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永軍，原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P30頁
原題《理性缺位的總體性批判——論哈貝馬斯對《啟蒙辯證法》的批評》
本文轉自《慧田哲學》，ID：zhexue-ht
眾所周知，《啟蒙辯證法》一書在法蘭克福學派發(fā)展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這部著作標志著批判理論的一個顯著轉向：從《啟蒙辯證法》開始，社會批判理論“遠離了時代的壓力而轉向靜觀的學術立場”，“黨派色彩”愈來愈淡。批判理論更加突出強調理論的獨立性，不再把無產階級視為歷史革命的主體或者自己理論的實踐主體。與之相隨，批判理論明確拒絕普遍性的理性概念，不再理所當然地假定解放啟蒙的合法性，亦不再謀求調整科學技術的前進方向以完成現(xiàn)代性工程。這樣，更為直接的人類學形式的研究和理性的自我反思代替了文化與價值批判[1]。批判理論發(fā)現(xiàn)，歷史必須被理解為神話與啟蒙之間的一種不斷發(fā)展的、開放的辯證關系?；艨撕Ｄ桶⒍噙@樣說：“……啟蒙與神話之間具有共謀關系。這在啟蒙思想中表現(xiàn)得相當顯著：‘神話就已是啟蒙，而啟蒙又變成了神話?！@一主題在前言中就已經說得清清楚楚，在主導論文中得到了闡述，并在對《奧德塞》的闡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1]( 第123－124頁)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說的“啟蒙與神話之間的共謀關系”可以描述如下：啟蒙最為一個總體過程，神話與啟蒙處于兩端?？刂粕裨捔α康倪^程會在一個新的階段喚起對神話的復歸。也就是說，一方面，神話試圖強行一種秩序確保人類控制外在自然的無理性命運以及人的內在自然的無理性沖動和本能。另一方面，啟蒙對于神話的批判和拒絕，尤其就現(xiàn)代而言，其自身內部呈現(xiàn)出一種朝著相反方向發(fā)展的趨向，反而去構建一種新的神話。由此可見，《啟蒙辯證法》的確傳達出法蘭克福學派許多新的思想，并且，這些新思想“……改變了韋伯的著名命題：韋伯認為，在現(xiàn)代世界當中，古老的神靈已經失去了魔力，但它們從其墳墓中走了出來，以一種非人化力量的形態(tài)，要恢復惡魔間不可調解的爭斗?！盵1]( 第127頁)這樣，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借助對啟蒙辯證法的論述從根本上顛覆了啟蒙作為進步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觀，指出啟蒙觀念從神話中走出又走入了新的神話，啟蒙所摧毀的神話本身已經是啟蒙自己的產物，啟蒙所張揚的理性重新讓位給神話的無理性。近代以來，人們抱有深厚期望的啟蒙，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意識的內在矛盾”？為什么“理性在最近的產品中——比如現(xiàn)代科學、普遍主義的法律觀念和道德觀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專制統(tǒng)治” ？[1]( 第128頁)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回答是這樣的：“啟蒙過程從一開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動，但這種推動使理性發(fā)生了扭曲，因為它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沖動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它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1]( 第128頁)批判理論從馬克斯·韋伯合理性理論那里借來了不少東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理性”這個基本概念的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沒有絲毫猶豫，就借用了韋伯的理性分類思想。仿效韋伯，他們也把純形式的、純客觀的、與價值無涉的、把人類行動引向無理性之目的的理智能力叫做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把本質上是目的論的，在自身中規(guī)定了某些要在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中實現(xiàn)的目的或價值的理智能力，叫做價值理性（實質理性）。