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01 14: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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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簡”是以竹子為原料做成的竹木條,也叫“竹簡”;“牘”是以木料做成的木片條,也叫“木簡”。不論竹木,凡材料均稱為“樸”。多枚簡牘累起來,用絲繩、皮條等按順序編起來就稱為“冊”,若將綴起來的簡冊卷起來,這就是“卷”。
“帛”是縑、素之類的絲織品,其價格要比簡牘昂貴得多。由于絲帛有分量輕、折送起來體積小,易攜帶、保存的長處,還是常用的。帛上常用朱線或者墨線打成豎格書寫,這實際上是將冊的形式移到了絲帛上。
簡牘書法,是順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出于實際應用的需要而形成的,他與當時的社會、政治、軍事、生活密切相關,具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
歷史上,文書簡牘的名稱、格式與簡牘之形狀特征并不一致。從漢代簡牘來看,其中“檄書”為官文書,然用簡、用牘,雙行或觚皆可書寫;皇帝之書曰詔、曰制、曰策、曰符,皆可以冊為之;而史籍稱冊,與策通用。策,冊令也,為封諸侯之書。此等書皆按其內容、格式定名,與簡牘之形狀特征不可混同,但格式與形狀亦有一定聯(lián)系,重大典章制度之類,其形狀尺寸較一般之書特殊,一般文書用尺之書,或稱“尺札”、“尺牘”,一般簿籍文書及官方書,皆尺書,遇重大事情,如任免大吏,下書匈奴王用尺一寸書,匈奴報漢之書,為尺二之書。法令之類,又有“三尺德”、“二尺四寸律”之稱。大量的簡牘為研究我國歷史、文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
書法藝術最重真跡,簡牘產生于何時,很難確定。《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有“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之語,說明我國很早已將竹簡、絲帛作為書寫材料了。竹木易朽,很難保存。歷史上曾多次記載簡牘出土,但都是旋出旋滅,沒有保存下來。本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牘數(shù)極為可觀,已達幾十萬枚。
簡牘、帛書主要出土情況:
序
出土
年代
簡帛名
時代
出土地
簡帛數(shù)
備注
1.
1899
漢晉西陲木簡
晉
新疆塔里木河古樓蘭遺址
120
瑞典人斯文赫發(fā)現(xiàn)
2.
1901
〞
漢
〞
19
3.
1901
〞
晉
新疆尼雅河下游古于闐遺址
40余
4.
1907
〞
漢
甘肅敦煌長城古壘
700
5.
1906-1909
〞
晉
新疆塔里木河古樓蘭遺址
4
6.
1908
漢晉西陲木簡
晉
新疆塔里木河古樓蘭遺址
4
日本人桔瑞超發(fā)現(xiàn)
7.
1914
流沙墜簡
漢
甘肅敦煌酒泉
150
匈牙利人斯坦因發(fā)現(xiàn)
8.
1930
居延漢簡
〞
內蒙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
10000
居延舊簡
9.
1930
漢簡
漢
新疆羅布淖爾
71
黃文弼發(fā)掘藏英國倫敦
10.
1942
楚帛書
戰(zhàn)國
湖南長沙彈庫
3種
藏美國紐約
11.
1944
居延漢簡
漢
內蒙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
較多
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12.
1951
戰(zhàn)國竹簡
戰(zhàn)國
湖南長沙五里碑
38
13.
1953
仰天湖楚簡
〞
湖南長沙仰天湖
43
14.
1954
戰(zhàn)國楚簡
〞
湖南長沙楊家灣
72
15.
1957
〞
〞
河南信陽長臺關
229
16.
1959
武威漢簡
漢
甘肅武威磨嘴子
490
17.
1959
武威木簡
〞
〞
10
18.
1965
楚簡
戰(zhàn)國
湖北江陵望江
37
19.
1972
孫臏兵法簡
漢
山東臨沂銅雀山
490
20.
1972
武威醫(yī)簡
〞
甘肅武威汗灘坡
82
木簡78,木牘4
21.
1973
馬王堆漢簡
〞
湖南長沙馬王堆
600
帛書多種12萬字
22.
1974
甘谷漢簡
〞
甘肅甘谷
23
23.
1972-1974
居延漢簡
〞
內蒙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
20000
居延新簡
24.
1974
晉木簡
晉
江西南昌
6
25.
1975
江陵竹簡
漢
湖北江陵
66
26.
1975
云夢秦簡
秦
湖北云夢睡虎地
1200
27.
