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書風
我國書法藝術(shù)到了兩晉，特別是東晉，是一個大轉(zhuǎn)折的時期，書法藝術(shù)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批有名的書法家，特別是出現(xiàn)了王羲之和王獻之這樣的書法革新家，使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面貌為之一新，進入了真正的書家的時代。
曹魏改革漢制，把漢代流行刻碑的風氣禁止了，這在書法藝術(shù)史的一個方面來說，固然有所損失，但就當時的歷史條件看，是比較開明的一種措施。曹操在禁令中說，這種立碑的風氣“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甚烈”。漢末三國連年動亂，生產(chǎn)力受到很大的破壞，曹操受財力限制，想恢復一下經(jīng)濟的發(fā)展，禁止刻碑的歪風，是當時的一種客觀需要。晉朝的統(tǒng)治實力本來就薄弱，所以這道禁令就被沿續(xù)下來。
當然，這種禁令，不會執(zhí)行得那樣徹底，至今流傳的碑刻中有一些仍然是晉代刻的，如隆安三年的《枳楊府君碑》，永和己卯的《侯君殘啤》以及有名的《 爨寶子》、《爨龍顏》等，但數(shù)量顯然不多，影響當然不會太大。
刻碑之風氣既禁止，書家則需另辟蹊徑，于是，西晉尺牘興起。
尺牘在兩晉、特別是東晉之所以成為當時書法主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漢代用竹簡，尺牘、奏章、文契等和碑刻的書風距離還不太大，而用毛筆寫在絹或紙上，和刻在碑上要求的藝術(shù)效果則很不相同。因此，尺牘和碑版的書風就有很大的區(qū)別。
從漢碑、漢簡古隸到章草，從而進到劉德升、鐘繇的“行押書”，經(jīng)過了很長的發(fā)展階段。
西晉在書法藝術(shù)上是個過渡時期，從流傳下來的墨跡看， 主要還是接近隸書的章草最為流行。當時有名的書家如衛(wèi)家父子和索靖等人，都是以章草擅長?！稌x書》說：“ 瓘與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對于衛(wèi)瓘的兒子衛(wèi)恒則說：“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
索靖的草書在當時很有名，“靖與尚書令衛(wèi)瓘俱以善草書知名， 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晉書》）。我們從流傳下來的《出師頌》可以看出“有楷法”和“得伯英肉”的特點，古代章草不脫古隸的特點，崇尚肥腴，所以索靖的肥筆容易被當時接受，成為一代草法的代表。據(jù)后來王僧虔的記載，索靖當時自視甚高，稱自己的字為“銀鉤蠆尾”，以后這個詞就被用來形容書法藝術(shù)柔中有剛、剛?cè)嵯酀?、含有馀味、“短筆意長”（黃山谷跋）的美稱。
西晉流傳下來的重要墨跡是陸機的《平復帖》。陸機的書法在當時也有點名氣，《宣和書譜》說他“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但據(jù)王僧虔的評價則是“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梢?，陸機雖是有名文士，但書法未必是第一流的。《平復帖》的字跡有的已相當模糊，不能辨認清楚，但從用筆和結(jié)體上看，雖不能脫草筆意，但要比索靖的《出師頌》新一點，可能在當時也“不能為楷則”也。
總之，從流傳的字跡風格看，這時還是古漢隸、章草的系統(tǒng)，承接了張芝、皇象的風格而有所變化。東晉渡江以后，劉德升、鐘繇的真書和行押書系統(tǒng)才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揚光大。