造成社會理性化過程之吊詭的理性，或者說造成啟蒙辯證法的理性，不是價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這種理性觀念在事實與價值之間、在科學與倫理之間、在技術與人類應用技術的后果之間造成了一種分裂。因此是啟蒙辯證法批判的主要對象。通過《啟蒙辯證法》傳達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2]批判的核心是針對啟蒙辨證法而進行的理性的自我反思。與處于解放意識階段的早期批判理論的工具理性批判不同，《啟蒙辯證法》對理性的反思已經沉入理性內部，變成理性對自身的一種自我檢證，而不再外顯為對工具理性異化之產物的單純譴責，比如文化工業(yè)批判等。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對啟蒙理性進行自我反思時，使用了兩個并非由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發(fā)明，但卻為他們所擴展使用的關鍵性概念：一個是盧卡奇的、與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entfremdung）概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物化”(reification)概念[3]，一個是為盧卡奇所創(chuàng)制而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所廣泛使用的“總體性”（totality）[4]概念。霍克海默、阿多諾按照傳統(tǒng)理論的基本設定，在使用總體化這一概念時是指現(xiàn)代啟蒙趨向于將其知識和統(tǒng)治擴展到被物化的人類經驗和社會存在的整個范圍。這就是說，啟蒙編織了一個嚴密的由必然相關的真實命題結成的認識論之網，與之相對應的是一種同樣嚴密的由理性化控制和管理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構成的總體性，而這些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將任何理論批判或實踐對抗的可能性都視為無理性的而加以排斥。于是，霍克海默、阿多諾就從對啟蒙理性的檢討繼續(xù)前進，將批判的鋒芒轉向社會的非理性表現(xiàn),并由此斷定啟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啟蒙與神話的糾纏：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一文中，哈貝馬斯在概述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有關啟蒙辯證法思想的討論之后，指出：讀者如果不想被《啟蒙辯證法》的修辭所迷惑，而想退而認真對待文本的哲學意義，他們就會有這樣的印象：——這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和尼采用同樣的方法對虛無主義所做的診斷一樣，具有冒險色彩。——兩位作者都意識到了這一冒險。但一反表面現(xiàn)象，他們始終努力為他們的文化批判提供論證。——不過，這樣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抽象和簡化，從而使他們所討論的內容的可信性成了問題。[1](第127頁)這三個印象，實際就是哈貝馬斯對《啟蒙辯證法》一書提出的批評，它可以被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啟蒙辯證法》一書的論點具有尼采式虛無主義的危險；第二，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了解啟蒙理性危機，并想對其進行實質的文化批判，但是實質的文化批判過程卻產生普遍化與簡化的問題，反而會抹煞他們原先批判的可行性。在哈貝馬斯看來，霍克海默、阿多諾對啟蒙辯證法的研究過于強調啟蒙與神話的共謀關系，而沒能從工具理性批判角度分析啟蒙自身的異化，因而也談不上對工具理性的深入而正確的批判，這必然會大大消弱批判理論啟蒙反思的力量及其效果。