1978
隨縣楚簡
戰(zhàn)國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
200
28.
1980
青川木牘
戰(zhàn)國
四川青川
2
29.
1986
天水秦簡
秦
甘肅天水放馬灘
460
簡牘書法讓我們看到了隸變的全過程。
漢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說明秦漢時期的字體概貌,更不足以證明由秦篆至漢隸的演變過程。只有這個時期的簡牘墨跡,才能將秦漢文字、書法大變革的過程說得一清二楚。簡牘為研究字體的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簡牘書法成為我國文字發(fā)展和書法發(fā)展史上的樞紐。
隸書的產生,是古文字發(fā)展的必然趨勢,隸書與篆書有著一段很長的共存期。晉人衛(wèi)恒在《四體書勢》中說:“隸書者,篆之捷也”,是指隸書來源于篆書的草率寫法。我認為,隸書之“隸”,當為隸屬之“隸”,有輔助之意,非指徒隸之“隸”,其作用是佐助篆書,以趣約易,早期的隸書即古隸,并不是一種獨立成熟的字體,而是與篆書相輔而行的日用手寫體。
春秋開始,由于煩復的日常應用需要,文字從鐫刻、范鑄走向書寫,書寫材料亦從龜甲、陶器、青銅器走向石料、木版、竹片、絲帛等,開始出現(xiàn)了潦草的篆書。以春秋晚期晉國的《侯馬盟書》、《溫泉盟書》為代表的書法,可謂發(fā)隸變之先河。
“盟書”又稱“載書”或“載辭”,《周禮·詛?!酚校骸白髅嗽{之載辭”。春秋時期,“盟誓”之風盛行,諸侯或卿大夫為了鞏固自己利益,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一種具有制約作用的禮儀活動,將活動中的盟辭誓言,用文字寫在石策或玉策上而成為正式的文書——盟書。每篇“盟書”一式兩份,副本藏于主管盟書的官府,正本埋入地下“告于鬼神”。他是殷商時代遇事占卜的余風,是甲骨文書法的派生物。山西出土的《侯馬盟書》計五千余作、河南出土的《溫縣盟書》計萬余件,每件最少十余字,多則達二百余字,單字形體最大者有2.2公分,最小者僅0.2公分。兩盟書雖不在一地,年代上又略有先后,但其書法的體勢、筆法十分一致。從盟書上看,文字已有異型現(xiàn)象,為創(chuàng)造新字而繁化,為書寫方便而簡化的現(xiàn)象頗多。此時文字書寫已解散篆體的圓轉筆畫,而改易成橫平豎直的筆畫,象形遺意驟減,書寫向著簡易方向發(fā)展。盟書字體纖巧秀麗,書寫技巧嫻熟,藝術價值極高。前者較穩(wěn)健平和,縱向伸展;后者則恣肆不羈,有橫向開張勢態(tài),更顯草篆風韻。篆書隸變正在萌芽之中,對簡牘書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晉國《盟書》之后,出國的《仰天湖楚簡》、《信陽楚簡》、《望山楚簡》、《楚帛書》等,顯示了戰(zhàn)國時期的篆字結構的逐步變化,其字體在篆隸之間,形體為古文,而行筆則開隸勢,所有橫筆微帶波挑,收筆往往下垂。結構上以平直筆畫,對原篆字結構及其多向性筆畫進行約易簡括,從而筆畫走勢也以平直為主了,并且出現(xiàn)了某些隸書點畫形態(tài)的雛形。因此這種現(xiàn)象在《盟書》中已有所顯露,而到楚簡、帛書中更為明顯,證明了文字發(fā)展趨勢已向隸書不斷演進。
書于戰(zhàn)國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的《青川木牘》,已是全面隸變的典范作品了。木牘為墨書三行,一百十九字;背面四行,三十余字,已漫漶不清。整牘為統(tǒng)一的古隸面目。它既保持了篆書的基本結構,又開創(chuàng)了隸書筆勢的風格??偟膩碚f,與篆書相比,它減省盤屈,化繁為簡,變圓為方。雖明顯殘留篆法痕跡,但點畫形態(tài),已具波挑筆勢,字勢已有縱有橫,這也說明了篆書的隸變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漢字及其書法變化的共同趨勢,隸變是個普通現(xiàn)象,隸書的最終形成,是戰(zhàn)國各國地域書法約定俗成共同作用的結果。早在秦篆產生之前,作為篆書的一種便捷隸屬簡體——草篆(古隸)已經產生。
