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連續(xù)劇《抗倭英雄戚繼光》中俞大猷的精彩劇照。
題記：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國人傳統(tǒng)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而這個龍指的就是抗倭名將俞大猷。
俞大猷一生幾乎都在與倭寇作戰(zhàn)，戰(zhàn)功顯赫，他所率領的讓倭寇亡魂喪膽的“俞家軍”與戚繼光的“戚家軍”并稱為“俞龍戚虎”，掃平了為患多年以及趁機作亂的倭寇。俞大猷雖然戰(zhàn)功赫赫，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被他人冒領軍功，自己被冤入獄，但俞大猷卻從來不會計較，仍舊全力打擊倭寇。
說到抗倭名將，人們自然想到的是戚繼光。俞大猷這個名字，盡管沒有完全被遺忘，但有關他的生平、功績等，世人知之甚少。400多年來，世人有意無意間將這位當年名震海疆、功勛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實，在抗擊倭寇的艱難歲月里，俞大猷與戚繼光并列，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就某種程度而言，俞大猷還在戚繼光之上。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國人傳統(tǒng)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
一、文武雙全，一代儒將。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即公元150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一個世襲百戶的軍官家庭。百戶之職屬明軍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于世襲軍官家庭，從小習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飲馬長城窟》一詩中卻寫道：“臣十有五著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睋丝芍?，他5歲就入私塾念書，15歲即中秀才，被時人稱為“十才子”之一。長輩并不希望他繼續(xù)世襲武職，而是通過科舉之途獲取功名，改變家族的命運。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舉場上并不如意，這恐怕多少與他的“不務正業(yè)”有關?？贾行悴藕?，俞大猷便拜理學大師蔡清的弟子為師，鉆研《易經》，學古文詞，讀古今兵法；還在當時讀書的清源山練拳習武，學的是與少林武術一脈相承的趙氏太祖拳，于《四書》《五經》等科舉必讀書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即公元1531年父親病逝，俞大猷連舉人也未考上。父親一死，家境貧寒的他迫于生計，不得不承襲父職。
俞大猷投筆從戎之時已29歲，僅當個百戶小官，可謂入行晚，起點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讀，他飽覽經書，見多識廣，文韜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術本已十分高強的他，又醉心于騎射之術，達到了百步穿楊的水平；并向著名俠客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練不多久即入化境，就連師傅李良欽也嘆服不已：“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font>
沒想到，李良欽的預言不久就應驗了。嘉靖十三年，即公元1534年，俞大猷參加福建武科鄉(xiāng)試，中武舉；第二年參加全國武舉會試，以名列第五的成績考中武進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實踐，再綜合太祖拳、荊楚長劍及全國眾多名家武術，撰寫了一部武術專著——《劍經》，練兵時以《劍經》作指導，練出的俞家軍所向披靡。戚繼光在訓練士兵時，也傳授俞大猷的《劍經》，訓練的戚家軍在抗擊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戰(zhàn)中無一敗北。戚繼光說：“向見總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逐合注明，無容則贅……不惟棍法，雖長槍各色之器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同時還將《劍經》全文收入他的《紀效新書》中。
俞大猷一直在讀書習武，直到33歲考中武舉，才由世襲的百戶升為千戶，派往海島金門，擔起獨當一面的守御之責。金門島雖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卻是一個獨立的千戶所，民風剽悍，向來難治。俞大猷以詩書禮儀教化民眾，治理得比文官還出色。
作為一名身懷絕技的武將，俞大猷的政治頭腦、軍事謀略其實遠勝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島，卻時刻關注著明王朝的時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征討長期不通貢使的屬國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溫征詢用兵之策，便寫了《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提出“伐謀攻心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毛伯溫率軍進駐南寧，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安南危機，其過程、結果與上書中的計謀如出一轍。