他指出：《啟蒙辯證法》認為“理性破壞了它自身所激發(fā)起來的人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第一篇附錄中，這一影響深遠的主題的根據在于：啟蒙過程從一開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動，但這種推動卻使理性發(fā)生了扭曲，因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沖動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但這樣認為并沒有闡明，理性在其最近的產品中——比如現(xiàn)代科學、普遍主義的法律觀念和道德觀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專制統(tǒng)治?！盵1]( 第128頁)當然，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對啟蒙進行反思時，也提到了啟蒙理性蛻變成工具理性問題，甚至給出了相關的論證。比如，他們明確指出，在啟蒙之后，現(xiàn)代科學隨著邏輯實證論的興盛而走向偏好技術探測、忽視理論知識的道；結果科學的實證精神獨自作大，在道德與法律的領域，起著規(guī)范準則作用的理性漸次被放逐，尤其時文化領域，大眾文化隨著技術復制方式的興旺發(fā)達，受其沖擊，藝術的創(chuàng)新力、批判力與烏托邦式的理想一一喪失。然而，在哈貝馬斯看來，霍克海默、阿多諾的批判是存在諸多問題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他們錯誤地把工具理性批判擴大成為對全部科學的拒絕[5]；二是把工具理性批判驚人地簡化為大眾文化批判[6]。因此，“《啟蒙辯證法》并未妥善處理資產階級理想中所確立并被并工具化的文化現(xiàn)代性的合理內涵。我這里所指的是推動科學以及科學的自我反思不斷超越技術知識革新的理論動力，此外還有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義基礎，它們在憲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結構以及個體主義認同模式當中也都有著體現(xiàn)，雖然這種體現(xiàn)總是受到扭曲，而且也不完整。最后還有審美經驗的創(chuàng)造性和沖擊力，它是主體性在擺脫目的行為命令和日常知覺慣例時從自身的解中心化過程中所獲得的。這些審美經驗體現(xiàn)在先鋒派藝術作品當中，體現(xiàn)在藝術批評話語當中，并在自我實現(xiàn)所特有的革命價值領域中發(fā)揮了一定的啟示功能，至少具有一種有益的對比作用。”[1]( 第131頁)那么，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失誤在什么地方？哈貝馬斯對此進行了分析。哈貝馬斯認為，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啟蒙理性批判的基本思路就是“極端化”（radicalization）與“總體化”（totalization）了的馬克思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他們把馬克思用以對付意識形態(tài)基礎批判的方式運用在整治理性基礎，因此他們把啟蒙用來對付神話的“解除神話”、“解除迷魅”之手段反過來用以對付啟蒙本身。這樣，在這種總體化批判中，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首先簡單而粗暴地把“算計的機巧” （calculating intellect）當作理性，使得理性只具有一種屬性：工具性。實際上，批判活動本身的依據就是啟蒙理性。我們借用理性用以解除理論學說中不真的神話傳說，因此是一種“解秘”（demythologize），也是一種“除魅”（disenchant）。如果把這種活動看作是對啟蒙理性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那么，它就可以把啟蒙過程推向前進。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批判，啟蒙第一次具有了反思意識。而啟蒙完成自我反思，依靠的就是它自己的產物——理論?！盵1]( 第134頁)可惜的是，霍克海默、阿多諾卻把批判對準了針對啟蒙理性進行反思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如此以來，“一旦意識形態(tài)批判本身被懷疑再也不能產生真實性時，啟蒙的戲劇性就達到了高潮，這樣，啟蒙也就第二次具有了反思意識。于是，懷疑也就波及到了理性：意識形態(tài)批判在資產階級理想當中發(fā)現(xiàn)了理性的標準，并且堅持這些標準?！秵⒚赊q證法》完成了這一步，它甚至使批判獨立于自身的立足點?！?[1]( 第134頁)這就是說，啟蒙對理性的徹底懷疑使得批判理論不再相信理性。啟蒙理性自身被懷疑成了權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它剩下的只是個空殼，只是作為一個符號而存在，怎么能成為反思的基礎？