出土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的秦簡,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秦篆面目。它改變了篆書那種圓渾、均勻的形態(tài),而變成欹斜無定、取勢不一,率意多變的風格,其書具有很強的動感。字形、波勢起伏變化已具后來的漢隸筆勢,完全擺脫了鐘鼎文的沉重和神秘,字體顯得生機勃勃,自然渾成,成為一種亦篆亦隸的典型的過渡性書體。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簡帛書和山東臨沂銀雀山發(fā)現(xiàn)的大批漢簡,都是西漢初年的簡冊,內容包括公文、信函、賬簿、書籍等幾大類,字體有篆有隸,率真純樸。馬王堆簡、帛書結體不方整,用筆已具隸意,略顯波勢,文字秀美古樸。銀雀山漢簡中的《孫臏兵法》雖與篆文還較接近,但筆法上又稍比秦隸進化??梢哉f,《云夢秦簡》、《馬王堆漢簡》、《銀雀山漢簡》是《青川木牘》的再簡化,是“隸變”的初步成果,也是漢代隸書的先河,有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
篆書隸變,以至形成體式定型、法則完備脫盡篆意的隸書,是有一個漫長復雜的演化過程的。以前,由于人們只能看到漢代的碑刻隸書,對于“秦隸”只是一種推測,有人誤將《秦詔版》上的筆畫方折的篆書當做秦隸,《云夢秦簡》、《馬王堆漢簡》、《銀雀山漢簡》的出土,將這個問題徹底澄清。同樣,古代的字體,以前都是以東漢的碑刻瓦當、銅器銘文等為主,大都屬于正規(guī)的分書,而西漢的簡牘,將隸書的成熟過程展示得一清二楚。
《居延漢簡》的書寫年代從西漢武帝時一直到東漢初年,跨度二百余年。從中看出,漢初書法沿襲秦代書法傳統(tǒng),雖然當時新的字體逐步代替舊的字體,但并不意味著的字體的消失。用筆、字形上依舊多篆法,結體變化大,而且一篇中往往篆、隸、草混雜,這說明了漢初隸書處在不成熟和不穩(wěn)定的發(fā)展階段,而到了西漢中葉以后,古隸向分書演化,波磔俯仰十分明顯。到了西漢晚期,書體擺脫了篆體,已呈蠶頭雁尾之形,發(fā)展為成熟的 《武陵漢簡》中的《儀禮簡》已是典型的分書代表作了。過去一般人認為隸書成熟于東漢,簡牘書法糾正了學術界的陳說,將隸書的陳述時間提前到了西漢。
《甘谷漢簡》是東漢桓帝延熹元年(158年)所書,共二十三簡,每簡書兩行,分書抄寫,字體寬扁,筆畫秀逸整齊。最注目處是波磔勢妙,橫畫起筆回峰,至末處的收峰上挑,同碑刻隸書中的“蠶頭雁尾”一致。章法上,每簡兩行,縱可成行,橫行錯落不等,其有一個獨特之處,即在直行如有較小的兩字處,相鄰右直行則出現(xiàn)一個即可占居左行相對應的兩字空位的字,形成橫不對等的布白。形成這種布白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書寫的材料是木牘,面積較寬,寫兩行較為寬綽,因而每個字的橫畫和波磔可以大膽拖長,形成自然飄逸之感。有些字豎筆下垂,一瀉千里,以使占據(jù)空間位置,形成參差多變的章法,后世的行草書章法也即源于此。
隸書與篆書的區(qū)別,在字的結構上初期的隸書與小篆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在用筆上有所不同。篆與隸的不同除象形變?yōu)榉柾?,還有筆法變化這一方面的區(qū)別。從書法角度來說,筆法上的區(qū)別更為重要。篆書用筆迂回盤曲,圓整周到,而隸書變則變圓為方,變弧線為之直線,運筆可以隨意提按,這在早期不成熟的隸書中都普遍存在著,而人們歷來把的分明與否作為劃分過渡型隸書與成熟型隸書的主要標志。青川木牘、放馬灘秦簡、睡虎地秦簡數(shù)目眾多,但少見波磔,是典型的由篆書向隸書過渡的字體,而西漢初期的簡帛書,竹木簡和后來的東漢碑刻上的隸書一樣都具備了明顯的筆畫,波磔作為主筆予以突出,筆畫的形態(tài)較為統(tǒng)一了。從西漢初期留下來的大量的數(shù)以萬字的簡牘來看,隸書已經是通常的實用字體了。到西漢后期,《定縣漢簡》、《武威禮儀簡》的出現(xiàn)時,漢隸的用筆特征“逆入平出、蠶頭雁尾”已較為明顯,此時漢隸正朝著規(guī)范化的方向發(fā)展。