從古漢隸到正書（真書）筆法的變化是很自然的趨勢，而從碑版到案牘的發(fā)展，更加適應了筆法變化的需要，兩晉（特別是西晉）固然仍有大量古書、章草的流傳，但已逐漸推廣了以劉德升、鐘繇等人為代表的新書體，也就是說正書的筆法逐漸被采用?！稌x書》上記載陶侃“善正書，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奔仍弧罢龝?，當然是和“隸書”有所不同的一種書體，而且手寫起來比較方便，不必刻在簡上。這種正書系統(tǒng)的筆法，應該說，成熟于東晉。
據(jù)傳說，王導隨瑯琊王渡江時，衣帶里藏著鐘繇的《宣示表》，看來，王導在推廣正書筆法上，起過一定作用。王家是當時大豪門，過江以后政治勢力很大，他提倡一種新的、適應當時需要的書風，流傳起來就比較快一些。這種新風書絕不是王導（或鐘繇或其他人）發(fā)明的，而是一種風氣的反映，可能在初期人數(shù)并不太多，當時豪門象郗、瘐二姓，書家如崔悅、盧諶等人對王家新書風都不以為然，直到王褒入關(guān)，甚至還引起北周書學博士趙文深思想上的一番變化，可見，新書風也有個逐步推廣的過程。
王羲之是王導從弟王曠的第七子，據(jù)說他年青時學衛(wèi)夫人書，后來渡江北游，看到李斯、曹喜、鐘繇、梁鵠等人的 書法，又覺得光學衛(wèi)夫人，浪費了時間，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所以中年以后書法才達到較高的水平。
衛(wèi)夫人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的妻子?！?書后品》說“夫人善鐘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可見她的書法接近正書行書，而如果上述關(guān)于王羲之的學歷可信的話，那末就是他先學了一種新的書體，然后再學比較舊的書體的。
王羲之在我國書法史上是個承前啟后的人物，可是流傳下來他的作品，卻沒有一張沒有疑問的。
《晉書》上說：“羲之善隸書，古今為之冠?！笨墒?，即使歷代標名為王羲之的作品的，竟沒有一張隸書；別傳里又說，“羲之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边@里算是提到了行書，但八分，飛白卻也未曾得見。
于是，從這里就有人懷疑王羲之本來就是寫隸書的，因為唐太宗喜歡行楷，就把王羲之的真跡藏起來，改頭換面，以他的名義推行一種新體。這種猜測，隨著近來挖掘發(fā)現(xiàn)的一些晉代民間抄經(jīng)手跡和王興之墓志銘的發(fā)現(xiàn)，越來越言之鑿鑿了，甚至否定了魏晉一個時期的楷法的存在。當然，這種看法，細細研究起來，仍有不少問題。
首先，王羲之不是唐太宗吹捧出來的。王家父子的字當時就很有名，《世說新語》上有些傳說就是關(guān)于書法的，正式的書評有梁庚吾的《書品》，他把王羲之和張伯英、鐘繇并列，稱為“上之上”，可見王的書法一直被認為是第一流的。當然，既是名家，就會有人作偽，但無論作偽開始于何代，但總要近真才能蒙混過關(guān)，而改頭換面、甚至面目全非的偽物是很少的。如果說某些人要借王羲之的名氣來推廣一種新書風，似乎也難以找出一種過硬的理由來說明提倡的新書風和王羲之本人一點聯(lián)系也沒有。唐太宗的提倡，或許可以說明為什么王羲之的隸書作品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的原因：他要推行行楷的新書風，對王羲之的隸書作品有意無意地就束諸高閣了。
真?zhèn)螁栴}，還有從實物上來的一些證據(jù)，可是對這些證據(jù)看法上又有很多分歧。新出土王興之墓碑，是一種墓碑體，即使是王羲之本人寫的，也可能墨守舊規(guī)寫出那樣的字來，我們看到碑刻字形的變化，是隋以后的事。碑刻作為一種墓葬儀式，在封建迷信的社會，變化起來當然要慢得多。至于民間手抄《三國志》或其它文件，風格是多種多樣的，不能以偏概全。至于有些實物，有的說有楷法，有的說全是隸法，就不太容易說清了。譬如《東漢永和二年簡》羅振玉認為楷七而隸三，就遭到諷刺，但前涼李伯文書一稿的隸書意味很濃，而二稿則楷法很突出，兩稿書體很不一樣（但看出確是一人手筆），說明一般人寫字不見得就用一種書體。
所以，按照我們的看法，從曹魏兩晉期間，楷法早已存在，但是否很流行，為普遍公認，則還要一個過程，因此，當時的墓碑，一般人的筆下還用舊的書體，并不奇怪。而楷法作為一個新的事物（就書法藝術(shù)來說），總要沖破一些束縛，逐步開辟自己的道路，這也是事實。