因此需要的不是基于理性的對啟蒙理性的反思，而對啟蒙理性進行總體性批判——從理性概念自身到使啟蒙理性發(fā)揮作用的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傳統(tǒng)的、心理的、精神分析的，乃至性的，等等。于是，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斷定：對啟蒙理性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必然變成總體性批判。這種總體性批判不僅反對資產階級理想的非理性功能，而且也反對資產階級文化本身的理性潛能，而且因此而波及到一種具有內在程序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基礎。理性自身被懷疑成了權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結果，總體性的批判不但沒有方向，更是喪失了理性依據。如一以來，霍克海默、阿多諾的啟蒙批判就滑向了尼采，他們對對總體性批判悖論的回避，“堪與尼采相媲美。因為尼采的《道德的譜系》是啟蒙第二次反思的偉大楷模。尼采把悖論結構推到了一邊，用一種權力理論解釋了現(xiàn)代性當中理性與權力的混同，而這種權力理論將自身再神話化，以審美斷片的修辭要求代替了真理要求。尼采示范了如何把批判總體化的過程。” [1]( 第138頁)因此，對尼采徹底反啟蒙觀點的解剖，可以將總體性批判的尷尬暴露無遺。在哈貝馬斯看來，尼采主要從兩個方面否定啟蒙理性：一是主張所有知識陳述的真假、道德命題的對錯取決于表達個人的主觀趣味（taste）、喜好、美丑等鑒賞的價值判斷；二是將意識形態(tài)批判轉變成系譜學批判，并以其斷定價值的高低優(yōu)劣。哈貝馬斯指出，尼采對啟蒙理性的否定在許多方面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相類似?！盎艨撕Ｄ桶⒌罓栔Z為‘主體性的源始歷史’所設定的基礎結構，在每個細節(jié)上都與尼采的理論有著相似的地方。尼采認為，一旦人被剝奪了他們的‘外在’本能，他們就不得不依賴于‘意識’，也就是依賴于把外在自然對象化和扭曲化的機器?！?[1]( 第140頁)意識的作用就是“將外在自然客體化并予以操弄”，人被化約為思維、推論、推敲、協(xié)調因果等作用，本能與感情遭到壓抑，結果造成外在大自然與內在自然（人性）的雙重宰制，當此種宰制在道德與科學領域中被建制化，就形成“實證主義的客觀理想與真理宣稱、（基督教）禁欲主義的普遍道德理想與正確性宣稱”。由此可見，“尼采的知識批判和道德批判也預設了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用工具理性批判形式所闡述的思想：在實證主義的客觀性理想和真實性要求背后，在普遍主義道德的禁欲理想和正確性要求背后，潛藏著自我持存和統(tǒng)治的絕對命令。” [1]( 第141頁)當然，也不能忽略他們之間的區(qū)別?！澳岵捎貌煌凇秵⒚赊q證法》的視角來考察現(xiàn)代性?！边@個不同的視角是與審美現(xiàn)代性、解中心化的主體性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耙舱沁@一視角告訴我們，為何客觀化的自然和道德化的社會會墮落成同樣的神秘力量（或者是顛覆性的權力意志，或者是工具理性）的表現(xiàn)形式”。[1]( 第141頁)尼采的審美現(xiàn)代性具有非凡意義，尼采認為只有藝術與美才能抵御道德與科學的宰制。尼采的論證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為，任何主張之有效無效是在于肯定（正面）或否定（負面）的價值判斷，所謂“某命題為真”、“某命題是對的”其實意謂著“我喜愛某命題”，因此真理、正義的真正價值是趣味；二是主張，趣味（taste）才是決定一切價值判斷的準則，一切判斷與準則歸終于意志。所以，“尼采堅信，只有藝術——‘在藝術當中，謊言變得神圣，欺騙的意志也變得神圣’， 只有審美恐怖，才不會被科學和道德的虛構世界所迷惑。” [1]( 第142頁)從尼采的論述中，可以體會到什么呢？哈貝馬斯指出，尼采的“這一構架并非僅僅具有隱喻意義；它還具有一種系統(tǒng)意義，為一種充滿悖論的批判留有余地，而這種批判擺脫了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啟蒙思想。這即是說，對尼采而言，總體化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轉向了他所謂的‘譜系學批判’。