隸書波磔筆劃的出現(xiàn),說明了人們在實用的基礎上時刻地注意著美感,這是漢字產生以來美的意識、傳統(tǒng)的延續(xù),從而成為隸書的代表性技法,成為隸書風格特征。“隸變”,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兩大作用:一是方塊漢字至此完全失掉了圖畫意味,使?jié)h字徹底革除了象形性,他的字體結構,奠定了后來楷書結構基礎,成為漢字的定型字體——今文字,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二是隸書在筆法上的創(chuàng)新,給書法藝術帶來了線條的運動感,這對書法藝術上來說,尤為重要。
簡牘書法讓我們看到了各種新字體的產生。
西漢書法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承襲秦代書法傳統(tǒng),沿用小篆和當時上下通行的隸書;二是古隸演變出各種新字體,如分書、章草、真書、草書。
《說文解字·敘》云:“漢興有草書”,在簡牘出土之前,人們對此認識也是有局限的。從簡牘中我們看到了漢代各類書體之間的淵源關系,證明了真、草的出現(xiàn),可上溯到西漢時期,而后世通行的各種書體到東漢已先后孕育成熟。
章草是繼草隸而起的書體,草隸是隸書的潦草寫法,結體仍屬隸書體系。而章草僅用隸書的筆法,他破壞了隸書的結體,所以說,二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是有區(qū)別的。
書法史上許多事實說明,當一種字體或書體成熟以后,他便向著兩個方向發(fā)展,要么更加精整、規(guī)范,要么率意、草化。先前的金文發(fā)展到石鼓文之后,一方面走向絕對精整的小篆;另一方面卻背道而馳,向放縱隨便的草篆方向發(fā)展。草篆的產生,如早期的侯馬盟書、直接啟迪著早期的隸書,所以一種字體成熟之時,往往孕育著一場偉大的變革,一種對既成秩序的繼承或破壞,無不展示著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性。當隸書在西漢成熟之后,一方面走向精整化,產生了東漢中后期那種典型的規(guī)范化隸書;另一方面他又拋棄了一切僵化的模式,孕育產生了草書的先聲——章草。
章草的出現(xiàn),以前有多種說法,如傳為漢元帝時作《急就章》,而章草問世,又如韋續(xù)《五十六種書》稱因章帝好草書而得名,以及張彥遠《法書要錄》則以章草所創(chuàng)而得名等。今天,章草的產生主要依據(jù)是所見到的實物證據(jù)和字體演變的規(guī)律。從出土的新莽、東漢時期的《始建國木牘》、《武威醫(yī)藥木牘》、《居延誤死馬駒冊》來看,章草的出現(xiàn)當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期之間。以《居延誤死馬駒冊》,其書用筆干凈利落、結體上極趨簡化,可相同的字,相同的部分偏旁,仍可看到嚴格的規(guī)范,證明這種字體在當時已約定俗成,廣為流傳。
簡牘書法,也讓我們看到了真書的萌芽。早期的真書參有隸意,結體方扁,遺含波磔,因同源于章草,所以也叫“章楷”?!读魃硥嫼啞分械奈涞厶鞚h三年簡(前98年)的隸書已出現(xiàn)真書雛形;《居延漢簡》中的寸楷大字“詔書”,下筆橫起直落,雖屬漢隸,可更應該是早期的楷書了。這時的真書盡管在簡牘中所占比例很少,但他已為流行于魏晉兩代的楷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簡牘展示了漢代開創(chuàng)的嶄新書風。
漢武帝開發(fā)河西四郡,雄兵駐扎邊塞,保留下來了的無數(shù)簡牘?!毒友訚h簡》、《流沙墜簡》中隸書、分書和章草,具有出鋒峻落,行筆大度雄放的邊塞簡牘的風貌?!毒友訚h簡》和《流沙墜簡》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故而技法各異,風格多樣,顯示出書寫者不同的精神和氣質。反映出當時的時代特征。盡管說這簡牘書家在書寫水平上有高低、優(yōu)劣之別,但是他們具有真摯氣質和情感的抒發(fā),開創(chuàng)新的書風,其意義不言而喻。
附:西北漢簡的字體、書家及風格如下表:
序
簡牘名稱
字 體
書 家
風格
1
居延漢簡
篆、隸、分、草、真、行
眾人之手
字體筆法不統(tǒng)一風格多變
2
流沙墜簡
篆、隸、草、真
〞
〞
3
武威醫(yī)簡
章草
一人之手
字體筆法統(tǒng)一
4
武威漢簡
篆、分
〞
〞
5
甘谷漢簡
分
〞
〞
草書易于抒情的特點使書法樹立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中章草的出現(xiàn),向我們輸送了一個信號:中國書法在字體上以此為起點將進一步向前拓展,把審美的目光由線條構架的玩味轉向線條自身的質量和線條的運動變化上來。
從總體上看,簡牘書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內涵。其藝術上的自然情趣是書家情性、審美意識的自然流露,亦是一定的歷史階段中各種因素互相配合起作用的結果,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并非任何個人所獨創(chuàng)的。漢代的文學藝術,總體上都是生機勃勃充滿飛動之勢的。譬如司馬相如的辭賦,以“縹縹有凌云之氣”的筆致、以自然景觀的巨麗、游獵的壯觀以及文章發(fā)揚韜略的精神、一浪高過一浪的奪人氣勢,將漢人雄壯情懷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將《楚騷》充滿浪漫想象、《詩經》的雅正磅礴融為一體。漢簡產生于這樣的文化氛圍之中,怎么不激昂踔厲,虎虎生威而又靈動機敏。從現(xiàn)有的各類漢簡來看,簡面上絕大多數(shù)都是小字,在低位窄小的簡面上寫小字,給人一種不覺其小,反覺其大的奔騰不羈的氣勢,都是與漢代的總體文化精神有關,這是一股以小見大的氣質美。
一個時代的書法藝術,除與文學相通外,與其他藝術門類也是息息相通的。漢代的繪畫、石刻、雕塑等,都具有著簡練、古樸、稚拙、自然的特點,而這些在簡牘中都能體現(xiàn)出來,這也是簡牘書法的時代特征。
當然,由于地域的不同,所處條件的不同,對文字使用的頻率也不同,對書法藝術特點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南北兩地簡牘書風是有明顯差異的。馬王堆的簡、帛書,銀雀山的竹簡,繼承了楚簡、楚帛書的風格,有著圓潤、嚴謹、規(guī)整的特點,表現(xiàn)出南方風流蘊籍、古穆秀麗的格調。
簡牘書法的藝術特色的形成,也受著工具和材料的直接影響。就漢代的毛筆來說,全用狼毫制作,有著工藝精巧、選毫適宜、剛柔并濟、造型圓健、富有彈性的特點。筆頭多為小楷和中楷,以適宜在簡牘上書寫。簡牘上的字,大多為小字,大字僅見于個別簡上。可以想見如沒有的得心應手的毛筆,簡牘書法也不可能產生這么高超的效果。再則,墨的質量的優(yōu)劣,直接影響書寫的速度和效果。漢代通行丸墨,屬天然漆煙,色澤烏黑而發(fā)紫光,一經寫在竹簡上則歷久不滅。否則,兩千余年之后的簡牘墨書,字跡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清晰,甚至不失當年色澤。這樣品質優(yōu)良的墨,也給書寫帶來了許多便利,不粘、不澀、不滯,對簡牘書法藝術有著簡介的重要作用。
從章法上來看,為什么簡牘書字形呈扁平型呢?這還與當時的書寫材料有關。西北漢簡都是選用較好的材料加工精制的,每一根簡的橫斷面都成正角長方形,四邊和上下兩端棱角明顯。書寫之前,要經過一道用特殊液體涂染的手續(xù)。南方所出的漢簡,多用竹制,經過殺青后泡制而成。無論竹簡、木簡,因為限于材料和便于攜帶、收藏、閱讀等,所以都不可能制作得又寬又大,只有盡可能做的窄小輕便,才適合實用。正因為如此,書寫簡牘,其自己盡量向橫面發(fā)展,左撇右波,極為舒展使結構緊而不密,疏而不松,節(jié)省書寫材料,這樣,客觀物質條件也促進著隸書獨特形體結構的形成。
簡牘書法是實用的產物,它由篆書的縱勢,逐步變?yōu)闄M勢,秦漢簡牘、帛書中的千姿萬態(tài)的書體創(chuàng)造新的美學意義的形象,也讓我們從“隸變”中,從各類新體的誕生中看到了新的美,看到了古人的筆情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