我講解的則是學習的方法。他對我說：要向人人學習，向每個人學習，但重要的是學習方法，而知識是沒有辦法學完的，要靠個人去積累。他的學習方法都是自學，其中有兩條經驗：一是勤于觀察記錄， 二是善于整理總結。王?先生一直保持著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做什么事都記錄，出去看東西也記錄，外邊遇到一個東西覺得有意思也記錄，覺得這個東西過后容易失去，記錄是最好的保存。早時候從興趣出發(fā)，喜歡就看看，遇到不同的風俗民情也記錄，到考古所以后就開始注意各種知識，把看到的聽到的都記下來。養(yǎng)成這個習慣有很多好處，對別人做的工作也記，然后就可以看看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馬上有評論。對自己做的工作也記。這其實也是一種自學，最后養(yǎng)成了一個自學的習慣，什么都自學，紡織原理、化工原理，等等，王?先生都是靠自學成材的。在搞染纈的時候，織物在扎染之后就會變形，他就專門找了蘇聯(lián)的一本關于針織品的變形方面的書，由此知道了織物變形的三階段，開始是塑性變形、彈性變形，再是永久變形。做絲網膠的時候，他又看了大量的關于絲膠絲素的書籍，有金子英雄、小松計一等人的理論。在學化工原理的過程中，他還經常要去實驗室，向化學老師請教。 做了記錄，就得整理和總結。沒有整理，資料就會成為一堆廢紙。所以，及時整理是王?先生的第二條經驗。他認為，考古的方法其實也就是整理和總結，將大量發(fā)掘出來的資料數(shù)量化、有序化，變成一個有系統(tǒng)的工作。沈從文先生也是這樣，他把這叫東西要排隊，要在腦子里排起隊。王?先生做實驗也是這樣，不同的配方、不同的比例、不同的濃度，時間、溫度、壓力等，都要排起隊來。他做保護灰化絲綢的實驗時，做了十多個配方，配方的材料要全面地測，每一次做了就列表，這樣可以幫著一道選。有些實驗連續(xù)觀察七八年，有的十幾年，做了以后還要繼續(xù)觀察，每次都做一個小結，都把它列成表，歸納成若干條，最后把它的結果、把它應注意的問題都記下來，才能真正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從我的學習和觀察來看，王?先生的研究方法有兩個重要之處：一是寬厚龐雜的知識結構，或可以稱知識體系，二是大量的實踐實驗動手研究。王?先生對我說，紡織品文物保護的難度在于所需知識龐雜，什么都得知道。我們考古發(fā)掘到的，是過去人類的整個社會遺存，有可移動的，不可移動的；有無機的，有機的；有物質的，也有物質背后非物質的；有自然科學的、工程技術的，也有人文歷史或藝術造型的。作為一個考古學家，必須面對整個人類的過去，你甚至無法知道你將會遇上什么。所以我們必須跨界跨領域地構架我們的知識結構，我們也必須融會貫通地來研究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內容。王?先生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實踐。他雖然讀了大量文獻，讀萬卷書，但還重視行萬里路，在現(xiàn)實世界中進行觀察。一是他有著大量的考古發(fā)掘機會，接觸了大量新發(fā)現(xiàn)的紡織品文物，這是一般常人所不可能具備的條件。二是他開展了大量的民間調查，接觸了許多的民間工藝，今天稱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當時保存的許多傳統(tǒng)工藝還是相對傳統(tǒng)和單純。三是他進行了大量的還原實驗，進行了大量的紡織工藝復原實驗，得到了大量科學分析檢測的結果。所以，王?先生給我的贈言是：目光四注，勤于耕耘。目光四注，就是要建立一個龐雜的、廣大的學術背景或體系；勤于耕耘，其實也是要有更多的思考、實踐和探索。他的一生，為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榜樣。
1.《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
2.《滿城漢墓絲綢》，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160頁、第307—311頁。
3.《中國古代絞纈工藝》，《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4.《深衣釋衽：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遺物的啟示》，《國際服飾學會志》1987年第4期。
5.《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中國文化》1990年第2期。
6.《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絲織品鑒定報告》，載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497頁。
7.《漢代織、繡品朱砂染色工藝初探》，載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線考察烏魯木齊國際討論會（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82頁。
8. 沈從文編著，王?增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9. 王?著，趙豐編《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
10. 王?著，王丹整理《染纈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
〔1〕王?著，趙豐編《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
〔2〕《萬人坑》。
〔3〕王?《中國絲綢文物出土與保護概況》，載《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第30—37頁。
〔4〕王?《被焚燒過的古代紡織品的保護》，載《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第123—126頁。
〔5〕王?《絲網制備工藝與字書寫加固技術》，載《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第127—131頁。
〔6〕本文原由王?在1986年日本召開的服飾學會上宣讀，后刊于《國際服飾學會志》第6期，修訂后再發(fā)表于《中國文化》1990年第2期。
〔7〕沈從文《談染纈——藍底白印花布的歷史發(fā)展》，《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9期。
〔8〕王?《中國古代絞纈工藝》，《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9〕王?著，王丹整理《染纈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
〔10〕王?《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
〔11〕王?《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王?《漢代織、繡品朱砂染色工藝初探》，載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線考察烏魯木齊國際討論會（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82頁。
〔12〕王?《骨螺染色》，載《王?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工作隊2001年版，第98—99頁。
〔13〕王?《深衣釋衽：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遺物的啟示》，《國際服飾學會志》1987年第4期。趙豐 浙江大學教授、中國絲綢博物館名譽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