《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品之一，從六朝隋唐以來影響很大，可是后來被斷定為偽物，理由之一就是書體太新，但如果因為“新”而被懷疑，那末世上一切新事物都將受到懷疑。持這種觀點的人，自命為歷史唯物主義，但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實際上這是歷史學中一種庸俗化的觀點，只承認漸變，不承認質(zhì)變。持這種觀點的人自以為有群眾觀點，重視民間的實物，因為只看到一部分保守的勢力，拿它來冒充群眾，因為看到的只是群眾中習慣了的東西，而不是群眾中真正受歡迎的東西。
的確，這不僅是個考據(jù)問題，唐太宗當時之所以大力提倡王羲之的書風，也是為了反對書法上的一種保守風氣，可是，就以封建皇帝的地位來提倡，還是不能馬上奏效的。
王家新書風流行以后，韓愈還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譏。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標準是保守主義、復古主義的，他把王羲之的字和石鼓文相比，說它只求形體漂亮，沒有古樸之氣，這當然一點道理也沒有，可是在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中，特別在“好古敏求”儒家思想統(tǒng)治下，卻有很深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王羲之的書法本身也成了一種偶象，宋以后的書家，言必稱二王，甚至由此形成一種“臺閣體”，王家書體真的變成了“俗書”了?！八住庇袃煞N含義。韓愈諷刺王字是“俗書”正是它的優(yōu)點，這就是說，在當時它是一種便于書寫，接近民間、通俗易認、字體流暢的新書風，而后來卻變?yōu)樾问酱舭濉⒑翢o生氣的庸俗書風了。
從流傳下來的文字記載和雖有疑問但總還近似的作品來看，王羲之在書法上的成就主要在行書方面。據(jù)唐張懷瓘《書斷》記載王愔的話，“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鐘元常行押書是也。爾后王羲之、獻之并造其極焉”。張懷瓘很堅持這個觀點，他認為王羲之的各種書體中，以行書最好，他在《書議》里又說：“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資自然，風神蓋代，就草書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于諸子，得垂名者，已真行故也?！?br> 王羲之的隸書無傳，章草有《豹奴夜不歸》等帖，比起索靖皇象來，未見其長，今草有《十七帖》，就草書來說，稍嫌呆板一點，從章草到今草、大草，似乎還沒有完全解放出來，后來流傳其廣，特別經(jīng)過趙子昂 ，他專學十七帖，曾一度使草書的風格衰退。王羲之的楷書，相傳有《黃庭經(jīng)》、《樂毅論》等，前者流暢，后者凝重，但也不脫鐘繇《宣示表》的風格，當然，這在兩晉已屬可貴，只是比起他自己的行書來，的確略遜一籌。
王羲之的行書以《蘭亭序》為代表。據(jù)考證，修禊山陰蘭亭的時候，王羲之是四十七歲，書法正在逐步成熟的階段，又傳說他寫此記時微有酒意，用的是蠶繭紙，鼠須筆，酒醒 后又寫了好多張，但終不及這一本，可是這一切都無法印證，因為留傳下來的《蘭亭序》不是臨本就是偽跡，最好的是雙鉤本。神龍年間，太宗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shù)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后來發(fā)現(xiàn)鈐有“神龍”印記的蘭亭，便斷為太宗命摹的雙鉤本《蘭亭序》，是為流傳的最好本子。那張作品鉤摹精細，筆劃清晰，筆鋒微俏，神采奕欒，不失為一張很好的書法作品。從整個書風來看，色彩比較柔和，可能和當時的心情、文章的內(nèi)容有關(guān)，也可能與用的工具有關(guān)，所以比起流傳的其他王字來，風格上似乎柔軟一點。