俞大猷在金門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漸高，胸懷大志的他有了緊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給主官監(jiān)察的僉都御史陳伍山一連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針對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出沒無常、難以剿滅的海盜，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將，將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當極其至也”，“其一曰賞費當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養(yǎng)成閩廣之患，積數十年，國家東南之禍不知所終矣?！贝撕筚量懿钡氖聦崳f明俞大猷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第二封為《又呈畫處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門東北，屬俞大猷管轄區(qū)域，這里盜賊出沒，侵擾不斷，他建議不必動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奮勇地挺身而出，“攜妻子質鎮(zhèn)其地”。用德治之法，使當地賊寇，“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歸化向順，安生治業(yè)?！?/font>
兩封信所指，都是當時為害一方的盜賊，治理的措施一從兵入手，一從民著眼，不僅切中時弊，且操作性強，若采納執(zhí)行，定能大見成效?？晒倬映⒁毜年愇樯讲粌H置若罔聞，還認為俞大猷擅自越權，多管閑事：“若武人何以書為？”對他處以杖擊、奪官的嚴厲處罰。一番熱心謀劃，換來的卻是無理無情的打擊，俞大猷冷笑道：“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即便如此，后來，他在松江見到陳伍山，不僅沒有抱怨指責，還以師禮相待。武將睚眥必報者甚多，似俞大猷這等心胸豁達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韃靼大舉內犯無力抵御的情況下，下詔選拔天下將才。俞大猷得知，前往應試，不無自負地向廣選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魯說道：“俞大猷于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于忠孝詩書運于其間。朝廷大用之，當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效。計以塞明詔，無逾猷者。”經過一番考核，徐宗魯覺得俞大猷所言不虛，便向兵部推薦。兵部尚書毛伯溫對俞大猷幾年前的上書仍記憶猶新，不覺格外賞識。又在泉州同鄉(xiāng)、右僉都御史邱養(yǎng)浩等人的大力推薦下，俞大猷終于受到重用，任命他為汀漳守備，即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軍事長官，署指揮僉事。
二、一生抗倭，戰(zhàn)功顯赫。
明朝建立之初，為對付沿海一帶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戰(zhàn)船，增衛(wèi)所，筑城寨、烽堠、墩臺等，構建立體防御體系。在一段時期內，倭寇有所收斂。到了嘉靖年間，特別是嘉靖中期后，倭寇在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四處劫掠，無惡不作，猖獗橫行，東南沿海軍民無不咬牙切齒，深惡痛絕。
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1552年四月，萬余倭寇駕船一千多艘，大舉進犯浙東，朝廷震驚。7月，俞大猷被任命為溫、臺、寧、紹等處參將。他10月接令，11月從海南瓊州趕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艱難漫長的抗倭之路?？官敛粌H是軍事之爭，還涉及朝廷內部復雜的政治紛爭，充滿了坎坷與險惡。軍事上的困難乃至政治上的構陷，每時每刻都在考驗著俞大猷。
上任之初，俞大猷就獨具慧眼，提出了水戰(zhàn)殲敵的方略：在海洋、港灣、內河設置三道戰(zhàn)線，層層防御，步步圍堵，以長制短，同時注重陸兵的守衛(wèi)。其防御戰(zhàn)略可概括為“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階段是倭寇勢力最為強盛的時期。7年間，俞大猷與倭寇大小戰(zhàn)役數十次，功勛卓著。作為一員儒將，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鋒矢，又能深謀遠慮、洞悉大局，常取斷敵退路、四面包圍、正面進攻、全殲敵人的陣法，因此能從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屢建奇功。也正因為此，俞大猷堅持謀定而后動，計定而后戰(zhàn)，不肯輕易出擊，對瞎指揮有著一種本能而強烈的抵抗意識；加之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結上司，不居功，不諉過，常遭攻詰，蒙受難以預料的災禍。
俞大猷剛到職不久，身邊只有300余人，而總督張經一個勁兒地催促出戰(zhàn)。如此倉猝上陣，無疑于驅羊攻虎，俞大猷不從，引來張經大怒。勝敗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處分。然而俞大猷總能在逆境中奮起，往往撤職不久，就因大勝而撤銷處分，且往上擢拔，升為提督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防副總兵，鎮(zhèn)守浙、直總兵官，都督僉事，都督同知等官職。
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為鎮(zhèn)筸參將。于是，他離開塞北，南下鎮(zhèn)筸參將駐地湘西五寨。次年7月為南贛參將，平息了以張鏈為首多達數萬的農民暴動。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1562年11月升鎮(zhèn)守福建總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贛入閩，自此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抗倭斗爭。