一旦否定的批判意義遭到懸置，否定的方法失去作用，尼采也就回到了源始神話的層面，它允許超越其它一切層面進行區(qū)分：在系譜鏈條上，老的在先，并更接近于源始。更源始，也就意味著更值得尊敬，更高貴，更純潔、更純粹——一句話，更好。出身與來源，成了界定社會地位和邏輯地位的標準?！?[1]( 第145頁)這樣一來，真正陷入尷尬的不是基于理性的真正批判，反而是霍克海默、阿多諾和尼采的“總體化批判”。因為，尼采對科學命題真假、道德規(guī)范對錯的解構，使得任何否定行為都失去了說明自身合理性的根據。因此，哈貝馬斯斷定，“如果他們（霍克海默、阿多諾和尼采_ 引者注）不想放棄揭露的終極性，仍想繼續(xù)進行批判，他們就必須保留一種標準，用來解釋一切理性標準的墮落。面對這一悖論，批判在自我兜圈子過程中迷失了方向?！?[1]( 第147頁)故，不管是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徹底的批判取向、或是尼采非理性式的意志取向的批判，如果這個批判排斥理性，就毫無立足基礎。這樣的批判勢必喪失方向。哈貝馬斯強烈譴責這種對啟蒙的“反思”，指責其使世界喪失了理性與非理性區(qū)分，最后必然倒退到蠻荒（the barbaric）、遠古（the remote）與原始（the primitive），即使在科學與道德之中也糾纏著權力的陰影，起碼我們總要有能夠區(qū)分“值得尊崇的權力”與“該被貶低的權力”的權力理論，如果連這個能提供判別準則的基礎理論都被一律排斥在外，世界只能回到神話，淪為各方權力角逐斗爭的戰(zhàn)場，永無寧日。哈貝馬斯本人堅定的信念是：沒有不要理性的批判，也沒有總體性批判，因為一切批判都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只有承認這一點，才能使人從啟蒙神話的糾葛中脫離出來。也只有這樣，以理性為基礎的批判就會變成為一種無止盡的運動，但絕對不是一種純粹、無基礎、擺脫歷史的活動。哈貝馬斯本人這樣說：在論證過程中，如果在論證的交往前提下只有更好的論證能夠發(fā)揮沒有強制的強制，那么，批判與理論、解釋與論證也就始終相互制約。但他們知道，或可能知道，這種理想也只是迫不得已，因為信念是在中介中形成和保持下來的，這種中介并不“純粹”，也沒有像柏拉圖的理式一樣脫離現(xiàn)象世界。只有承認了這一點的話語，才能消除神話思維的魔力，而又不會讓保存在神話當中的語義學內涵失去意義。[1]( 第150-151頁)關于哈貝馬斯對《啟蒙辯證法》的批評，研究者的看法并不統(tǒng)一。一種觀點認為，哈貝馬斯的批評是無的放失，不值得認真對待?！啊愸R斯對阿多諾關于啟蒙運動是自毀過程的哲學思維所提出的攻擊，使用了不具合理性的殘缺概念和短路式推理邏輯?！盵2]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哈貝馬斯對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工作的判斷，至少是不夠成熟的?！薄肮愸R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和羅蒂的啟發(fā)性交流計劃僅僅代表了一種針對自我消解的‘啟蒙辯證法’觀念的解決方案?！盵3]我并不認為哈貝馬斯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不認為哈貝馬斯的批評是無的放失，不值得認真對待。實際上，這里的真正問題是如何理解哈貝馬斯的批評。是從哈貝馬斯角度理解哈貝馬斯的批評呢？還是從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角度去理解哈貝馬斯的批評。從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角度去理解哈貝馬斯的批評，很容易得出與批評者相同的觀點。從哈貝馬斯角度理解哈貝馬斯的批評，我們就會基本上同意哈貝馬斯的批評。原因在于，哈貝馬斯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理解的啟蒙理性與現(xiàn)代性在品質方面有著重大差異。在我看來，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是單純的現(xiàn)代主義者，而哈貝馬斯是復雜的現(xiàn)代主義者。因此，啟蒙理性在霍克海默、阿多諾那里，和在哈貝馬斯那里，就會呈現(xiàn)不同的面相。在霍克海默、阿多諾那里，理性有兩個維度：批判理性（價值性的）和工具理性，但這兩個維度是不相容的，是單純的否定關系。啟蒙理性是矛盾的，它暗含著反對自身的另一面。正是因為暗含著的一面占據上風而導致啟蒙理性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導致了對它作為現(xiàn)代性正面價值的否定與拒絕。