我們還可以從唐集《圣教序》里看出王羲之行書的風格來。唐僧懷仁 從王羲之的字中選擇，拼湊了一部《圣教序》得到唐太宗的批準，成為一種行書的規(guī)范標準，對后來書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作為一個完整的書法作品來看，《圣教序》當然缺乏一氣呵碭的氣勢和精神，但它每個字都經(jīng)過選擇，作為個別的字看，都經(jīng)得起推敲，所以后來學行書，大都從《圣教序》入手。
在王羲之的作品中，我們還應該提到《喪亂帖》，這個作品字數(shù)不多，但卻飛動跳躍，大小參差、變化多端，在王字中，可說是最好的一張，也是最代表王羲之風格的一張。這個作品風格比《蘭亭》硬，比《十七帖》變化大，而接近《圣教序》的遒勁，所以從風格上看，這個作品也許更接近真跡?！秵蕘y帖》接近今草，但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大草，從筆法上看，是以行書的筆法來寫草書的，因此，可以叫做“行草”。
如果說王獻之在行書方面創(chuàng)造性比較大，那末，在草書方面，王獻之的貢獻就更大些。王獻之是王羲之的兒子，他在書法上的成就，是歷來公認的，可是評價卻始終要比王羲之低一頭。當然，這大半是封建儒家宗法觀念統(tǒng)治的結(jié)果。按照這種觀點，只能一代不如一代，而不允許客觀地、歷史地評價其優(yōu)劣和歷史地位。果真這樣，那末王羲之就不能壓過王導去，而如此上溯，怪不得韓愈只能贊嘆石鼓文了。
王獻之的書法上是否真正超過他的父親，我們要看實際情況，從現(xiàn)有作品和文字記載對照分析其歷史價值。先看文字記載。
《晉書》本傳上說：“獻之工草書”。比王羲之的評價，多了一個“草”字，可見在草書方面，王獻之是有特別的表現(xiàn)的。《晉書》別傳里更進一步說：“獻之幼學父書，次習于張，后改變制度，別創(chuàng)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至于行草興合，若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边@里指出了兩點。一點是王獻之對王羲之的書風有所改變。第二點是在草書方面成績較大。從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王獻之的作品（有的是近似的作品，不必為真跡）來看，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書法在東晉，本來就是大變化時期，王獻之改變父制，又是一種新書風，加上王獻之在當時政治舞臺上比他父親順利一點，所以他的書法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王獻之對自己的書法藝術(shù)也很自信，他自認為寫字比他父親好，而據(jù)說他寫信給謝安，以為他必定把他的信保存起來，不想謝安把信紙反過來寫了回信、弄得王獻之很不高興。《書譜》這兩個傳說，雖然被包世臣否定了，但也說明當時王獻之的字是很有地位的。又傳說他曾勸他父親把古章草的書體改變一下，要他“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間”，可見，他于草書方面的改革比王羲之還要徹底。
從文字記載來看，最早批評王獻之字的是他的學生羊欣。羊欣在《筆陣圖》里說：“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毖蛐朗q學王獻之的字，很有成績，故有“易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譽，他對老師的評價還是可信的?！懊娜み^之”，因為王獻之致力于草書，自然更加飛動遒勁，姿態(tài)橫生。而“骨勢不及”是指瘦勁、棱角方面不如王羲之，這和觀賞現(xiàn)存實物的印象是符合的，王獻之的字，結(jié)體比較寬松，用筆比較圓熟，和王羲之在風格上是不同的。羊欣這個評價，被王僧虔抄襲了去，而改頭換面，把精神變掉了。王僧虔說：“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把某一方面的不足，變成了“遠不及父”了。