就在俞大猷輾轉塞北、湘贛的三年間，東南沿海的抗倭斗爭仍在繼續(xù)，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繼光消滅殆盡。戚軍于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一剛剛班師返浙，兩支倭寇又開始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寧、政和，另一支包圍了興化府城。就在俞大猷被任命為鎮(zhèn)守福建總兵官的前一天，興化府城陷落，“八閩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火速前往興化殲敵。俞大猷日夜兼程趕至興化江口，與先期到來的援閩廣東總兵劉顯會合。倭寇聞訊，棄城退守平海衛(wèi)。俞大猷與劉顯迅速跟進，“列營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戰(zhàn)速決，對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滿，大加指責。俞大猷不為所動，寫了一篇《興化滅倭議》作為回應。當時倭寇與從倭之人一萬多，俞大猷、劉顯各率兵約一萬，在數量上并無多少優(yōu)勢。直到戚繼光四月率軍趕來，三軍會合一處，三萬多明軍才發(fā)起總攻，僅用四五個小時，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衛(wèi)大捷，殲滅倭寇2200多人，解救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轉戰(zhàn)廣東，破倭于鄒堂、海豐等地，特別是與戚繼光再度聯(lián)手的南澳之戰(zhàn)，大敗廣東勢力最強的海盜吳平。吳平南澳慘敗，逃往饒平鳳凰山。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戚繼光部將李超領兵攻打，幾次都未得手。吳平乘機搶奪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繼光親率部眾追至潮州，吳平大敗，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將湯克寬繼續(xù)追擊，吳平逃出廣東。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吳平招集殘部，率戰(zhàn)船30艘逃入安南境內，被追蹤而至的明軍徹底殲滅。就這樣，東南沿海為害劇烈的倭患從此逐漸平息。
然而，戰(zhàn)功赫赫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卻受到革職閑住的處分，理由是南澳之戰(zhàn)海盜頭領的逃脫，作為水軍指揮官的俞大猷難逃罪責。就在俞大猷進剿之前，吳平也曾被困脫逃，卻無人處分；南澳之戰(zhàn)大勝，俞大猷不僅未獲嘉獎，反因吳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監(jiān)察御史陳萬言等人的上疏彈劾，詔令下達，僅他一人受罰。不少官員打抱不平，認為處罰未免過于嚴厲，俞大猷泰然處之，說道：“禍患福澤，猷視之莫如太虛浮云。用之則為霖雨，為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經以垂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聲，與太虛同游，豈不綽綽乎哉？”
三、繼光如虎，大猷如龍。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嘉靖年間抗倭所取得的幾次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俞大猷是關鍵性人物，堪與戚繼光媲美，就某種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長期存在的重戚輕俞、揚戚抑俞現(xiàn)象，導致戚繼光的一枝獨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學家何喬遠在《名山藏俞大猷傳》中便寫道：“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xiāng)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為縱橫辯詞?！崩盍x壯、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則說他“平生不張能，不爭功，人見之粥粥若無能者”。澹泊明志、為人低調、力單勢孤、不擅辯詞、不貪己功、大智若愚……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難以彰顯的原因，但又不僅于此。
在此，不妨對俞大猷與戚繼光進行一番比較，從中或許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寒微，29歲才步入行伍，世襲百戶。戚繼光出身將門，17歲那年，擔任京軍神機營將領的父親病逝，戚繼光便世襲了山東登州衛(wèi)指揮僉事一職。年紀輕，起點高，加之父親生前的人脈關系，這是俞大猷遠遠不能所及的。
俞大猷戎馬生涯47年，比戚繼光年長25歲，抗倭時間也比他長。嘉靖年間是倭寇為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從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倭寇“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到隆慶三年，即公元1569年被一鼓蕩平，長達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歲到66歲的奮發(fā)有為時期?？官疗陂g，他先是進剿以王直為首的從倭海盜，后是擊潰附倭的吳平集團，始終居于戰(zhàn)斗第一線。戚繼光也參加了剿滅這兩股倭寇的戰(zhàn)斗，但職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總體而言，俞大猷參加的戰(zhàn)役比戚繼光多，對倭寇的殺傷力更大。
論練兵，兩人頗為近似。他們認識到，要想消滅倭寇，依靠現(xiàn)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軍隊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練出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俞家軍與戚家軍。俞大猷提出“練兵必先練膽”，“膽壯則兵強”，強調“技精則膽壯”，將高超的技藝視為膽壯兵強的前提與基礎；而戚繼光則提出“練心則氣自壯”，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問題。方法有別，但落腳點一致，練出的兩支軍隊技藝高強、勇敢頑強，在與倭寇對陣時所向披靡。