因此，他們需要調動理性的另一面以與這一面相對抗，也就是促使理性反對自身?；艨撕Ｄ?、阿多諾悲觀主義的現(xiàn)代性理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基礎上：理性的工具化發(fā)展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哈貝馬斯也把理性看作是雙重性的。理性有兩個維度：工具性和溝通（交往）性。但它們卻不是互相排斥，有著對立性質。相反，它們是理性的兩個不同面相，是理性發(fā)揮不同作用的兩種功能，它們與現(xiàn)代社會中兩個并行且各具特色的發(fā)展模式——技術進步和道德進步——相呼應，可以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互相補足?，F(xiàn)代社會質的穩(wěn)定性就恰恰建立在否定的兩個理性維度保持有適度的張力，沒有出現(xiàn)到向一方而使得平衡被破壞的情形。這種辨證性觀點為哈貝馬斯把批判理論作為規(guī)范工程來看待提供了理性根基。從對理性的雙重解釋出發(fā)，哈貝馬斯強調理性的這兩個維度是矛盾性的，但不是對立性的，它們可以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互相補足?，F(xiàn)代性潛能的完全實現(xiàn)在于在它們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平衡關系，現(xiàn)代性就是在科技進步和道德進步的協(xié)調行動中充分實現(xiàn)出來，使人類在擺脫饑餓與勞累的同時，也擺脫奴役與歧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代性問題主要不是反思啟蒙理性，而是檢視社會整合。因為現(xiàn)代性作為啟蒙未完成的計劃，主要結癥在于現(xiàn)代社會中遵循工具理性運作邏輯的系統(tǒng)（system）和遵循交往理性運作邏輯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之間出現(xiàn)了不對稱性。即系統(tǒng)的運行邏輯侵入了生活世界，扭曲了生活世界的整合能力。批判理論的現(xiàn)代性問題因此轉變?yōu)?；開掘生活世界的潛能，重建兩者之間的平衡，扭轉它們之間不對稱性。這種分析視角的轉變，“……就使得哈貝馬斯可以將理性概念繼續(xù)保留以作為他的理論和規(guī)范工程的基礎?！盵4]( 第125頁)由此可見，依霍克海默、阿多諾的視野，啟蒙辯證法對啟蒙理性的批判，就必然投入更大精力去注意“否定”環(huán)節(jié)，強調“非同一性”邏輯，在純理論上強化具有典型時間性結構的現(xiàn)代性觀念。而依哈貝馬斯的視野，對啟蒙理性的反思，注意到的就主要是理性雙面的“對立并存”，強調的是在理性的兩個維度間保持“均衡”，以突現(xiàn)具有明顯空間性結構的現(xiàn)代性計劃。當哈貝馬斯用自己理解的啟蒙和現(xiàn)代性概念批評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時，他自然會質疑：為什么只看到啟蒙理性出現(xiàn)的否定向度，并且把這個向度夸大為對肯定向度的單純否定，而看不到啟蒙理性本身就有否定（工具理性）和肯定（價值理性）兩個向度，且它們不是不可并存，而恰恰是必須并存且它們之間必須要保持必要的張力？為什么現(xiàn)代性必須是一維的（從現(xiàn)代性觀點看，或價值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單向度進步或工具理性戰(zhàn)勝價值理性而單向度退步），而不能是雙軌并行（技術進步和道德進步）且兩者之間有著良性的互動？如果對啟蒙的反思需要理性，而啟蒙辯證法卻證明理性必須退場，那么對啟蒙的反思還有反思的基礎嗎？沒有理性的反思如何可能？又如何避免虛無主義？由此可見，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阿多諾對待啟蒙辯證法的差異態(tài)度，緣起于他們對構成啟蒙反思的基本概念——“理性”、“啟蒙”及“現(xiàn)代性”等的不同理解與解釋，這種基本立場方面的差異不可能得到彌合。這種狀況決定了研究的出發(fā)點，即任何研究首先開始于對他們雙方使用概念與方法的厘清，先經過一番預先對前提的批判，才能進入到更深層次的對他們啟蒙觀和現(xiàn)代性理論的檢視。單純從哈貝馬斯立場出發(fā)的批評，與單純從霍克海默、阿多諾立場出發(fā)的反批評一樣，都會失之偏頗，而與從事研究的目的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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