唐太宗獨尊王羲之，對王獻之的字狠加了一番批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別無新意），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樹，覽其筆縱，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泋而無屈伸，其餓隸，則羈贏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從現(xiàn)在流傳的實物來看，唐太宗的評價是很費解的，可能王獻之也寫了一批不甚好的字，被唐太宗看見了，他這些字并不代表王獻之的水平，據(jù)此來褒貶，根據(jù)是不足的。所以，即使在唐代，在具體評價方面，也很少用唐太宗的觀點。張懷瓘的《書斷》、《書議》對王獻之草書的評價是相當高的，他說：“子敬真不逮父，章草亦劣，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于父，猶擬抗行，比之鐘張，雖勁敵仍若擒蓋之勢?！庇终f：“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蓖醌I之用草書的筆法寫楷書，所以顯得不像那樣硬勁，但打散各體之間的界限，使書法藝術(shù)更加飛動流暢，正是王獻之對書法的貢獻，也是對他后來影響很大的地方。
宋代的書家對王獻之是比較一致稱贊的，因為宋代尚行書，連楷書也用行書筆法，這和王獻之是一致的。蔡襄說：“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跡也?！秉S山谷說：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浮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大令草入神品也?！?br> 最值得一提的是米芾對唐太宗的批評：“太宗力學右軍然不能造其極，后又師法虞世南之行書，思由此可登右軍之堂奧，然終不逮子敬，遂對子敬大肆譏評。然子敬以天縱超逸之才，又親承右軍之教，豈一人所得而定論也?！泵总澜伊颂铺诘亩烫?，雖然不一定是事實，但推崇王獻之的精神是很明顯的。
包世臣提倡筆法，他對王家父子在筆風上有一個比較，他說：“右軍真行筆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边@個觀點，從欣賞角度看，是比較深刻的。這就是說，王獻之善用篆書的中鋒，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從隸書變來的章草不同風格的大草書，他可以說是上承張芝，下開旭、懷的關(guān)鍵的人物。
王獻之流傳下來的作品比王羲之不要少，而且也大都有疑問，我們也同樣從“膺品迫似”的角度來對待。小楷有《十三行書》，與之《樂毅》、《黃庭》比，覺得神態(tài)蹁蹁，別是一番風貌?！妒小返慕Y(jié)體比較長，撇捺舒展，在當時顯然也是一種新書風，這種風格對明代的小楷，特別是王寵的小楷影響很大。元代出土的《保姆碑》，被斷為王獻之的作品，受到趙子昂贊賞，把它和《蘭亭》相比，說是“若欲學書，不可無此”。王獻之的行書流傳 下來的較多，像《鴨頭丸》、《辭中令》、《新婦服地黃湯》等，都很有名。這些行書作品，結(jié)體比王羲之的寬松，用筆比王羲之的圓熟，唐代書法的結(jié)體，受這種書風影響很大，就結(jié)體來說，顏真卿與其說接近大王，不如說接近小王，所以王世貞說：“子敬弦中令帖，書法遒逸疏爽，然右軍家范，不無少變，北海、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王世貞推崇大王，貶抑小王，但說王邕、趙子昂出自王獻之這是事實。
王獻之的草書，《淳化閣》法帖里收集了一部分，比王羲之的份量要重很多，所以后人才說他的草書越過了他父親，直接學漢代的張芝。張芝既沒有作品留下，而當時的草書不出章草的范圍，所以從實物作品上看，真正的今草還應從王獻之說起?！吨晔鈶B(tài)》帖被標為張的作品，實際上可能是王獻之的，這從內(nèi)容和書法風格上可以得到印證。從這個作品的筆法來看，可以稱得起是龍飛鳳舞，大小參差，變化多端，的確是開唐代大草的先河。
聯(lián)系客服