論治軍，俞大猷運籌帷幄，既有整體謀略，又有具體戰(zhàn)法，先計后戰(zhàn)，不貪近利，收功萬全。就政治素質與戰(zhàn)略頭腦而言，俞大猷堪具將帥之才，這是戚繼光所不具備的。俞大猷、戚繼光的上司，擔任過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譚綸在一封信中對俞大猷予以高度評價：“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但陷陣攻敵之時，戚繼光則更剛毅勇猛。世人更看重沖鋒在前的猛士，于謀略者次之。對此，《明史》寫道：“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飆發(fā)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笨梢娂幢阍诋敃r，戚繼光的名聲也在俞大猷之上了。個人的功勛業(yè)績與名聲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論戰(zhàn)略思想，兩人都強調水陸并進。戚繼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為限，而是將軍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僅提出御敵于海外的理論，還抓住倭船矮小、不習水戰(zhàn)的弱點，以水師襲擊倭寇大獲全勝。
俞大猷身經百戰(zhàn)，以勝居多，但作為統(tǒng)率千軍萬馬的總兵，有的戰(zhàn)役雖然大勝，但免不了局部小敗。而戚繼光在抗倭中歷經大大小小的戰(zhàn)斗八十多次，無一敗績，最差也能打個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3月，俞大猷下獄，不得不離開東南沿?？官翍?zhàn)前線三年有余。這段時間，正是戚繼光如日中天、戚家軍縱橫馳騁的三年，他受命率軍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揮才華與戚家軍的勇猛無敵，也與倭寇頭目王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已在浙江被殺有關。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嘍羅，他們四分五裂、士氣衰落，為戚繼光各個擊破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俞大猷打仗有過失利，常受朝廷懲處，還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為他是“罪有應得”，與一直順風順水、解民倒懸卻沒有任何“負面新聞”的戚繼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遜一籌。
這便涉及了一個命運的問題。俞大猷常常有功無賞，有過則必遭嚴懲，處處受制，動輒得咎，仕途布滿荊棘。他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有過七次受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的曲折與坎坷。相較而言，戚繼光的官運可謂一帆風順，似乎處處都有“貴人”照應，即使出現(xiàn)過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擋掩飾，總能化險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運。應該說，俞、戚不同的人生際遇，與他們的個性特征密切相關。俞大猷性格耿直，為人正派，從不迎合權貴、巴結文官、討好上司，有一種理想主義傾向。自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傳統(tǒng)，已形成武官要想獲得賞賜、晉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為主的權貴集團。每次戰(zhàn)爭，都由文官上報戰(zhàn)績，報多報少，或賞或罰，文官手中的一支筆，勝過十萬兵。
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對他就大打折扣，戰(zhàn)功少報或不報，因此有功無賞，或賞賜不公。比如興化平倭，首功當數俞大猷，是他力排眾議嚴密部署，等待時機成熟，然后會同劉顯、戚繼光聯(lián)合進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勝利?？烧摴π匈p之時，戚繼光晉升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唯有俞大猷僅“賚幣銀四十兩”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處世準則，只求實質性的建功立業(yè)，并不看重榮華富貴，凡事不與他人計較，總是禮讓三分。
戚繼光的性格，顯然比俞大猷更為圓融，特別在為人處事方面，要靈活實際得多。戚繼光在文官集團里有兩個“靠山”，一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譚綸；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內閣大學士、首輔張居正。有了他們兩人的庇蔭，戚繼光才能甩開膀子“大干快上”。戚繼光出任福建總兵，即為譚綸推薦。張居正重用戚繼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備，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繼光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總得投之以桃。他與譚綸的關系往來不見文字，而與張居正之間則有一些記載：戚繼光讓自家兄弟給張家奉送貴重禮物，張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繼光得知張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購買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獻上；張父去世，戚繼光派出一個連的鳥銃手護送他回故鄉(xiāng)湖廣江陵奔喪，倒是張居正覺得過于“排場”，只選6名隨行南下……
當然，戚繼光這樣做，并非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求得庇護支持，以順利完成剿滅倭寇、重振武備的大業(yè)?？蓳Q了俞大猷，不論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來。因此，《明史》也說戚繼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身經沙場，一是東南抗倭，二是北方驅虜，都是反抗外來侵略；而俞大猷則豐富復雜得多，除東南滅倭及北方獻策痛擊俺答外，還在湖南、廣東、江西、海南等地輾轉任職，征討安南，多次平息農民暴動，對當地的少數民族起義，或征剿或招撫，懲辦首惡，施以教化。“文革”時期，農民起義一概被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俞大猷的平暴行為，自然被視為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而予以貶抑、打壓。
俞大猷與戚繼光都是出色的儒將，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繼光哪怕在戎馬倥傯的歲月也不放棄閱讀，但俞大猷深得儒學中的閩學之精髓，對《易經》尤有研究，可嫻熟地將其用于軍事。鄭旻在《〈正氣堂集〉序》中說他“以其用兵者為文，以其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窮”。戚繼光曾向俞大猷學過劍法，軍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響。他們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氣堂集》《洗海近事》，編有《續(xù)武經總要》，戚繼光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由于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俞大猷的作品沒有戚繼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術專著《劍經》因收入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才得以廣泛傳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響更大。
其實，人們今天這樣比較于俞大猷、戚繼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們惺惺相惜，相處融洽，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從未發(fā)生過節(jié)，屬忘年之交、道義之交、管鮑之交。兩人還在廈門萬壽巖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題刻和詩，詩壁至今猶存。在殲滅徐海、進剿平海衛(wèi)、南澳破吳平等重大戰(zhàn)役中，他們聯(lián)手御敵，總是密切配合，屢建奇功。而最終蕩平大肆作亂的倭寇，俞大猷與戚繼光，二者缺一不可。當然，人們也不可忘卻譚綸、盧鏜、張經等其他抗倭英雄。
四、還原歷史，公正評價。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這樣一位三者皆備的人物。他文武雙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間，能與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陽明。俞大猷故鄉(xiāng)所建民居為閩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興建三至五進。他家境貧寒，只有兩進，格局狹小，年久失修，后頹敗無存。俞大猷當年大權在握，若從軍餉中扣除挪用或從豐厚的戰(zhàn)利品中瞞報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棟大厝豪宅，可謂易如反掌。他不貪不占，十分清廉；屢獲大勝，對戰(zhàn)利品分文不取，總是上繳充公。俞大猷輕財利，好施與，薪俸及賞賜，盡數交給弟弟掌管，且從不過問。據史料記載，他受誣逮捕下獄之時，所有家財不滿百金。史玉陽慷慨解囊，以數百金相贈。當得知友人鄧君城也遭逮捕之時，馬上轉贈于他。
俞大猷9歲之時，曾隨父親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親戚。來到濠溪邊，發(fā)現(xiàn)連接兩岸的小橋坍塌，父子倆只好涉水而過。大猷詢問父親橋何以傾塌？父親說被一個樵夫失火焚毀。大猷當即說道：“等我長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這樣涉水?！备赣H道：“小子要記住你說的話，不可食言呵！”造橋便成了他的一樁夙愿。直到67歲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橋資本，捐出自己薪俸，請?zhí)玫苡崃奸喽浇艘蛔掌呖资瘶颉?/font>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個“德”字，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在東南亞武術界，至今仍流傳著“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說的是俞大猷少年時與一位同伴比武，他先勝了兩個回合，第三回合之時，眼看同伴漸漸不支，為給對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長期追隨于他，一同南征北討，為蕩平倭寇立下不世之功。
俞大猷打了勝仗，從不居功自傲，有時還將功勞讓給別人，“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font>他每到一地為官，總能得到百姓深愛，紛紛為他建立生祠，“呼公為俞佛而禱焉”。他抗擊倭寇的地方，當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紀念，如浙江鎮(zhèn)海俞大猷生祠、麗水市大猷街等。
即便到了七十古稀之年，俞大猷依然精神煥發(fā)，體力旺健，“妾媵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職練兵。直到76歲這年，老病交加，實在是干不動了，才請求致仕。三次上疏，終獲批準。
萬歷七年，即公元1579年8月26日，也就是告老還鄉(xiāng)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好友黃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詩》：“大星落東海，涕泣滿城哀。百戰(zhàn)功徒在，千秋夢不回。云銷天地氣，世絕古今才。寂寞廉頗館，空余吊客來。”這首挽詩不僅稱贊了俞大猷的卓越才華與一生功績，而且透露出一股沉郁頓挫的蒼涼情懷，無疑是俞大猷抗倭生涯和不平遭遇的真實生動的人生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